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自1981年5月《小說界》創刊并首辟“微型小說”專欄伊始，微型小說之名便開始受到文壇關注，但也一直面臨著“名不正，則言不順”的話語困境，與命名困境相伴而來的則是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缺席。由此，導致微型小說長期以來處于一種潛隱姿態。盡管如此，《小說界》并未放棄對微型小說的推介，刊載著名作家作品和譯介外國微型小說、發表并點評古典微型小說以作示范、主編隱身化名參與微型小說寫作、長期舉辦各類征文等措施，多管齊下，助推微型小說的發展，使微型小說逐步成為與中長短篇小說并肩而立的第四種小說體，并得到魯迅文學獎的承認和文學史的接納。

關鍵詞：微型小說 命名難題 理論困境 《小說界》

1981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小說界》正式創刊，在各類雨后春筍般涌現的雜志中《小說界》姍姍來遲，算“一畦開拓較遲的新圃”1，但專取小說這一文類的定位又讓它在綜合類雜志中“獨樹一幟”。在創刊號中，編輯部明確自己的辦刊宗旨：“她以發表中篇小說為主，也刊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和微型小說。”2但在之后刊物的實際發行中，從各類文體的數量來看，微型小說似乎才是刊物想要著重推薦但又較少直接言明的文體類型。在“中篇小說熱”的浪潮中，《小說界》首辟微型小說專欄，成為國內最早推行微型小說的刊物，比1984年創刊的《中國微型小說選刊》（后更名為《微型小說選刊》）還要早三年，也正是在微型小說不被主流文壇重視的前提下，《小說界》的選擇才顯得尤為可貴。

一路走來，微型小說并不順利，承受著“名不正，則言不順”的命名困境，以及相伴而來的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缺席。直至2023年5月，浙江寧波舉行了第二屆中國微型小說（小小說）理論獎頒獎典禮，為表彰曾參與微型小說理論建構與發展做出貢獻的老編輯、教授、作家，會議特設了“理論貢獻獎”，江曾培、劉海濤、楊曉敏、凌煥新等人獲此殊榮。這些獲獎者大部分都與《小說界》有過互動，或為《小說界》的編輯，或為《小說界》撰寫過微型小說的理論文章，正是他們與《小說界》的堅持和努力，才使微型小說被社會和文學史所接納。

一、命名難題：“名不正，則言不順”

命名是一個文類得到認可的重要前提。回想批評界對“朦朧詩”的追認，即使朦朧詩這一概念并沒有得到詩人們的承認，但在其歷史化的建構過程中依然保留了稱謂的合法性。而微型小說想要獲得主流文壇的認可進入文學史，首先要解決的也是命名問題，微型小說命名難的困境具體表現為文體不易界定和名稱多樣化。因此，《小說界》開辟微型小說專欄，并以“微型小說”為其命名，雖未在當時獲得主流文學的認同，卻因此得到“出生”的身份認可。

微型小說不是新鮮文體，它的歷史可追溯到先秦（戰國至漢初）的《山海經》，現代文學也有小小說之說，如魯迅的《一件小事》、老舍的《買彩票》等。新中國成立后，老舍還鼓勵大家，“為了報刊的活躍，和文藝作品更能及時地反映新人新事，我想啊，大家似乎應該多寫一些小小說”3。而巴金也立刻響應，“率先寫出《小妹編歌》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4。在文學的歷史的長河中，微型小說雖然以各種面貌出現，卻始終未能獲得統一的命名。

關于微型小說命名的問題，首先，是其定義模糊帶來的命名難。長篇小說、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都可以用文本的字數進行劃分并據此定義，但微型小說卻很難用文本字符的多少為其定義。因為微型小說發軔之初，就沒有明確的字數界定，既有“千字文”，也有“百字小說”，還有篇幅略短但字數遠超2000字的短篇小說。《小說界》1992年第2期刊載的鄧開善“百字小說30篇”就是典型的“百字小說”，這30篇小說或喜或悲，親情友情愛情都在百字內以紙短情長的方式描摹殆盡。《教鞭》中“我”在媽媽墳前接過了18年前她留給“我”的教鞭，講述了代際傳承的師魂，《咖啡》寫咖啡屋外兩位故人重逢時愛意的滋生與喜悅。這些小說體量雖在百字以內，卻將故事的內核剖析完整。相比之下，此時的《小說界》已是刊發微型小說的“元老級”刊物，因此《小說界》特意刊載“百字小說”也是對微型小說更多可能性的示范和探索。同期還刊登了江曾培的《論鄧開善的百字小說》，他引用《莊子》的“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來說明文章需簡潔、有的放矢，并將這種“超微型小說”歸類為微型小說。

關于微型小說字數的界定，學術界一直存在著多元化的聲音。江曾培認為“微型小說字數的下限不限，只要寫的是小說，而不是文字游戲，十幾字、幾十字均可，上限一般以千字為宜。如果要有點伸縮的話，也只能伸到一千五百字，個別的最多不能超過二千字”5；而《小小說選刊》的編輯楊曉敏則認為“1500字左右可能是小小說字數的較為合理的限度。除了極個別寫得特別精粹的百字小說外，1500字基本上能體現出小小說有別于其他小說文體在結構態勢、審美特征、藝術規律上的界定”6；研究古籍的魏同賢以為“對千字以內的短小說，現在稱它為微型小說或小小說”。7此外，顧建新、星新一（日本“微型小說鼻祖”）等學者也對微型小說進行了字數上的界定，但都標準各異，沒有統一的結論。而且彼時的微型小說尚處于正在生成的狀態，創作主體、刊發的客體以及批評家都未能統一標準，因此導致了命名難的問題。

微型小說名稱多樣化則是命名的另一個難題，而這也算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漢魏六朝時這種文體被稱為文言小說，唐代時以“唐傳奇”為其冠名，宋元時期也稱話本即說書人的底本，及至明清，也將其叫作短篇小說，如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就是當時出彩的作品之一。到了現代，微型小說的名稱則更豐富，老舍稱其為“小小說”，1985年首次刊登微型小說的《小說選刊》亦稱其為“小小說”，將從《小說界》《百花園》等雜志轉載的四篇微型小說合稱為“小小說四題”。同年元月，由鄭州文聯出版的《小小說選刊》創刊，并于1986年舉辦“全國優秀小小說作品評獎活動”，包括當時的《百花園》也是將其稱為“小小說”。《小說界》自1981年創刊伊始就一直以“微型小說”相稱，《小說月報》1991年初次刊登此類文體時也以“微型小說”為其命名。《北京晚報》自1970年代起設置“一分鐘小說”專欄，就以“一分鐘小說”為這種文體賦名。除此之外，還有“短短篇小說”“迷你小說”“袖珍小說”“微篇小說”“疾風小說”等幾十種名稱，“也正因為微型小說在文體本身命名上的模糊性，所以致使這一文體在主流文學界并沒有引起足夠的認可與重視”8。1985年，雖然中國新聞出版社出版了由許世杰選編的《中國小說年鑒 微型小說卷 1984》，算是為微型小說編史，但微型小說的命名并未就此確定，直至1992年6月，上海成立“中國微型小說學會”，“微型小說”一稱才算正式確定并獲得學界認可。此時的“中國微型小說學會”會長為江曾培（《小說界》主編），副會長為凌煥新、張志華、王保民，秘書長為郟宗培（《小說界》主編），該學會主要由《小說界》《微型小說選刊》《北京晚報》《解放日報》《文學報》等報刊發起成立，無論從學會的主要負責人還是協辦刊物來看，《小說界》都占有重要地位。而《小說界》對“微型小說”名稱的選擇與長期活躍在國內外微型小說學界的主編江曾培不無關系。江曾培早在1992年就于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大成》，該書共收錄微型小說231篇，并附微型小說相關理論若干頁，足見其對國內外微型小說發展歷程的熟稔，自然也就在創刊之初與編輯部同人選定“微型小說”這一名稱。因此，即使當時“小小說”一稱的覆蓋面更廣，但“微型小說”一稱的支持率顯然會更高。

雖然“微型小說”這一命名在1992年“中國微型小說學會”成立時獲得學界的認可，并且“中國微型小說學會經中宣部、中國作家協會批準，民政部登記，也已在滬成立”9。有了合法性，但因為微型小說在當代最早是由江曾培等人引進國內并開辟專欄，還未掀起新的浪潮、獲得官方文壇的認可，算是“草根文學”。直到2001年12月18日—2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提到微型小說，認為“微型小說的創作，也廣受讀者的歡迎”10。此時，微型小說才獲得正式的官方“冠名”，被納入官方的文學生產體制內，“微型小說”的命名才算塵埃落定。

因此，新世紀以前的微型小說一直是一種正在“生成”的文學，面對“流動”的文體名稱，《小說界》始終無法對其直接推崇，只能不斷地構筑和擴大微型小說的影響力。

二、理論困境：文學批評與評獎的缺席

“名不正”則“言不順”的難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微型小說理論與批評的發展，而與之相伴的則是官方評獎中也沒有與微型小說相關的獎項。“微型小說屬草根文學，它生于民間，長于民間，官方獎幾乎沒有它的位置，大腕評論家不屑評論它。”11微型小說的處境十分尷尬。微型小說自新時期被重新推介就一直呈現野蠻生長的狀態，不僅缺乏固定的創作隊伍，亟需相應的文學理論和批評支撐，官方獎項也不聞其聲，更青睞于日漸蓬勃的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夾縫生存的微型小說道阻且長。因此，在理論與批評、專業創作主體、官方獎項缺席的系統裝置下，《小說界》只能讓這朵“百花園”中的“奇葩”潛滋暗長。

首先，是創作隊伍的零散致使《小說界》微型小說專欄的稿件來源不固定，作品質量無法保證，難以引起主流文學批評與獎項的關注。據筆者統計，《小說界》微型小說專欄1991—2000年間（除去1994年刊登的“春蘭·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專輯），僅有徐惠芬、謝志強2人有作品超過5期的刊登，其余的少部分是2—3次，大部分作者都只在《小說界》發表過1次作品，并無固定的創作隊伍提供穩定的稿源，而1991—2000年間微型小說的發展態勢是明顯優于上一個十年，因此更不必說草創期的1981—1990年間微型小說創作群體的離散現象。

創作隊伍的博雜是出現這種離散現象的重要原因。《小說界》于1985年舉辦首屆全國微型小說大賽，“收到來稿24000余件，經辦刊發表的達119篇，其中16篇獲一、二、三等獎，另頒發了50名鼓勵獎。在大賽的推動下，涌現了一批微型小說創作新人，和一些致力微型小說創作的文學社團”12。在收獲大量民間稿件以及第一屆成功舉辦的基礎上，1987年《小說界》決定舉辦第二屆全國微型小說大賽并在1988年的第5期公布獲獎名單和“評委的話”。從獲獎名單來看，在一等獎落空的情況下，二等獎的8名獲獎人員中，僅有祝子平和葉大春有較明顯的文學教育背景，其余的獲獎者多是民間業余選手，并無其他明顯的學術創作，三等獎中的10人也只有白小易（畢業于遼寧大學文學系）、朱曉琳（隸屬于上海作協）、趙金禾（隸屬于湖北作協）三人有創作經驗，其余皆無明顯的文學背景或從事相關職業的經歷，來自各行各業。在“評委的話”中，吳泰昌也直接指出創作隊伍離散的問題：“也許由于微型小說數目過多，也許由于這些作品的作者太分散，知名度不夠，我總覺得，對微型小說的認真評論，對其創作經驗的認真討論不夠。”13

由此可見，微型小說在草創期多受民間業余人士的喜愛與支持。這些參賽者多是文學愛好者，憑借微型小說“辭達而理舉，無取乎冗長”的特點，參與到文學創作中，將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感觸以極簡的筆法寫出。這些微型小說愛好者遍布社會的各個領域，文學的觸角也延伸到一些新興領域，迅速反映現實，描摹作者內心復雜的情感變化。雖然擴大了微型小說的描寫視域，但這種創作主體的博雜在一定程度上對微型小說也形成了另一種遮蔽。

創作主體的離散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缺乏標志性的作家與作品。同時，作品質量也亟待提升，因此，微型小說很難在新時期的文學生態中打出鮮明的“招牌”。從《小說界》主辦以及聯合其他刊物舉辦的各類微型小說大賽來看，參與者雖然眾多，稿件數量龐大，但缺乏標志性的作家與作品，也缺乏一些名家名作。這種現象可能與小說文體本身有關，微型小說由于體量的有限，更考驗作家在創作時能否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王蒙也創作過一些微型小說，他評價道：“它是謙虛的，它自稱微型，自稱小小。它又是困難的，幾百字，赤裸裸地擺在嚴明的讀者面前，無法搭配，無法藏頭露尾，無法搞障眼法”14。而微型小說在當時的創作主體又大多是業余文學愛好者，這種客觀的技法要求與現實的創作主體形成了寫作上的矛盾。作為《小說界》主編，微型小說最主要的宣傳者之一江曾培也發現了這一現象并呼吁：“時下作者不少，作品不少，顯出勃勃生機。它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在質量上下功夫。表現主義文學因出現卡夫卡這樣的標志性作家而大興，微型小說的‘更上一層樓’，也到了呼喚標志性作家與作品的時候了。”15對微型小說質量的呼吁已是大勢所趨，甚至早在1990年代初《小說界》編輯部就意識到了問題并提醒，“提高微型小說質量，是發展微型小說的當務之急”16。在此背景下，《小說界》獨辟蹊徑：“今后，我們將致力于質量的提高，擬多發表一些成組或系列的作品。”17于是在接下來的微型小說專欄中，《小說界》實踐了這一倡導，它連續刊載了成組或者系列性的作品，包括《微型小說三篇》（沈祖連，1991年第4期）、《百字小說十篇》（孫颙，1992年第2期）、《百字小說五篇》（佚名，1992年第5期）、《百字小說三十篇》（鄧開善，1992年第2期）、《徐惠芬微型小說三題》（徐惠芬，1993年第1期）等。微型小說還需“上下而求索”，但在這一求索的過程中，《小說界》始終擎著一盞燈。

其次，是文學批評的缺席和理論的不成熟。1980年代被稱為文學批評的黃金時代，但微型小說卻沒有搭上這一便車。“在目前的小小說領域，理論文字和批評文字雖然實際上也時有所見。但在整體的小小說文學生態中，理論和批評仍然是呈缺失狀態的。”18而理論的缺席讓微型小說很難躋身于長中短篇小說之流，成為“小說家族”的第四類文體。彼時有關微型小說的理論批評文章零星閃現，1981年第3期《小說界》刊登了曉江（江曾培）的《微型小說初論》，1985年郟宗培發表了《關于微型小說的思考》（《文藝理論研究》1985年第2期），而江曾培和郟宗培此時正是《小說界》的主編和副主編。除此之外，1983年，凌煥新發表了《微型小說探勝》（《克山師專學報》1983年4期）；1984年，王開陽發表了《評近年來的微型小說——兼談微型小說的藝術特征》（《杭州師院學報》1984年第4期）；同年，宋丹發表了《小小說探微》（《錦州師院學報》1984年第4期），數量不多，由此可見，有關微型小說的話語建構還處于初創階段。雖然《小說界》內部偶有刊登有關微型小說的討論，如柯靈的《微型小說漫想》（1994年第3期）、蔣子龍的《關于微型小說的沉思》（1986年第2期）、茹志鵑的《發展的微型小說》（1986年第2期）等評議文章，但數量稀少，更像是《小說界》內部的自我狂歡，未引起學界內部的大規模討論。直到1990年代，一批高校教師開始介入微型小說的文學評論，情況才略有好轉，諸如凌煥新教授的《微型小說選》，顧建新教授連續為《小小說選刊》評刊等，學院派評論家的介入無疑擴展了微型小說的話語批評空間。

彼時，一些刊物的編輯也是微型小說理論與批評發展的重要助推力之一，如楊貴才的《小小說十三講》（《河南日報》《河南農民報》編輯），李興橋的《小小說藝術論》（《新港》編輯、《天津文學》小說組組長）等。綜上，新世紀之前，有關微型小說的理論與批評除了少部分高校教師外，主要還是停留在微型小說作家和刊物編輯等“內圍裝置”中。“盡管此期出現了小小說研究的高潮，初步形成了小小說的理論體系，但大多數文章和專著還只是從寫作學的角度來探討小小說文體的特點及創作技巧，研究思維也還未能完全擺脫短篇小說的影響。”19

面對微型小說理論批評缺失的現狀，《小說界》也積極采取措施，試圖緩解困境。1991年《小說界》舉辦“中國人一日”征文大賽，以展現改革開放后，中國面貌的日新月異，這種時效性強且篇幅不超過3000字的文章無疑是對微型小說“短平快”特點的概括。而市場經濟帶來的快節奏生活已然成為一種時代癥候，“微型小說短小精悍，反映現實生活比其它文學形式特別是中短篇小說敏捷、迅速、輕便它正好適應改革開放時期社會變革迅速，社會思想變化快，人們渴求跟上時代步伐的現代化潮流”20。因此，從讀者接受、創作對象、時代背景等多角度看，這樣的征文比賽都是契合時代潮流的重要舉措。1994年，刊物公布了此次大賽的評委顧問，有國務院特區辦公室主任胡平和文壇名人王蒙、馮牧、荒煤等人。從評委顧問的人員組成來看，既有尋求政治合法性的存在也有對主流文學理論批評的希冀。《小說界》借助與時代政治互動的方式，助推微型小說理論發展。

而上述微型小說文學與理論的批評先驅也在今天得到了“歷史追認”，2023年5月27日，第二屆中國微型小說（小小說）理論獎頒獎典禮在寧波舉行，本次會議特設了“理論貢獻獎”表彰為微型小說理論做出貢獻的老一輩編輯、教授和作家，“江曾培、劉海濤、楊曉敏、凌煥新、顧建新、凌鼎年、謝志強獲理論貢獻獎，姚朝文、袁龍、侯德云獲理論獎”21。

最后，是主流文壇獎項設置的缺失。文學作品的歷史化離不開官方主流獎項的吸納，“文學獎勵是一項文化政策，也是文學生長、發展的制度性力量，也會對文學產生激勵機制”22。雖然1980—1990年代官方舉行了大量有關小說的文學評獎活動，如1978—1984年，《人民文學》舉辦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以及有關中篇小說和兒童文學的評獎等；《文藝報》也在1980年舉辦了“文藝報中篇小說獎”，但“在各類評獎中，微型小說及其個人作品集（包括創作和理論）卻一直榜上無名”23。《小說界》作為最早開辟“微型小說”專欄的刊物，自然是希冀微型小說能得到官方文壇的承認，尤其是主編江曾培，“他創辦《小說界》,從小說家族里敏銳地發現并催生、助長出了微型小說這一新時期文學的小說新文體”24。大浪淘金的功夫自然希望有所得。

因此，《小說界》“為了進一步促進微型小說質量的提高，有更多的優秀作品問世，和發掘、培養更多的微型小說作者”25。舉辦了種類豐富的活動，以期引起大眾的注意。1985年和1987年連續舉辦了兩次“全國微型小說大賽”，1989年第1期舉辦“上海人一日”征文活動，1991年舉辦“中國人一日”征文大賽，1993年5月1日—1994年4月30日，在春蘭公司的贊助下，由中國微型小說學會與新加坡作家協會發起，《小說界》與《文學報》《勞動報》《小小說選刊》《微型小說選刊》共同主辦了“春蘭·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大賽”并設立獎項。但這些畢竟是《小說界》以及國外華文小說愛好者舉辦的“內部比賽”，只有持續關注微型小說的人才能注意到此類活動，缺乏官方宣傳與支持。

新世紀初，隨著微型小說創作主體、文學批評與理論的豐富與成熟，微型小說逐步踏入經典化歷程。2003年，由《小小說選刊》《百花園》《小小說出版》、鄭州小小說學會聯合設立了“小小說金麻雀獎”，首屆獲獎者有王蒙、馮驥才、林斤瀾等10名作家。2007年，朱永新在中國民主促進會上提案《關于把微型小說列入魯迅文學獎評選的建議》，認為微型小說2004年已經入選了中國小說學會的年度評獎，因此建議國家級的魯迅文學獎也將微型小說納入正式的評獎序列。“2010年，中國作家協會新修訂的《魯迅文學獎評獎條例》正式明確將微型小說以文集的形式納入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的評獎，微型小說這一體裁逐漸受到主流文壇的關注與重視。”26

三、助推之力：《小說界》的操作策略

盡管面臨命名和理論的困境，《小說界》依然選擇推介微型小說。第四次文代會之后的文學界 “百廢待興”，中篇小說在各類創刊潮中的異軍突起成了獨特的文學現象之一。據統計，“從1979年開始，中篇小說的創作和出版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從1982年開始，出現了‘中篇小說熱’，當年就有600多部新作發表，超過了‘文革’前17年的總和”27。因此，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下，《小說界》想要推介微型小說便只能調整自身策略。

《小說界》于1981年5月創刊，但在創刊號上并未標注編輯部成員，直到1985年第1期末尾才出現編輯部成員名單，該期的責任編輯是左泥，發稿編輯為謝泉銘、王肇岐、孫颙、郟宗培和魏心宏。一直到1989年才首次在目錄頁注明主編江曾培和副主編郟宗培，期間的責任編輯一直是由謝泉銘、左泥、郟宗培等人輪流坐莊。這里有一個重要的操作手法，那就是主編江曾培的“隱身”，雖然1989年他才在《小說界》前頁以主編的身份出現，2000年成為雜志名譽主編，“功成身退”。但這并不代表江曾培1989年才加入編輯部參與《小說界》的稿件遴選和編輯。實際上，作為上海文藝出版社總社長的江曾培是“中國大陸最早從國外引進‘微型小說’這種名稱并積極倡導這一文體的人……他與左泥先生等人一起，在這家刊物上開辟了‘微型小說’專欄”28。除此之外，作為主創者之一的江曾培還在《小說界》（1981年第3期）初創之時以筆名（曉江）發表《微型小說初論》，從文學批評的視角導引微型小說理論話語的建構。

由此可以看出，江曾培對微型小說推介的“小心翼翼”，而如此操作的原因主要是江曾培個人身份的雙重性。1978年江曾培就出任了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室主任一職，同時他個人也是微型小說的創作者和理論批評者，這種具有鮮明標識的身份如若直接出現在《小說界》的主創成員名單中，無疑會使人懷疑《小說界》主要刊發微型小說，有同人刊物之嫌，這與《小說界》兼容各類小說文體的刊物定位相抵牾，因此只能采取策略化的方式延后“出場”。除此，《小說界》還采取了其他“委婉”的路徑推介微型小說。

一方面，《小說界》為了提升微型小說的知名度，在創刊之初，就著意于發表老一輩作家以及臺灣著名作家創作的微型小說，同時譯介外國微型小說。1981年創刊號上，《小說界》刊登了臺灣作家陳啟佑的《永遠的蝴蝶》，講述了“我”與櫻子即將結婚，而櫻子卻突發意外的凄慘愛情故事。1981年第2期刊登了老一輩作家從維熙的《狗的死刑》，小說諷刺仗勢欺人的秦司令槍殺了一只比其自身還要“紅”的軍犬。同期還刊登了“人民藝術家”王蒙的《扯皮處的解散》，文章描述了牛皮廠扯皮處人浮于事的辦公現狀，批判了冗雜的官僚體制隊伍。1982年第3期發表了俄國作家契科夫的《威脅》，對小偷和丟馬的貴族老爺都進行了諷刺，講述俄國農奴制廢除后，沒落貴族的玩世不恭。《小說界》以種類豐富的作品和經典作家為著力點，吸引讀者，擴大微型小說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為做示范和理論導引，《小說界》積極刊登古典微型小說及其理論批評，“借歷史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1982年第2期，《小說界》首次開辟“古典小說”專欄，發表了魏同賢選注的《古典“微型小說”廿則》。其中有劉向的《祁奚薦賢》、干寶的《焦湖廟》、陶淵明的《白水素女》、劉義慶的《管寧割席》等著名篇章。除了魏同賢的“注釋”，還加入了編者的“說明”用以彰顯編輯部的態度，“說明”主要是對文章的簡介及主旨的概括，強調“以不滿百字的篇幅”言近旨遠地刻畫人物形象和小說主題。這種以古證今的方式還在同期“小說論叢”專欄中原樣復刻，刊登了魏同賢的《雜話古典“微型小說”》，“小說論叢”是《小說界》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專欄，主要刊發或者轉載一些時下的文學評論。魏同賢主要在文章中追溯微型小說的緣起及其發展脈絡，總結了微型小說“自如、靈便、質樸、精煉” 29的特點。此時的魏同賢就職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借用古典微型小說的話題，概括現代微型小說的特色，擴寬微型小說的理論批評空間。

同時，為了擴大微型小說的創作主體與接受客體，《小說界》舉辦了各類征文大賽。1985年連續3期刊登“本刊舉辦全國微型小說”大賽的通知；1988年刊登第二屆微型小說大賽的啟事；1989年第1期舉辦“上海人一日”征文活動，1990年第6期公布第一屆“上海人一日”征文大賽獲獎名單；1993年第3期繼續舉辦雙星杯“中國人一日”征文，同期協辦“春蘭·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大賽”；1995年《小說界》與中國微型小說學會、《文學報》《小小說選刊》等共同舉辦“春蘭·微型小說個人作品集”，1996年3月在上海舉行頒獎儀式；1998年舉辦“上海紀事”征文活動等。及至新世紀以前，《小說界》主辦和協辦了各類比賽和征文，希冀發掘和培養一批微型小說的固定創作隊伍，足見其用心良苦。

在遴選刊登的文章方面，《小說界》對微型小說也有一定“偏愛”。《小說界》1991年第3期特意刊登了讀者意見，北京野莽（編輯）提到：“《小說界》匠心獨運、敢為人先，作為大型刊物而經營微型小說，這是難得的見識與風度。”301998年，《小說界》舉辦創刊百期座談會，宣讀了王蒙、韓少功、王安憶等作家評論家的書面祝賀，其中刊載的第一篇賀文是主編郟宗培的《十八年辛勞不尋常》，講述了《小說界》的特色欄目和辦刊方針，在“不薄名人，看重新人”的堅守下開辦了“微型小說”“留學生文學”“上海人一日”等特色專欄，大量刊發新人新作，一時異彩紛呈。王蒙的賀文則是直接肯定了《小說界》對微型小說的創造性建設：“我們看到微型小說是在《小說界》的版面上得到重視與發展的。”31葉廷芳更是直接感謝《小說界》對其選編作品集的啟迪之功：“‘微型小說’這個品種，從它的標語和作品，我都是在《小說界》上首先見到的，而且十余年如一日，始終不斷刊登到現在。我從這里受到啟發，使我后來在編纂《卡夫卡全集》時，從卡氏的其他集子中發掘出許多這類‘微型小說’，單獨作輯入集……但首創權應歸功于《小說界》”32。王渝也認可了《小說界》開創微型小說專欄之先的勇氣和智慧，認為“在這方面，《小說界》再一次先一步搶灘”33。從編輯部對文章的選擇與刊發，也能側面看出《小說界》對微型小說的暗中相助，雖然作為主編的郟宗培沒有自夸式地點明雜志對微型小說的助推之功，但《小說界》刊登的同期賀文均對《小說界》推崇微型小說予以了肯定。

2008年11月，江曾培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76—2000）：（第16集·微型小說卷）》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微型小說正式被主流文壇收編，并被文學史認可。微型小說這種文體，“在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的偉大實踐中，既具文學性又具新聞性的微型小說大有可為”34。其理論批評話語也在經典化的過程中得以建構和展開，當然，也還有繼續闡釋和討論的豐富空間。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世紀‘非虛構’寫作中的社會影響研究”（項目編號：24YBA13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1 2 《編后記》，《小說界》1981年第1期。

3 老舍：《多寫小小說》，《新港》1958年第2—3期。

4 丘峰、張蜀君：《微型小說研究的新拓展——讀江曾培的〈微型小說面面觀〉》，《玫瑰園遐思》，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版，第318頁。

5 江曾培：《江曾培論微型小說》，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頁。

6 楊曉敏：《永遠為讀者辦刊物》，《冬季》，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版，第93頁。

7 29 魏同賢：《雜話古典“微型小說”》，《小說界》1982年第2期。

8 刁麗英：《當代微型小說文體的界定與論爭》，《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

9 《簡訊》，《小說界》1993年第3期。

10 轉引自江曾培《江曾培論微型小說》，上海文藝出版社 2008年版。

11 凌鼎年：《走向成熟的微型小說文體》，《欽州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

12 《第二屆全國微型小說大賽啟事》，《小說界》1998年第2期。

13 《評委的話》，《小說界》1988年第5期。

14 王蒙：《微型小說是一種……》，《微型小說藝術初探》，許世杰選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

15 江曾培：《微型小說呼喚標志性作家與作品》，《小說界》1995年第6期。

16 《卷首語》，《小說界》1991年第4期。

17 《編者的話》，《小說界》1991年第3期。

18 石鳴：《制約小小說發展的七大因素》，《文藝報》2005年1月4日。

19 閻占士：《中國當代小小說理論批評史論》，安徽師范大學2003年碩士學位論文。

20 李曼華：《微型小說寫作技巧初探》，《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5期。

21 34 《本報訊》，《文藝報》2023年6月14日。

22 王本朝：《中國現代文學制度研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125頁。

23 《春蘭·微型小說個人作品集評獎已于日前揭開帷幕》，《小說界》1995年第5期。

24 郟宗培：《咬住青山不放松》，《江曾培論微型小說》，江曾培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25 《本刊舉辦微型小說大賽》，《小說界》1985年第2期。

26 《百花期刊群又添新成員——〈微型小說月報〉》，引自中國作家網 http://www.00444477.com/n1/2022/0721/c403994-32481774.html。

27 寇曉偉：《驀然回首星光燦爛——建國40年文學出版述略（二）》，《中國出版》1992年第7期。

28 姚朝文：《中國大陸微型小說的倡導者——江曾培》，《江曾培論微型小說》，江曾培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229頁。

30 《讀者意見摘登》，《小說界》1985年第2期。

31 王蒙：《賀〈小說界〉一百期》，《小說界》1988年第6期。

32 葉廷芳：《我心目中的〈小說界〉》，《小說界》1988年第6期。

33 [美]王渝：《永遠年輕的〈小說界〉》，《小說界》1988年第6期。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