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與中國有著兩千多年交往歷史的馬來西亞，是地處東南亞中心地帶的一顆明珠，這里的生活豐富多彩、活色生香，古老與現代交織、東方與西方交融，多元種族、多元宗教、多元文明在此薈萃。本報特邀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院長、北外中國馬來研究中心主任蘇瑩瑩教授專撰此文，為我們介紹2025BIBF主賓國馬來西亞——這朵盛開在南洋熱土上的多元文明之花。

提到馬來西亞，人們首先想到是什么？ 碧海藍天、蕉風椰林？ 還是高聳入云的雙峰塔，熙熙攘攘的茨廠街（唐人街），云霧繚繞的金馬倫高原，極盡繁復之美的僑生博物館，充滿南洋風情的騎樓街巷？ 或是椰漿飯、肉骨茶、印度煎餅等南洋美食以及榴蓮、山竹、紅毛丹等不勝枚舉的熱帶水果？ 抑或是笑容靦腆的馬來孩童，身姿婀娜的小娘惹，還是東馬叢林中充滿神秘氣息的原住民民族？ 當然，更多人想到的可能是英姿颯爽的楊紫瓊、“勇氣”可嘉的梁靜茹，或是鄰家男孩般的歌手阿牛。是的，這就是馬來西亞，豐富多彩，活色生香，古老與現代交織，東方與西方交融，因多元種族、多元宗教、多元文明在此薈萃，碰撞交融而被稱為“迷你亞洲”。與中國有著兩千多年交往歷史的馬來西亞，是地處東南亞中心地帶的一顆明珠，更是盛開在南洋熱土上的一朵多元文明之花。

《紅樓夢》馬來文譯本（馬來西亞國家語文局2017年出版）

絲綢之路上的中馬歷史情誼

據考古發現，早在公元前2至公元前1世紀，已有中國人將銅鼓、鐵器、錢幣等器物帶到馬來半島南部及婆羅洲北部等地區。考古學家曾在馬來半島的柔佛河流域挖掘出秦、漢陶器的殘片。而在中國歷朝歷代的史籍中，都記載了中馬兩國從官方到民間的各種往來。赤土、丹丹、盤盤、狼牙修、婆皇、干陀利、滿剌加等在中國史籍中有所記述的東南亞古國，據考證均位于今日馬來西亞境內。自公元前2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開辟以來，地處這條海上絲綢之路中端的馬來半島，因其連接南北、溝通東西的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為東西方海上貿易的交匯點，亦是各國商賈往來東西的必經之地。

憑借著這條海上絲綢之路，中馬友好往來連綿不斷地發展起來。唐代高僧義凈赴印度求取佛法的往返途中，就曾停留于今天西馬北部的吉打州（Kedah）一帶，在那里學習梵語、修習佛法，翻譯佛經。元代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曾記載了婆羅洲一帶的居民對到此經商的中國人十分友好，“尤敬愛唐人也”。如此這般的記載在中國史籍中都可以找到。

至15世紀，恰值中國明朝及滿剌加（馬六甲）蘇丹國時期，中馬交往達到了巔峰。明永樂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鄭和船隊七下西洋。學界普遍認為曾五次到達馬六甲，而中國社科院明史研究專家萬明老師則提出七次皆抵馬六甲的觀點。在此中馬政治、經濟往來繁盛時期，許多中國商人紛紛于馬六甲長久定居。馬來古典文學名著《馬來紀年》（Sejarah Melayu）和《杭杜亞傳》（Hikayat Hang Tuah）都對這些外來華商與當地人的親密友好關系有所記述。當時的中國商賈們被允許常住于此，有經商的資格，馬來君主還賦予他們政治權利。他們有自己的聚居區，例如“Bukit China”（中國山）等，并受到當地人的尊重。今日馬六甲城中仍有不少歷史古跡，印證著中馬關系昔日的盛況。正是在這種寬松、和平的環境下，在此生根、繁衍的中國人漸漸地形成了當地的華人社群，并逐漸融入當地社會，甚至出現了“民族同化現象”。土生華人族群“峇峇娘惹”（Baba Nyonya），即混血族群的產生就是華馬兩族通婚同化的結晶。中國文化在異域的土壤上生根、發芽，于潛移默化中融入了馬來社會。

多元文明薈萃之地

馬來西亞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社會特質,既給這片土地帶來了絢爛奪目的華光異彩,也使這個國度的民族關系充滿了曲折和艱辛。

當地的三大民族馬來族、華族、印度族，從人類學的角度而言，是彼此迥異的種族，在社會文化和經濟領域有著很大的差異。

這種民族間的基本差異在文化相遇的初期便產生了，它體現在風俗、宗教、語言及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眾所周知，中華文明及印度文明都屬于東方古老文明，在世界歷史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當這兩種古老文明與歷史積淀相對尚淺的馬來本土文明相遇時，由于其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其價值觀早已根深蒂固地根植在本族人民心中，是難于被改變的。因此，長久以來,三大民族盡管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但仍固守著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盡管彼此間產生了一定的相互影響,但并沒有從根本上出現文化的同化現象,這就在較長一段時期內給民族融合帶來了較大困難。

回溯歷史，外來移民大規模遷入馬來亞是在西方殖民時期。一方面，由于英屬馬來亞殖民經濟的飛速發展對海外勞動力的大量需求，英殖民政府在19世紀大規模地從中國和印度引入了大量契約勞工。另一方面，英國人所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造成了各民族在各個領域的分隔。而三年八個月的日據時期（1942年-1945年），日本政府所采取的“親馬反華”的殖民政策使得馬華關系更加疏遠,甚至于惡化。

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聯合邦宣布獨立。在這一時期，取得國家獨立成為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一致的努力方向克服了之前的各種不和諧因素。至此,民族關系問題通過各方協商和相互諒解，在一定范圍內得到了解決。獨立后，民族團結與融合的局面初步形成。雖然在此后的歲月里經歷了許多波折,民族關系甚至曾經一度非常緊張，但是民族融合的基礎在獨立初期已經建立。事實證明，馬來西亞政府有決心，也有能力實現該國的民族團結和國家穩定。獨立后的歷屆政府將維護和諧的民族關系作為政府工作的重點之一，各種政策相繼出臺。近幾屆政府更是提出“一個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大家庭”“昌明大馬”等執政理念，以民族團結促國家的長治久安和長足進步。

經過歷史長河的洗練，在今天的吉隆坡，人們可以看到藍色折傘屋頂的國家清真寺、色彩艷麗、神像眾多的馬里安曼印度廟、香火鼎盛的關帝廟，還有哥特式風格的圣瑪麗大教堂，它們彼此相鄰，共同勾勒出多元宗教和諧共存的畫面。到馬來西亞旅游，你會發現每一個當地人都是精通多門語言的高手，而如果你在那里留學或工作，則會享受到各民族傳統節日接踵而至的喜慶和歡愉。當你品嘗著以中式烹飪技巧結合馬來本土香料烹制而成的娘惹餐，觀看著以印度史詩故事為主題，出現中國瑞獸元素的Way?ang Kulit（馬來皮影戲），親身體驗節慶時不同族群互相串門道賀的Rumah Terbuka（“開門迎賓”）習俗……所有這些都將給你的視覺、聽覺、味覺、觸覺帶來一次又一次的驚艷之感或是贊嘆之情。以上種種匯聚成馬來西亞文化的萬花筒，生動地例證了其作為多元文明薈萃之地的深厚底蘊與獨特魅力。

中華文化在當代馬來西亞的傳播

東南亞地區不僅是世界上華人最早駐足的地區之一，也是華人分布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就馬來西亞而言，長期以來，華族是該國人口數量和占比位列第二的民族。馬來西亞官方每十年進行一次全國人口普查。2020年第六次普查結果顯示，華裔公民總人口約為691萬人，占公民總數的23.2%。

如此龐大的華人群體的存在，就使中國文化在馬得以傳承與發展成為一種必然。中國文化在馬來西亞的扎根與傳承始于近代。中國人在移民馬來亞的過程中經歷了從華僑向華人的身份轉變。早期的中國移民心系故土，日夜期盼衣錦還鄉，這種“過客”心態，使許多華僑難于在當地安居，也難以與原住民實現真正的融合。在華僑群體中進行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存和傳承，是他們與祖國保持文化聯系的精神支柱。隨著馬來亞獨立以及馬來西亞建國，絕大多數華人在當地入籍，成為馬來西亞公民，華族始終處于該國第二大族群的地位。他們以更加積極的心態發展和弘揚中華文化，一方面是以母體文化彰顯自身文化個性，尋覓精神歸屬感，并以此來團結同胞，凝聚人心；另一方面是在與土著族群的交往中，與主體文化交流互鑒，以贏得當地原住民的尊重。

中國文化在近代馬來西亞的傳承與發展，主要借助四種渠道和載體得以實現。其一，華文刊物的創辦。其二，華校及高校中文院系的設立。其三，中國文學作品的傳播與譯介。其四，中華傳統戲劇戲曲的滲透及影響。以下詳細談談馬來西亞的華語和中華文化教育以及中國文學作品在該國的傳播與譯介。

馬來西亞是中國大陸及港澳臺地區之外，世界范圍內已建立起最為完備的海外華文教育體系的唯一國家。數個世紀以來，為了薪傳中華文化傳統，華社開辦了許多以華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各層次學校，使華語得以保存和發揚。該國大部分華人自小學習華文，秉承中華傳統文化，深受中國文學的熏陶。馬來西亞也因此成為海外華文文學最繁榮的地區之一。馬華文學的作者和作品都相當可觀，是研究中國文學在海外傳播的最好范本。

在馬來西亞，國民型中學（華文）與獨立中學以華語為教學媒介語。早在1963年發布的《國民型中學實用華文課程綱要》就明確指出，教學目標包含培養學生閱讀中國文學的興趣和掌握書寫白話文的能力。為此，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數量占據國中華文教材所有課文的三分之一強。華文國中的中學教材，選入了賈平凹、史鐵生等相當一部分中國當代文學名家的作品。而在華文獨中，20世紀90年代至今，各版本中學教材中先后編入46篇中國當代作家作品。例如：巴金的《繁星》、艾青的《我愛這土地》、臧克家的《從軍行》、賈平凹的《丑石》、余光中的《鷹》、楊朔的《荔枝蜜》、傅雷的《傅雷家書》、魏巍的《我的老師》、舒婷的《致橡樹》，余秋雨的《給自己減刑》，還包括臺灣作家席慕蓉的《孩子》、劉墉的《你自己決定吧》等等。

完備的華文教育體系的確立，特別是中文高等教育在馬的發展，與兩國建交以來，中馬人文交流的持續提升密不可分。與中國的馬來語教育教學開始于1962年（北京外國語大學）相對應的是，馬來西亞的中文高等教育開始于1963年。當年成立的馬來亞大學中文系是該國中文研究的最高學府。馬來西亞知名漢學家，精通中文的烏拜德拉·哈吉·穆罕默德（Obaidellah Hj. Mohamad）先生曾于該系任教多年，并曾擔任系主任。中國和馬來西亞是在1974年5月31日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也就是說早在兩國正式建交的前十余年，語言文化教育先行，為兩國建交奠定了良好的民間基礎。

自馬來亞大學開設中文系起，該國7所公立大學陸續設立中文系，進行較高水平的中文（華文）教育和研究。這些中文院系的設立與發展為中國文化經典在馬來民族中的傳播以及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在當地的推展起到了極其關鍵的作用。此外，馬來西亞20所公立大學全部設立了漢語班。近年來，隨著中馬各領域合作不斷加強，當地學習中文的熱度持續高漲，學習中文的非華裔生也呈現出逐年增長的趨勢。目前，全馬共有8所孔子學院和1所獨立孔子課堂，為馬來西亞公民提供了非常專業的學習漢語及中國文化的平臺。

除了華文教育的渠道之外，中國文化對馬來西亞民眾，特別是不諳漢語的馬來族、印度族及其他民族產生影響則主要是通過開始于19世紀末的中國文學文化經典在馬的譯介與傳播。當時的譯者群體主要是當地的土生華人群體。土生華人在馬來語中被稱為“Cina Peranakan”，俗稱峇峇娘惹。他們是東南亞特有的族群，是早期移民東南亞的中國男子與當地馬來女子所生的子女，主要分布在馬六甲、檳榔嶼以及新加坡三地，即當年英國殖民統治下的海峽殖民地，因此，他們也被稱為“海峽華人”。峇峇娘惹群體在馬來西亞的產生，可以看做華馬兩族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溝通、交流，逐漸弱化文化差異，直至完全融合的典范。該群體在文化上接受了許多馬來族群的習俗，同時仍繼承中華民族的許多文化傳統，在生活習俗和宗教信仰方面表現得十分“中國化”。正是這樣一個血統融合、文化雜糅的特殊群體中的文化精英在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譯介方面做出巨大貢獻。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50年代初，土生華人群體把相當數量的中國古典章回小說和皇朝歷史典籍，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后列國志》《精忠說岳》等翻譯成馬來語。這些翻譯作品被保存下來的為數不多，其中有一部分流落到英國、荷蘭、法國、俄羅斯等。現存于馬來地區的，除新馬國家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藏書外，還有一部分個人藏書。至今有書可考的，尚有幾十部。土生華人選譯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多為歷史性、故事性及民俗性很強的演義、奇觀、志怪等通俗小說，基本上囊括了中國古、近代通俗小說的五種類型：歷史演義、公案小說、俠義小說、志怪小說、言情小說。

至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幾部由馬來人翻譯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包括《白蛇傳》《前娘》《孟子》和《孔子的學說論語》。成立于1986年的馬來西亞翻譯與創作協會以及成立于2009年的馬來西亞漢文化中心在民間層面積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該國的傳承與傳播。近十余年來，兩大機構與馬來西亞國家語文出版局、國家翻譯與書籍局合作，把包括四大名著在內的大量中華文學經典著作翻譯成馬來文，推動大中華區各類文學作品進入馬主流社會。

進入21世紀，中國出版界先后實施了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中外圖書互譯計劃、絲路書香出版工程等八大工程。以“絲路書香工程”為例，該工程自2014年底正式啟動以來，近五年共立項了1614部中國作品的外譯出版項目，其中馬來語58部，含通俗小說5部，即《穆斯林的葬禮》《平凡的世界》《解密》《麥家短篇小說集》《南方有嘉木》，兒童文學5部，其余多為中國國情文化類介紹性書籍。

2021年12月21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馬來文版首發式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會展中心舉辦。該國下議院議長丹斯里·阿茲哈·阿茲贊·哈倫（Tan Sri Azhar Azizan Harun）出席活動并致辭，中國中宣部副部長、中國國務院新聞辦主任徐麟，中國外文局局長杜占元視頻致辭。時任中國駐馬大使歐陽玉靖、馬來西亞國家語文出版局董事會主席阿旺·沙利延（Awang Sariyan），以及馬方高層政要、政黨領袖、社團組織、媒體、智庫代表等各界人士150人參加當天活動。馬方與會人士表示，該書的出版將幫助更多的馬來讀者直觀、深入地了解習近平主席在治理國家、實現國家繁榮發展方面的政策和觀點。該書由外文出版社和馬來西亞國家語文出版局共同翻譯出版。

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十年來，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生命力和影響力不斷凸顯，馬來西亞作為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首批國家，希望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因此，對中國的關注，對中國經驗的學習，在馬來西亞，從官方到民間，必然成為一種趨勢。越來越多的馬來西亞人民，特別是年輕一代，希望了解并親近中國，也有很多年輕人喜歡中國的現當代文化或流行文化。比如中國的電視劇《陳情令》、電影《流浪地球》和《哪吒》、短劇、網絡小說，以及中國的綜藝節目、選秀節目都得到很多馬來西亞年輕人的喜歡。抖音或是小紅書都有很多的馬來西亞用戶，深受喜歡。

中馬文化的互鑒與合作

基于2000多年的歷史積淀和深厚的傳統友誼，立足新時代，同屬于東方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中馬文化有著推動合作與互鑒提質升級的堅實基礎。

以傳統詩歌為例。在馬來西亞，某個正式儀式開始前或最后結束時，主持人通常都會朗誦一首馬來班頓（Pantun）以示開場或是完美收官。這是一種在當地家喻戶曉的古典四行詩，是馬來民歌民謠中歷史最悠久，最受馬來人民喜愛的一種藝術形式，其音韻美體現為隔行壓相同尾韻，即韻腳體現為a-b-a-b。馬來人往往即興創作班頓，除了誦讀，還將其作為歌詞，編入民歌中，廣為傳唱，極富表現力。朋友間唱和班頓，有來有往，頗有中國南方地區“對山歌”的架勢。下面這首班頓，在馬來西亞流傳度頗廣，其大意是：“相思子布滿斑點，紅豆卻鮮艷奪目；（你我）雖遠隔山海，語言將我們緊緊相連。”這首班頓充分表達了“語言可通民心”的深刻內涵。

Yangkurik kundi,Yang merah saga;Yang jauh negeri,Yang dekat bahasa.

一些中國學者認為馬來班頓的表現手法與中國《詩經》中的詩歌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四行班頓的結構通常由兩部分組成，前兩行稱之為“pembayang”（意思是“影子”），相當于《詩經》中的“興”，沒有什么實質含義，后兩行稱之為“maksud”（意思是“涵義”），才是作者借助班頓真正要表達的意思。這種借助他物來表情達意的委婉方式，因富于“含蓄美”而在當地社會備受推崇。而這種借物言情的表達方式亦可視作“東方價值觀”在中馬兩國古典文化中的體現。因此，中馬傳統詩歌的對比研究無疑是有著廣闊的合作空間。

另一個例子是關于中馬兩國的諺語俗語及古典詩詞的運用。近些年來，中馬兩國領導人在對彼此的國事訪問的發言或致辭中，喜歡運用對方的諺語俗語，來表示文化上的認同與親切。比如馬來諺語Bukit sama didaki, lurah sama dituruni（“遇山一起爬，遇溝一起跨”）。近幾年來，這個諺語被運用得比較多，相當于中文“同舟共濟”“齊心協力”“共克時艱”的意思。無論是李克強總理2015年訪問馬來西亞，或是新冠疫情期間中國駐馬大使白天的發言中，都用這句馬來諺語以贊揚中馬守望相助的情誼。

馬來西亞的領導人在講話中運用中國諺語或詩詞也有很多生動的例子。比如前總理拿督·斯里·納吉·敦·拉扎克（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就曾經用過“飲水不忘掘井人”等。現任總理拿督·斯里·安瓦爾·易 卜拉欣（Datuk Seri Anwar Ibrahim）是一位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有深入研究的領導人，他非常強調儒家思想與伊斯蘭文明的共通性，比如開明、包容、為人謙遜，待人有禮等等。他在一些對華的致辭中也經常會運用中國的詩句、諺語等，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最近一次訪華，是2024年11月，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他運用了“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一詩句，而后在第11屆進博會開幕式致辭中，又運用了“前人栽樹，后人乘涼”這一諺語。

還有一個例子是關于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的申請。2009年，馬來西亞二十四節令鼓被該國政府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首個獲此認定的華人文化項目。這是一種融合了中華傳統文化與馬來西亞在地特色的藝術形式，由華人藝術家陳徽崇與陳再藩于1988年共同創立，其發展歷程和文化內涵深刻體現了海外華人對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沖擊下，馬來西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傳承和保護方面面臨重大挑戰。與此同時，中國近年來也在積極探索有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途徑。中馬兩國在文化遺產保護領域，尤其是跨國文化合作方面，具有廣闊的合作空間。2020年12月17日，中馬聯合申報的“送王船——有關人與海洋可持續聯系的儀式及相關實踐”成功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這不僅是對送王船文化價值的高度認可，也為中馬在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合作樹立了典范。送王船儀式其實是融合了中國閩南地區民間信仰與馬來海洋文化。2024年6月，中馬兩國正式啟動“舞獅”聯合申遺活動，納入《中馬深化全面戰略伙伴關系聯合聲明》，旨在通過聯合申遺推動文明互鑒以及對醒獅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當前，中馬人文交流呈現多元化發展態勢，特別是在文化、教育、旅游等領域合作成果顯著。雙方簽署了關于經典著作翻譯與出版的合作諒解備忘錄，計劃未來幾年內翻譯和出版50至100部兩國經典文學作品，這將大大促進兩國文化的互鑒與融合。教育合作方面，習近平主席表示中國愿意與馬來西亞在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等領域加強合作，共同培養適應兩國發展需求的各類人才。這一合作將為兩國關系的長遠發展奠定堅實的人才基礎。此外，“伊儒文明對話”等交流活動的深入開展也深化了兩國民心相通。這一獨特的文化交流形式探索了伊斯蘭文明與儒家文明的對話與融合，體現了中馬兩國尊重文化多樣性、促進文明互鑒的共同理念，為不同文明和諧共存提供了有益探索。

結語

中馬建交50年來，兩國關系在政治互信、經貿往來、人文交流等領域取得顯著發展。當前，中馬關系作為中國周邊外交的典范，正處于歷史最好時期。兩國在文明發展方向上達成共識，馬來西亞“昌明大馬”理念與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相互呼應，體現出兩國在文明發展和演進方向上的基本共識。2024年底馬來西亞最新民調也顯示77%的該國受訪者對中國抱有好感，反映出深厚的民意基礎。2025年4月15日至17日，習近平主席對馬來西亞的國事訪問成為兩國關系的新的重要里程碑。雙方就建設高水平、戰略性中馬命運共同體達成重要共識，推動兩國關系邁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為亞洲的穩定性和確定性貢獻了力量。中馬都有著多彩文明，兩國共處亞洲家園，共享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亞洲價值觀，兩國一定可以探索出一條不同文明包容共進的新路徑。

最后，以一首筆者自己創作的馬來班頓結束此文，以表達對中馬更加美好的下一個“黃金50年”的深切祝福和美好祝愿。

Gunung tertinggi Gunung Himalaya,Selat Melaka memukau sukma;China-Malaysia cerlang budaya,Jalinan persaudaraan teguh bersama.

喜馬拉雅山穿云聳立，馬六甲海峽風光秀麗;中馬攜手共享繁榮文明，世代永固兄弟般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