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我走過的道路》體現了茅盾晚年在文學思想上的新發展。茅盾早年以五四新文學發展為中心，否定和批判傳統文學的積弊，晚年則轉向辯證審視，更傾向于認同優秀的傳統文學；茅盾曾積極倡導文學大眾化，立足點是服務現實的“實用”理念，晚年則更全面地看待這一問題，蘊含著茅盾對文學精英品質的堅持；茅盾對中西文學融合一直持開放態度，只是早年葆有“世界文學”的理想，晚年則更強調文學的民族主體性，主張以本土現實為根基，辯證吸收西方文學精髓，強調在全球語境中確立中國文學的獨特價值。茅盾晚年文學思想既與其之前思想有密切關聯，又包含著深刻的反思和深入，折射出漫長文學生涯和復雜政治時代的深刻影響。茅盾晚年的文學思想對當代文學理論建構依然具有啟示意義。

關鍵詞：晚年茅盾 文學大眾化 中西文學 《我走過的道路》

茅盾是一位幾乎橫跨20世紀的杰出文學家。他具有深厚的文學素養，對文學有深刻的思考。這一點也體現在茅盾的晚年。經歷過漫長而艱難的政治歲月后，“文革”后的茅盾已年屆八旬。從1976年開始醞釀，到1978年正式落筆，茅盾撰寫了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以下簡稱《道路》）。正如茅盾自述：“所記事物，務求真實。言語對答，或偶添藻飾，但切不因華失真。凡有書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咨詢者，亦必虛心求教。他人之回憶可供參考者，亦多方搜求，務求無有遺珠。”1茅盾非常重視這部回憶錄。在作品中，茅盾既檢視了自己的文學創作和思想歷程，也表達出對一些文學問題的最新思考。

與傳統文學關系、文學大眾化和中西文學融合是中國新文學發展中最重要的幾個問題。茅盾對它們有長期的關注和思考，《道路》的文學思想也主要體現在這三個方面。透過《道路》對這三個問題的闡釋，可以折射出晚年茅盾文學思想的基本面貌。

一、傳統文學：回歸中的“選擇”

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反傳統”為重要標志，作為五四新文學的重要參與者，茅盾也表達了這方面的思想。如他所言：“當時我們正要攻擊傳統思想，要求思想解放。”2在五四期間，包括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對傳統文學的否定和批判是茅盾的基本立場。他的思想前提非常明確，就是堅持新文學的革新和發展，認為傳統文學已經不適應時代潮流，而“新文學就是進化的文學”3，“惟有積極的提倡為人生的文學”4。

茅盾對傳統文學的立場也充分建構于其是否有益新文學發展的價值基礎上。在五四運動之初，他曾提出：“我們對于新舊文學并不歧視；我們相信現在創造中國的新文藝時，西洋文學和中國的舊文學都有幾分的幫助”5，態度有幾分猶疑。但他逐漸明確了對傳統文學總體上的否定態度，認為傳統文學積弊深重，只有“百分之一”是有參考性的6，并特別批判傳統文學中的“文以載道”觀念7、“消遣的文學觀”，以及由此帶來的“不忠實的描寫手法”，認為這些問題是“中國文學不能發展的原因”8。而且，他還從新文學的創新要求出發，認為傳統文學理論和觀念上具有嚴重的“古人崇拜主義”，導致傳統文學存在大量因襲和模仿，所以“中國的傳統文藝批評對于文藝作品雖然也說要‘創’，卻始終不曾‘創’些什么”9。文學遺產中充斥著“文字游戲”，而“文學”不但存在數量少，其藝術手法也只是“手工業式的”10，無法滿足新文學發展的借鑒需求。

茅盾對傳統文學的態度與他對新文學建設要求的急切有直接關系。比如，他認為傳統文學需要經過整理和“用較新的眼光來研究”11后才可供學習，而西方文學是現成的、相對成熟的學習資源，因此主張優先向西方學習；此外，他還側重從讀者接受方面來進行考慮。新文學發展之初，迫切需要得到社會讀者的認可，而現實情況卻是言情、武俠等通俗文學占據了絕大部分讀者市場，新文學的社會影響力相當有限。對此，茅盾認為必須強硬抵制舊文學中的文言文和擬古傾向，直言：“我們必須十分頑固，發誓不看古書。”12特別對那些最受市民歡迎的通俗文學進行激烈批判，指責其內容腐朽，具有極大的毒害和迷惑性：“無非是封建思想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的各色各樣的翻版而已”，指出要發展新文學“非先鏟除這股黑暗勢力不可”13。

新中國成立后，茅盾對傳統文學的認識有所變化。茅盾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發表的文論中評點了許多傳統作品，如《“藝術技巧”筆記一束》（1956）、《筆記一則》（1956）、《一九五九年文藝雜記》（1959）、《我閱讀的中外文學作品》（1962）等；而且，茅盾還肯定性地談及自己青少年時期的傳統文學閱讀經歷，鼓勵青少年和創作者學習傳統文學。比如在1955年發表的《關于文藝創作中一些問題的解答》一文中，茅盾坦言自己十三四歲時對舊小說的迷戀，強調傳統小說中人物塑造的生動性，并且表達了他對這些作品藝術魅力的由衷欣賞：“我只覺得有些作品最容易使我記憶的，這些作品的人物使我難忘的，那么這些作品就是寫出來了生動的有血有肉的人物。”14在此基礎上，茅盾提出要辯證吸收傳統文學的價值：“我們的興趣應該是寬廣的，有些古代作品沒有什么積極因素，問題在于我們如何對待，只要我們不是盲目崇拜，而是批判吸收，即使一點點養料，也是可以吸取的。”15包括對傳統文學形式，茅盾也不再一味否定，而是肯定其“古為今用”的價值，認為傳統文學在“藝術地表現生活真實”方面已取得較高成就，并形成了可借鑒的藝術原則，“研究這些原則，并進而掌握這些原則，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16。即使是早先被貶斥為“文字游戲”的賦、六朝聲律等，在技巧上也為后人提供了可借鑒的養料。17并且批評那些輕視傳統文學的現象：“中國青年有些人不喜學習古典作品，謂古典作品中并無可資學習的模范，這當然是把學習庸俗化了的看法。”18

茅盾晚年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是對1950年代和1960年代傳統文學思想的回歸，但更為清晰和明確。首先是表現出對傳統文學非常濃郁的感情色彩。《道路》對茅盾早期求學道路有很詳細的記敘，包括其童年時期和北大預科期間對傳統文學的學習，敘述詳盡而清晰，筆觸充滿溫情19，可見茅盾對當時的學習不僅沒有抵觸，反而充滿了懷念之情。在回憶商務印書館工作時，《道路》敘述了一次與同事的交流，當被同事問到閱讀情況時，茅盾的回答是：“我從中學到北京大學，耳所熟聞者，是‘書不讀秦漢以下，文章以駢體為正宗’。涉獵所及有十三經注疏，先秦諸子，四史（即《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昭明文選》《資治通鑒》《昭明文選》曾通讀兩遍。”20又一次，同事與茅盾討論編撰一本中國寓言：“此事須要對古書有研究的人，你正合式。”對此，茅盾“欣然同意”，并解釋道：“因為借此，我可以系統地閱讀先秦諸子、兩漢經史子部（指四庫全書分類）之書。”21可見晚年茅盾對傳統文學的認可，以及對自己扎實傳統文學功底的自豪感。此外，《道路》中還詳細記錄了茅盾當年編輯古文作品的工作。1925年《學生國學叢書》計劃出版，其中《淮南子》《莊子》和《楚辭》的編注交由茅盾負責。茅盾在《道路》中詳細抄錄了這套叢書的編例，其中寫道：“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為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22茅盾以肯定態度進行記敘，表明他是基本認可傳統文學在青少年教育中的價值的。與之相應，《道路》還用大量篇幅詳細敘述了茅盾當年編選、注釋工作的經過，津津樂道溢于紙面。23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晚年茅盾對傳統文學的批判態度更趨向平和與客觀。比如，茅盾早年撰寫并發表了大量批判傳統文學的文章，但在《道路》中，他僅僅提及有限的6篇。而且，晚年茅盾還反思自己，認為早年所寫的許多文章都是為了“趕任務”。在談及自己早期否定傳統文學觀點時，更指其為“在跨上文學道路之后最早形成的文學藝術觀”，認為“這些觀點顯然強烈地影響了我以后的文學活動”24。下面的這段文字中，也可以清晰感受到作者對當年文章的批判性反思：“現在想起來，自己也常常驚訝那時候自己的大膽：對于本國的古典文學缺少系統研究，對于歐洲文學所知有限，而政治思想水平也很低的那時的我，卻居然敢放言高論，豈非大膽？”25盡管由于身體原因，《道路》的寫作未能終篇，記錄至新中國成立前夕就中止，因此，在《道路》中我們無法看到晚年茅盾對自己新中國成立后文學思想的省思，但從陪伴在晚年茅盾身邊的韋韜與陳小曼的回憶中可以窺見一二。他們提到，晚年茅盾在談及文學遺產問題時，常常吟誦清代詩人趙翼的《論詩五首·其一》：“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茅盾在認可這首詩所表達的“發展的觀點”的同時，也批評趙翼“不懂歷史唯物主義”，未能看到前朝詩歌反映當時時代面貌的先進性。茅盾引用列寧的話說：“‘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有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這是我們評價歷史的唯一正確的原則，離開了它就會滑到歷史虛無主義方面去。”26從中可以看出茅盾晚年對待傳統文學更為寬和、從容的心態。

綜合來看，晚年茅盾的傳統文學思想與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有一脈相承之處，只是比較1950年代和1960年代很多表達的欲言又止、含義模糊，《道路》的態度要明確許多。如果我們考慮到茅盾晚年的文學創作，在1940年代后的創作成熟期，他傾力創作具有強烈傳統文學色彩的《霜葉紅似二月花》，在最后幾十年遭遇到職業與創作的尖銳沖突，依然為之傾注全部的創作心力，就可以深切認識到：《道路》對傳統文學飽含深情的敘述和基本肯定的立場，雖然與老年人回憶往事時常有的情感色彩有一定關聯，但更是晚年茅盾深層文學思想的真實體現。甚至準確說，是茅盾在晚年相對寬松環境和外在制約背景下，深層自我心靈的一次回歸。

二、文學大眾化：權宜中的實質

茅盾在《道路》中，回顧自己參與文學大眾化的起點是1938年《對于時事播音的一點意見》文章的發表：“我首次觸及了抗戰中文藝的深入民間和文藝的通俗化大眾化問題。”27但其實，茅盾最早對“文學大眾化”發表意見并產生較大影響是在1930年代初的“大眾化”討論中。在這場對五四新文學與大眾關系的檢討中，瞿秋白、馮雪峰等人對新文學疏離大眾現象的進行了尖銳批評，并發出“文學大眾化”的強烈呼吁。茅盾也受邀參與討論，發表了題為《問題中的大眾文藝》的討論文章。

文章中，茅盾第一次系統全面地展示了自己對文學大眾化的看法。與瞿秋白等人對五四新文學的完全否定不同，茅盾雖然也檢討了新文學在與大眾關聯上的不足，認為“從前幾年的空空洞洞高喊到現今的切切實實提出具體問題，已經不能不說是極大的進步”28，但他更側重于討論如何做到文學大眾化。他深入分析大眾的文藝接受心理，指出要改良文學的描寫手法和語言，使大眾“讀得出聽得懂”，并且被感動，如“他們不耐煩抽象的敘談和描寫，他們要求明快的動作”“大眾又是現實感最強烈的”29。也就是說，茅盾的觀點與瞿秋白等人之間存在本質上的不同：瞿秋白等人所希望的是完全傾向大眾，因此實質上是對五四文學總體性的否定，而茅盾的核心觀點是“實用”——為了現實中啟蒙的需要，文學需要想方設法讓大眾讀懂，但本質上不是放棄自己，而是要有自己的堅持。30

正如此，茅盾在強調文學要努力讓大眾讀懂的同時，也認為讀者應當提高認識水平，以配合新文學的普及：“我相信我們的新文藝需要一個廣大的讀者對象，我們不得不從青年學生推廣到小資產階級的市民。”31并在1934年的大眾語問題討論時指出：“它不能一味遷就大眾的低級的文化水準，它得提高大眾的文化水準。”32

這種觀點在后續有進一步的明確。如在1936年到1937年，茅盾意識到民間元素對文學大眾化的價值，認為新文學應該吸收民間土語的因素：“不但馬上可行，而且實際對于大眾化有益。”33而且，茅盾還深入到作者主體層面，要求作家“要時時刻刻為讀者著想，時時刻刻抱著一種服務的精神”34。特別是在1940年代的“民族形式問題”討論中，茅盾的相關思想有進一步細化和深入——對此問題，相關研究已經非常之多，我們的觀點與之基本相近，就不再一一詳述。如早在1980年代，楊中《談談茅盾對民間形式看法的矛盾》就詳細討論了茅盾在“民族形式問題”討論中某些觀點的自相沖突，并指出“權宜利用”是茅盾這個時期觀點很核心的特點，而“推陳出新”則可作為茅盾更核心的思想。35簡單說，從五四開始的整個現代文學時期，茅盾的大眾化思想都是以“實用”和“權宜”為思想出發點。現實要求是茅盾考慮這一問題的基本立場。

《道路》也充分體現了這一思想。一方面，現實與實踐的邏輯是晚年茅盾沒有移易的基本出發點。《道路》中，茅盾在談到1938年大眾化問題時，特別強調其與抗戰背景的關系。他明確指出，抗戰需要動員民眾的緊迫現實需求是大眾化的基本前提：“為了使文化落后的民眾（百分之八十的文盲）更多地接受抗戰教育，文藝大眾化問題自然而然就提到了重要的位置。”36與之相關聯，茅盾還認為文學大眾化“不能只是‘咬著題目發議論’，更重要的是實踐”37。而且，在《道路》中，茅盾還再次強調，大眾語的根源在于廣大民眾的實際生活需求，其革新也應從實際語用情況著手38,“現實”既是問題的暴露，也是問題的解決。他指出：“大眾語問題的根是從廣大民眾的實際生活要求發出來的。”39因此，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從實踐中求解決，而實踐的步驟也不能離開實際情形太遠”40，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過于理想化。

另一方面，晚年茅盾更體現歷史性視野，對文學大眾化問題的復雜性表達了更清醒和理性的認識。最突出的是茅盾對自己往昔“實用”大眾化思想的反思性檢討。在回顧當年文學大眾化的各種舉措時，《道路》有這樣的反思：“現在看來，當時我們都有點急躁，把廢除漢字看得太簡單了。而且有的觀點也太偏激。事情只有經過實踐，然后能認識得更清楚。”41在談及“深入民間”方法時，茅盾也有深刻的思考：“真正‘深入民間’，就必須觸及民眾日常生活里所碰到的問題，如生活的痛苦，貪污土劣的罪惡等，聯系到抗戰建國，給以解釋和答覆。顯然，我提出的這個解決辦法，在政治未作徹底革新前，只能是句空話。”42在此基礎上，茅盾還表達了對“民間形式”的保留態度。在《道路》中，茅盾雖然還認為文學大眾化和民族形式發展應借鑒民間形式，以更貼近民眾的生活和情感，對當年發表的《關于大眾文藝》的觀點也再次表示認可：“民間文藝的最大妙處就在能于人物對話中把故事展開并且加濃了抒情成分。”43如詞、楚劇、說書等形式具有豐富的藝術感染力44。但他同時明確表示不應將民間形式視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他再次重申自己在《舊形式、民間形式與民族形式》中的立場——盡管民間形式蘊含民眾智慧，但其局限性源于封建社會的底層，整體形式顯得落后：“除非我們不要中國進步而自愿永保其封建性，否則，這種民間形式一定要隨社會之進步而淘汰。”45并強調，新文學既需要吸取民族文藝的優秀傳統，還需要學習外國古典文藝和新現實主義，深入當代民族現實，以提煉出新鮮活潑的藝術質素。

此外，在《道路》中，晚年茅盾還委婉地表達了他對文學性和精英意識的堅持態度。比如，晚年茅盾對文學大眾化關聯的一個重要問題——通俗性與藝術性的關系——進行了持續的思考，發表了很多意見。他最基本的觀點是：在特殊環境下，文學需要通俗化，但這并不意味著降低藝術質量，而是要努力實現通俗與高雅、利用與提高的統一，以加強文學的藝術表現力，提高文學作品的藝術質量。例如，在回顧《質的提高與通俗》一文時，他明確闡述了通俗與藝術質量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強調在通俗化過程中，藝術作品的質量并不因此下降，反而可以通過對內容和形式的精雕細琢，實現更高的藝術境界。46當然，在當時背景下，茅盾的希望也許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兩難困境，所以，晚年茅盾也認為自己的目標無法實現，并表示遺憾。如在回顧當年與魯藝平劇團的交流時，茅盾認可其“改革不能盲目胡來，必須依照它的規律”的觀點，同時也感慨大眾化與藝術品質并存的問題至今仍未得到妥善解決。47

事實上，從《道路》對文學大眾化相關討論的記敘中也可以感受到晚年茅盾態度的矛盾和復雜。盡管《道路》對抗戰時期文學的記述很詳細，但關于文學大眾化討論的內容卻很少，僅僅從個人角度對其進行簡單記錄：“我只是就我所接觸到的那些斷片，作一些遠不精確的回憶，以便還我自己一個本來的面貌。”48并且，《道路》也未對這一問題的后續發展進行討論，只提到“這個問題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曾反復被提出，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49。總體上看，晚年茅盾是以一種較為疏離的視角和態度來敘述大眾化相關討論。對于大眾化運動中的自己，茅盾也只是將其與“熱情”做簡單聯系：“回顧三十年代我們這些進步文化人的熱心腸，的確是令人感動的”50，暗示他對文學大眾化運動的支持是出于時代的迫切需求，而非內心的真實自我的追求。這種隱晦的自我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茅盾晚年對文學工作中事務性因素的微妙抵觸，以及對文學本質的獨立思考。

三、中西文學融合：更堅定的民族自信

與對傳統文學和文學大眾化問題的態度相對含混甚至略有矛盾相比，茅盾對中西文學融合一直持很明確的認同立場，并貫穿于其各個階段。晚年茅盾依然堅持類似的觀點，只是中心略有偏移。

茅盾對西方文學的重視與他深厚的西方文學功底有關。他自小學起便開始學習英語。51在北大預科時期，就在外籍教師指導下學習了《艾凡赫》《魯賓遜漂流記》和莎士比亞戲劇等世界名著，并寫作英文論文，同時選修法語，茅盾十分熱愛當時的外文課。52成年后，茅盾在商務印書館英文部編譯所工作多年，更是與西方文學結下了深厚緣分。

正如此，自投入到新文學運動伊始，茅盾就表現出鮮明的學習西方文學傾向和開放態度，主張融合中西文學的特質以創造新文學53。他在《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中指出：“一半固是欲介紹他們的文學藝術來，一半也為的是欲介紹世界的現代思想。”54茅盾學習西方文學的目的在于促進新文學發展，所以在引入西方文學時，茅盾非常注重實際效用，既考慮作品內容的文學價值，也根據社會形勢的變化，選擇適宜的內容，為國人帶來思想情感上的引導與慰藉。他主張廣泛而慎重地介紹、選擇歐洲各派文藝思潮以為借鑒55。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對“自然主義文學”與“現實主義文學”的取舍。前期，茅盾認為中國文學應從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入手，因此做了大量引介寫實主義的工作。56隨著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深入接觸，茅盾逐漸將無產階級藝術理論作為其文學指導思想。1924年“革命文學”口號提出后，他撰寫了《論無產階級藝術》，以蘇聯文學為借鑒，探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基本原理，盡管當時中國尚未形成無產階級藝術，茅盾也已意識到這一理論“將會指引中國的文藝創作走上嶄新的道路”57。由此茅盾更加強調文學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并重新思考文學的使命，力圖通過無產階級藝術理論推動中國文學的變革。此外，他還積極引介與當時國情相似的“弱小民族的”文學58，旨為國內帶來認識上的啟迪與情感上的共鳴。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抗戰背景下，茅盾借“發展民族形式”之機，對中西文學融合進行了更深刻的思考。茅盾提倡“眼光朝外看”，重視世界古典名著的引入。在《“文學遺產”與“洋八股”》《晚明文學》等文章中，他反復強調應從世界文學名著中學習，并以文化繁榮的唐朝為例，證明“中國化”和“民族形式”并不意味著對外來形式的無條件排斥：“它的血液中混有各異族文化的成分，所以它的眼光是開展的，精神是前進的；這一點，豈不是也值得我們研究深思么？”59此外，茅盾認為1943至1944年間翻譯外國古典名著之風的興起意義是重大的。在他看來，翻譯工作并非是與抗戰無關或逃避現實，而正是文學工作者面對嚴峻現實的一種積極回應。茅盾指出：“經過論戰以后，對于研究世界古典名著，已有新的認識，因而介紹世界古典名著一工作，也就有了新的意義”60，不僅是對文學的熱愛，更是對民族文化認同與自我救贖的追求，反映出文學工作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世界文學的重新認識和對民族文化的深切關注。

在《道路》中，茅盾依然明確秉持對西方文學的開放性態度。一方面，他高度肯定譯介外國文學名著的重要性，視其為自己文學事業中極具意義的部分，并為此感到自豪。在《道路》中，他詳細列舉了自己各個階段的翻譯成果。例如，他提到五四初期翻譯的契訶夫短篇小說《在家里》，這是他翻譯的第一篇小說，隨后又翻譯了多篇契訶夫的作品，并撰寫了關于托爾斯泰和蕭伯納的介紹文章。61茅盾還回憶了1935年為《中學生》雜志撰寫外國文學名著介紹的經歷，受到丹麥文學評論家勃蘭兌斯的啟發，他嘗試用講故事一般通俗的筆法描繪出“一幅西洋文學發展的簡圖”，最終形成了《世界文學名著講話》一書。62此外，他還詳細介紹了鄭振鐸編寫《世界文庫》的計劃，該計劃一半篇幅選載中國古典文學精品，另一半介紹外國文學名著，盡管因多種原因中斷，茅盾仍在《道路》中不惜篇幅地抄錄《發刊緣起》的內容，“為的是使現在的青年人知道：早在五十年前就有振鐸這樣的先行者，為整理和介紹世界文學名著而含辛茹苦，提出了如此宏偉的計劃”63。可見茅盾對此舉意義的高度認同。另一方面，茅盾強調以“窮本溯源，取宏用精”的方法學習西方文學。在五四初期學習西方的熱潮中，茅盾就冷靜地指出要“辟邪去偽”64，繼而提出“窮本溯源，取宏用精”65，這一方法源于他早期對中國文學的研究，也是其一代學者普遍的習慣。“窮本溯源”注重對借鑒內容透徹、全面、系統的理解，追求學習的深度，“如此才能取精用宏，吸取他人的精萃化為自己的血肉；這樣才能創造劃時代的新文學”66。在對西方作家的評論中，茅盾很好地示范了這一原則。例如，他在分析蕭伯納67和陀思妥耶夫斯基68時，不僅探討了他們的創作特色，還深入分析了其經濟、政治、倫理思想及人生觀對創作的影響。與《道路》的觀點構成密切呼應關系，同時期的茅盾還撰寫有《為介紹及研究外國文學進一解》一文，茅盾在文章中指出：“現在的青年，就比五十年前的青年，擁有許多有利的條件”，向西方文學學習時，“借鑒的范圍必須擴大”，同時“必須對于閱讀的名著有真正透徹的理解”，以達到“取宏用精”的目的，擴大眼界，解放思想，實現真正的文化融合與激發創造活力69。此外，茅盾在《學習魯迅翻譯介紹外國文學的精神》等多篇文論中繼續強調“拿來主義”70，倡導文學創作者廣泛而深入地吸收外國文學的精華，以此為己所用，可見他對文學交流的堅定信念和對文學創新的執著追求。

茅盾的中西文學交融思想具有持續一貫性，但細致考察，晚年茅盾的思想還是有其深入的變化和發展。最根本的就是中西文學融合的終極目的：如果說他之前的主要目的是促進世界文學的繁榮，那么，晚年茅盾則更多立足于促進中華民族文學的發展。最典型的表現，早年茅盾主張“文學無國界”，認為“國”的概念是人造的，阻礙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71因此，他多次強調“世界文學”的概念，認為世界文學是“以不同的社會現實為內容的各民族形式的文藝各自高度發展之后，互相影響溶化而得的結果”72，發揚本國文學民族性的最終目的和文學家的最終使命正是“聯合促進世界的文學”73，并且明確提出“中國的新文學一定要加入世界文學”74。但是，在《道路》中，晚年茅盾未再提及早年反復表達的“文學無國界”立場和發展世界文學的主張，而將重心放至對民族文學茁壯發展的討論和探索中，顯示出其文學思想的聚焦點向內的回歸。當然，晚年茅盾的這一思想轉變并非兀然，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茅盾就已經表露出這樣的思想傾向。在《紀念我國偉大的詩人屈原》一文中，茅盾將屈原與世界文化巨人哥白尼、拉伯雷和馬蒂等并舉75；并且，在總結中國文學發展歷程時重點突出中華民族文化的創新精神和開放態度，強調“中國人民尊重并熱愛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時也尊重并熱愛其他民族的優秀的文化”76。

與之內在關聯，晚年茅盾也對中西文學融合的部分觀點進行了辯證取舍與再審視。比如，茅盾曾反思自己對“新寫實主義”的態度。在早年撰寫的《俄國的新寫實主義》中，茅盾提出“新寫實主義”是社會政治內亂的特定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一種簡練、緊湊的文體，非常適應緊張的社會氛圍，因此，他曾試圖將這一理論引入中國的新文學創作。77在《道路》中，茅盾對此進行反思：“當時我還不懂這個名詞的含義。”并意識到：“無條件地采用藏原惟人的新寫實主義的理論，作為當時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創作方法，顯然也是成問題的。”78此外，在1979年為新創刊的《蘇聯文學》撰寫的《西江月》中，茅盾如此寫道：“形象思維誰好，典型塑造孰優？黃鐘瓦釜待搜求，不宜強分先后。泰岱兼容抔土，海洋不擇細流；而今借鑒不避修，安得畫牢自囿。”79可以看出，茅盾晚年對中西文學關系的認識更為辯證，蘊含的是“以我為主”、雙向互鑒的文化發展觀，展現出更充分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結 語

作為一個杰出的文學家，茅盾有非常深刻的文學思想。雖然略感遺憾，由于《道路》是未竟之作，晚年茅盾的很多思考未能得到充分的表達，而且，由于時代環境的制約，茅盾的一些思考也未能得到縱情地展示。但不管怎樣，我們從晚年茅盾的思考中還是能夠得到很多有益的啟示。就本文討論的晚年茅盾思考的三個問題，在今天仍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也就是說，21世紀的今天，新文學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距離茅盾《道路》的寫作也已經過了將近半個世紀，社會面貌和文學環境更發生了巨大改變，但我們究竟該如何面對傳統，面對大眾，以及面對西方，依然是處在探索之中的重要問題，甚至說，這些問題始終都關聯著中國新文學的現實和未來。哲人雖逝，思想永存。正是在一代代人思想的層遞和反思中，對問題的認識才能不斷深刻，才能不斷地接近真理。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鄉土小說與鄉村文化變遷的關系、啟示研究及文獻整理”（項目編號：19ZDA27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茅盾：《序》，《我走過的道路》（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

2 13 19 20 21 22 23 24 51 52 55 56 57 61 65 66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186、64—95、114、116、251、276—279、136、66—67、95—96、164、135、291、132、134、134頁。

3 茅盾：《新舊文學平議之評議》，《小說月報》1920年第11卷第1號。

4 茅盾：《中國文學不發達的原因》，《時事新報·文學旬刊》1921年第1期。

5 53 茅盾：《“小說新潮”欄宣言》，《小說月報》1920年第11卷第1號。

6 茅盾：《論如何學習文學的民族形式》，《中國文化》1940年第1卷第5期。

7 茅盾：《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小說月報》1922年第13卷第7號。

8 74 茅盾：《文學作品有主義與無主義的討論——復周贊襄》，《小說月報》1922年第13卷第2號。

9 茅盾：《關于“創作”》，《北斗》1931年創刊號。

10 茅盾：《再談文學遺產》，《文學》1934年第3卷第1號。

11 茅盾：《“詞”的存在問題》，《文學》1933年第1卷第4號。

12 茅盾：《進一步退兩步》，《文學》周報1924年第122期。

14 茅盾：《關于文藝創作中一些問題的解答》，《電影創作通訊》1955年第16期。

15 茅盾：《在杭州大學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杭州大學學報》1986年，原題為《記茅盾在我校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1960年10月25日茅盾應邀與杭州大學中文系部分師生見面，并回答他們所提的問題，記錄稿為丁茂遠整理，未經作者審閱）。

16 茅盾：《關于藝術的技巧——在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上的講演》，《中國青年報》1956年3月18日。

17 茅盾：《一九五九年文藝雜記》，《文藝理論與批評》1999年第1期。

18 茅盾：《“藝術技巧”筆記一束》（寫于1956年），《文藝理論與批評》1999年第3期。

25 茅盾：《〈鼓吹集〉后記》，《鼓吹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26 79 韋韜、陳小曼：《父親茅盾的晚年》，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263—264頁。

27 36 37 42 43 44 45 46 47 49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1—32、181、92、32、34、225、65、217、34—35頁。

28 29 茅盾：《問題中的大眾文藝》，《文學月報》1932年第1卷第2期。

30 李永東：《左翼作家對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8年第8期。

31 茅盾：《從牯嶺到東京》，《小說月報》1928年第19卷第10號。

32 茅盾：《不要閹割的大眾語》，《申報·自由談》1934年8月24日。

33 茅盾：《“通俗化”及其他》，《語文》1937年第1卷第2期。

34 茅盾：《能不能再寫得好懂些》，《文學》1935年第4卷第4號。

35 楊中：《談談茅盾對民間形式看法的矛盾》，《抗戰文藝研究》1986年第4期。

38 39 40 41 48 50 58 62 63 78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中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162、163、158、164、166、165、267、267—268、277、25頁。

54 茅盾：《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小說月報》1921年第12卷第2號。

59 茅盾：《晚明文學》，《立報副刊·言林》1936年1月25日。

60 茅盾：《近年來介紹的外國文學》，《文哨》1945年第1卷第1期。

64 茅盾：《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么》，《東方雜志》1920年第17卷第1號。

67 茅盾：《蕭伯納》，《學生雜志》1919年第6卷第2、3號。

68 茅盾：《陀思妥以夫斯基的思想》，《小說月報》1922年第13卷第1號。

69 茅盾：《為介紹及研究外國文學進一解》，《外國文學評論》1979年9月第1輯。

70 茅盾：《學習魯迅翻譯介紹外國文學的精神》，《世界文學》1977年10月第1期。

71 茅盾：《看了〈真美善〉創刊號以后》，《文學周報》1927年第5卷第14期。

72 茅盾：《舊形式、民間形式與民族形式》，《中國文化》1940年第2卷第1期。

73 茅盾：《文學和人的關系及中國古來對于文學者身份的誤認》，《小說月報》1921年第12卷第1號。

75 茅盾：《紀念我國偉大的詩人屈原》，《人民日報》、《光明日報》1953年9月28日。

76 茅盾：《一幅簡圖——中國文學的過去、現在和遠景》，《外國文學》1957年19月“中國文學專號”。

77 茅盾：《海外文壇消息·俄國的新寫實主義及其他》，《小說月報》1924年第15期第4號。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