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曾經對龐瑞垠的長篇小說“故都”三部曲（《危城》《寒星》《落日》）和“秦淮世家”三部曲（《鈔庫街》《桃葉渡》《烏衣巷》）做過評價，以為他的作品貫穿著一種悲情浪漫主義情愫，尤其是人物描寫，都帶有悲愴的悲劇色彩，但即便是悲慘至暗，也有星燦，用人性的力量來照亮血色的暗夜，讓坎坷曲折的路徑沿著歷史發展的必然前行。“悲情浪漫主義”這一滲透在作家骨髓里的情懷，成為龐瑞垠所有虛構和非虛構作品的一貫創作風格。

《補天裂》讓人想起辛棄疾《賀新郎·同父見和再用韻答之》的結尾：“我最憐君中宵舞，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或許，它就是這部長篇小說主題的最好注釋。亦如作者所言：“《補天裂》寫作與出版的現實意義：開始，我只是想了卻一個夙愿，將積累半個多世紀的素材結構成一部長篇小說，敘寫南京各界別、各階層的民間抗日救亡活動，將這幅宏闊的遠去歷史畫卷重現在讀者面前，彰顯以民族氣節為主旋律的愛國主義。”

南京淪陷后成為日軍和汪偽政府政治軍事的統治中心，政治高壓下的南京民眾，自發或有組織地采用各種可能的方式奮起反抗，譜寫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悲愴交響樂。以這座城市為事件中心，藝術地展現這段歷史，是《補天裂》的創作初衷。應該說，南京抗戰歷史的書寫，比以其他城市為創作背景的書寫更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義和價值，對于人們重新認識南京民間抗日救亡運動，以及南京人骨子里民族氣節的顯現，更具有一定的歷史考古價值。

《補天裂》在題材上的重大突破，在于作品不僅限于故事情節和人物塑造的精心設計，更在于把它放在風景畫、風俗畫和風情畫的市井歷史社會背景中展開，將這些畫面融入大時代的悲劇情境中來結構故事、塑造人物，作品就有了別具風味的審美意蘊。這部作品從南京這座千年古城的門西地區入筆，圍繞男女主人公的成長、活動空間的拓展，及其與周圍各種人事的糾結、斗爭，展現了國民政府舊都全民抗日救亡的歷史畫面。

作品以門西絲織業中的大亨、民族資本家杜家豪家族成員為主角。門西的絲織業是明代以降直至民國時期南京的一張名片，抓住它，也就抓住了南京的根與魂。而作品以一個“君子群而不黨”的黨外進步人士杜玫作為女主角，表現其對進步和理想的追求，以她對“抗日救亡”信念的堅韌執著和愛情生活展開故事情節的鋪陳。從高層人物到底層人物的描寫，其間所涉及工、農、商、學、兵、宗教等各階層，小說中都有生動刻畫，人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投入抗日救亡。與此同時，作品將城內的地下斗爭與城外郊區的武裝斗爭相配合和照應，從非虛構的歷史檔案中，爬梳出人物的原型，加以虛構的藝術加工，這在此前以南京為題材的長篇小說中是鮮見的。

近幾十年的長篇小說創作中，描寫南京淪陷后社會生活題材的好作品并不少，比如周而復《南京的陷落》、葉兆言《一九三七年的愛情》、哈金《南京安魂曲》等，其筆墨大多集中在對南京的磨難、悲傷、痛苦與死亡的書寫上，很少有人涉足對南京人堅忍不拔、不屈抗爭深度性格的描寫。《補天裂》卻寫出了一部具有南京人性格特征的民間抗戰史詩。不甘在偽政權之下當亡國奴而奮起反抗的壯烈情懷，鑄就了南京城市之魂的主題，成為古城南京的一座精神地標。

作為一部反映抗戰歷史的長篇小說，必然涉及戰時各黨派團體和形形色色的個體人物，在抗日救亡運動中，他們共同的信仰和追求的終極目標，才是統一價值取向。作品摒棄以意識形態、黨派立場劃線，力求客觀公正地反映歷史的真實，即使是敵對營壘的人物，也統一在這一共同價值框架中。比如，小說中的日本使館二秘西尾就是以反戰形象出現的人物；大使館的軍統特工沈哲也以抗日英雄形象出現；女主人公杜玫亦是一名無黨派的愛國志士，正是她彷徨、迷茫的價值觀和堅忍不拔的抗日情懷，才使得這個人物更加豐滿、立體和真實，也更能夠成為歷史必然的大寫人物。

《補天裂》弘揚了南京各界人士共赴國難、視死如歸的民族氣節和民族大義。在正義與邪惡、戰爭與和平、愛情與仇恨之間，寫出了民族危亡關鍵時刻南京人不茍且偷生、不做亡國奴、不背叛真理的歷史選擇，這是人性的閃耀處。

（作者系南京大學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