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對“貼心人”和“貼心”的革命感召方式推崇有加，同時還注重將古舊的尊師愛徒情感注入全新的技術生產工作之中，以便構建用真心換真心、用真情換真情的良性師徒關系，這些思路均表明“情感喚醒”工作是“政治喚醒”任務的重要前提和根基。“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關于“見物不見人”現象的指陳和治理，則表明物質基礎與革命熱情、“知識之道”與“革命之道”之間存在著難以彌合的互斥張力，情感政治在此便從一種有益資源變形為桎梏性的障礙。從情感政治視角出發重讀“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有助于深入還原工業層面的文學鏡像，敞現出這一評價不高的文學類別的繁復性面貌。

關鍵詞：“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 情感政治 師徒關系 “見物不見人”

工業題材本應成為“十七年”文學中“‘不同題材類別’被賦予了‘不同價值等級’”1的“主題材”，可恰恰是“十七年”時期的工業題材小說，正受到人們越來越強烈的否決，但凡講到“十七年”文學作品“成就不高”，指摘十七年文學的“債務”問題時，工業題材小說往往首當其沖，成為眾人口中的典型“標靶”。實際上，只要我們換一副眼光，從情感政治視角出發，就會發現在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這個普遍評價不高的文學類別之中，凝聚著諸多為后設立場及其思維桎梏所遮蔽的細膩繁復的文化政治圖景。這種繁復性的敞現，不僅開啟了研讀“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的新的可能性，更折射出新中國工業生產動員的獨特歷史經驗。

一、“貼心人”與“貼心”的情感革命機制

1949年3月，毛澤東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展望并謀劃新中國的各項工作時曾擲地有聲地宣稱：“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2從“破壞”到“建設”，既是一種工作方向的轉變，也是一種新的角色定位。相比于過去“破壞舊世界”的革命征程，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的經濟建設工作，不啻為一場新的革命。發展工業又是這場新革命事業的重心，在此過程中，當然要運用政治技術、遵循思想法則，但落實到具體實踐時，則會有意無意地訴諸心靈世界的情感動員機制。

上下之間的區隔對立是工業領域生產動員工作遭遇的最大障礙，對于那些能夠理解感知并愿意滿足民眾內心情感訴求的干部和積極分子，民眾會由衷感激地稱呼對方是自己的“貼心人”，程樹榛《鋼鐵巨人》中北方機器廠鑄鋼車間的支部書記王永剛因為積極主動向工人學習技術生產知識，愿意與工人親切交流思想，費心替困難職工安排生活……所以他獲得了工人眾口一詞的贊許：“王永剛同志真是咱工人的貼心人！”3技術員楊堅與工人同吃同住，從不擺大學生架子，戴繼宏便真心實意地稱贊他“能和工人們的心貼在一塊兒”4。這類“貼心人”首先在情感上與群眾溝通會合，在此基礎上，技術革新和生產建設任務才能順利開展實施。情動才可能有所行動，動情是工人投身生產建設熱潮的重要機制。

努力成為工農民眾情感上的“貼心人”，是生產動員工作開展的重要條件與保障。于是，想方設法做情感打通的工作，就成為領導干部和積極分子思慮謀劃的重點，其結果使得“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中涌現出一系列具體而微且行之有效的情感動員方式，即“貼心”的具體路徑。首先，在代代相傳的生產生活過程中，工人群眾通常都信奉著一套慣例和制度，他們在新的環境條件下依然習慣把傳統承續而來的東西當作理所當然的“范型”予以接受，這種來自傳統的行為法則對他們來說“成了行事的‘自然方式’”5。要想有效動員民眾參與到新中國的生產建設和技術革新運動之中，就必須對工人的生產生活傳統習慣加以尊重。周立波《鐵水奔流》中的黨委書記鄧炳如曾提醒負責技術生產管理工作的進步工人苑清，“在工作中勤和工地上老師傅商量”，要注意尊重和吸收老工人的“實踐經驗”。正是得益于“新任務”與“老經驗”的配合，礦山的生產建設才擺脫了忙亂無效的局面。《沸騰的群山》中的蘇大嫂曾親眼目睹許多礦工枉死在礦洞里，為了消解心中的畏懼，每當丈夫和兒子下礦井時，蘇大嫂都會悄悄拿著香蠟錢紙去拜太上老君。解放后，拜神祈禱不被允許，但當蘇萬春父子下礦后，蘇大嫂依然偷偷跑去燒香磕頭。這一幕，恰巧被蘇萬春和礦長唐黎峴碰見，蘇萬春當即怒瞪蘇大嫂斥責她“丟人現眼”，同行的礦長秘書薛輝也附和批評。這時礦長唐黎峴則站在蘇大嫂一邊，勸說蘇萬春：“你們這些年輕人就是不體諒人，你娘不怕挨冷受凍跑了這么遠，還不是為了你們爺們。道理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講通的，慢慢來嘛。”聽了此話，蘇大嫂感到十分痛快，她回瞪了蘇萬春一眼，似乎在說：“瞧，人家唐礦長說的話多么著人聽！”6以拜奉神祇的形式來討個吉利、解個寬心，是蘇大嫂這類民眾習以為常的生存傳統，以革命進步的眼光衡量，它們當然是應予取締的落后現象，但礦長唐黎峴卻能保留這一套傳統，這既是踐行群眾路線，更是建立在尊重基礎上的情感動員，蘇大嫂內心深處“著人聽”的動容之言就是明證。生產動員是一項團結帶領有著不同出身、不同教養、不同思想狀況的人群通力合作的新任務、新命題，而“新命題從傳統的命題中尋找出發點，它們包含著許多從傳統中接受來的因素”7，尊重并保留工人的一些老經驗、老傳統，就會在冷漠的政治大道理灌輸之外，收獲人心與人心之間共情的可能，這種情感動員機制顯然是完成生產建設“新命題”的寶貴“出發點”。

工業領域的生產動員工作，必須激發工人的積極性和熱忱，為此，領導干部常常會在實際工作中召開各種類型的會議，周立波在《鐵水奔流》中便借余慧之口告誡工廠積極分子和新黨員李大貴：“碰到困難，就開會商量。”8開會是生產動員工作中組織民眾的獨特政治實踐，但開會必須講求方式方法，否則就會吃力不討好。草明1949年之前出版的《原動力》中，陳祖庭被指派到玉帶湖水電廠領導修復機組，開會是他熱衷采取的工作手段，但他“開口便是真理，閉口又是毛主席，一說就長篇大論”9，自我感覺良好，實則卻惹工人厭嫌。開會本來是想打通干群之間的隔閡，但宣講抽象的大道理、死守呆板教條的會議規矩，到頭來卻加深了干群之間的隔閡。與之相對，“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中那些卓有成效的生產動員會議，則貼合民眾心理從會議語言和會議形式兩個角度進行了改進，進而“有效連通起了上級與下級、主體與客體兩端的心靈世界”10。首先，在會議語言上，變抽象枯燥的高談闊論為通俗生動的形式，《鋼鐵巨人》中的技術員楊堅在向工人講解技術原理時，就選擇了工人們平時使用的土腔土調的語言，所以他的講話很有吸引力，“雖然講的是復雜的技術問題，但他卻講得通俗易懂……把所有的人都吸引住了”11。其次，在開會形式上，變組織起來開大會為走到民眾身邊開“小型會”“交心會”。艾蕪《百煉成鋼》中新來的黨委書記梁景春就對車間支部書記何子學說：“不要老是開會，應找人作個別談話，要好好地談，像朋友一樣地談話，不要做出審問人的態度，也不要做出教訓人的態度，那些態度都會使人遠離我們的。”12《沸騰的群山》中的礦山領導唐黎峴和焦昆，不僅組織訓練班給工人講解政治問題，還經常走向群眾身邊，與他們拉家常。這種親切的交談，與開大會中的高頭講章相比更易獲得尋常百姓的喜愛，收效更大。老工人蘇福順就在與干部的促膝談心中疏解了內心的擔憂，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他想起兩人的親切話語，就覺得眼睛亮了，心胸開闊了”13。《鋼鐵巨人》中的工段長戴繼宏在與技術副主任李守才的接觸過程中，曾不滿地表示“每當和副主任討論什么問題時，心里總覺得有點兒緊張，不能暢所欲言，這倒并不是怕他批評，而是感到不對味兒”14。“不對味兒”恰恰使得《原動力》中的陳祖庭、王永明那種開會方式收效甚微，而運用工人群眾能懂、想聽、會說的語言開會，在面對面、拉家常的生活氛圍中談心開會，才會讓工人群眾感到“對味兒”，這種旨在解決技術生產問題的“對味兒”的開會形式，主要包括會議語言“從群眾中來”及會議形式“到群眾中去”兩個維度的內容，核心的考慮都是貼合群眾的情感。

除了尊重民眾的傳統生存和勞動經驗、在開會時盡量貼合民眾的內心喜好之外，當技術生產工作遇到困難時，“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常常會讓那些老工人、老革命、老干部出面，向年輕一代深情講述過去的革命斗爭往事。《沸騰的群山》中的老礦工蘇福順在生產陷入瓶頸時，便對工人講起了日本人占領期間礦山工人慘遭屠戮的痛苦往事，以此激勵大家積極建設自己的工礦，礦長唐黎峴后來親自帶領工人去安埋萬人坑那些被殺戮的同胞，并表示：“礦工的悲慘生活已經過去了，不能讓那些工友弟兄的尸骨丟棄在山溝里。”從這件事上，陳云山“相信礦山要大變了”15。同樣的道理，《在和平的日子里》橋梁工程隊副隊長梁建喪失了革命時期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心勁，變成了“三錐子都扎不出血的人”，工程隊隊長閻興便不厭其煩地帶領梁建回憶革命戰斗往事。這些悲苦勇毅的革命往昔記憶的回溯和調取，“決不是陳舊的回憶”16，它們能十分有力地挑動起工人群眾的情感共振，陷入困境的技術生產任務，得以在情感援引的基礎上恢復生機。

“建設一個新世界”是一項新的革命運動，技術革新與生產增速是完成新革命的重要條件，為了動員民眾積極參與到技術生產工作之中，需要做大量的“政治喚醒”工作，在這一點上，《原動力》中王永明的認識十分準確，他表示要做好生產建設工作，必須要使工人弄清楚“究竟為誰工作”，只有在政治立場上明確了，“才能把他們的被動，雇傭思想變成為主動的、積極的”17。問題在于，技術生產工作面對的是活生生的具有復雜內心世界的個體，抽象的政治事理，必須與真實的個體、真實的革命肉身之間建立密切的情感聯系，抽象而枯燥的技術生產道理，必須和具體的“人的生命質感”進行疊合，“思想，從沒有抽象而枯燥的思想。它總是生動的，跳躍的，飽和著感情的；一鉆到人心里，就使你發熱，發光，使你蓬勃成長。”18“政治喚醒”之外，訴諸肉體和心靈層面的“情感喚醒”工作，不容或缺且尤為切要。

在新中國的實際工業生產領域，也不乏由“情感喚醒”助力技術生產，進而成功引發“政治喚醒”的事跡，赫赫有名的“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廣即為典型案例。郝建秀是青島國營棉紡六廠女工，她創造的一套細紗工作法，使皮輥花大大下降，并提高了看臺能力。在青島召開的全國細紗工作會議中，她的工作方法被命名為“郝建秀工作法”。其后，在相關部門的領導組織下，郝建秀工作法開始推向全國，推動了紡織行業乃至整個工業生產制造領域多種工種工作法的總結、推廣和提高。“郝建秀工作法”在短時期內經過組織力量的強勁宣傳和推廣，絕不僅僅是純技術領域的事，更與政治思想的輸送和提升密切相關：“推廣郝建秀工作法是一項復雜細致的工作，是一個新舊思想的斗爭過程。”19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各方對郝建秀工作法的倡揚推廣中，充滿著“對家庭出身、性別平等、主體思想、社會關系和階級地位轉換方面的敘事與報道”20，這背后訴諸的恰恰是情感刺激與情感動員的策略，只不過在技術革新和政治宣教的話語主導下，情感話語顯得頗為隱約。與之相比，“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所推崇的“貼心人”和“貼心”的生產動員感召方式，則是典型有效的“情感喚醒”和“情感革命”舉措，是歷史語境中隱而不彰的情感話語的明確擴張和外顯化。

二、真心（情）換真心（情）的師徒關系

對于技術革新和生產建設工作而言，師徒關系是需要認真對待的關鍵因素，唯有建立良好的師徒關系，才能保證技術生產工作的有效運作。新中國成立以后，共產黨對用工制度進行了有步驟的改革，廢除了所謂的“封建把頭制度”，建立了新的技術訓練體系。從“一五”計劃開始，對新工人的培養采用了技工學校、訓練班和學徒培訓三種訓練形式。在“一五”熟練工人培養計劃當中，“采用技工學校的形式培養畢業學生并使成為熟練技術工人共11.9萬人，占計劃總數13%”，“各類企業采用工人技術訓練班培養訓練36.2萬人，占總數的39%”，“在生產中運用師父帶徒弟的方式共培養43.9萬人，占總數48%”21。“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的技術生產描寫同樣將師徒關系作為關注重心，這些師徒關系，一方面緊緊圍繞著生產建設的革命需要發展更迭，另一方面又時時留意以心換心的情感互動，古舊的人情與全新的事理在此交織共存。

傳統的師徒關系中師傅是技術上的傳授者，因此在對待徒弟的態度上特別強調師者的尊嚴，在意師傅的權威性，主張徒弟應與師傅保持必要的距離。這種師徒關系在“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中依然有著延續并嚴重影響新環境下的技術生產工作。《百煉成鋼》中的老工人袁廷發就表示：“師傅和徒弟不能嘻嘻哈哈，更不可以隨便打打玩玩。”22并且，他還堅信師傅對于徒弟應“留一手”，“他覺得他的技術，好不容易從日本工人那里偷著學來的，經過不少的自學苦心，哪能輕易一下交出來。”23這些教條地固守著所謂師道尊嚴的技術人員，被普遍當作政治批判的對象。然而細讀文本，我們又可以清晰地發現，技術人員不再輕視工人，師傅不再和徒弟刻意保持距離，除了政治批判的作用，情感層面的觸動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視工程技術人員與普通工人為對立關系的袁廷發，在黨委書記梁景春的啟發下，毫無保留地向工人徒弟分享傳授自己掌握的技術，結果人們開始尊敬愛戴袁廷發。緊接著，袁廷發更進一步提出讓大家輪流做爐長，自己則在一旁隨時加以糾正，工人徒弟做過一次爐長之后，都感動地說：“這做一天比做三四個月，還學習得多。”24自此以后，袁廷發就被工友們看成最好的師傅了，一提到他的名字，“大家就情不自禁地感到歡喜”。袁廷發這套快速教學法，激發了工人的巨大熱情，黨委書記盛贊它“有很大的政治意義”。事后，袁廷發之妻丁春秀感動地說：“這個黨委書記真好，他就像故事里的神人一樣，到處點石成金。一個霉黑的東西，都會給他放出光來。”25技術人員袁廷發主動幫助徒弟，徒弟則對之心生感懷，成功將兩者加以溝通的顯然并非抽象的階級道理，而是摯誠的情感互動，黨委書記的“點石成金”之舉，關鍵之處就在于他成功開啟了師傅袁廷發與徒弟之間的情感通道。

“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熱衷于書寫工人群眾打破知識分子的技術權威，熱火朝天進行技術革命進而推動生產建設的情節。工人群眾以沖天干勁做出的革新創造經常給高高在上的技術人員以深刻的教訓，此類情節常常更具體地以徒弟批評并超越師傅的形式展開，費禮文的《一年》便是這方面的典型作品。小說中的老工人金照剛曾是工廠連續五個季度的先進工作者，他固守著師傅的做派，嚴格要求徒弟必須對自己保持絕對的服從。金照剛的女徒弟黃愛華對師傅指點的法子，總覺得有點不稱心，在處理師傅指派的任務時經常尋找一些改進的“花樣”，所以，金照剛對這個女徒弟十分反感：“她不明白，師傅總歸是師傅，徒弟總歸是徒弟。”26金照剛后來因病離開工廠一段時間，等他病愈歸來后，發現徒弟黃愛華居然發明了許多自己完全弄不明白的新機器和先進技術，目睹此景，老師傅金照剛在震驚之余又感到五味雜陳：“作為一個先進工作者，人們盼望我能回來，要我能同他們一起，跑在時間前面，提前完成五年計劃。我是來了，但成了老掉牙的廢物。……愛華趕過了我，她創造的工具我不懂；她能做的車床，我不能做。”27

近代以來，在外來思想的傳布和影響下，傳統師徒關系的宗法倫理色彩逐漸淡化，學徒地位日漸上升，但師傅憑借其薪資、才能、資歷等優勢，仍在師徒關系中占據上風。新中國成立后這種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黨和政府陸續出臺了維護學徒權利及合法權益的新規定，學徒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地位都得到了明顯的提高和改善。28這樣一種師徒關系的升遷轉變反映到“十七年”時期的工業題材小說中，尤為醒目，年輕的徒弟們不僅一改過往的唯師傅之命是從的狀態，甚至轉而凌駕于師傅之上，在許多作品中，年長的師傅往往是一些擁有豐富技術生產經驗但又思想保守的落后形象，而他們的徒弟則是一群昂揚樂觀、永不滿足的積極分子。其結果是，師傅牽引徒弟的傳統師徒模式逐漸被徒弟教育師傅的新型關系取代，師徒關系由此呈現出舊貌換新顏的總體傾向。然而，在這種貌似刻板化、模式化的師徒關系之中，依然隱藏著傳統師徒關系的倔強面影，尊師愛徒的情感粘連就是新型師徒關系中十分顯明的老傳統。

費禮文《兩個技術員》中被徒弟小秦公開指出問題的師傅李清怒沖沖準備吵鬧一番。當李清去往小秦房間后，偶然發現徒弟居然完整珍藏了自己教學期間的繪圖圖紙，這些圖紙使李清回憶起了小秦刻苦學習、虛心求教的場景。小秦回來后，笑著說自己剛才在車間里研究鉆床夾具，但總是畫不出來圖紙，因此誠心邀請師傅到車間去看看機器實樣，教自己畫圖。由此一來，李清釋然了，還摸出手絹塞到徒弟小秦手里，要他把臉擦一擦，然后有說有笑地跟著小秦去往了車間。29徒弟的好學態度，徒弟對師傅保持尊重敬愛的情感，是師傅由怒轉喜、愿意向徒弟靠攏的一個前提或者說促因。費禮文的另一篇小說《晨》更是集中展現了“尊師”這一情感因素的強大效力。《晨》里面的電纜工王小杰進廠之前準備轟轟烈烈大干一場，但日子久了，他發現電纜工太單調、太平淡無奇了。一天，工人李阿三著急忙慌來叫王小杰去幫忙維修運煤場的電纜。好不容易修好電纜后，又有一批人找來，要求電纜組幫他們鋪設新電纜或者將他們的工作列入檢修計劃。組里的幾個青年又你一言、我一語，要王小杰出主意。就在王小杰幻想著依靠師傅來解決這些問題時，他突然得知師傅生病需要住院的消息。長期以來，王小杰頗為自負：講技術，電纜組的活都會干；講文化，已經是高中生；講力氣，肩膀能扛二百斤。因此，張師傅要他多鉆研技術，他輕描淡寫地不當一回事；夜校老師動員他學文化，他也沒有認真學習。現在真要他應付各種問題時，卻無所適從。迫不得已，王小杰只得代替師傅負責領導整個維修組的工作，在此過程中，王小杰得以把自己的勞動跟整個工業的巍峨圖景聯系起來，“他才懂得自己在廠里不是個可有可無的人”30。王小杰的成長與轉變，表明了工人對自身主體意識和政治使命的成功領會，隨著這番轉變，青年工人王小杰還同時真切懂得了師傅的寶貴之處：“他所以敢大著膽子開了那么多‘支票’，是因為有著張師傅來兌現的；他所以對不懂的事不擔心，是因為有著張師傅打前陣的……”31從厭煩師傅的嘮叨到重新建立起對師傅的情感尊敬，這無疑是徒弟王小杰成長的關捩。

尊重師傅之外，關心愛護徒弟同樣是生產動員可以借用的重要情感資源。胡萬春《愛情的開始》中，積極好學的徒弟秀娟突破了生產定額，成了模范，她也替換了光榮榜上師傅吳青的照片。就在吳青感到不快時，他偶然間聽到了秀娟和自己的師傅王妙發的對話。王師傅懇切地對秀娟說：“你知道我是多么關心他，為了他，常常使我不安心。唉！他到底是我的徒弟，我就像疼親生兒子般的疼他。……秀娟！你不應該不理他，要去幫助他。他是有缺點，他驕傲自滿，看不見新鮮事物，不愿進步……我知道他一旦明白了，一定會改過來，而且是一個挺好的車工。”秀娟表示：“已經有好多次了，我要他學習，可是他總是給我碰釘子。也怪我不好，耐心不夠……”32聽到這番交談后，落后的吳青深受感動，毅然追上秀娟，決定與她好好談一談。吳青與徒弟冰釋前嫌，師傅反過頭來跟上徒弟先進步伐的情節，深深得益于自己師傅真心關愛徒弟的情感驅動。同樣的情形還發生在胡萬春的另一篇小說《步高師傅所想到的》之中。步高師傅是軋鋼車間甲班工段長，徒弟楊小牛被調去代理乙班工段長后，認為自己可以完全獨立了。但楊小牛主張獨立的出發點是害怕別人說閑話，后來，楊小牛獨立修正的進口尖工作遭遇了巨大挫折，這時，步高師傅并未棄之不管，他依然耐心細致地幫助指導楊小牛，在生活上更是加倍關照徒弟。最后，楊小牛不再把獨立掛在口上，轉而虛心向學。在徒弟楊小牛的工作陷入困境時，步高師傅曾自我反省說：“過去，我沒從政治思想上去關心他，只是用個人的感情去愛護他，這是錯誤的。”33事實上，徒弟楊小牛政治思想上的提升，恰恰來自于步高師傅對徒弟在生活上像關心自己兒子般的關心，步高師傅每天給徒弟帶餅，堅持教給徒弟技術，這些個人感情層面的愛護，是抽象的政治思想的活水之源。

對于技術生產水準超越師傅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有論者以絕對的語氣頌揚道：“他們是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的新人、新英雄，是推動時代前進的先進力量。這與過去文學作品里那些英雄所謂的‘忠義’之道，‘仗義疏財’‘劫富濟貧’‘濟困扶老’‘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樸素道德感與江湖義氣相比，是一種全新的境界。”34這種非此即彼、古今對立的判斷，不是一種輕率，至少也有失偏頗。“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那些在技術生產水平上超越師傅的徒弟，恰恰依賴著“尊師愛徒”這一來自傳統的“樸素道德感”的滋養，他們雖說屬于“新人”，但絕非橫空出世的無根之人。正是認識到“尊師愛徒”的情感詢喚功用，所以新中國成立后，諸多工礦企業大力糾正徒弟“混日子”、“靠關系”和看不起師傅的不正確的思想和態度。同時，充分利用師傅帶徒弟的方式，推廣訂立師徒合同，想方設法“開展尊師愛徒運動”，快速培養了眾多青年技術工人并提高了他們的技術水平。35《鐵水奔流》中的翻砂匠張萬財在生產上表露一些迂腐陳舊的看法，遭到年輕氣盛小伙子們的無情批駁，關鍵時刻，工廠領導組織召開了翻砂場青年團支部會議，嚴厲批評了團員不肯尊重技術工人的自高自大思想，并且“提出了尊師愛徒的號召”。這樣一來，翻砂場的師徒關系大為改觀，張萬財也把那記錄別人毛病的小本子扔進了熔鐵爐。36以尊師愛徒為核心的情感互滲，在年長的師傅和年輕的徒弟之間形成了用真心換真心、用真情換真情的良性師徒關系，相對于那種“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大知識”而言，經由情感連接的師徒關系，可視為“作為民情基礎的、溫情脈脈的師徒情誼的小知識”37。從技術發展角度來看，“十七年”時期的工業題材小說透露出一副全新的建設圖景，但就內在的情感交互機制而言，新顏背后又分明隱伏著舊貌。

三、“見物不見人”現象及其難解

“十七年”時期的工業題材小說實際上起著反映新中國工業建設輝煌成就，進而提振包括工業生產在內的整個社會主義中國的革命激情的任務。其中，技術改革及其帶來的高質量產品的高速度生產是最能突顯工人的英雄形象、最能彰顯社會主義中國工業生產成績、最易鼓舞人心的元素，由此導致技術生產又成為“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中被濃墨重彩描寫的內容。然而在實際寫作過程中，不少工人作家常常沉迷于技術生產描寫，遺忘了工人典型形象的塑造，使得相關作品變得干巴巴的、缺乏藝術美感。技術生產描寫的這種問題被人們概括為“見物不見人”現象，遭致猛烈批評。38為了從革命激情維度張揚人（工人）的力量和氣勢，駁斥“物”對“人”的壓抑，“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經常把技術人員與工人群眾視為彼此對立的兩極，在許多作品中，知識分子往往是一些擁有豐富技術理論的保守落后形象，他們在技術上蔑視打擊工人群眾的創造性，是新的革命工作亟需改造的對象。《沸騰的群山》里新調到孤鷹嶺礦的副礦長邵仁展一再強調“搞工業，特別是搞現代化工業，最根本的是要有先進的設備”39。與邵仁展一道來到礦山的工程師嚴浩也主張“修建這樣大的礦山，光靠熱情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充足的資金、設備和技術人員”40。反觀工人焦昆和張學政編制的生產計劃則處處流露出以戰斗姿態去修復工廠，不然就趕不上革命形勢的奮發激情。兩相比對之后，礦長唐黎峴指出邵仁展和嚴浩的最大不足是：“在管理和施工方法上基本上是照搬資本主義企業那一套，見物不見人，忽視群眾的作用，只談管理監督，沒考慮政治思想工作。”41與之類似，《鋼鐵巨人》中的鑄鋼車間技術副主任李守才以尊重科學道理的“唯物主義者”自居，對上級宣揚的自力更生主張抱有敵意，強調工業生產“首先應該相信科學，光靠工人們的熱情是不行的”42。鑄鋼車間技術主任兼支部書記王永剛當眾堅定駁斥說，李守才“只看見困難，沒看到克服困難的條件，只看到我們技術水平不足，沒看到我們廣大職工思想的先進，這是一種見物不見人的思想在作怪”43。在當時的語境下，這些存在“見物不見人”缺陷的人物理所當然地被視為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只會對生產建設起阻撓作用的負面形象，正是在與此類人物作堅決斗爭的過程中，凸顯了工人群眾的革命熱情，確保了技術革新與生產建設緊密綰合于社會革命的意識形態。

“見物”主要是指看重生產建設的技術條件和物質基礎，屬于事理（道理）層面的內容；“見人”則指向對工人群眾昂揚的革命熱情、對人的情感能量的捕捉，歸屬人情（情感）層面的內容。揭批指摘“見物不見人”的弊端，由此一來便幻化為人情對事理的超越，最終目的是避免“把廣大群眾排斥在技術革命的大門外”44。作為這一實質的反映，當“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糾正“見物不見人”現象時，訴諸的也常常是“情感喚醒”的途徑。《鋼鐵巨人》寫到當大機架鑄件出現裂紋時，工人戴繼宏冒著生命危險成功修補裂紋，這時李守才便放棄了保守的態度，積極承擔起后續的熱處理工作。對李守才這種轉變，支部書記王永剛頗為感慨地表示“事實對人的教育是最深刻的啊！”實際上，與其說事實的教育讓李守才開始變得積極，毋寧說是以戴繼宏為代表的工人在補救鑄件裂紋時表現出的將生死置之度外的高尚情操帶給李守才巨大的思想震動，給予他的教育最深刻。正是在此意義上，李守才動情地自責說：“人家共產黨員硬是不同，干什么都沒有顧慮，前不怕狼，后不怕虎，一決定干了，就勇往直前，頑強地干下去。有時候，自己也佩服這種精神……”45改變“見物不見人”現象的情感意涵，主要被歸結為階級之情和對革命目標的獻身激情。關于這一點，《鋼鐵巨人》中的黨委書記有過十分精到的概括：“我們打的這仗，不但是科學仗，也是思想仗、政治仗，而要想打好科學仗，必須思想仗和政治仗徹底打勝才行。”46所謂以打好“思想仗、政治仗”為中心思想來帶領實現“科學仗”的勝利，更準確地說，是大力吸取工人身上的階級情感和政治革命激情，以之來解決技術生產這一經濟建設層面的事理困境。1960年3月中共鞍山市委員會在其上報的《鞍山市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中便旗幟鮮明地指出：“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本身，就是一場新與舊、先進與落后、革命與保守、科學與迷信、多快好省與少慢差費的兩條道路的斗爭。所有運動開展得好的單位，都是堅持政治掛帥，狠反右傾，大鼓干勁的結果。”47這份影響深遠的工作報告，著重張揚的同樣是人的力量，強調的是以“人”應對和治理“物”的策略。

盡管“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嚴厲貶抑了“見物不見人”現象的不足，但這并不能說明人們對技術革新和生產程序本身棄之不顧，恰恰相反，在許多地方，“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也同時對技術生產背后的事理表達了明確的重視與肯定。“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經常寫到領導干部深入生產現場、主動向工人請教學習的場景，這些場景既是領導干部對群眾路線的積極踐履，更是革命干部向生產管理干部轉型的必要途徑。在《沸騰的群山》里，礦長唐黎峴提醒告誡意氣風發的焦昆說：“你經受過戰火鍛煉，這是你的光榮，但要注意不能有優越感。我們得承認缺乏建設知識，這是我們的最大弱點，要虛心哪！我們要很好地向工程技術人員學習，向有經驗的同志學習！”48秘書薛輝則主動向唐黎峴提出：“你讓我去學一門技術去吧，搞工業不懂技術哪成。”49“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之所以都會將領導干部和工人群眾學習技術知識和生產方法作為故事講述的起點，而且幾乎每部作品都會費心費力“爭取”“拯救”“改造”那些思想保守的技術人才，實際上因為無論如何強調人情的勾連整合功能，都不能不承認科學技術與物資設備是工業生產無法徹底打破的事理和法則。有鑒于此，《鋼鐵巨人》中的上級黨組織才明確指示：“企業中的職工思想問題，常常同生產、同技術、同操作有密切聯系，企業干部如果不掌握技術、不懂生產業務，就很難深入地了解和正確地解決這些思想問題。”50同樣的道理，當“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的工人群眾在處理實際問題時，都會尋求技術能手或者科學數據的支持，費禮文《搶紅旗》中的管理員金燕要想說服管理科長同意自己試驗除銹法，得拿出證明試驗可行性的報告。《鋼鐵巨人》中，戴繼宏在制造大型鑄件時，會主動讓技術副主任李守才給把把關，因為“只要李守才的放大鏡通過，那就不會有什么問題了”51。

“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不僅一再寫到學習技術生產知識的重要性，而且還借助人物之口為契合工業生產的現代管理方式正名。《火車頭》中的方曉紅是思想進步的黨員干部，但她卻采用“北滿那套農村經驗”來處理現代工業生產中出現的“新問題”，顯得格格不入。工業部領導李富春因此在廠礦會議的總結報告中強調“廠礦的管理必須科學化和民主化”，要求各廠礦領導“認真轉變工業里的農村作風”52。《沸騰的群山》中的唐黎峴和焦昆，主張以群眾運動的方式推動技術生產工作，副礦長邵仁展則堅持“不能用領導游擊隊的辦法，也不能用領導手工業的辦法來領導大工業”53。邵仁展雖遭到抵制批評，但有趣的是當工人張學政滿懷希望地講道“笨重的體力勞動要不得，機械化生產就省勁了”，焦昆回復說：“我們是要實現機械化，建設目標就是要為高度機械化、電氣化而奮斗。可是我們是唯物主義者，要根據客觀條件去做，現在我們是在一片廢墟上搞建設，各方面條件都不具備。”54焦昆這番解釋，與他前面批評邵仁展的言論其實是相互矛盾的，“要根據客觀條件去做”，這恰恰是邵仁展提出實行現代工業管理辦法的根據，反對者在此悄悄服膺了他所反對的對象。

如前所述，青年工人在情感上建立對師傅的由衷尊敬，是技術革新和生產建設的重要保障。而所謂的“尊師”又總是與“重道”相聯結，正是在這個“道”的所指層面，又燭照出“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及其對“見物不見人”現象指陳治理的深層癥結。一方面，尊師重道，尊重和重視的是師傅掌握的高超技術生產本領，因此“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中的正面工人，幾乎都是積極和師傅學習技術生產知識的形象。《鋼鐵巨人》中的戴繼宏是最為典型的例子，他雖然是普通工人，但卻真心將技術員楊堅當成自己的師傅，虛心向其學習系統性的技術理論知識。通過這番學習，工人戴繼宏對技術生產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他覺得以前干活兒就知道猛干，只知道這樣或那樣干才好，為什么要這樣或那樣干，自己解釋不清楚。有一年，市里開先進生產者座談會，同行們要他給他們講講課，自己滿心的話，就是說不出來。現在不同了，經楊堅用理論來分析，心里敞亮了。”55另一方面，在“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中，尊師重道又常常意味著對老工人身上葆有的革命精神的稱揚和接續，此時的“道”就從“知識之道”偏移為“革命之道”或者“精神之道”了。唐克新在小說《“政治委員”》中，描寫了一個被分配到電車廠工作的高中畢業生如何獲得成長的經歷，對于這個青年的成長，作者并未將技術能力的提升作為表現的重點，而是著重書寫了師傅老丁在政治思想上給予徒弟的教益，對此，青年徒弟感慨地總結道：“這一年多我雖然沒有在大學的課程里學習，也沒有讀什么機電理化或文史哲學，然而卻是進了一次紅色的政治大學，而老丁就是我的政治委員。”56換言之，厚植革命精神是徒弟從師傅那里學到的最有價值的內容和道理，這時的青年徒弟和小說作者稱許的就不是客觀的技術生產規范，而是師傅身上表現出來的光彩熠熠的革命品德。尊師重道的“道”既有知識層面的內容，也有精神層面的意涵，兩者的差異正是“見物”與“見人”的分殊。

《乘風破浪》寫道，當興隆市鋼鐵公司總經理陳家駿向作家妻子介紹工廠的工業盛景和以劉進春為典型的工人勇毅奮斗的場景后，妻子十分著迷，可當陳家駿提到企業管理制度等名詞時，妻子卻感到十分沒勁，她打著哈欠說：“你的腦子盡是想的這樣多……可是我需要的是形象的積累。”陳家駿覺得有點委屈，在心里抱怨：“可是黨交給我的任務不是叫我創造形象。”57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要求“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擺脫“見物不見人”的弊端，就是要求作家們創造出具備雄偉氣魄及高尚精神的社會主義工人“形象”。“創造形象”，必須崇揚革命熱情和“革命之道”；超拔于“創造形象”，又必須考慮物質基礎和尊重“知識之道”，這兩者之間的張力，便是“見物不見人”現象之難解性的表征。由此看來，若缺乏“物”以及“知識之道”的加持輔助，“唯情”的政治也難以行之久遠，“人”及“革命之道”所代表的豐沛的情感力量，并非無往而不勝。所以，當我們熱衷于從“情感”視角為政治披上一件件動人的感性外衣時，理應對“情感”能效的局限及其缺陷葆有清醒的意識。

結語：情理絞合與“過程性”思維

新中國工業領域的生產動員工作推崇技術革新、追求建設速率，因此必然要遵循一系列的理性法則和客觀數據，這是事物的道理和規律。與此同時，生產動員又總是與具體的個體密切相關，為了確保生產動員的順利展開，總是少不了諸如同情、感動、尊重、關愛等情感因素的輔助與驅動。情感動員、情感交互機制的存在，實際上將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目標轉化為真切可感的肉身體驗，革命由此獲得了情感的加持。身心的情感交互作用，一方面有助于聯動技術生產任務各層面參與者的能效，另一方面又會與技術生產背后的科學知識和管理方式等事理產生乖隔。小說《鋼鐵巨人》最后寫道，技術副主任李守才在關于大型機器鑄造的總結中，采用了“半文半白、不今不古”的語言文字形式，黨支書王永剛看后，總結“寫得太文一點了，怕有些同志看不懂”。李守才則表示：“習慣這種寫法了，總改不掉，用現在的口語寫出來，總感覺拖泥帶水，其意不深。”58某種意義上，“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的情與理，恰恰可以類比為李守才筆下“半文半白、不今不古”的總結文章，兩者之間構成了交織融會、彼此粘連的關系。而“理”之于“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而言，指的無疑是政治性的道理，如此一來，情與理之間的交融便顯現為一種“情感政治”樣態——“情”乃“政治化”的情感，“政”更屬于“情感化”的政治。

情與理絞合所形成的“情感政治”視角，打開了一種深入研讀包括“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在內的社會主義文學的新思路，為我們深入勘探革命中國與現代中國的張力提供了新啟示，獲取這種新視角的重要前提則是規避“結局性偏好”而接續上“過程性思維”。《鋼鐵巨人》之中的戴繼宏等人在戲劇《敢想敢干的人》演完之后才想起跑去看結局，導演幽默地說：“結局很好！敢想敢干的人，都成功了！遺憾的是，你們只知道結局，沒法提意見了。”59今時今日，越來越多的人們越來越理直氣壯地斷定“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無足可觀，正是僅僅關注“結局”的思維模式在作祟，其結果只能制造出更多的“偏見”和“不見”。“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技術生產描寫呈現出的人情與事理的繁復圖景，恰恰是一些在歷史過程中發生、演化并存留的清晰紋理，只有摒除痛快卻簡單的“結局”偏好，構建過程性思維，方能體察這些歷史細節。由“過程性思維”所探查到的“情感政治”與“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的繁復面影，有效記錄下了工業的文學鏡像，這是對于被談論過多的文學作品中的工人形象和工廠圖景的有益補充，相似的情形，還存在于農業題材文學作品中，以往我們似乎只留心文學中的農民形象和農村風貌，卻遺忘了文學中的農業圖譜，這一點同樣需要借助“過程性思維”加以敞現。

注釋：

1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頁。

2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頁。

3 4 11 14 42 43 45 46 50 51 55 58 59程樹榛：《鋼鐵巨人》，人民文學出版社1966年版，第243、268、138、53、133、406、417、370、188、433、267、467、263頁。

5 7 [美]愛德華·希爾斯：《論傳統》，傅鏗、呂樂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4、97頁。

6 13 15 39 40 41 48 49 53 54李云德：《沸騰的群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5年版，第253、140、401、117、310、148、172、223、245-246、411-412頁。

8 36周立波：《鐵水奔流》，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220、226—227頁。

9 17草明：《原動力》，新華書店1949年版，第69、39頁。

10 高強：《“通心”：社會主義文學的開會書寫》，《開放時代》2024年第2期。

12 22 23 24 25艾蕪：《百煉成鋼》，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51、114、138、304、305頁。

16 18杜鵬程：《在和平的日子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27、95頁。

19《郝建秀工作法推廣中的成績和缺點》，《人民日報》1952年6月6日。

原璐璐、Nicola Spakowski、周曉虹：《20世紀50年代工業化與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性別平等、技術革新與“翻身”敘事——以郝建秀的工作法及其生命歷程為例》，《婦女研究論叢》2023年第6期。

21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勞動力管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5頁。

26 27 29 費禮文：《成長》，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87、94、74-75頁。

28 鄭瑾瑜：《中國師徒關系的變遷過程及其社會建構》，《現代交際》2017年第18期。

30 31 費禮文：《早春》，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年版，第35、28頁。

32 33 胡萬春：《特殊性格的人》，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24、77頁。

34 寇鵬程：《百年“新人”形象的流變與文學的先進性》，《貴州社會科學》2022年第4期。

35 祝慈壽：《中國工業勞動史》，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10-411頁；徐雪晴：《1949—1958年工礦企業青年工人的技術培養——以師徒合同為中心》，《當代中國史研究》2022年第1期。

37 傅春暉、渠敬東：《單位制與師徒制——總體體制下企業組織的微觀治理機制》，《社會發展研究》2015年第2期。

38 高強：《從“工農兵文藝學習小叢書”看工農兵文學生產的路徑與困境》，《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

44 鄭重：《思想大革命，技術大革命》，《人民日報》1960年4月18日。

47 中共鞍山市委員會：《鞍山市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鞍山市志·附錄卷》，鞍山市史志辦公室編，遼寧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頁。

52 草明：《火車頭》，工人出版社1950年版，第306頁。

56 唐克新：《種子》，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年版，第121頁。

57 草明：《乘風破浪》，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328頁。

[作者單位：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