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羅曼·羅蘭曾在《約翰·克利斯朵夫》第七卷序言中說：“在我看來，《約翰·克利斯朵夫》始終就像是一條長河。”在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中，我覺得《紅樓夢》就稱得上是一部長河小說，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暴風雨前》《死水微瀾》《大波》）也是長河小說的代表作。其實，我很迷戀這樣的小說，甚至迷戀古老的三一律。我曾看過一部西班牙電影，是羅德里戈·科爾特斯導演的《活埋》，這個影片更加極端化，全片只有一個演員、一個場景（從頭到尾場景未變）、一條線索，卻將一個故事演繹得驚心動魄，懸念叢生，雖然故事是封閉的，但外延卻很寬廣，闡釋空間很大。

由此，我想起了我在大學時讀過的《文學的主體性》，我記得劉再復先生在這部令他暴得大名的著作中說，不僅作家在創作中具有主體性，連作品中的人物也有主體性——自文學作品生成的那一刻開始，作品中的人物就有了靈魂，開始自主地生長，未必以作家的意志為轉移。就像一對夫妻，生下孩子以后，孩子會自己長大，他們的情感、思想、命運，未必是父母說了算。在劉再復看來，“作品愈是成功，作家愈是受役于自己的人物；作品愈是失敗，作家愈能擺布自己的人物”。王蒙先生曾在《大塊文章》中說，他筆下的人物出現的情況，不僅出乎讀者的意料，也往往出乎自己的意料。路遙也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寫道：“預先設計的終點最后不會全部實現，人物運動的總軌跡會不斷校正自己的最終歸宿。”這讓故事的發展有了某種“不可預期性”，也讓寫作呈現出某種“神秘性”。正是這種“不可預期性”和“神秘性”，吸引著作家在文字中摸索前行，去探尋小說情節的走向，去探知人物的最終命運。

阿根廷作家薩瓦托說：“你寫作的內容必須是縈繞在你心頭的執念，是多年以來從最黑暗的地方一直糾纏著你的東西。”關于小說寫作，我信服王蒙先生的說法：“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是全世界。”他還說：“寫小說的最大樂趣之一是，盡情書寫，掄圓了寫，立體地而不是平面地寫。小說從東向西射擊完了再從西向東掃射。丟完原子彈再掄大刀片。大鮑翅與紅燒肉與臊子面與老虎霉素全部上席。掰開了再粘起來。輾成片再揉成球涂上不干膠。橫看成嶺側成峰。Ｆ調Ｃ調降Ｄ大調與Ｇ小調，加上非調性，然后提琴與三弦，破鑼與管風琴一起奏。”

在這個時代里，寫長篇本身就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在文學創作中，長篇的寫作本身就十分費力，因為寫作的時間過于漫長，寫一部作品往往需要一年、幾年甚至十幾年、幾十年，作家的時間被長期地固定在這一件事上不能分心，這要求極強的專注力和意志力，路遙先生把它比喻成“消耗戰”，這既包含著世俗層面上的付出，就像余華在《長篇小說的寫作》中所說的那樣：“作家要……抵擋來自生活中的世俗的誘惑，這時候的作家應該清心寡欲，應該使自己寧靜”，甚至要過一種清教徒式的生活，也要應付寫作技術上的挑戰——這種馬拉松式的超長寫作，需要面對無數的“陷阱”，一旦掉入敘事的陷阱，就可能斷送整部作品。而在陷阱的圍困中突圍，尋找到一條正確的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格外的機警，讓作品始終保持著正確的方向。因此一部長篇作品的內部，良莠不齊的狀況是經常出現的，因為寫作過程過于漫長，作家很難保持一個始終如一的狀態，很難保證在哪一個環節不犯錯，出現敗筆，甚至出現半途而廢、無路可走、寫不下去的情況。記得有一次，有記者問蘇童為什么對寫短篇情有獨鐘，蘇童回答，因為短篇小說在作者還沒有出現困頓、犯錯的時候就已經結束了。

關于長篇寫作的艱辛，路遙書寫《平凡的世界》的過程就是最好的詮釋。那種焚膏繼晷似的付出，我們從《早晨從中午開始》中可以讀到。馬識途先生說他早年曾想寫長篇小說《風雨巴山》，計劃分成三卷，第一卷叫《雷神傳奇》，第二卷叫《秋香外傳》，第三卷叫《巴山黎明》，但是由于他時任中共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工作太忙的緣故，第一卷《雷神傳奇》基本完成（后來出版有單行本），第二卷《秋香外傳》未能寫完，第三卷《巴山黎明》只寫了幾個人物小傳，后來敷衍成幾個短篇小說發表了，三卷本的寫作計劃，虎頭蛇尾，不了了之。這令期待這部大稿的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韋君宜十分光火，說他“生生地把一個好長篇糟蹋了”，也讓他自己留下了永久的遺憾。

反過來，馬老的長篇小說《清江壯歌》得以完成，付出的卻是超人的勞動。他回憶說，那時他白天上班，夜里加班寫作。成都的夏晚，蚊子很多，那時的房子沒有紗窗，令他不堪忍受，嚴重影響了他的寫作，他就干脆把蚊帳放下來，他的愛人給他在床上放了一張小桌，他坐在床上寫，但放下蚊帳，又太悶熱，妻子又為他安了一個小電扇，電扇又引出新問題，就是那時的電扇質量不好，噪音很大，影響他的思路，只好棄之不用，改為“人工電扇”，就是他的妻子手搖蒲扇，為他扇涼。馬老后來回憶說：“我就這樣一連開了一百八十多個夜車，加上所有的節假日，才算是拉出了初稿。有時真是筋疲力盡，到晚上一見到擺在桌面前的方格稿紙，頭就痛起來。”（《〈清江壯歌〉創作的前前后后》）

長篇寫作不僅“費力”，而且“不討好”。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的序言中寫：“在這年月而要安心寫百萬字的長篇，簡直有點不知好歹。”他寫這話的時候，是1945年4月，他在重慶北碚動筆寫他的鴻篇巨制《四世同堂》的時候，那時還沒有電視，沒有網絡，人們對文學作品保持著質樸的興趣。如今閱讀早已碎片化，人們連聽一首歌的耐心都沒有了，不只一個年輕人對我說過，他們常常會對一首歌中的某個旋律感到熟悉，然而假如他們從頭聽這首歌，就會以為是一首陌生的歌曲，原因是他們從來不曾從頭到尾聽過這首歌。一位編劇早在十幾年前就曾對我說過：現在不是寫三部曲的時代了，現在是寫微博的時代，只有短文字，人們才會去看。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寫作這樣一部“超級長篇”，簡直是匪夷所思。

但寫作一部史詩性巨著一直是我的夢想，如今我已接近了這個夢想，所以無論它看上去有多么荒誕不經，我都要完成它。寫小說，我其實是新手，此前也只寫過《血朝廷》，并不奢求我寫出來的作品能像格羅斯曼《生活與命運》那樣偉大，但只要能完成，它就是好的。

“只要能完成，它就是好的”，這話出自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原話是：“終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路遙喜歡這句話，把它寫進了《早晨從中午開始》，我也把這句話作為寫作長篇小說的“安慰劑”和“定心丸”。

（作者系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