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十多年前，借著“全民閱讀”的春風，南京大學徐雁教授主編過幾輯“全民閱讀書香文叢”。這些書是否促進了“全民閱讀”，我不得而知。但其中兩本，對年少的我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一本是趙普光的《書窗內外》，一本是吳心海的《故紙求真》。巧合的是，后來趙普光寫了新詩名家、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奠基人之一吳奔星先生的第一本傳記，而吳心海正是奔星先生的哲嗣。

以兩位作者今時的水平論，這兩本早期作品集的選文可能難稱精當。但《書窗內外》指示了我讀書與選題的方向。我對盧前的興趣，對“作為編輯出版家的田仲濟”的關注，都始于此。2024年的藏書收獲，就包括添置了盧氏“飲虹簃所刻曲”的幾種試印紅印本及預約冊，以及進一步搜羅田仲濟在抗戰時期主持出版的圖書。可以說，《書窗內外》的不少文章，至今在我處猶有回響。

《故紙求真》則點撥了我新文學考據的門徑。后來自己也寫了起來。上手之后才發現：看文章是一回事，親自“動手動腳找東西”是另一回事。這才感受到吳心海發掘佚文、考證筆名、打撈“失蹤者”，下了多少功夫。

當然，今日做新文學考據的師友，人人都有一番功夫。但吳心海的功夫別具自己的特征。其選題、考據方法和寫作方式，都與常人不同。

先說選題。在《故紙求真》的時期，吳心海發掘了不少新文學“失蹤者”，其中一些人的文學創作生涯并不長，或不以文學為主業。這引發了一些議論。一位老師就對我說：吳心海應當做一些更重要的考據。這位老師當面對吳心海也是這樣說的，是忠厚之論。從學術視角看，這種觀點也是完全正確的。但吳心海并非學院派。事實證明，“非學院派”有些自娛自樂式地打撈邊角料、發掘小人物，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也能形成壯麗的景觀，其中一兩處“美景”，甚至會令學院中人艷羨。

吳心海考據小人物，沒有立場陣營上的偏私，有左翼作家也有右翼作家，有大后方作家也有淪陷區作家，但絕不做“海上逐臭”的事。相信從他自己的角度看，這些選題都是集中于最有興味的方向。除了對“小雅詩人”的系列考證，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重新發現了淪陷區早逝的天才作家沈圣時，并整理、集佚、出版了沈氏文集《落花生船》。可惜沈圣時的皇皇“三十二卷遺作”、特別是其小說的整理出版，至今未見后文。沈圣時在文學史上占不到多重要的位置，但他是僅有的一位讓我一讀其散文就驚嘆叫絕的新文學“失蹤者”，且至今仍有待進一步打撈。（參考閱讀：人物丨英年早逝的現代作家沈圣時）

大多數小人物，在文學史上的消失是歷史的必然，并不像沈圣時這樣值得被重新發掘。但把小人物的考據做多、做扎實，有時能“無心插柳”，對所謂“大人物”來一個大發現。如今，吳心海在大陸的第二本考據文集《故紙堆里覓真相》出版，收錄的文章就頗多這類成績。如在閱讀吳巖（孫家晉）解放前出版的小說集《株守》時，吳心海從其中一段對周作人話語的引用，核對汪偽《中華日報》，發現了一篇從未被學界注意過的“周作人一席談”，其內容有周作人對“落水”的自辯、對其與魯迅關系的解釋，還有胡適和周作人在戰前關于“和”“戰”的討論，極具史料價值。吳心海謙虛地寫道，這樣一篇重要訪談此前無人關注，或許是因為吳巖其人“和文學創作疏離、與現代文學研究領域隔膜”。（參考閱讀：吳心海︱周作人淪陷時期的一篇重要訪談）其余，如在尋找詩人侯汝華的作品時，意外發現戴望舒的情書，也屬此類。（參考閱讀：考證丨雨巷詩人塵封83年的情書）這不能不讓人感慨：功夫從來不負有心人。

次說考據方法。吳心海是資深新聞人。《故紙堆里覓真相》出版后，學者殷鵬飛在《中華讀書報》發表書評，對吳心海的“獨門秘籍”有精妙的評述：

“1978年，吳奔星先生帶領徐州師范學院的師生編寫并整理的《現代作家簡介》（即后來的《中國現代作家傳略》），所采用的正是新聞工作的方式，吳奔星先生或寫信、或帶領學生采訪了唐弢、丁玲、李健吾、施蟄存、臧克家、蔣錫金、朱光潛、葉圣陶等200多位中國現代文學的親歷者，通過極其艱苦的工作為1980年代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推進，提供了堅實的史料依據，而這段歷史卻漸漸被研究者們遺忘。沿襲著奔星先生的工作方式，心海先生在故紙之外，用發郵件、打電話的方式對歷史細節的孜孜以求的新聞態度，怎么能說是一種‘業余’的手段呢？”

不過，很難說《中國現代作家傳略》的編寫方式借鑒了“新聞工作”。對現代文學學科第一、第二代學人來說，登門訪談、寫信問詢當事人，都是最基本的獲取史料的方式。如今拍賣場上有大量被認為“價值不高”的短札，很多都是文革結束后老作家們對后輩學人問詢的回復。從這些書信中，我們至少可以總結出那一代學人收集、考證史料的兩個特征。一是廣泛撒網，如做某作家的選題，則任何細微史料中所見、所推測可能與之有聯系的在世者，無論身份，凡能找到聯系方式的，都要去信一問；一是事無巨細，很多書信往還，只是確認很小的細節，如某個時間點或某個書刊的名字，但學者不會因為問詢對象年事已高、聲名顯赫而放棄查證。

時代不同了。今天的年輕一代學人大多案頭功夫了得。原始材料也確實能提供比“當事者說”更可靠的信息。有了數據庫，很多細節也確實不需要苦找在世者核實了。但“當事者說”的鮮活性是不可替代的。現在，訪問名家似乎成了非常重大的事，為了一篇研究生論文或一般文章就去叨擾前輩似乎是不道德的。久而久之，各大文學院中的年輕學子，大概都不知道本院退休教師中，有哪些老人家掌握著怎樣豐富的和前輩作家交往的記憶及物質材料了。近些年，我對一些前輩學人做過長時間的史料性采訪，親見了一些年輕學生對此如何漠然，也見證了發現寶藏的人感慨：“真不知道我們學校里有這么多歷史親歷者！”

年輕學子如果想掌握吳心海的“獨門秘籍”，說穿了也不難，無非是能否時常具備新聞采訪的意識，以及是否愿意投入這方面的精力罷了。不過還有一點：人盡皆知，和前輩或前輩家屬打交道，有時是比較困難的。有些老人或家屬防人之心甚重，但這也和接近他們的人多懷復雜的目的有關。吳心海不以考據、發表“吃飯”，自然除了單純的考證癖之外沒有任何目的。他曾因某項考據而“蒙”一位“失蹤者”的高官兄弟召喚，也沒有因此去維護什么關系。無論談到考據中因為需要而聯系到誰，他都說的很平淡，這是常人所不能及的。

再說寫作方式。從《故紙求真》到《故紙堆里覓真相》，從早期的報刊文章到近年登于《上海書評》的幾篇力作，吳心海在行文走筆時始終處處流露出新聞調查的氣質，與一般學院派考據文章大相徑庭。此處提到“學院派”并無貶義，特別是在新文學史料領域，許多學院派佳作沒有“穿靴戴帽”，而是短小精干、直擊要害。相比之下，吳心海對考據過程“娓娓道來”的文風，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章的真正亮點，就見仁見智了。最近，一位師長對我感慨：吳心海的考據發現，“換他人早吹出幾倍的成績來”。我想，這其中或許有南京人的樸實，或許也和吳心海的文章多多少少“不太學院”有關吧。

此處需補敘幾句：吳心海的有些考據成果，確實堪稱重大。就新文學而言，前述周作人的訪談、戴望舒的情書不論，吳心海發現的郁達夫、臧克家的佚文都非比尋常。他先是發現了郁達夫1935年、1936年寫給友人尹貞淮的兩封文筆優美的信，后又找到郁達夫1937年寫給陳大慈的一封長信。這三封信不僅有文學價值，對于郁達夫人生至為關鍵的杭閩時期，也可補不少史闕。（參考閱讀：吳心海︱大戰勃發，我輩將不能生存——郁達夫遺札兩通釋讀）吳文發表于《上海書評》后，我有幸續貂，對尹貞淮做了一點考證，發現其人時為浙江省保安處小職員，并見證了國民黨軍對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圍剿。這個原本在郁達夫日記中只出現一次名字的人物，面貌稍稍清晰了起來。（參考閱讀：人物丨郁達夫的通信友人尹貞淮是誰？）至于臧克家，吳心海發現的臧克家佚文《炭鬼的世界》，不僅是目前已知臧克家最早發表的一篇散文，還是臧克家新詩代表作《炭鬼》的靈感來源。（參考閱讀：考證丨吳心海：臧克家最早期的佚詩和佚文）

不過，我更想在此指出的，是吳心海的另外兩項考據成果。近年轉向黨史國史史料的搜集考證后，才體會到這兩個成果來之不易，很見功力。其一，是《海明威在中國打過鬼子嗎？》一文。對“海明威在中國打鬼子”的證偽，并不出奇。但是，海明威1941年在重慶和周恩來會面的時間，《周恩來年譜》記載為“5月中旬”，吳心海則以無可辯駁的材料指出：海明威那次重慶之行的起止時間，是4月6日飛抵重慶，4月15日離開。他還進一步考證稱，4月7日、8日、9日、12日、13日、14日這六天中的一天，最可能是周恩來會見海明威的日期。其二，是《吳宓與日記中的張天授》一文。此文系統比對了1957年吳宓日記和其在《重慶日報》上公開發表的鳴放文章的差異，結合張天授鼓動吳宓鳴放的過程，還原了整風反右運動中吳宓的心路歷程。其中對于一封“欠資退回”的關鍵信函的考證，尤其精彩。我對吳文的結論持有不同意見，吳宓逃脫“劃右”，應是諸多因素疊加的結果；但不可否認的是，吳文充分呈現了這個過程中最具戲劇性的幾個細節。

周譜、反右（特別是涉及到吳宓），都是顯學。吳心海雖然無意做黨史、國史研究，但憑此兩處考據，足以占據一席之地。

有獨到的選題，獨門的考據方法，獨特的寫作方式，獨家且重大的成績，這讓人很難想象，吳心海其實并非如圈內多數師友那樣，長期對現代文學感興趣、浸淫其中。他開始考據生涯，緣于一個極其悲傷的故事：2004年4月20日，吳奔星先生去世，吳門大弟子徐瑞岳先生抱病到南京奔喪，操勞病重，于5月12日緊隨恩師而去。吳心海自述：“諸多待辦之事，一下把我逼上梁山。”從為父親編紀念文集開始，他逐漸接觸新文學史料，十年時間，即入考據高手之林，出版《故紙求真》。細想來，從讀《故紙求真》至今，也是十年，我也寫了幾十萬字，但是否有一處發現，能和上文提到的各項相提并論？差之遠矣。不能不感慨：這個時代，史料的寶庫是對所有人開放的，但真要從中找到寶藏，還是要靠特出的史才與史識。

十年前，寫了一篇幼稚的《故紙求真》讀后感，心海師大加鼓勵，并將我介紹給多位前輩師長。那是我們相識之始，亦是我走近新文學考據之門的開端。十年過去，再寫《故紙堆里覓真相》的讀后，感覺自己雖然長進不多，但至少能看懂更多“門道”了，也算不枉費師長們的關心。十年來，心海師一直支持“新文學甜點”，多次惠賜佳作長文；如今翻開《故紙堆里覓真相》，卻看到“承‘新文學甜點’公眾號全文發布”的說法。還有“邵（燕祥）先生去世次日，微信公眾號‘新文學甜點’發了一文，以《邵燕祥先生去世:你走了，留下了整個的你》為標題……真是再恰當不過!”等語，讀之不覺眼眶濕潤。“甜點”何其幸運，能由此在新文學考據的學術史上留下一點微痕。

最后還有一句多余的話：“故紙堆里覓真相”似乎不如“故紙求真”簡單明了，不如就算作《故紙求真二編》吧。期待《故紙求真三編》和一本更全面完善的《吳奔星傳》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