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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作家夏商主編的《2024年度海外華語小說》收入了16篇小說，均發表于國內各大文學期刊，作者來自于美國、加拿大、德國、日本、西班牙、瑞典、荷蘭、新加坡等，既不乏資深作家，也有初涉文壇的新人。若以選集為樣本而觀照海外短篇小說的創作趨勢，則可以見出2023年度風格的延續：異質文化逐漸成為小說的非功能性要素，不再對故事走向、人物情緒產生決定性影響，相反，隱藏在文化差異與沖突表象之下的人性幽微更受關注。此外，一種“陰性力量”也在悄然升起。這并不是指小說作者大多為女性——雖然確實如此，而是指多數作品中彌漫著一種內觀而非外求、富于深度療愈意識的寫作理念。選集中的16篇小說主題各異，但無一例外的，這些小說都有著緊致飽滿的內在核心力量，它們以不同的方式穿透生活表象，試圖逼近、喚醒那深不可測的“自我”，這構成了整部小說集的基本敘事語法，從內容而言大致可分為四類。

第一類作品致力于描摹平庸瑣碎日常生活之下精神潛流的喧嘩與騷動，呈現藝術與現實生活的復雜關系。旅美作家唐穎擅長講述上海故事，小說《那些倏忽而去的》延續了此前部分小說中的主題，在細密飽滿的生活敘事中呈現藝術家精神世界的困惑與痛苦。與此前許多作品中的人物一樣，嘉木和森海努力在藝術與金錢之間尋求生命的平衡點，以自己的方式回應時代的變化，他們或成功轉型卻付出沉重代價，或在一次次對抗中敗下陣來，唐穎的寫作似乎再次昭告了，如何調適、綰合“自我”與世界之間的關系，是文學書寫中一個永無止境的命題。旅居西班牙作家史志龍的《廢墟》和旅居瑞典作家萬之的《尋找漢斯》同樣是在藝術與生活的拮抗中展開敘事。《廢墟》構思巧妙，以中年作家米蓋爾·切諾瓦迪在《時間之城》中講述的一個故事作為小說主體內容，引出關于生命意義的思考：年輕鐘匠阿爾瓦羅深信自己工作的神圣性，對老鐘匠的提醒不以為意，直到有一天，發現原來自己一直生活在巨大的謊言之中。小說包含了三層嵌套結構，采用元敘事手法解構意義，以富于隱喻的方式探尋世界真相，表現個體生存困境。同樣通過自我認知敘事而渴望找到生命意義的是《尋找漢斯》。小說講述了“詩人”與“商人”夫妻四人在德國尋找漢斯而無果的一場旅行，其中的幾個“漢斯”——漢學家漢斯、農民漢斯與納粹分子漢斯——分別對應著現實世界中的復雜文化層面，而詩人試圖在庸常生活中進行精神突圍的行動則全然失敗。對“自我”的發現與建構，在《廢墟》《尋找漢斯》中成為了一場無意義、無結果的游戲，是海外小說家以現代主義敘事方式，在異域文化語境下所進行的關于“自我”的尋覓之旅。

小說選中的第二類作品主要通過日常生活敘事，進而探測、深描女性的內在自我意識，以細致的心理剖析與冷靜筆觸，帶領讀者重新感受生活世界的復雜性。旅美作家張惠雯的《一段時光》以精致舒徐、從容不迫的敘事風格，講述“我”的一系列遭遇：與自私冷漠女房客的交涉，被樓上的“鬧鬼”事件弄得心煩意亂，不得不與房客母親周旋……作家在情節推進、場景呈現與轉換方面展示出嫻熟的技巧，通過“巨嬰”留學生的細致刻畫而體現出對親子關系、女性成長課題的思考。同樣涉及親子議題的是加拿大華文作家陸蔚青的作品《遮陽傘》，小說以微妙而婉諷的文字展示一位母親的強烈執念：為在游泳池擔任救生員的兒子吉米搭一頂遮陽傘。小說穿插講述了母親對兒子日常生活的諸多干涉，以及后者的無奈與反抗。這本是一個多少有些陰郁的故事，但讀來明快生動、饒有趣味，得益于作家對文體風格的精心選擇，以及對限制性敘事視角的巧妙運用。最后，母親在“大徹大悟”之后，決定拆除遮陽傘——究竟是還雙方以自由，還是以另一種方式釋放控制欲？這一結尾頗具深意。

旅美作家傅懸的《吃黃昏》、旅日作家黑孩的《物理反應》以及旅德作家春樹的《暗夜回聲》意在打撈被日常生活洪流裹挾的女性個體精神碎片，呈現自我發現與重建的重重迷障。傅懸雖然還很年輕，卻深諳如何借助于對特殊時刻的描繪而呈現人生的全貌。小說中，主婦美琪為突然到訪的丈夫好友一家精心準備晚餐，好友之子卻不慎吃下過敏食物，搶救無效而死亡。小說緊貼美琪的心理感受而展開，真切自然地描摹了她在日復一日的家庭生活中逐漸喪失自身價值感的惶惑與痛苦。事業有成的丈夫，因照料家庭而失去自我的妻子，這一組人物形象在20世紀60、70年代的臺灣留學生文學中即已出現，在大陸新移民文學中更是屢見不鮮，但這篇小說卻以張弛有致的敘事節奏、對故事場景的精心設計與自然呈現而令傳統敘事主題煥發新的活力，體現出年輕小說家對人性的敏銳洞察力以及出色的語言表現力。旅日作家黑孩《物理反應》中的情節，其實是她另一篇小說《那么多的日子》（未收入小說集）中的一個片段。黑孩以漫不經心的內傾性語言風格，講述男女情愛交往中不起眼但卻具有決定性意味的時刻，捕捉自我在這一時刻中的顯影。在她筆下，“自我”并非是不言自明的存在，相反，是需要突破層層迷霧方可抵達的——或者始終無法抵達的——曖昧而模糊的終點。小說中，“我”因為喜歡鄭萬民的腳而陷入一場短暫的婚外戀情，表面上似乎是對日式身體寫作的一種沿襲，實則是繪出現代人漂泊無可憑依的靈魂。由此，黑孩向讀者展示了現代社會中關于“自我”的悖論：仿佛隨心所欲，卻被無數幻相所遮蔽，甚切主動期待、迎合被“遮蔽”的生活。這種思辨性融入了小說的文體風格，在內容與形式方面呈現出渾然一體之感。春樹近年來的寫作主要聚焦于德國華裔單身女子的生活，《暗夜回聲》是這一寫作脈絡的延續。小說講述吳楠離異后的日常生活：學德語，購買家居用品，在網上聊天，與女友黛西等人來往……主人公在微小瑣屑的日常事物中逐漸找到安住于當下的篤定與寧靜。同時，小說也以對比映襯敘事，令吳楠與黛西如鏡子般映照出彼此的困惑，特別是那偶爾閃現的、對激情的渴望——世界上或許并沒有本質主義的“自我”，人類只能通過對每一個當下的順服與克服、對自身多重精神面向的體認，而辨認、趨近真實的自我。

《清空》《八月最后的海灘》《豹蝶》三篇小說采用現實與回憶相交錯的方式表現女性內心復雜的情緒流動。旅美作家陳謙擅長在舒緩的日常生活敘事中，以看似不經意的細節而構造通往人物內心世界的隱秘通道。小說《清空》中，華人女醫生完玉遇到因滑雪而受重傷的前夫勤威，愕然發現他身上還保留著象征兩人愛情的文身，由此引出一系列前情。面對躺在手術臺上的勤威，完玉最終決定偷偷注射藥水，消除文身，哪怕因此而被追究法律責任。隨后，完玉即終止了與藥水廠家的合作關系，這意味著她瀟灑的外表下始終暗藏心結，而今終于消散，這一細節令人想起陳謙短篇小說《是時候了》（2023）中的布局技巧。旅居西班牙作家趙彥《八月最后的海灘》描寫更年期女性彷徨而焦慮的內心世界，呈現女性含混而游移的自我認知及其在兩性關系中的投射。作家以穿針引線的手法，將周遭人事編織成繁復的生活之網，“八月最后的海灘”這一標題既象征著盛夏即將逝去的生命季節，又隱喻著主人公內心的躁郁與混亂。與前兩篇小說相比，新加坡華文作家鐘韻宜《豹蝶》較為簡短，設色清淡，以“莊周夢蝶”為切入點展開小說主題構思，采用鏡像式嵌套結構，將回憶、現實與幻象熔鑄為一體，從而營造出恍惚迷離的詩意敘事效果，體現了將中國古典生命哲學與當代人生存處境相融合的美學追求，小說并不著意于凸顯“自我”的尋覓與建構，而是試圖尋求內在意識與外部世界互為表里甚至合一的生命境界，給人以通透溫潤之感。

第三類作品則聚焦于死亡敘事。關于自我意識的顯現，大概沒有什么比面臨死亡時的抉擇更為清晰有力。對此，旅美作家冰河的《高地》堪稱選集中的扛鼎之作。小說以流暢圓熟的敘事風格，極為生動地講述了一個抗美援朝時期的“士兵突擊”故事。功勛卓著、受人尊重的老兵馮大膽，在面臨部隊開拔時卻退縮了。他承受著戰友們的鄙視，心中充滿愧疚，同時又懷著隱秘的喜悅，想要闖過“人生里新的關口”。最終，軍人的天職、對妻子的摯愛、情敵相爭背后的同袍情義、男人的尊嚴……種種因素促使他最終做出奔赴前線、置生死于度外的決定。人物心靈深處的爭斗，其驚心動魄并不亞于硝煙彌漫的戰場。同樣是講述主動赴死的故事，旅日作家琪官《冬日海面上的火烈鳥》以清淡細膩的筆觸，呈現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流動、對死亡的臣服與克服。主人公青葭在多年前的一場空難中失去了丈夫和女兒，自此深陷于漫長的痛苦與自責。30年后，青葭終于決定自殺以擺脫陰影，但卻驚訝得知，同行的美紀竟然也一心求死。后者凄涼的身世令青葭震動，冬日火烈鳥的異象更令她頓悟，她最終選擇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來拯救美紀。小說構思巧妙，以對生死界限的破除和生命能量的傳遞，而呈現人物放下執念、獲得解脫的過程，在其中寄寓關于自我生命價值的獨特思考。如果說，前兩篇是以直面死亡而彰顯人性閃光的話，那么，旅美作家唐簡《漫長的一天》則通過一場絕境求生而表現生命的內在力量，以及大自然在人類凝聚心力、自我療愈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小說中的主人公東方娜姿，離開紐約來到坦桑尼亞進行野外寫生。她在巴巴托迪湖中潛水時，被周遭景物打開記憶之閘，過去曾因情感創傷而試圖自殺的經歷浮上心頭。正當她在水下悠游、神游之際，突然遭遇險境，在一次次嘗試失敗之后，終于奇跡般地脫險，重獲身心自由，且迎來生命的突破。小說敘事細膩真切，令人有身臨其境之感。

值得注意的是，在探索并呈現海外華人青年一代在復雜環境中的主體性意識方面，有兩篇小說成就不俗，分別是旅美作家李驕陽的《蟲蟲的夜晚再次昏迷于紐約》和旅荷作家王晨蕾的《聯合報》，可算作第四類。兩篇作品均以第一人稱為敘事者，前者講述的是“我”和朋友Fiona在紐約的生活，后者則講述“我”與荷蘭室友克洛伊、中國姑娘欣然之間的一段交往。它們都有著流暢的敘事風格，用詞精準，體現出作家細膩敏銳的感知力以及出色的寫作技巧，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小說中青年一代觀察、面對外部世界時所采取的姿態。前者展示了一個由資本、藝術、謊言、想象所構成的世界，所有的挫折、沮喪與自我懷疑都隱藏在光滑的生活表象之下。小說中有著許多精妙的意象，其中，“表演蟲子”這一情節堪稱點睛之筆——究竟要如何“作為一個渺小的蟲子參與到世界的變革和戲劇之中”，小說結尾以“昏迷”與“重來”的辯證給出了獨屬于青年人的答案。后者則將清晰穩定的自我意識融入敘事視角的選擇、情節結構布局之中，巧妙的細節處理與極其自然的對話蘊含著豐富而微妙的人性褶皺。難得的是，作者擁有一種青年作家往往忽視的寫作立場，即將讀者視為能夠共同展開人性探秘的同類——而非僅僅是沉默的傾聽者——而展開敘事，也因此，這篇小說所提供的閱讀享受是極其豐富的。

如果說，我們正在迎來一個機器意識覺醒的時代，那么，人類自我意識覺醒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深度探索自我、喚醒“人”之本真存在方面，文學的角色是無可替代的。康德曾說過，一切表象，不論它們有無外界事物作為客觀對象，都是心的決斷，屬于我們的內在狀態。也因此，作為外部現象形式條件的空間，必定受到內在感覺或直覺的形式條件，即時間的制約。如何借助于跨文化空間流動的具身經驗，探索并呈現“自我”的內在時間綿延，對生活在海外的作家而言，或許是未來值得持續探索的方向。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對外漢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