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詩歌的有限責任

詩歌似乎已經不足以在時代的快餐店單列一章了，它遇到的并非瓶頸，而是第二十二條軍規：只有那些守住底線的詩人還能稱之為詩神的知音，詩歌的布道者，但淺嘗輒止的好奇心認為，自我證明屬于無效的出庭辯護——微信勢不可擋，欲望浩浩蕩蕩，沒有來由的驕傲剛好配得上百花齊放的自戀，為了取悅一臺不斷降價的智能手機，對提升詩意指數幾無作用的龐大的寫作群體，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投誠，嘻嘻哈哈地構成娛樂的一部分——那位搖搖晃晃爆紅的詩歌愛好者就把范仲淹和柳永、海子和汪國真混為一談，情不自禁或者別有用心地宣稱，她救詩歌于寂寞（唯愿她真的不知，詩歌的寂寞，詩歌的喧嘩，本是“各表一枝”的存在和講述，無須誰來拯救）。當然，為娛樂提供服務沒什么，跟娛樂沆瀣一氣也沒什么，古往今來，滄桑有道，詩歌居草堂而令殿宇思緒萬千，處江湖而得寸心風輕云淡，從來不憚于跟一部分人講品質，講血統，講道理和被誤解的道理，講閉門造車的野心在土崩瓦解之前所產生的一意孤行的優越感，一如法國人波德里亞所言：“寫作是一項不人道和難以理喻的活動，在這項活動中，必須始終帶著某種蔑視?！痹姼璧挠邢挢熑?，此為一種。詩人寫作，能否獲得李杜蘇軾等前輩同行的間接稱許，勤奮不可缺失，孤芳自賞不可缺失，天賦格局首先不可缺失——這么說吧，偉大的詩篇向來跟固執（波德里亞使用的是“蔑視”一詞）有關，而固執向來沒有討價還價這個選項——那些試圖用開會乃至開大會的手段強行介入詩歌、使用詩歌、臧否詩歌的做法，屬于意識形態領域的傲慢一廂情愿地夸大了權力的“春藥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詩歌的固執和權力的傲慢是兩回事，前者的褒義含量高于貶義含量，而后者正好相反?；ú轀厝?，裁紙刀咄咄逼人，獨木橋的孤單和陽關道的熙攘各得其所，我們在現實中經歷人性的美好和丑陋，詩歌在現實的隱形理想中記錄人性的美好和丑陋，情況就是這樣，“歷史”已經安全著陸，未來還在靜待“后歷史”的審查通過。在人類的已知命運中，物質因為物質的屬性而門庭若市，靈魂起義因為靈魂的天馬行空而被普遍視為喪失了與物質對峙的直接功能，盡管如此，詩歌仍然需要像哲學那樣，立字為據地回答“是”和“不是”的專項提問，阻止詞語的空轉，把無病呻吟的抒情和心懷鬼胎的非詩歌訴求逐出有薩福和博爾赫斯出席的人間詩會，否則，將是詩人的失職未被處罰，是波德里亞的提醒遭遇粗暴對待，他告訴我們，“如果一切都是完美的，語言就沒有用處。”很顯然，生活距離完美還很遙遠，語言距離沒有用處還很遙遠，人類距離生命的頂格抵達還很遙遠——在貌似風起云涌的時代，談論詩歌的有限責任，其意義遠勝于談論詩歌的無限責任，如果我們是有坐標的詩人，就不會沾沾自喜地消費寫作經驗，而是致力于“帶著某種蔑視”創造寫作經驗，在“我的暴力”和“我們的民主”之間建設緩沖區，像接納稀釋的贊美和不設門檻的狂歡那樣拒絕稀釋的贊美和不設門檻的狂歡：總有一些苛刻被指責，總有一些寬容需要在垃圾處理廠安身立命，生活才能津津有味，生命才能新舊有別。

“我的血液有許多親戚”

——隨筆集《落日條款》自序

作者把這本懷念和批判之書獻給作者的40歲。40歲曾是一個遙遠的生命概念，也是常規人生顯而易見的分水嶺，現在，它毫無通融地來到了面前（與其說這是命運的無私教誨，不如說是現實的自我重復）。古往今來，物質填充生活的空間，思考則建筑心靈的城堡，讀史和不讀史的明顯區別在于，前者能夠更準確地判斷未來和引領未來的價值取向，繼而做出與之相匹配的當下選擇——對于身為詩人的作者來說，他也許有一顆傲慢身體的心但傲慢有時無非是孤芳自賞的另類表達，《落日條款》也許稱得上一份寫作的禮物但不屬于有預謀的驚喜橫空降臨。在過去的大半年里，從夏天到秋天，再到冬天，世界愛恨交加，寰球同此涼熱，張養浩的“宮闕萬間都做了土”依然無人辯駁，無所事事的作者則耐心地寫下這些無所事事的文字：它們不是傳記，不是挽歌，不是旁觀者言，不是偶有停頓的生活靈光閃現，不是溫酒斬華雄的傳奇獨孤求敗，它們內容蕪雜，秩序凌亂，更接近個體的情緒漫溢未經疏浚和引導。至于作者對第三人稱的偏好性使用，同樣不說明任何問題——“他”既不是一個人的面孔卓然獨立，也不是一群人的身影集體失語，“他”以肉眼可見的自身好惡與這本書的無主題變奏建立了一種帶菌生長的關系，見證這本書的隱形訴求，慰藉這本書的曖昧和寂寞，有時清晰，有時含混，有時得意于“請君入甕”的快意恩仇，有時則深陷于“對號入座”之后的久久沉默。作者試圖通過存在之“他”和泯然眾人之“他”為作者的懷念之心和批判立場預設一個記憶的緩沖地帶，以期有據可查的注解恢復呈堂證言在當下甚或未來的相對可信度，作者相信這種觀察上的妥協心理和文字里的綏靖氣息有益于間接彌補“我”或者“你”所承載不了的客觀責任。誕生于無意中的東西允許死在不知所終的道路上，所以作者并不擔心這些知行兩便的文字有沒有生出波瀾，能不能找到歸宿，作者在他生活的時代經歷過太多他不喜歡的面孔和事件（一種討厭的表述），但缺乏把“他不喜歡”作為有力準則置于時代頂端的個體影響（一種無奈的現實），如果有人從這些既固執己見又聽天由命的文字中讀出斯世同懷的味道，將被作者視為塵埃中的有效褒獎獲得了這本書的共鳴、確認和接納（不管怎樣，惜字如金不是一個壞習慣）。作者贊同波德里亞的觀點——斷片式的文字等于民主的文字；支持波德萊爾的說法——今天什么不是神圣的東西？據青春說，青春本身就是神圣的；也愿意為卡佛的“極簡主義”寫作投下贊成票——每一個偉大的作家，甚至每一個還可以的作家，都在根據自己的規則來構造世界。作者冀望通過這些文字表達他作為詩人的附加努力和延伸欣悅并且認為已經局部實現了這個心愿，因此樂見替這些文字可能產生的有缺憾的指向和趣味承擔必要的責任——好奇心成就的寫作遠遜色于好奇心毀掉的寫作，歸根結底，源自解讀的文字之旅屬于跑偏的勞動不值得享有最熱烈的掌聲。本書寫作興之所至，除了獻給博爾赫斯的文字意猶未盡：因為鐘愛，作者臨時決定把博爾赫斯單列一章，事實卻是，中途繞過博爾赫斯以后，本書的寫作就再也沒有能夠回到博爾赫斯這個偉大的話題，虛擬的VIP待遇不但沒有最終呈現博爾赫斯不動聲色的睿智和深邃，反而構成了作者念念不忘的局促和遺憾。最后，本書獻給作者的朋友（為數不多）和喜愛它的讀者（假如有的話），向自由和思想致敬的歷程始終艱辛而浩蕩，在自由和思想面前上演偷工減料的游戲始終隱含著“誤了卿卿性命”的潛在譏諷。美國總統杰弗遜認為“地球應該屬于活著的世代”，法律的“落日條款”體系由此誕生，本書雖然征用這個詞條取代了最初的命名《練習冊上的鋼筆字》，但無心致力于為法律或者法律的具體條文站臺，而是渴望它成為作者的階段性史記并以此自證作者活過的每一天都是他的有限記憶被賦予了“人惟求舊”的色澤和“風過驛站”的啟迪在契訶夫那里尋找到原來如此的出處：“……突然，一切都變得清晰起來?！毙碌囊荒陿I已開始，雖然很早以前作者就曾晦暗地寫下“正午偏后，命運的佳期已經不多了”以向命運表達個體的示弱，雖然每一個別來無恙的春天都不會為美的自然生長增添致命的內涵，但作者仍然希望有更多的人相會于冰河解凍的季節：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唯有蠢蠢欲動的時光使愛忘形，使生命在慵懶而非激情中把一切據為己有；唯有胸中海岳能與世事滄桑在紙上談兵，在“肉薄黑暗”的歲月中藐視見異思遷的歲月，一如阿米亥在《六首給塔瑪爾的詩》中所給出的源于詩歌而大于詩歌的預言和教誨：我的血液有許多親戚。/他們從不來訪。//但他們死后，/我的血液將成為繼承人。

南宋村：游子提前歸來，恒久歸來

中秋節前一天，依例，短信多了起來。說實話，那些幾無創造性的短信近似千篇一律，可看可不看，可回可不回（當然，我會依據對他人和自己的尊重逐一回復）。期間藍野的短信讓我在略有倦怠的祝福氛圍中先是驀然激靈，繼而心生悲涼：劉希全去世了！六個字，一個嘆號，悲劇的力量總是大于歡樂，哪怕中秋節的歡樂。我回復藍野說——所謂命運，就是人跟光陰抗爭不過的結局?；钪嵌嗝瓷莩藓托疫\的事業，唯有它使死亡變輕，變得薄如蟬翼。希全是我交往多年尚未謀面的老鄉，老兄，一個優秀的詩人，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后長期供職于光明日報社，不久前剛剛調任《詩刊》。希全的詩，我愿意表示明顯的個人偏愛，也曾在電話中和他談了很多，很多次：“這個人，像是一個重溫舊日時光的人/像是一個略感不安和羞愧的人/像是一個從時間的垃圾場里/逃生的人，像是一個/什么都能忍住、可以再活一百年的人”——這個人，其實只是一個劇場外邊的人對臺上忘了詞的女演員一無所知（《劇場》）；或者，“在南宋村/我向親人們一一打招呼/我不想漏掉其中的任何一個人/這么多年，我在異地很少想到他們/我把他們都漏掉了/現在，我要把他們一一找回來”( 《找回》)——萊西市不是五蓮縣，萊西市何嘗不是五蓮縣，希全通過這種因為割裂而愈加彌合的情感一一找回了他的親人并因此而感到生命有所安慰和依賴，也許南宋村的親人從未發覺這個過程，希全也不愿打擾他們，他只想獲得一個更加清晰的故鄉，恰如幾年前《人民文學》詩歌獎在授獎詞中給予他的準確而慷慨的評價：“書寫鄉愁與親情，懇切、有力地探究了這一主題中包含的復雜經驗和心靈疑難，從而重新建立了這一主題與人的生命疼痛真實的聯系。”如今希全不辭而別，我等作為生者，已經喪失了給他打電話發短信的機會和問候、求教或者開玩笑的權利，那么，請允許我帶有一點情緒化傾向地說，閱讀《找回》的完整版成為生活的心靈作業或者時代的詩歌選修課程并不過分。《慰藉》是希全去年出版的一本詩集，也是他在詩歌道路上所抵達的一個極盡可能的個體高度。在這本詩集中，他向我們有效展示出一個詩人的良知、熱愛和思考，像“慰藉”這個詞一樣，《慰藉》這本詩集貢獻了希全對苦痛、酸楚、喜悅和刻骨銘心的詮釋。盡管如此，《慰藉》仍然不應該成為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后一本詩集，有足夠的跡象表明，希全中年以后的創作將在習慣性的不動聲色中繼續讓人吃驚，讓人欣悅，讓人更加嶄新地理解詩歌。但不應該的事情太多了，不應該的命運太多了（什么是不應該的命運？），由此我們不去抱怨驟然罷工的心臟，唯愿萊西市南墅鎮南宋村的泥土因為收留提前歸來的游子和詩人而呈現多一絲的溫暖（在希全的詩歌文本中，他曾努力讓南宋村和自己所生活的城市通過具體生動的自身建立一種非同一般的、具有長久聯系的、別具深意的特別關系），唯愿樸素的《慰藉》能在天堂慰藉希全那顆英年之心、赤子之心、詩歌之心和躍動于1962年安息于2010年的意外之心。為了懷念尊敬的兄長，懷念一位在寫作中不斷剔除雜質的詩人，我決定削減多于2/3的歡樂迎接這個例行的節日并且拒絕贊美明晚的月亮而不管它有多么無辜——“所謂的流逝，就是曾經說過的/那些話——不能再說了”（《流逝》），希全兄，多么希望你能像你詩中期望的那樣，允許自己死一次再活過來啊，你看，我剛來到北京，剛要當面跟你探討電話中已經無力解決的詩歌話題，剛要祝福你的中秋節能從月餅里吃出嫦娥回眸的意境來，剛要因為一個說不上重要的細節之誤向你道歉——或許你早已體察，只是為了不掃我興而故意視若不見，避而不談——我窮其力氣編輯的5冊19卷的《山東30年詩選》居然粗心地把你編入了煙臺卷而不是青島卷，雖然萊西市1983年之前的確隸屬于煙臺地區，而析置萊西市的母體萊陽市至今仍然隸屬于煙臺地區?！笆虑橐婚_始是對的，但后來/就錯了，一點點地錯/慢慢地錯，最后全錯了……”（《劇場》），不，希全兄，現在我要武斷地說出和你截然相反但又殊途同歸的意思向我們無力掌控的命運表示無奈的敬畏：“事情一開始是錯的，但后來/就對了，一點點地對/慢慢地對，最后全對了……”人們走出劇場時，臺上忘了詞的女演員已經恢復鎮定，舞臺外面的舞臺上，人間的演出從未停止而它們與你48年的煙火歲月不再有關——你隱入了巨大的背景，但請不要拒絕我們把掌聲獻給你和你戛然而止的詩篇。

恒久詩意與君子豹變

何謂詩意？一個古老而歷久彌新的話題，它既是名詞，也是動詞，既是文學概念，也是社會現象——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它既不是名詞，也不是動詞，既不是文學概念，也不是社會現象。即使從孔子編輯《詩經》算起，有準確表述和記載的詩意也已陪伴我們走過了兩千五百年——路漫漫是詩意，彈指一揮是詩意；圣人周游列國是詩意，累累若喪家之犬是詩意；侯門深似海是詩意，無論魏晉是詩意；花好月圓是詩意，祝英臺哭墳是詩意；蒲松齡科舉不第是詩意，嬰寧、小翠和聶小倩的鬼愛是詩意；博爾赫斯把祖父稱之為“博爾赫斯上校”是詩意，失明像黃昏一樣慢慢降臨是詩意；加勒比海小鎮的百年孤獨是詩意，母親賣房子時對馬爾克斯說“你的落魄，瞎子都能看得見”是詩意；馬上相逢無紙筆是詩意，已經死去的尋呼機和正在死去的報刊亭是詩意；芝罘灣的潮汐是詩意，膠東的暴雪是詩意，吸煙、禁止吸煙和在禁止吸煙的會議室里模擬吸煙是詩意……事實上，人類的誕生亦即詩意的誕生，因為通常狀態的詩意，無非人類詩意的縮寫或簡稱，而人類詩意，無非人類標準和秩序的單邊表達：花朵之美來自花朵本身，花朵之美所生出的詩意卻是由人類所賦予——蜜蜂也贊美了花朵但蜜蜂獻給花朵的贊美終究屬于人類意志的承載。自從人類在叢林法則中勝出，成為食物鏈的頂級贏家，就再也沒有產生過把民主交還給其他動物和植物的想法。我們的祖先在洪荒時期茹毛飲血，鉆燧取火，被我們懷著“生活在別處”的心情視之為值得挽留的詩意，但祖先未必接受我們的解讀，所以莊子說“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尼采說“白晝之光，豈知夜色之深”，米沃什說“真實的事物并不具有充分的重要性”。縱覽古今，詩意從來沒有缺席人類的文明進程，每一個朝代，每一個人，都允許舉手發言，為詩意提供量身定制的答案，換言之，沒有一份人類的答案，可以一勞永逸地替詩意代言。有人把詩意神圣化，有人把詩意簡單化，有人把詩意無所謂化，其實都是對詩意的病態理解和粗暴對待。詩意之于個體的我們，可以是一滴水，是一次呼吸，之于集體的我們，必定是長河流淌，是致命的空氣無處不在。若無詩意長相廝守，人類的命運就極有可能是黎明捐軀，萬古長夜。雖然詩意的延伸形形色色，千差萬別，套用莎士比亞的話，叫做“有一千個人，就會有一千種詩意”，但這并不影響恒久詩意的耐心存在和整體自信，更不會在恒久詩意和人類的生生不息之間制造任何障礙，因為連死亡也是一種被繼承的美學，也擁有一種美學衍生的詩意（盡管充滿殘忍）。博爾赫斯斷言，永恒屬于時間的范疇，所以永恒也是匆匆過客，但恒久的詩意似乎對此不以為然；我們可以不讀詩，不寫詩，可以輕佻地臧否詩歌，譏諷詩人，但恒久的詩意對此依舊不以為然。恒久的詩意是基因，是背景，是滲透，早已超越了詩歌本身，早已不僅僅是詩歌的內部命題止于閉門造車。說了這么多，貌似要跟諸位談論詩意，其實詩意無處不在，無所不能，談論詩意就是難為詩意、消解詩意甚至是出賣詩意，而我也并不比諸位掌握更多關于詩意的秘密，我想說的是另一個話題：作為一個詩人，我們如何通過寫作實現君子豹變。豹變一詞源出《周易》，謂之“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焙唵蔚刂v，豹變就是成長的過程，就是追求精神涅槃，值得注意的是，豹變是一個有潔癖的詞匯，宵小們并不具備與之交集的格局。寫作者生活在同一個時代，漸漸地，有人成了詩歌的領跑者，有人成了詩歌的陪跑者，很不幸，有人既沒有成為領跑者也沒有成為陪跑者，而是淪為詩歌的反面教材，后者意味著，寫作不僅是他的個人悲劇，也讓詩歌承受了倒行逆施的壓力。眾所周知，有效寫作需要兩個要素：天賦和勤奮。天賦是父母給的，勤奮則是自我的饋贈。只要我們道德有度，舉止得體，就不會犯下跟命運開玩笑的錯誤，就不會覬覦那些德不配位的誘惑并因此津津樂道。最近十幾年來，詩歌在時俗的層面上獲得了局部升溫，不斷有詩會在舉行，不斷有詩歌獎在頒發，不斷有詩歌的花邊新聞更新著我們的微信——這沒什么不好，也沒什么很好，狂歡和沉默本來就是各表一枝的選擇和各取所需的價值。上山砍柴，下海捕魚，常識負責解決具體問題，而詩意有時不是具體的問題，所以詩意允許在常識之外另有一種氣息，允許它對君子豹變持有更多的理解和期待。寫作者首先是生存者，如果有人拒不承認人生處境會對自己的寫作產生潛在影響，就等于他已自我加冕，那么誰來告訴我們，他是天才，還是瘋子？是打醬油的路人甲，還是勇奪汽車方向盤的巨嬰乙？很顯然，自我加冕并不是一個有趣的游戲。但人生處境的影響對于卓越的寫作者來說基本屬于間接的可控風險，比如杜甫，貴為被追封的詩圣，他的早期生涯和短暫的成都歲月，作品中多有平和、明快和喜悅，離開成都，顛沛流離，作品中便是情緒動蕩，便是悲情、激烈、尖銳乃至絕對。福樓拜認為，人生中最光輝的一天，并非是功成名就那天，而是從悲嘆和絕望中產生對人生的挑戰，以勇敢邁向意志那天。按照這個觀點，杜甫怕是要生而有憾了，這位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晚年歷經悲嘆和絕望，卻未迎來以勇敢邁向意志的光輝之日。杜甫在生活中與叔本華所譏諷的“輝煌的人生”失之交臂，在寫作中則維護了君子豹變的尊嚴：心藏坐標的人，有時心亂如麻，但不會總是心亂如麻，他必須既有責任站起來侃侃而談，也有胸懷坐下來靜靜傾聽。懷著不可描述理由稀釋詩歌的含金量，拉低詩意的平均值，在信息過剩的時代扮演渾水摸魚的角色，并且振振有詞地把無知、自私、捷徑和例外說成是扼住命運的喉嚨（剛好與《周易》中的“小人革面”對應），那是“欲望的囚徒”所熱衷的事業，跟正道滄桑無關，跟君子豹變無關，“欲望的囚徒”帶給詩歌的羞辱，將由詩歌照單全收，然后再由詩歌照單奉還，不足為慮。眼前的事實恰如米沃什所寫：“多少歲月過去了，但我一點也記不得夢中發生的事情”，如果我們無法實現君子豹變，至少也要做到局部專注，階段過濾，克服物質的過度愛戴，在潮流中尊重潮流不愿待見的少數主義，努力尋找“生命的自處方式”以及“寫作的私人關系”，讓內心的每一次起義都變得來歷清晰——諸位，如果我們寫不了偉大的詩篇，起碼要寫健康的詩篇，如果我們不能在出世的命運中決絕而一往情深，起碼要在還鄉的道路上證明我們曾經滿懷理想出走半生，否則，在夢開始的地方，試圖聽到時光的聲音，試圖在時光的聲音里觸摸詩意繼而接受恒久詩意的澤被和教誨，就將是一種一言難盡的平庸獨孤求敗。

語言慷慨時，詩意將變得吝嗇

2019年夏天，我去了一趟川西高原。先乘飛機到成都，次日上午，一行人坐考斯特沿岷江溯流而上，過都江堰，過汶川，過茂縣，過松潘，一路攀升，至傍晚方才抵達高原小城若爾蓋。于我而言，此行充滿陌生的激動和預設的期冀，事實也的確如此，整個行程不失現實的壯闊之美和歷史的細節支撐，為若爾蓋寫下詩篇，則從采風的“格式條款”悄然轉化為內心的暗流涌動（盡管當時我還不清楚如何在詩中與若爾蓋遭遇）。過了幾個月，我寫出組詩《高原上的深呼吸》，它們是“我能夠完成的詩篇”，但首先是“我愿意完成的詩篇”，《棲山或者余燼》即為其中一首。我在這篇文字中需要談談一首詩“為什么這樣寫”的理由而不是“為什么寫這首詩”的原因——依據這個限定性要求，上述文字當屬跑題，而且是明知故犯。下面進入本文正題。一首詩的誕生，存在多種可能或曰不確定的因素，我的寫作不絕對推崇技巧，但也不抗拒寫作技巧帶來的文本福利，《棲山或者余燼》大致體現了這種心態和訴求。這首寫實性的短詩記錄了若爾蓋的一次篝火晚會，星空下的草原，我獨自走動，越走越遠，難言的單純和寂寞迎面而來，耳邊回蕩著博爾赫斯先生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談話：“人群是一個幻覺，它并不存在，我是與你們個別交談?！痹谶@首詩中，我不想嘗試任何冒險（無論形式還是內容），也沒有設置閱讀的障礙用以考驗讀者（考驗讀者本質上是考驗作者），高原的廣角美德、心靈的瞬間惆悵和命運的免費教誨呈現了這首詩的全部責任。作為一首直接面對和“個別交談”的短詩，它中規中矩，一目了然，似乎沒有抒情也無所謂象征，我甚至有些回憶不起如何完成了它，只記得這一切都是真實的，有跡可循的，連扎西措和白瑪措都在對號入座的背景中失去了意指的可能性。誕生于本能的寫作初衷自帶一種天然的局限，從一開始便會喪失選項功能，想象力遭遇不公平的粗暴對待，詩歌的歧義則被扼殺于對隱喻的無理漠視——這里有點愧對博爾赫斯先生，他認為詩人只要使用語言，就不得不使用隱喻。不過還好，整首詩基本實踐了我的寫作理念，好的詩篇理應無一字沒有來歷，無一句沒有來歷，這意味著這首詩是“真實呈現的文本”而非“強制呈現的文本”。前者起碼是一種自主流淌，后者頂多算是外力下的蠕動，其詩意濃度和健康指數不可同日而語。這首詩雖然簡短，我個人以為文本結構上并不欠缺什么，面孔尚且清晰，呼吸也沒有失去節奏，盡管詩的結尾暴露出一些情緒化的主觀色彩，這里不妨設想一下，如果這個結尾缺席了這首詩的建設，這次寫作還能不能形成可控的閉環管理呢？在我這里，答案是否定的，所以這個結尾并非可有可無，它必須存在——有時我甚至想說，我寫下這首詩的前面三段，只是為了安慰年久失修的膝蓋，讓它在若爾蓋草原上經歷一次對遺產、備胎和紀念品的難得背叛，而這種偶然性的時空啟迪，與北京東三環的車流和三里屯的酒吧也許永遠不會產生交集。草原承辦了人類的狂歡節但卻拒絕參與人類的狂歡，草原上每一棵風中晃動的小草其實只愿意與另一棵風中晃動的小草竊竊私語，這算不上人類的羞恥，卻有可能是人類的無奈——生活需要妙語連珠，生活的妙語連珠未必是詩歌的有益證據和終端命題，語言慷慨時，詩意將變得吝嗇，這可真是一種令人沮喪的求證。從這個角度來說，人類的孤獨是一種永恒的自知之明，當我的臉上無力鐫刻我們的喜怒哀樂，我就會成為“缺失的我”在時代的舞臺一角手足無措，表現在這首詩中則是，我想唱一首自我之歌，卻沒有獲得出場機會；我試圖不偏不倚地記錄個體生命在“這一刻”的局部感受獻給時間截面上的我們，卻發現“我們”不過是一個虛擬的集體更適合背影出鏡?？雌饋磉@是一個悖論，但悖論作為詩歌寫作的常見手段和語言策略，早已不再構成對寫作者的苛刻要求。狂歡過后，篝火漸漸熄滅，海拔3400米以上的余燼頑強而善解人意地溫暖著一群瑟瑟發抖的異鄉人和異鄉人瑟瑟發抖的孤獨，這匪夷所思的夏日情景對奉想象為圭臬的詩歌同行來說堪稱降維打擊，而我選擇的語言路徑，依舊是自己喜歡和習以為常的模式：“夏日的寒冷不肯妥協時/藏袍挺身而出”，或者，“星空下面，有人念了一首短詩/獻給命運”。多么幸運，妥協，命運，挺身而出，這些看起來顯俗的詞匯在我的寫作中每次都能得到公平使用。如果這種語言路徑沒有讓讀者身臨其境地抵達一首詩的終點，我完全理解，但不會為之感到遺憾，它只說明讀者和作者的語言趣味存在差異，或者讀者借“閱讀的失望”含蓄暗示作者的藝術創造力有待提高，而語言趣味的差異并不存在一個立見輸贏的擂臺，也不是一種非此即彼的恒定狀態，更不會構成對一首詩的終審裁決，這是藝術自身攜帶的光芒所產生的魅力：李白曾是杜甫的偶像，但“李杜”才是詩歌史上的專用名詞延伸并豐富了“雙峰并峙”的語義。當然，視閱讀為一種創造或者再創造通常也不是一個錯誤，讀者介入一首詩，就獲得了作者的一次間接授權，這首詩可以是動態的隨意賦形，也可能是固體的削足適履。借助作者的單邊闡釋完成讀者的有效閱讀無可厚非，但上佳選擇未必如此，因為這樣做無意間冒犯了詩無達詁的古老傳統。按照這個邏輯，我對《棲山或者余燼》的解讀將充滿各自為政和敝帚自珍的味道，對于開放的健康的詩歌來說，這委實稱不上是一種特別值得推廣的味道，因此，我愿意談論“余燼般的孤獨”和“孤獨般的余燼”之間的非語言差異，愿意談論有限真實和相對虛構對詩歌所貢獻的各表一枝的鈣質和含金量，愿意接受剔除了情緒暴力和語言惡意成分之后的指責、詬病乃至譏諷（博爾赫斯先生說過，一個詩人應當把所有的東西，甚至包括不幸，視為對他的饋贈），但讀者要問我詩中的遺產是什么，備胎是什么，紀念品是什么，游子般的空曠又是什么，我將對這種淺嘗輒止的閱讀介入產生深深的憐憫而不把這種憐憫告訴閱讀者本人——幾乎所有成熟的詩人都會憑借經驗構建語言中的道路并予以隱形命名，完成心靈史的長途跋涉，而詩人的先驗卻很難在讀者那里獲得完全對等的理解乃至置換。

（原載《詩潮》2025年第7期，原標題《我的血液里有許多親戚（五篇）》，現題目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