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法”而無“定法” ——新時代文學賦能劇集改編創作的特色探析
《我的阿勒泰》劇照
新時代電視劇、網絡?。ㄒ韵潞喎Q為“劇集”)創作高質量發展,文學賦能功不可沒。其中既有網文IP為劇集題材內容帶來的新奇繁復,更有傳統文學作品等對改編劇集提供的精神骨血、藝術養分。本文在辨析“文學性”的基礎上,探討劇集改編敘事調整背后的媒介約束與傳播特性,考察影像再創與母本“文學性”之間的鏡像互文關系,提煉總結新的改編規律,以裨益于今后劇集改編創作不斷推出精品。
“文學性”為精品改編劇集輸送精神骨血與藝術養分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廣電總局大力扶持優秀劇作、從源頭抓創作的政策導向有力推動了劇集創作的高質量發展,也形塑、豐富并引導著劇集改編的母本來源與構成趨向——從一度較多向網文IP借力,轉向同時擁抱嚴肅文學、經典文學,形成了兩類改編交相輝映、各美其美的良好格局。
傳統紙媒文學中,茅獎、魯獎等獲獎作品自然成為劇集改編的首選,它們以飽含作家真摯深沉的生命體驗、審美表達與對時代社會、歷史文化的獨特思考,為文藝創作提供了動力引擎。劇集改編能夠推動文學作品走進大眾,進一步促成傳統紙媒文學與劇集改編雙向奔赴、互利共贏的可喜局面。
“文學性”被看作是文學原作中的精華精粹。俄羅斯語言學家羅曼·雅各布森于一百多年前提出“文學性”概念,強調的是文學作品的語言技巧與“詩性功能”,也由此開啟了文學研究側重文本形式美學的分析路徑,形成了與此前長久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歷史批評分庭抗禮的新路徑。但事實上,“文學性”是無法棄絕其外部聯系而獨立存在的,也就是說,“文學性”不可能僅有詩學的、藝術的、審美的成分,而缺少社會歷史文化的表達。“文學性”即“以詩性、美學特質為主導的文化蘊涵性”,同時“文學性”也始終與高品質文學作品如影隨形。
優秀文學作品為改編劇集輸送精神骨血與藝術“詩性養分”,成就了新時代熒屏的累累碩果,與原創劇集一道共同繪就了當下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相結合的文藝版圖。“文學性”對于優秀劇集改編創作的賦能是全方位、彌漫式的:精神意蘊的深刻宏闊、敘事情節的引人入勝、人物群像的鮮活立體、語言細節的活潑動人……恰是融匯了“技、藝、道”與高度藝術概括力的優秀文學母本,將改編劇集創作托舉到了深遠堅實的起點上。
抓住文學精髓基礎上適應媒介轉換的結構要求與文化考量
跨媒介改編如同一個轉譯過程,從文字到影像的媒介轉換首先帶來敘事方式與策略的變化,敘事容量、結構、時空、視角、情節、細節等根據視聽藝術的要求都要做出相應調整。如《玫瑰的故事》從原作多個人物的視角講述,改編為黃亦玫的單一視角與旁白,人物身份也從家庭主婦變為精干的職場女性,凸顯了人物的內心情感和女性意識,也讓情節擁有更多變化。
其次,劇集創作作為視聽藝術,受媒介線性播出的約束,需要在敘事線索與結構上更為集中,以便更有效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如《人世間》刪去了原作周蓉在法十余年的經歷,雖然多少損失了原作寄寓在人物身上的知識分子情懷、部分“文學性”精華以及人物的豐滿立體,讓觀眾一度陷入對鄭娟、周蓉兩位女性誰更好地履行了母職的簡單對比與臧否中,但從整體效果來看仍是改編中的成功之作。
再次,伴隨媒介轉換,影像比文字更直觀、傳播也更廣,相應對劇集的敘事倫理要求也更嚴,傳播的約束門檻更高,由此要求劇集續創在保留原作“文學性”的同時,還要對原作進行局部刪改或調整。如《人世間》原作周秉義病逝后,郝冬梅很快改嫁,在劇中改編為秉義病重、冬梅與秉義故地重游、彼此攙扶走在當年約會的索架橋上,這種情節改編不僅令人百感交集,也帶有一定的文化倫理考量。
最后,相較于紙媒文學嚴肅、深刻的敘事立場,網文則不乏亞文化特色,劇集在改編中都要進行相應調整,以整合為大眾文化的主流價值觀,使劇集續創總體趨向溫暖,“調亮”人物的精神底色。如《風吹半夏》劇名的清新明快改變了網文《不得往生》伴隨的因果報應的消極色彩,凸顯了民營企業家許半夏的頑強堅韌,讓人物形象更加正面,作品的價值立場也更帶有理想主義傾向。當然,“調亮”也需要把握分寸。一些作品存在調節“過亮”的問題,也會因此喪失了原作的思想性。
總之,改編需要兼顧媒介轉換伴隨的敘事與傳播約束,但不應以媒介差異來隨意刪壓小說獨特的“文學性”,否則很容易被觀眾詬病為“化精彩為平庸”,甚至“化神奇為腐朽”。
以文學為母本打造融匯作者意識的獨特鏡像
劇集改編創作史,始終伴隨著改編觀念的嬗變,從“忠實于原著”的“忠實論”改編原則到逐漸向發揮電視劇視聽優勢的“創造論”改編原則偏移,顯示出改編劇集與原作之間日益擺脫依附性的從屬關系、劇集續創不斷獲得主體性地位的觀念變化。同時,經由市場消費性、觀眾優先性被高度重視的網文改編的大力推動,劇集續創已然一步步沖破曾經的“忠實于原著”的改編觀念束縛,確立起“以我為主”的開放改編理念。
改編理念的藝術自覺也同新時代劇集高質量發展如影隨形、相伴相生,并互為因果,其間為人們所熟悉的,電視劇網絡劇精品化追求、敘事藝術大幅提升、創制水準躍遷式優化、表演水平整體提高……構建起全面升級的藝術生態。其中人物群像塑造藝術、時空敘事藝術、地域美學、表演美學、視聽美學均十分亮眼。以地域美學為例,從年代劇《小巷人家》品江南蘇州韻味;《沉默的真相》《風犬少年的天空》讓觀眾感受陰郁濕冷與溫暖煙火氣的重慶兩面……這種美學特質涵容了地理空間/環境/場景、人物方言、生活習慣、美食、服飾、表演、非遺等不同方面。地域美學滲透進情節設置、環境特色、場景氛圍與意象意境,并形塑著人物的情緒、情感與心理。
在《繁花》《北上》《我的阿勒泰》等為代表的優秀改編劇集中,鮮明體現了“以我為主”的“續創”自主性,也與母本文學形成了一種“似同實異”的鏡像互文關系,反映了創作者不同的審美觀照重心與文化關切,表現出傳媒藝術生態中大眾文化與文學創作的復雜關系,暗合著觀眾與讀者、視聽與文字同中有異的審美心理圖式與期待心理。同名改編劇集雖沿用了原作的部分人物與故事線索,但又像是一個新作品、新創造,敘事結構、人物、表現重心、精神蘊涵都有較大改變和調整,借助視聽優長增添了新的藝術特質。
這些作品的藝術風格雖判然有別,但無一例外都將影像創作的主體性發揮到了極致:王家衛以光影、色彩、造型的豐饒魔力為原作注入了新的靈魂,讓《繁花》深深刻印了導演的個人風格;滕叢叢導演的《我的阿勒泰》、姚曉峰導演的《北上》雖然不像《繁花》里夜上海那般斑斕魅惑,但更帶有大自然慷慨賜予的迷人魅力,《我的阿勒泰》中溫暖澡堂的氤氳舒緩、一眼望不到邊的夏牧場、碧波清亮的仙女灣小道,以及《北上》中長鏡頭、空鏡下運河的詩意蔥蘢、熱鬧溫暖的運河人家,都有著涓涓細流般的細膩靈動與沁人心脾的藝術意象,它們以各自的故事撥弄觀眾的柔軟心弦,帶給人們療愈功效與無限向往。透過這些作品,不僅能看到改編者對原著的別樣解讀,也能看到時代審美的獨特表達。而這一切恰恰是文學母本提供的基礎支撐。
改編續創與原創一樣,都內含一般規律的“大法”,而無固定答案的“定法”,但其中又一定呈現出某種規律性。改編創作需要尊重優秀原作,處理好把握原作“文學性”精髓、韻味和發揮劇集藝術自覺之間的關系,以全流程高品質創制實現優秀的視聽轉化,借助文學賦能推動劇集改編的創造創新。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