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魏思孝向來無意在小說中劃分虛構與真實的邊界，他寫作的過程大概也正如這篇《行注目禮》中坦陳的那樣：“出去碰到什么人和事，用在寫作中，這是那幾年我寫作的一貫路數”。于是，張三和李四的事經過挑選、剪裁，最終用在了王五身上，誰也不會去追問故事的真實性——既然作家當作小說去寫，讀者也當作小說去看就好。而到了這篇帶有“自傳性”的《行注目禮》，情況就不大相同了。魏思孝為它專門設置了一節“前言”，并指出這篇文字的創作構想：“我考慮把小說中真實的情節挑選出來——時隔這么多年，那些平淡無奇的細節，散發著清淡的懷舊氣息——再以解說員的身份點評自己。”為了證明自己敘述的可信，魏思孝在這些事后“點評”中不時提醒我們，哪些是真實發生過的，而哪些是揣測。聰明的讀者大概會趕忙跳出來追問：萬一這是作家跟我們玩兒的“敘述圈套”呢？我想，如果熟悉魏思孝的個人經歷和創作脈絡，了解這篇小說（甚至叫“創作談”“自傳”或“訪談”都無不可）中那些可以精確到某年某月的時間節點對作家而言意味著什么，也就能更容易地觸摸到這些文字中透露出的自我回顧、自我反思的沖動，以及它背后的真誠。也許敘述會不可避免地導致對事實的剪裁，但在《行注目禮》中，這種“剪裁”最多是設置幾處“欲言又止”，如第四節引文部分記錄的是“我”有天晚上在信號山迷路，獨坐想起父親，以及后來偶遇陌生女孩的事，正文部分卻一直在同一天晚上早些時候的飯局上周旋，講到飯局聊天的宏大話題讓“我”感受到一種巨大的虛無進而陷入自憐時，回憶卻戛然而止；又如第六節對曾經有過的自殺念頭的記錄，這一段是整篇小說唯一一處引文的復制粘貼長于正文“點評”的部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讓魏思孝“欲言又止”的這些片段，無不涉及自身生活最深沉隱秘的痛楚，于是也便更容易理解，這種話到嘴邊卻又咽回去的中斷，更多是出于一種難為情，或者說是一種對矯情的警惕，卻絕無請讀者猜謎的意思。

所以，面對這篇看上去實在不像小說的“小說”，我們大可不必以一副嚴肅的表情去探討它的形式是如何包藏了某種深意，于是也便不必費力地尋找、搭建這九個小節之間的關聯，因為這些文字只是一次偶然的、已盡量坦誠的自我回顧。在這里，我們不妨放下以往在專業閱讀中訓練出的方法和姿態，盡管相信并跟隨寫作者的講述，去翻看那個時期屬于他個人的回憶相冊。事實上，一個人的回憶總是會不自覺地流露出懷舊甚至矯情的氣息，這層“溫情的面紗”迫使敘述開始走向虛構。好在魏思孝對此始終保持著警惕，他所慣用的與“完整”“線性”背道而馳的敘事結構在這里發揮了重要的消解作用。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講述方式與所謂“后現代”理論并無多少關聯，更多是由魏思孝理解生活的方式決定的——他在文中有一段描述與舊友關系的文字，或可視作某種隱喻：“我想，每個人生命中，都有一些沒有現實利益糾葛當然也幫不了你什么忙的可有可無的朋友。他們串聯起你過往的生活，你品味一番后又塞進抽屜里。慢慢地，你有了一抽屜用不著的物件。若是忘掉他們，就把生命中的一部分給丟棄了。說是珍惜吧，卻也談不上，他們無需你過分耗費精力去維持。”小說中，魏思孝隨機地跟隨著十幾年前的文字憶起徐成、老楊、老張、老李和阿休等朋友，卻不止一次地強調“記得這一晚，是因為……”，以顯示此刻所有的回憶和講述都得益于諸多偶然。這種講述并不是說明魏思孝這個人面對朋友略顯淡漠，而是意在提示某種審慎——畢竟人到中年的回憶最容易顯出油膩，而這副嘴臉是魏思孝所厭惡的。也就是說，即便是在一篇帶有“自傳性”的小說里，他也不愿講述某種嚴絲合縫的“必然”，只是想起哪件事便隨口一提，類似拿出抽屜里一個無用的舊物件，沒什么目的，看看而已。這便是魏思孝的“抽屜文學”，拿出舊作，告知寫作時間，卻并不試圖標榜什么，也沒有建構一個完整、連貫敘事的興趣，被重新喚起的那些記憶碎片至多成為一個私藏的標本，僅僅用來提示曾經的某一生命時段的狀態和氣息，幫助自己看清來路，僅此而已。

不過，對于記憶的主人而言，拉開這些抽屜的時間節點卻是關鍵的。2024年，在青年旅舍時期的苦悶心境被記錄成文字后的第十二個年頭，魏思孝的長篇小說《土廣寸木》獲得第七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首獎，那個曾經有些憤恨地說著“我可沒耐心再去他媽的等了”的文學青年，終于不用再等了。事實上他這次的獲獎已不再像往常那樣給人“中獎”（魏思孝語）的感覺了，而更像是這個行當對魏思孝一段時間以來創作的總體肯定——這些年，《余事勿取》《王能好》《都是人民群眾》的陸續出版讓魏思孝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討論，《王能好》在2022年就已經進入了寶珀的決選名單。這些來自外界的肯定、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對魏思孝而言，最重要、最樸素的意義，就是實實在在的生活的改善。必須承認，不會有第二個布考斯基，大家都是被生活牽絆著思緒和情感的普通人。如今，魏思孝終于能以一種更平和的心態，跳出自己這一路蹚過的泥濘，站在岸邊歇歇腳了。所以，當我們面對《行注目禮》這樣的寫作時應該意識到，一個作家并非到了中年就應該、或者說就有能力對年輕時自己的寫作作出適時的回顧甚至反省，他必須首先掙脫掉生計問題的束縛，才能心平氣和地理一理究竟發生了什么。

2011—2012年大概是魏思孝生活的至暗時刻。父親突然去世，妻子辭掉工作與他一起回老家生活、經營小店帶來的焦慮，稿酬拿到上一筆看不到下一筆，以及這中間對自己是否還應該繼續寫作的懷疑，都持續地折磨著他——一個需要安穩的寫作者。可以想到，堅硬的現實難免對人的心境造成影響，尤其是對一個“基本上還是遵從自己的內心”的人。如今的魏思孝依然可以清晰地記得寫劇本梗概的報酬是五百塊，2012年賺的最大的一筆錢是寫情景劇的“不到三萬塊”，也能記得彼時的自己并無放下一切隨意出行的自由，“當時很為難的一件事是，我走后擔心妻子獨自守店”……生活的荒謬也許在于，它總是最擅長挑釁那些還有點所謂“堅持”的人：“說到困境，也不是多么新鮮的事，是我那個年紀應該遇到的——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沒錢，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憤世嫉俗。在寫作上苦熬不少年，沒什么太大的起色，瞧不上那些登堂入室的主流文人，對市面上的那些小說嗤之以鼻，以小眾和反叛來標榜自身，誤以為自己被埋沒恰因為離真正的文學更近，卻內心里又渴望借此獲得名利。”必須指出，這里的“不是多么新鮮的事”終究只是一種時過境遷的感嘆，對彼時仍在生活的渾湯兒里泡著的魏思孝而言并無意義。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那個年輕寫作者當時的心態，我想大概是“擰巴”，而這種“擰巴”又直接反映在彼時甚至此后幾年的創作當中。《行注目禮》中有一處細節也許可以見出這種心態對創作的影響：魏思孝在2012年的小說中，把萍水相逢、原本十分和善的水餃店老板講述成了一個不愿將店里的一份報紙送給他并且對他怒目而視的“胖子”，而2025年的魏思孝意味深長地指出了這處虛構。此外，如今回憶起當時同樣熱愛文學的老楊，魏思孝才意識到年輕時的自己對另一種創作的自動屏蔽：“我想起來了，當多年好友老李肯定自己的寫作時，老楊的眼睛一亮，整個面孔都生動了起來。他是在意這些的。只是，老楊文如其人，他那沒有攻擊性，并不出格的文字，顯然吸引不了當時的我。”有些事也許的確需要拉遠了距離再看才能看得清，正如只有如今的魏思孝才能一針見血地指出自己過去的寫作存在的毛病：“總之，我是個膽怯的好人，只能在小說中放蕩自己，發泄壓抑在內心的那些怒火”；“原封不動把當時寫的那些文字貼出來是不妥的，里面充斥著刻意的炫耀——暴力、性、骯臟，對生活充滿敵意。”事實上，一直到《小鎮憂郁青年的十八種死法》，魏思孝的寫作還在給人一種“凌空”的感覺，無休止的暴力、仇恨，與其說是一種師承或美學原則，不如說是一場又一場的情緒宣泄。他畢竟沒有辦法像布考斯基那般自由灑脫，在面對自己的精神標的時，甚至只能看到自身的軟弱：“我們并不效仿他的生活做派——學不來，我們只是試圖借助他的外殼設法靠近世俗的成功。這么說來，我們也是可恥的投機者”；“我們不會因為布考斯基對寫作的熱愛就喜歡上他。盲目的勤奮是可恥的。我看著當初寫的那些文字，虛張聲勢，沒有徹骨的東西，那是另一種的無病呻吟，傷感、矯情。我躲進旅舍，把電腦放在床鋪上，坐著馬扎，能想到的無非就是遇到一個異性，散步，如何去傷害她，沒有什么邏輯可言。”現在看來，曾經讓年輕的寫作者自認為是“特立獨行”的那些乖張和戾氣，實則更像是一種自我安慰的生硬姿態，如同揮舞重拳卻砸在了空氣里，短暫的刺激和滿足過后，是更加漫長的無力和空虛。

所以，當我們跟隨魏思孝本人對自己寫作歷程及過往心境的“梳理”再去反觀他的創作，就能更清晰地看到一個寫作者是如何逐漸搞清楚好小說究竟該怎么寫了。他早期創作中那些被刻意制造出的偶然、反轉，以及眩目喧鬧的情節，到了“鄉村三部曲”，變成了一個個沉靜的故事，敘述逼近零度，小說卻露出了它的體溫。然而這個體溫并不意味著和解或妥協，而是表明魏思孝的小說在走出逼仄、凌厲的“青春期”之后，開始對一直以來所書寫的底層有了某種更廣博、厚重的理解。這種重新理解，只能在作家褪去躁動甚至偶爾冒出的戾氣之后才能得以完成。在一個個如同抽屜中的舊物件一樣被隨機講述的舊友中，只有一個人是例外，那就是勁輝。這位從未被人賞識以致精神失常最終自殺的年輕詩人，在接近一半的段落中被魏思孝提及。勁輝從湖南山區考入211大學，退學后滿心以為能憑借對文學的熱情，在北京的“頑主”圈子里混出些名堂，卻始終沒有意識到，“身邊的老大哥們，不是有錢有權的二代子弟，就是在早年積累下了足夠的社會人脈，支撐他們游手好閑，衣食無憂。他有的是什么呢？”的確，混圈子也是需要資本的，說得再殘忍些，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做文藝青年。值得注意的是，在2012年寫作的小說中，魏思孝還無暇顧及勁輝，他還被自己的生活牽絆著，他的寫作也自然始終在與自己的情緒、心態做著纏繞和搏斗。直到2025年的“點評”，這份追憶才真正見出犀利、厚重。他拒絕把不屬于“勁輝”們的東西浪漫化，而只是不動聲色地去擺結結實實的生活。這時，曾經的憤怒才真正有了著落。

魏思孝在《行注目禮》中有意識地直接對比了自己十三年前和如今的狀態，曾經的“擰巴”終于成為了一段可以拿出來辨認其成色的過去。盡管他并未過多言說自己近些年寫作心態的變化，不過我想，總歸是會多些從容的。事實上，文學需要從容。小說最后一節，面對時過境遷的舊日遺跡，一直在盡力克制抒情的魏思孝還是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了感傷的情緒。生活的艱辛、漂泊，父親的去世和舊友的離散，在這一刻終于也能被裝進記憶的抽屜，道一聲“再見”了。在這樣一個對往事“行注目禮”的告別時刻，我寧愿時間再安靜地為思孝多停留一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