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智慧的生成路徑多樣，但極少有人從科學角度予以萃取和凝練。新時期以來，現代科技的發展勢頭空前迅猛，其強勁的輻射力與滲透力給人類社會和生態世界帶來巨大影響。時至今日，以“科技”命名“時代”已是無聲共識，中國作家將科技與人文結合思考的需求和傾向愈發強烈，科技與文學在中國發生前所未有的深層互動，作為“輕騎兵”的散文也參與其中，成為書寫和反映科技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有著突出話語特征和思辨特性的散文文體，便與作為“科技—人文”之核心要素的“科學智慧”發生強烈遇合。但目前來看，英國科學家C.P.斯諾所言之“兩種文化”（1）的分化與對立之勢遠比他所處的時代更為嚴峻，作為“兩種文化”交匯點的“科學智慧”難免居處邊緣，備受冷落，甚是可惜。那么，“科學智慧”的內涵、形態及價值如何？與一般的“智慧”有何區別與聯系？新時期以來，作家的熱切關注與集中書寫在散文革新與文化融合上起到什么作用，又為人類適應當下時代提供了哪些經驗？這些問題值得深入探究。

一

“科學智慧”的多重內涵

所謂“科學智慧”，并非一般意義上的科學方法、科學思維、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而是以科學知識、科學現象、科學歷史、科學實踐為基點，通過思辨、頓悟、聯想、推演、歸納等方式提煉總結而來的一種人類智慧的結晶。它以科學理性為支點，又具哲理色彩、人文氣息、生態情懷、現代意識、未來向度、人性魅力、心理深度、生命關懷、文化透力和歷史氣韻，既是科學文化的重要構成，又與人文文化密切相關。它關涉自然世界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鮮明的現實指向與多元的社會功能，不僅對個體之人的思想層次、精神境界、人格修養、道德水準、智力水平的提升頗有助益，還可作為國家發展、民族復興和社會改革的戰略智庫，更對人類文明的轉型躍遷產生作用。新時期以來散文中“科學智慧”的三個維度，主要表現為“科研智慧”“人生智慧”“治理智慧”。

先說“科研智慧”。從科研動力看，科學研究的根本動力是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但熟悉世界科技史的阿來則強調征服欲和占有欲與科學研究之間的內在關聯（2）。推而廣之，“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3）。因此，科技的進步勢必要內外兼顧，既重視內在的個人興趣，亦強調外部的社會需要。就科研節奏而言，中國人對“吃苦”歷來有著異常堅執的崇信，這是中華傳統美德，亦可成為科研障力。如物理學家沈致遠結合具體事例談到一味苦干會提前透支科研生命，大幅降低科研效率。更有甚者，還會促成“假努力”，即以肉身之苦緩釋和替代思維之艱，由此獲得精神超越、心理紓解和道德快慰。因此，張弛有度、勞逸結合，又充分個人化、個性化的科研節奏，是更符合人性也更能行穩致遠的。就科研方法來說，沈致遠結合科學史指出，既要“巧思巧干”（4），又要“厚板深鉆”（5），但“投機取巧”之“巧”并不在列。能以頑強意志和崇高信念克服強大的“沉沒成本效應”是科研人的“剛需”。當然，“鉆深孔”也有潛在風險，如愛因斯坦在“統一場論”領域的深耕苦作就強化了他的固執己見（6）。聰明如愛翁者也會受思想慣性的影響，可見靈活變通之“巧”實不易得?？傊扒蓜拧迸c“拙功”應如鳥之雙翼，互動共生、平衡相長方可助力科研。就科研成果來講，一般認為，用生命捍衛真理是學者的使命所在，而魏得勝對“以命衛道”有更復雜的思考。他既理解同情伽利略的軟弱與痛苦，更肯定其“臥薪嘗膽”和“曲線救國”的苦心、智慧與格局（7）。用智慧融通“大是”與“大非”固然可貴，以智慧穿行于“理想”和“現實”之間亦見其妙?？梢哉f，新時期以來的作家，既高屋建瓴，又緊接地氣，以世界科技史上的典型案例為藍本，從科學研究的動力、節奏、方法、成果四個層面給出了切實可行的思路與方案，闡揚了關切人性、講究辯證、注重變通的科研之道，令人豁然開朗。

再說“人生智慧”。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本就存在莫測的內在聯系，不少文理兼通型作家通過對科學現象的人文解讀來感應天啟、了悟人生。

在通達處世上，作家既承揚了與自然精神相通的道家“柔弱之道”，又有所發展：既注重“謙退”和“不爭”，更強調“顯亦有時”與“斗亦有道”。像詹克明，不僅肯定依附于太陽的月亮懂得在強光中遁形的消隱智慧，更認同其在太陽稍息的暗夜中現身的自尊與自愛品性，如此藏于極亮又顯于極暗，可謂窮通二極、逢源兩端，自有狡黠聰慧之妙諦（8）。但無論社會還是自然，作為發展之內在動力的競爭無處不在，如何“善爭”？楊文豐深受中國斗魚的啟發。他認為斗魚之斗并非胡斗而頗有章法，亦非殘暴兇性的顯露，而是強盛生命力的彰顯。起先是針鋒相對又保持距離的熱身，在短暫的觀察試探后發起沖鋒，嘴對嘴角力、撕咬、翻滾，斗至高潮則斑斕彩尾在水花中擴至最大、最逸、最美，而在大局已定時，勝方立即松口，絕不追逼趕殺，展現出相當人性化的斗爭哲學（9）。這些都是對個體柔弱的生存哲學的呈現與升華，是傳統思想和現代意識、科學理性與人道情懷渾然交融的智慧結晶。

在鑄煉精神上，作家也善于向大自然尋求精神滋養。一是堅守正道初心。如楊文豐對晨昏線現象的倫理解讀：“晨昏線，表明光暗的分庭抗禮自始就不是平分秋色。況且，在晨昏線一側，在陽光與地球的‘切線’上方，亦是底壓黑暗、遼闊、厚實的光亮和輝煌?！保?0）這既讓允公好義的臻善之心照臨人間，更充分顯揚了科學與道德的內在聯系。二是鍛造強者心態。在仔細觀察自然界的生存競爭后，詹克明發現獵者與獵物往往展現出截然相反的生存哲學與生存情態：“追”者可按“最低標準”行事，氣質自信恬靜，姿態亦松弛悠然；而“逃”者則須以“最高標準”律己，慌亂驚懼的弱相疲態盡顯（11）。自然界蠶食伴侶的現象多不勝數，不少觀者以殘忍目之，而楊文豐則慧眼獨具，由“蝶式自傷”悟到愛情真諦：“愛情本是自造的責任、自覺的約束和自愿的付出?！保?2）如此解讀，便賦予人類最高貴的情感以自由韻致、悲愴之美和澄明之境，大可一掃癡男怨女的情愛迷障，令人有醍醐灌頂之感。

在洞察生命上，作家通過自然解碼透悟生命。一是順天應人。沈致遠認為，自然界存在“鐵律”和“橡皮律”，二者分別演化出“絕對決定論”和“自由意志論”：前者對因果規律的極端推崇雖顯示了宇宙萬物的強關聯性，也催生出機械悲觀的宿命論調；而后者的補充與調和則讓世界擺脫鐵板一塊、讓生活變得生機盎然、讓藝術有了生長空間（13）。這“順天應人”說恰與張中行的“順生論”（14）不謀而合。可見，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存在深刻聯系，而人類智慧無論源流為何，其本質總是相通的。二是品味孤獨。孤獨是生命的常態與底色。有論者認為，中國作家中對孤獨理解最為透辟的是史鐵生，他從自身不幸參悟人所具有的“本體性孤獨”（15）。而楊文豐視角更為獨特，他從天麻與蜜環菌吃與被吃的因果循環中抽離，看到個體的生死悲歡在依律自行的萬物面前的靜默，生出悲喜自渡的感慨（16）。這就將“本體性孤獨”從人類擴展至全部生命，是對天地之道的體察與感悟。三是學會等待。既然生命本就孤獨，等待便是生命的主旋律。在詹克明筆下，許多沙漠植物會在漫長等待中迎接降雨，而后迅速走完一生，這讓他領悟到“生命的等待既需要一種安于寂寞的靜守，又需要一種審時度勢的清醒。這是一種伺機而發的等待，一種充滿著生命張力的等待”（17）。這對于逆感常在的人生而言，實可謂一劑強心良藥。

最后說“治理智慧”。從科學知識和科學實踐中總結提煉可用于民族振興、國家發展和文明進化的不俗見解，亦是作家的用力之處，反映出他們深沉的家國情懷和飽含憂患的人類意識。

在把握機遇上，作家首先強調“以靜觀動”和“以遠觀近”以搶占先機。詹克明從青蛙“見動不見靜”的吃活食方法，領悟到“唯有對‘靜止’毫無響應，方可保證其對‘動態’的高度敏感”（18）；沈致遠從科學家對太空移民飛船中的小型社會之特性研究，認識到未來實驗對現實生活的啟示與指導作用（19）。在相持階段，作家推崇“華山論劍”式的頂級較量。詹克明從科學配餐讓足球運動員在決勝時刻仍保持體能優勢，認識到“最高點較量”的重大戰略意義（20）。在先機已失、相持不利的情況下，作家則強調通過因勢利導、揚長避短來轉危為安。如沈致遠贊賞瑞士傳統制表匠面對時尚電子表的沖擊，別出心裁、推陳出新，將“機械”進行到底的魄力和巧智（21）。

把握機遇固然重要，規避風險亦不可缺。詹克明強調用“異類”化險為夷。其一，他從近代科學起源于蒙昧異端，悟到“異類”也可成為中心，指出“異類”可消除隱匿于無差別平衡中的重大隱患，帶來整體穩定（22）。其二，他從工業生產用沸石避免液體過熱引起爆炸，認識到“以異制異”特別是“以小異消解大異”的妙思（23）。其三，他從野生水稻拯救單一化的優良水稻，聯想到文明同質化的危險，由此認為“異類”是保持物種、文化、文明多樣性的“諾亞方舟”（24）。中國人受封建思想和儒家學說影響，世代崇尚“正統”“齊一”，對“異類”多有排斥和打壓，未能深刻認識到“異類”的重要價值，而詹克明讓“異類”浮出地表，意義不小。

二

“科學智慧”的人格形態

在所有文體中，散文與作家的人格最為貼近，“人格審美”也是散文研究的重要維度（25），而散文創作中“人格的特點是性格加智慧再加上氣質”（26）。新時期以來，作家在散文中書寫“科學智慧”時，體現了“綠色情性”“圓融思維”“未來氣質”這三類人格美質，值得深入研究。

先說“綠色情性”。新時期以來，我國生態文學對生態倫理的探討逐步深入，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偏誤有所清理和反思，卻難免矯枉過正地滑入“生態中心主義”的泥淖，在天人關系的思考上，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極端化傾向，以致“天道”對“人道”過分擠壓，令“愛人”這一五四時期著力喚醒和激活的基本倫理后置。然而，“自愛”才是一切倫理情感的起點（27），更何況“自愛”與“他愛”是統一的（28）。那么“愛人”和“惜物”是否也是如此？葦岸曾借泰戈爾對人與世界美的關系的闡發指出：“在萬物中完整地獲得自己的價值和人性，是人類心靈的天然屬性，也是人類的終極目的，人在其中將得到真正的快樂和幸福?！保?9）這表明“愛人”與“惜物”本質同構。沈致遠則更傾向于科學視角的解讀。他十分認同蓋婭學派代表成員伏爾克的一段話：“我確實感到自己生活在蓋婭之中。如果整個生物圈就是我自己，我就真正成了世界的一部分。把‘自己’這一概念擴大到遍及整個世界，你就會渴望參與進去，在其中優游，而不是將之看成為僅僅是取得食物之源?！保?0）這從現代科學生長出來的生態心胸與智慧，正包含著“愛自己”與“愛自然”的和諧統一。強調“自愛”并非自私自大的“人類中心主義”，而是對人類自身提出更高要求?？梢哉f，在對自然的科學認知中將“自愛”確定為生態倫理的根本出發點，既是理論糾偏與創新，對過于理想化和浪漫化的生態書寫，也是必要的補充和糾正，更為生態實踐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基本思路。

不難發現，以上討論的倫理對象僅是包括人類在內的“自然之物”，隨著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和強力滲透，人類更活在他們親手創造的人造世界之中，人類與“人造之物”的關系更需要進行全面深刻的思考。中國散文的“惜物”傳統有明顯的自然主義傾向，但隨時代發展多了不少弦外之音，如畢淑敏直接談到“物情”——“人與共同度過年華的物件，有一份難舍難分的感情”（31）。但這畢竟停留在感性層面，若應用到智能機器人這類復雜的人工智能體上，就顯得單薄無力了。不過，有些作家的看法令人耳目一新。當大多數人僅從純技術層面考量機器人的高度智能化時，諳熟機器人發展史的阿來能回到“頂層邏輯”，指出人類心態在人工智能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進而認為人類應主動消除敵視眼光，打破主奴關系，以平等友善之心與智能機器人形成合作關系（32）。這頗有遠見，且這一觀點的有效性已得到印證，如陳楸帆談自己與AI的協同創作（33）。阿來既有力發展了中國散文的“惜物”傳統，又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更高層次的“廣義生態書寫”。總之，受科學啟發而提出的以“自愛”為起點、以“人造之物”為邊界的，緊扣人性、緊跟時代、緊接地氣的“大生態倫理”，既張揚了新時期作家的“綠色情性”，又豐富了現代生態倫理思想。

再說“圓融思維”。在“科學智慧”的書寫過程中，作家還向我們展示了周全的頭腦、發展的眼光、適度的原則和融合的態度，這主要體現為“互補思維”“辯證思維”“中和思維”“會通思維”。

沈致遠曾從“負數據庫”概念的提出認識到“互補思維”之妙。他這樣界定互補概念：“將一組元素定義為‘全體’，在其中指定一個或幾個元素作為A，全體中剩下的元素即為非A，A和非A互補。互補思維既要考慮A也要考慮非A，更要考慮兩者的關系?！保?4）這既揭示了逆向思考的重要性，更展示了作為普適性方法論中的“推己及人”法則。如沈致遠認為與員工互補的老板，既要賺錢，還要兼顧員工福利，這種合作共贏的訴求與“非零和博弈”有異曲同工之妙。

“辯證思維”的關鍵是在體認事物之兩面性的基礎上，洞察其轉化與互補之可能性。像沈致遠從1/x（令x=0）的結果可為正無窮大，也能是負無窮大，悟到事物兩極相通的道理，進而聯想到處境之順逆、情感之愛恨、性格之傲卑等皆可互換（35）。這無疑鑿開了科學與人性之間的隱秘通道，也讓思想變得更有彈性與活力，更是道家辯證法的現代顯現。詹克明從在絕對純的硅和鍺中添加極微量的特種元素形成半導體材料，悟到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36）。這與“水至清則無魚”的古訓相應，但存在一個度的問題。換句話說，若純與雜的比例失調也難成事。因此，容納異類和適度調配要兼顧，這就包含了“中和”思維。詹克明思路清奇，對“中和”之靜態品質的揭示也讓人嘆服。他由日光、空氣、純水這些“中和”之質，因淡而無味既被廣泛接受，又不妨礙關鍵信息的及時獲取，從而成為“大需之物”，指出“一個穩衡發展、合理有序，使得人人能夠各得其位、安居樂業的社會，必存‘中和’之內涵”（37）。不過，他更樂意顯揚“中和”的動態特性，如從科學研究中的“求是”與“求不”，聯想“辦事要想做到‘心中有底’就必須在求‘是’的同時注意求‘不’，而這個‘底’往往也就寓于這個‘不’字之中。摸清這個‘不’的底線，有助于人們找準事物變化的‘關節點’，正確地把握住事物發展的‘度’”（38），這正是中國人處世為人的精要所在。

此外，文理兼通型作家在書寫“科學智慧”時，還展現出有助于突破學科界限、打通知識壁壘、擊碎文化區隔的“會通思維”。最典型如趙鑫珊，既借玻爾、薛定諤等物理學家的跨界之旅談物理學方法與觀點，為現代分子生物學注入活力（39）；又在展示伽利略思路所內蘊的對直覺常識和習見現象的反動中，指認哲學的批判精神對科學發展的推動作用（40）；還通過愛因斯坦從小提琴演奏中獲得靈感，認識到音樂對物理學的促進作用（41）。如果說趙鑫珊在20世紀末的“文化熱”與“方法熱”潮流中，意在呈現文化會通的高妙，那么同樣諳熟科學發展史的沈致遠，則在新世紀邊緣學科與交叉學科蓬勃興起的背景下，進一步明確培育“通才”的重要性。盡管“通才”并不易得，但社會確實需要他們“站在高處以廣角鏡看世界，能見人所未見，以補專才之不足”（42）。

最后說“未來氣質”。面向未來首先要有敞開的心胸和接納的姿態，要敏于觀察、樂見新異、不懼挑戰、包容變化。在書寫“科學智慧”時，這種面向未來的開放精神體現得更為明顯。最典型如，科學史家吳國盛在20世紀末回望百年科技發展歷程時，既認識到古典科技的操作范圍與運作能力還在不斷擴大和增強，更意識到一種有別于古典科技的新科學范式和技術模式正在生成，征服、控制和掠奪自然的古老愿景也逐步被綠色理念所凈化和替代（43）。對此，他滿懷憂思又不無渴望，既樂見古典科技的深度延伸繼續為人類增進福祉，更盼望新型科技能夠到達新的高度，以迎來一個發展與破壞更趨平衡的轉折點（44）。

阿來曾在20世紀末對主流文學“向后看”的趨勢頗感不滿（45），進而強調中國需要“向前看”的文學（46）。這種前瞻意識在他的科技散文中有深刻體現。最典型如，他對21世紀的四大核心科技和三大未來議題的關注與獨到思考。他頗具創造性地指出信息技術、納米技術、生物技術與認知科學的融通聚合，將實現人類的永生不朽，其主要方式是通過電腦超微化實現人的思維復制、存儲和轉移，再將克隆體作為“精神宿主”，從而讓個體意識永續不斷（47）。這一構想比“數字生命”的提法來得更加緩和，但更具操作復雜性和倫理挑戰性，不過在20世紀末確有超前性和引領性。

樂觀心態也是“未來氣質”的重要構成。這種心態既與促狹短視的悲觀主義絕緣，也不是狂妄的自我膨脹，而是知己知彼基礎上的自尊與自信。像吳國盛就從中西科技發展的不同道路及各自優勢角度，駁斥了“落后就要挨打”這一飽含“落后感”和“自卑感”的恥辱觀念（48），從而擊碎了縛壓國人心頭百年的沉重枷鎖，為民族復興提振了信心，也堅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自信，更為中國走科技自主創新之路掃清心理障礙。這種心態不是簡單地為發展進步搖旗吶喊，而是“戴著鐐銬的舞蹈”，是深具憂患，亦滿懷希望的。它既體現在主動懷疑一切輕率天真的未來允諾，打消盲目的樂觀主義；又體現在以辯證轉化的目光打量一切絕境與危機，于“虛無”中洞見“實有”，在“絕望”中看到“希望”，杜絕頹喪的悲觀主義。這令它具備一種超越性的精神能量，最終指向無限可能的未來，讓作品散發濃郁的青春氣息。像阿來的《捕捉遙遠星光》《美麗的隕落》《叩問外星生命》《尋找外星家園》等有關太空探索的文章，其目的絕不僅僅是探討地外文明是否存在，或太空移民能否實現，而是要彰顯一種樂觀的、充滿希望的正念力量，一種永不止息的探索精神。這既是人類永續不竭的精神源泉，也因與屈原“上下求索”的精神相合，可說是古典的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在科技時代的閃光。

三

觀念更新與格局突破

新時期以來，作家在散文中對“科學智慧”作了精彩書寫，這形成了多個方面的重要意義。談到科技與散文，首先浮于腦際的恐怕多是科學小品，而新時期散文中的“科學智慧”書寫卻有十足的大品氣象。這既體現在以平等友善之心關切，包括微觀/宏觀、自然/人工、碳基/硅基、地內/地外、高等/低等在內的各級各類生命，頗具后人類色彩的深邃博大的生態情懷上；又體現在頂峰博弈、長遠規劃、謙退不爭、合作共贏、泯化小我、寧靜超脫、淡定從容、忘懷生死的人生格局上；還體現在由表及里、由遠及近、由繁入簡、以常見新、以小見大的哲學智慧上；更體現在堅守光明、以身殉道、堅韌不屈、奉獻為樂的崇高境界上。這些無不刷新著人們對散文書寫科技的刻板印象。科學小品常被貶為“科技說明書”是事實，主要是因為過于注重科學性、解說性和普及性，而沒能調動讀者的閱讀興趣和參與積極性。所幸僅就新時期散文的“科學智慧”書寫所蘊含的“圓融思維”，就足以掀起一場猛烈的頭腦風暴，讓讀者在多元化的“智力體操”中感受極致的思維樂趣。這些思維不僅早已由具體靜態的“知識”，上升到帶有抽象性、普適性和動態性的“智慧”層面，在自然—社會—人生的方方面面彰顯其靈活性、實效性和永恒性；還具有跨度大、密度高、進路廣、層次多的復合性和發散性特點，其理解難度遠非單向閉合的線性思維和極化思維可比，需要讀者有一定的文化素養、人生閱歷和思考能力；更體現了傳統—現代、東方—西方、科學—人文的融合統一，是人類智慧作為有機整體存在的實證，這讓讀者獲得超越性眼光和開放性視界。這些無疑令上述偏見不攻自破。

歷史地看，新時期以來的作家為中國散文“科學智慧”書寫打開了新的局面。首先是創作規模更大。新時期以前，書寫“科學智慧”的散文較少且集中在科學小品中；新時期以來，這類散文數量明顯增加，且體式更加豐富，科學散文隨筆成為主要載體，這徹底改變了之前稀有化、零散化、單一化的創作格局。其次是思想容量更大。新時期以前的作家在呈現“科學智慧”時普遍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思考路徑單調，二是思考深度不夠。新時期以前，作家談“科學智慧”，大多屬于自然啟示一類，如周建人的《講狗》（1934）、艾思奇的《由爬蟲說到人類》（1935）、李崇基的《斑馬》（1935）等（49）。夏丏尊在《蟋蟀之話》（1933）中雖有將自然與社會聯系起來的傾向，也談到自然界的“自傷”現象，但他缺乏體悟自然的“道心”，只能停留于表象，將蟲和人的“自傷”視為宿命和悲劇，難免格局狹小（50）。進入新時期以來，書寫“科學智慧”的散文呈現齊頭并進的均衡發展態勢：楊文豐頗具靈心、慧眼、詩情，主要圍繞自然展開科學審美，形成各種人生妙悟；詹克明有哲學頭腦和極強的科學闡釋力，善于多元化地解讀科學知識，并予以延伸、轉化和升華；沈致遠、吳國盛、趙鑫珊、阿來熟悉世界科技史，常從發展脈絡和人物事件切入，古今中外無所不包，并能深思淺釋。同樣是探問自然，新時期作家更能打開眼界格局、突破直覺囿限、克服思維定勢、顛覆固化認知，極大地增加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再次是文學意味更濃。盡管《太白》時期出現過一系列探討科學小品文體特性、強調科學與文學聯姻重要性的文章，如柳湜《論科學小品文》（51）、徐懋庸《談科學小品》（52）、賈祖璋《我寫科學小品的經過》（53）等，但還是逐漸偏離了《太白》科普名家的初衷，與文學性漸行漸遠。即便在科學小品文空前繁榮的新時期之初，這類文章也存在不夠文學的致命缺陷（54）。而80年代后，隨著科學散文隨筆和文化散文隨筆的大量涌現，“科學智慧”書寫的文學性愈發顯現出來，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其一，敘述手法上有所創新。新時期以前，作家在提煉“科學智慧”時，會選擇遵循真實原則忽略細節的回顧性陳述語式，這種機械化的剪輯式搬用，因無法生動展示現場和描摹形象而略顯乏味。新時期以來的作家善于借用小說家筆法，一定程度地跨越真實的壁壘，通過基于史實的有限虛構還原歷史現場，在回溯還原中含蓄地表達觀點。最典型如，魏得勝在《伽利略的懦弱》中活用中國傳統的夾敘夾議、現場報道式講述方式，借含蓄簡約的“春秋筆法”和溫和獨到的評點，讓一個矛盾的、坦誠的伽利略躍然紙上。這不僅沒有違背散文創作的真實原則，反倒因中國傳統小說技法的介入和現代轉化，令“科學智慧”的表達更有張力，也更扣人心弦。

其二，說理方式上有所承揚。新時期以前，作家對“科學智慧”的解讀基本停留在說清層面，有的甚至還輔以公式和圖形，普遍不注重寫作技巧，顯得直白無味。新時期以來，作家有意識地讓“科學智慧”以通俗易懂又饒有興味的文學形式呈現，吸引讀者。如詹克明以日常熟知的事物解釋奇妙陌生的科學現象，不僅降低了讀者的接受難度，其本體和喻體的精準契合更讓人感嘆。此外，對話也是較為常用的科普手段，只不過新時期以前的科學小品所使用的基本是對話的初級形態，缺乏復調特質的問答。新時期以來，作家在普及“科學智慧”時多使用有來有回的對話模式。如沈致遠在《愛因斯坦論“鉆孔”》中放入自己與友人關于“深鉆”的真實對話，二人在熱烈對談中彼此引導，相互啟發，你來我往之間，不僅話題逐漸深化，原本嚴肅的場面也漸漸生動活潑起來，在輕快愉悅的氛圍中，讀者跟隨二人思路，不斷深入思考。

以上這些，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科普寫作的水準，糾正了科學傳播的方向，進而捍衛了散文在科普舞臺上的尊榮，也確立了散文在科普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并為“兩種文化”的溝通融合與交流互滲奠定了基礎，更為當代人提供了精神指南和具體方案。

注釋：

（1）〔英〕查爾斯·珀西·斯諾：《兩種文化》，第4頁，紀樹立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

（2）阿來：《一千年的文明》，《讓巖石告訴我們》，第92-93頁，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

（3）〔德〕弗里德里?！ざ鞲袼梗骸抖鞲袼怪峦郀柼亍げ柤獮跛埂罚驳隆晨枴ゑR克思、〔德〕弗里德里?！ざ鞲袼梗骸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4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見沈致遠：《提倡巧干和巧思》，《科學是美麗的》，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5）沈致遠：《愛因斯坦論“鉆孔”》，《科學是大眾的》，第109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6）見沈致遠：《愛翁失誤究何在？》，《科學是求真的》，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7）見魏得勝：《伽利略的懦弱》，吳營洲選編：《2016中國雜文精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7。

（8）見詹克明：《黠月》，《青梅嗅》，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

（9）見楊文豐：《中國斗魚》，《自然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10）楊文豐：《自然筆記》，《自然書》，第46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11）見詹克明：《追與逃》，《空釣寒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12）楊文豐：《蝴蝶為什么這樣美》，《自然書》，第76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13）見沈致遠：《講關系——鐵律與橡皮律》，《科學是美麗的》，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14）見張中行：《順生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

（15）楊經建：《中國文學中“孤獨”與“荒誕”問題》，《文藝爭鳴》2008年第4期。

（16）見楊文豐：《天麻劫》，《病盆景》，北京，西苑出版社，2017。

（17）詹克明：《生命需要等待》，《青梅嗅》，第212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

（18）詹克明：《蛙眼閱世》，《青梅嗅》，第12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

（19）見沈致遠：《太空移民》，《科學是大眾的》，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20）見詹克明：《最高點的較量》，《空釣寒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21）見沈致遠：《從手表說起》，《科學是求真的》，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22）（23）見詹克明：《冷眼“異類”》，《空釣寒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24）見詹克明：《保護“諾亞方舟”》，《青梅嗅》，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

（25）吳周文、陳劍暉：《構建中國自主性散文理論話語》，《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3期。

（26）陳劍暉：《論散文作家的人格主體性》，《文藝理論研究》2003年第5期。

（27）張維迎：《市場的邏輯》，第120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8）〔美〕艾·弗羅姆：《愛的藝術》，第43頁，李健鳴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29）葦岸：《幸?！?，《太陽升起以后》，第218頁，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

（30）轉引自沈致遠：《“天人合一”之現代版》，《科學是美麗的》，第118-119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31）畢淑敏：《物情》，《忍受快樂：畢淑敏散文》，第134頁，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3。

（32）見阿來：《機器人：虛構與現實》，《讓巖石告訴我們》，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9。

（33）陳楸帆：《“超真實”時代的科幻文學創作》，《中國比較文學》2020年第2期。

（34）沈致遠：《互補思維之妙用》，《科學是大眾的》，第224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35）見沈致遠：《無窮大的啟示》，《科學是美麗的》，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36）見詹克明：《適度地容納對立》，《空釣寒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37）詹克明：《大需之物淡而無味》，《空釣寒江》，第150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38）詹克明：《實事求“不”》，《空釣寒江》，第138-139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39）見趙鑫珊：《改造我們的知識結構是頭等大事》，《詩化自然哲學》，北京，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3。

（40）見趙鑫珊：《從哲學角度看科學》，《科學·藝術·哲學斷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

（41）見趙鑫珊：《愛因斯坦與藝術世界》，《科學·藝術·哲學斷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

（42）沈致遠：《新時代之通才》，《科學是美麗的》，第233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43）見吳國盛：《追思自然》，《現代化之憂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44）見吳國盛：《百年科技回眸》，《現代化之憂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45）見阿來：《科技時代的文學》，《就這樣日益豐盈》，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

（46）見阿來：《走進科幻》，《讓巖石告訴我們》，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9。

（47）見阿來：《長生不老的夢想》，《讓巖石告訴我們》，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9。

（48）吳國盛：《落后就要挨打？》，《現代化之憂思》，第73-75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49）見葉永烈主編：《中國科學小品選（1934-1949）》，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

（50）見夏丏尊：《蟋蟀之話》，趙之、趙雪選編：《中國科學文藝大系科學散文小品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51）《太白》1934年第1期。

（52）《芒種》1935年第2期。

（53）見陳望道編：《小品文和漫畫》，上海，生活書店，1935。

（54）見葉永烈：《序言》，葉永烈主編：《中國科學小品選（1976-1984）》，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