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天馬的韁繩

——論新世紀以來的莫言

……語言濁流中，故事既是語言的載體，又是語言的副產品。思想呢？思想就說不上了。我向來以沒有思想為榮，尤其是在寫小說的時候。

——莫言《檀香刑·后記》

8一個國家的文學……可以表現這個國家的思想和感情的一般歷史，如英國和法國那樣偉大的文學，便保存了無數的證據，可以用來推斷這個國家在各個歷史的時期里如何思想和如何感覺。

——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序言》

這題目是從莫言最早的一篇創作談《天馬行空》中借來的。可以說，莫言迄今為止的創作，一直在實踐著他的這個關于小說的理念。“天馬行空”也是比喻他小說的想象力和風格的一個最生動的說法。在當代作家中，還很少有人能夠像他那樣，具有如此狂放的想象與不可遏止的敘述能力，具有天賦的“漫游沖動”與自由的創造精神。從這點上說，天馬行空是不需要什么“韁繩”的，所以這題目顯得有些可疑；然而既是“馬”，就少不了要有所駕馭，再具備“狂氣和雄風”或者“邪勁兒”〔注：見《解放軍文藝》1985年第2期。〕的想象之馬，也要有所依傍，所以這題目看上去又似乎應該有些道理。

顯然，莫言是在“天馬與韁繩”的關系上處理得最好的作家（首先得是天馬，其次韁繩才有意義），但這并非是一種天然的平衡。對莫言來說，在追求這樣一種平衡關系的過程中，有時也會有偏頗，早期是如此，近期也不例外。因為風格即人，風格即是優勢與缺陷的互現。除了古典時代的百科全書式作家（比如莎士比亞和曹雪芹等），近代以來包括偉大作家（如托爾斯泰一類）在內，都概莫能外。我們在這樣的前提下來談論莫言，有可能會把問題引向更深入的層次，而不至把贊揚和批評庸俗化。

但上述恐怕也只是問題的表層。我所談及的“天馬與韁繩”的問題，還進而指一個作家在想象世界中所隱含著的思想構建，即：將其自由想象的天馬之韁，拴定在比較大的思想格局、藝術理念、人文理想等等基石和根柢之上，這樣的天馬行空，最終才是真正有內涵和氣象、有價值和意義的。

另外，再次談論到莫言的時候，我意識到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和本土化了，而用本土經驗與傳統文化的視野來理解一位當代作家是更困難的，對于評論者來說也是一種考驗，對其知識、理解和感受能力，甚至其文學的立場，都是一種考驗和檢查。當然，這只是“更加”而已，還沒有完全變9成，也不大可能會“完全”變成一個本土化的研究命題，他還是涉及普遍的人類精神與文學經驗的一個作家。

“新世紀的莫言”這樣一個字眼，只是用來限制這篇文字談論的時間范圍，以便把討論的重點放在近年的幾部長篇小說上，它并不構成獨立的研究范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