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5年6月21日，由江蘇省作協和南京師范大學聯合主辦的朱婧小說創作研討會在南京召開。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副主席吳義勤視頻講話。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作協副主席閻晶明，中國作協副主席、江蘇省作協主席畢飛宇，江蘇省作協黨組書記、書記處第一書記、副主席鄭焱，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袁林旺，以及省內外近20位專家出席會議。本次研討由省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副主席丁捷和魯敏共同主持。

吳義勤指出，朱婧的小說從日常倫理出發，探討人的心理、情緒、精神的種種變化，有生活的溫度，有生命的律動，也有對人性的深刻思考。朱婧的小說表達的內容是現實主義的，但敘事風格卻是偏現代主義的。古典的意象和散文化、抒情化的語言，相得益彰，呈現了鮮明的個人風格。

閻晶明認為，朱婧專注于中短篇創作，她寫當下、寫女性、寫知識分子，描寫精細、敘事冷靜，但冷靜中又潛藏著敘事者對生活的熱情。她的很多小說沒有人物的名字，都用代稱，語言的戲曲化程度非常高，甚至半文半白，如同劇本的唱詞、文詞用到了短篇小說里，是很有風格和特色的作家。

畢飛宇在致辭中說，朱婧的女性和知識分子的身份通常不是立場，她放棄假定的立場，而直接以她認定的女性的身份和知識分子的身份進入生活，然后進入文本。不同于很多女性寫作將女性當作確定的立場，朱婧“以人的身份看待她的環境”，進入生活，然后進入文本。她有意選擇極小的敘事半徑。俄羅斯文學有許多我們熟悉的多余人，同樣的，朱婧的敘事帶著“余者”的身份，而“這個余者身份本身就是疼痛，這個余者身份本身就是抒情的，這個余者身份本身是我可以不思考，但足以令人思考的身份”，這些構成了朱婧創作極強的辨識度。

袁林旺介紹了南師大文學院的文脈傳統和文學教育特色。南師大文學院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和文學創作人才培養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績。徐則臣、魯敏、胡弦等茅盾文學獎和魯迅文學獎獲得者以及趙志明、林苑中、育邦、李檣、朱婧和李黎等當下中國文學界活躍的青年作家都曾經在南京師范大學學習。朱婧的小說創作不僅僅是南京師范大學文學教育的成果，也是江蘇作協一直以來致力培養于青年作家的碩果。他稱朱婧是“學院寫作和女性寫作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

后家庭、新倫理和新女性

——不僅僅是一群“江浙滬獨女”

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賀紹俊用后家庭、新倫理、新女性三個關鍵詞描述朱婧的小說，他認為朱婧的小說有她的當下問題意識?！八龑ξ覀儠r代家庭里的母親、妻子等觀察和思考，進而提出自己關注的問題”，比如，《那般良夜》問的是，母親是一個家庭的什么人？《危險的妻子》思考的是，妻子在一個家庭里是什么人？朱婧的小說重新認識女性，她對家庭中妻子與母親處境的憂思，不斷提醒著在“后家庭時代”要跳出家庭，去重新認識家庭中的女性。

“風吹過了的瓷裂”是朱婧短篇小說集《貓選中的人》里第一小輯的標題，也被很多專家用來形容朱婧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斑@些女主人公大都是溫順、端莊、美麗、無害的，”《當代作家評論》主編韓春燕說，她寫乖乖女的反抗和她們微小的叛逆，提供了許多此前的作家很少深入的生命景觀，“在很瑣細日常生活中發現的裂縫，然后在裂縫中能夠讓它生長出鮮活生命的景觀”，貢獻了我們時代新的女性寫作經驗。

對于朱婧小說中的這類形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副主編李蔚超挪用網絡世界對一個群體的命名——“江浙滬獨女”。她認為朱婧小說的一些女性就屬于這個群體。不僅如此，朱婧的小說為當代文學、當代文化、當代讀者創造了一種新的形象，以思考一個潔白的靈魂如何安放在生活當中。在她的作品中呈現為一類知識分子女性形象，比如說《先生，先生》里的寧先生，寫的很像葉嘉瑩先生，寧先生或葉先生，代表著中國儒家禮教的人物，她是一個女君子，她克制自己的痛苦來包容別人。

河北省作協文學院副院長金赫楠也注意到朱婧小說的人物主體?！斑@些女性主義形象不是奴隸的母親、饑餓的女兒”，金赫楠說，確實她寫到不少“江浙滬獨女”，她們可能受過高等教育，有很好的職業可能性，婚姻大多處于自愿，“這種人物設定指向的是挺復雜的話題，就是在顯性性別枷鎖好像不復存在的時候，女性困境以什么樣的形態更隱蔽的存在？她為什么總寫家庭生活？因為家庭生活今天仍然是女性可能受到困難的溫床，也是反抗的起點?！?  

朱婧將取景框對準她們，在不動聲色中將景別一步步推深。她寫這群女性克制飲食、主動監督自己的身體，暗含著男權標準無意識的內化，“她捕捉到了一種悖論，很多城市中產女性在表面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權和選擇權，但實質是更為隱蔽的精神困局，這種困難是一種在自己可以選擇和被凝視之間來回的微妙平衡?！边@種矛盾狀態沒有辦法用反抗或順從、獨立或依附這些傳統女性主義的二元對立來表達，她呈現的是一種中間狀態。

形象是溫柔的，抵抗也是溫和的。湖南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卓今將之概括為“弱者溫潤的抗爭和溫和的批判”，認為朱婧對一類生命的把握寫到了讓人心疼的地步。

“小說家有兩種，一種是示強的，對世界有強烈的表現，但朱婧的小說是示弱的，她承認自身弱勢的姿態。她里面寫到，比如蝸牛、壁虎、貓狗等，這些動物形象對自身也構成了一種內在的隱喻?！苯K省作協創研室副主任韓松剛說。

這不意味朱婧的小說沒有自己的力度。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彬彬將朱婧的小說寫作概括為一種綿里藏針的寫作，看似隨意的小說結構、轉述大于呈現的表達方式，都是朱婧小說的特征。“她的作品在平靜的敘述下有隱秘尖銳的悲傷，對婚姻家庭中說不清道不明的部分把握得非常敏感”。

“朱婧以極致的內斂筆觸去觀察、表現生命與人性，表面上波瀾不興，但隱含的問題域是犀利的”，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春林說，她聚焦家庭中的女性，既寫了女性生存的困境，也寫了女性在困境中重建自身尊嚴的努力。

“她的人物覺醒是一種當下性的覺醒”

——一個“最小的自我”

朱婧用工筆畫的功夫，細致耐心地刻畫女性的生活細節和生命景象。她寫餐飲、寫器物，“在人們習焉不察的場景中重新審視當代女性的客觀境遇，彰顯出作者善于捕捉生輝的細節、表達細微感受的藝術能力?！薄度嗣裎膶W》主編徐則臣說。

南京師范大學教授朱曉進則提示從小說敘事的角度來看待這些細節的重要性?！凹毮伒那榫w、感覺，反復書寫的細小器物，以及那些沒有情節的情景，承載著很強的敘事功能；在淡化情節后，這些構成了朱婧小說的能量和意韻?！?/p>

“‘細’和‘秘’，是朱婧小說非常重要的兩個書寫維度”，在韓松剛看來，朱婧特別專注于寫細小的東西，她通過隱秘的東西不斷往內走，形成了一個“最小的自我”。

這個“最小的自我”也是通過后撤一步形成的獨特視角。朱婧的性別敘事里有很多男性敘事、他者視角。比如《那般良夜》中通過女兒的視角看母親，《危險的妻子》《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光進來的地方》通過丈夫視角看妻子。怎么理解這種視角的選擇？

“《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讓我想起文學史上的《傷逝》”，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金理將這兩篇小說對讀：敘述主體都是男性，敘述者都有對愛人、愛欲的表達，里面都有關于動物的細節；但小說中敘事者和作者間會發生間離，“它使男性的形象在瞬間會哄然倒地”。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男性視角，我更愿意講這是一個偽男性。”《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方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這種視角的選擇是朱婧在講完女性自身的故事之后，需要一個外部視角來重新審視自己講過的故事，所以是不是男性來講不重要。《上海文學》副主編來穎燕則將這種敘述視角的選擇，歸之于朱婧對人所持有的一種理解和寬容。從《水中的奧菲莉亞》到《思凡》，在處理類似題材時，朱婧從第三人稱視角，轉變到設置看似非常主觀的第一人稱——我直接進入紛爭。這時，“第一人稱的我也成為被審判對象”，小說中的人物悉數隸屬于更龐大的后撤情節，這里不存在最高的審判官。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邏輯?！八冀K在努力平和地理解他人，但絕不放棄自己的觀察據點。”

選好取景框，調制好敘事視角，朱婧一步步積累著小說的敘事動能。她講述并疊加：器物的疊加、時間的疊加、空間的疊加、微小之事的疊加……“朱婧小說很少分節，”方巖注意到，你讀的時候漸漸分不清到底是上一代的故事還是這一代的故事。卓今進一步提出，“細節撐開以后，你會發現人物在每一個節點、每一個細節都在向這個方向走。她的人物覺醒是一種當下性的覺醒。”

“一切都是緩慢的，是根據現實邏輯發展、在日常生活的頻繁力量累積中再轉向偏路的?！眮矸f燕說，縱觀朱婧的寫作，朱婧的隱喻輪廓線有一個愈加清晰的過程，“之前小說里那些不及物的思想和問題，是以一種迷彩的方式融混到及物日常的敘述中的；但后來從及物到不及物的輪廓線愈加清晰，而小說中討論的具體問題會擴散：然后怎么辦呢？她發出了對于人生的樸實的提問?！?/p>

她提出問題。然后是促人停頓的留白。專家們在此給出各自的解讀。賀紹俊認為，“朱婧看到了家庭的問題，但不想徹底摧毀家庭，而是想著怎么讓家庭更加完美?！狈綆r認為，除了女性處境，朱婧還由全職太太信筆延伸至這些女性背后的階層問題——中產階層，并予以反思和審視。

“她是從人的角度展開敘述的”，朱曉進說，朱婧不以女性代言人的立場來展開書寫，也沒有往前再走一步，“平淡的生活平淡地過去了，但讓生活產生的褶皺和波動的瞬間是真實存在的?！?/p>

這種寫作讓朱婧的小說維持著一種距離感。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講師劉欣玥以朱婧頻頻使用的意象“造像”為例，指出這些精美但冰冷造像背后，很清醒地提供給讀者一個雙重的在場：一個是姿態的自己，一個是真實的自己?！耙プR別和進入真實的自己，需要沿著小說里很細微的破綻，這個破綻可能來自敘事，可能來自細節，可能來自人稱。”

龐大和綿延的文學史傳統上

——“在中文系的寫作人”

朱婧的小說宛如一個入口林木蓊郁、幽靜隱秘的樹林，專家在贊賞其寫作獨特性的同時，又屢屢將其與某種寫作傳統相對照。例如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堯將“寫意大于造形”的小說寫作方式與汪曾祺相比較，韓春燕認為其中有日本文學“物哀”的影子，金理看到了《傷逝》的敘述脈絡；也有專家將其納入學院寫作、女性主義寫作的譜系——她選擇了很多青年作家常常采用的性別敘述視角，她的小說里穿插著密度很大的原型知識，小說主體往往又是知識分子女性。

“朱婧與學院有關”，王堯說，“她的思想和審美來源比較龐雜”，她是現代小說家，也有東方主義色彩。王堯認為，朱婧小說的古典感，不止在于語言，更在于一種植根于中國本土的綜合美學精神，“哀而不怨、怨而不悲、悲而不傷，恰到好處，處理好了，就形成了一種張力?！?/p>

朱婧似乎時而在譜系之中，時而又是異質性很強的一位。這或許可以從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平對朱婧小說的創作介紹中來尋求線索。在何平看來，朱婧的寫作分為“讀中文系的寫作”和“在中文系的寫作”兩個階段。前者依靠對文學的熱愛和激情就可能維持，但后者要在龐大的文學史傳統中進行創作，“對文學史和各種人文知識的反思，已經進入她近幾年的創作之中”。朱婧近幾年的小說作為新女性寫作頻頻被談論，但應該既注意到朱婧小說和世界性女性議題的對話，同時注意其中“主婦”“妻子”“太太”“母親”是單數的、肉身的。

省作協副主席、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汪政在省作協“名師帶徒”計劃中擔任朱婧的導師。他認為，朱婧的寫作對應的是城市化進程迅猛發展后，人們在物質上、精神上發生的巨大變化，她的小說骨子里滲透出來的現代生活氣息是與世界同步的。她的寫作也說明，一個人往細處用力，開掘得足夠深入，照樣能夠寫出反映現實的精品。

在致謝環節，朱婧表示，“在江蘇在南京寫作，不是一個人在寫作。江蘇文學是生機勃勃的群體。江蘇作家從沒有缺席過中國文學，我的寫作是在這個綿延而有生命力的文脈上的”。

（圖/王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