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程皎旸，1993年生于湖北武漢，18歲移居香港，畢業于香港大學。著有小說集《打風》《飛往無重島》《危險動物》《烏鴉在港島線起飛》。《香港文學》特邀專欄主持人。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廣州文藝》“都市小說雙年展”新人獎等

《打風》，程皎旸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4月

《危險動物》，程皎旸著，海峽文藝出版社，2021年1月

沉浸式地書寫這座城市

韓松落：你曾在武漢、北京等地長期生活過，又在18歲去了香港，在香港工作和生活，并以香港作為小說寫作的背景和資源。有評論說，“幾乎沒有哪位青年作家像程皎旸這樣，執迷于將香港當作她的舞臺”。我想知道的是，你在去香港之前，是否產生過這種預感，這個地方將會在你的寫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又是在多久之后，敢于，或者說能夠，讓這個地方成為自己的寫作資源？

程皎旸：我感覺自己是一個都市游牧者。父母因為做生意的關系，不斷在遷徙，從武漢到北京，再到香港，以及廣東省內不同的城市。15歲的時候，我在北京生活的第五個夏天，寫了人生中第一個中篇小說《綠色蝴蝶》，一個充滿京片子對話的殘酷青春故事。這篇小說的頭號粉絲是我爸，他非常喜歡，并鼓勵我有空就多寫寫。還有一年暑假，因為我父母在廣東工廠做生意，我就跟著他們住在工廠區，無聊時就寫了個工廠青年的故事。我是一個懂得就地取材的人，這大概也是游牧者的生存之道。后來我去了香港，自然而然就開始書寫發生在這個城市的故事。大學畢業后，同學鼓勵我，應該將這些故事整理出來，找個地方發表，我就照做了，發布了電子書《破繭》，很驚喜得到不少讀者喜愛，獲得了首屆豆瓣閱讀小雅獎。網友不斷與我交流，希望我可以寫更多有關香港的故事，于是我就這樣寫了下去。

韓松落：你怎么看待“香港書寫”？你覺得你和我們所知道的那些“香港書寫者”，劉以鬯、張愛玲、西西、黃碧云等，有什么相似之處，又有什么差異？

程皎旸：讓我拿自己的作品與前輩比較，的確不太好意思。不過，我14歲看了張愛玲的小說，就愛上了，也的確因為對她小說里的香港產生想象，才選擇去這個城市讀書。另外我在香港讀大學時，蠻喜歡看李碧華的短篇小說。那種通俗的閱讀快感，是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也能帶給大眾讀者的。

韓松落：西西把香港當做“我城”，對現階段的你來說，香港是“我城”還是“她城”？有沒有可能在未來某天成為“我城”？

程皎旸：我并不打算將任何一個城市占為己有，但我尊重每一個城市的文化，并希望用最快的方式入鄉隨俗。例如在北京，我就學習說京片子，在香港，我就講粵語。我喜歡記錄我所觀察到的人間煙火。我如今在香港生活，那我就沉浸式地書寫這座城市。

自我與現實的映照

韓松落：在你的寫作圖景中，可以看到多種藝術的滋養。你喜歡電影，小說里提到過很多電影和導演，參加過首屆“青鳥”作家導演起飛計劃；也喜歡繪畫，在《打風》的有關采訪和創作談里，都提到過自己喜歡繪畫，作品中也有你用油畫棒畫的插畫。《狂游夏夜》在我看來就很像動畫，具有今敏的狂想氣質，我幾乎是直接轉化成動畫去“閱讀”的；動物化人、人化動物的場景，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的異化方式，都很有動畫作品的表現感，比如《紙皮龜宅》和《海膽刺孩》。在我的觀感里，這些小說如果直接轉化為動畫，似乎也一點不違和。而你另一本書《危險動物》的出品方后浪，也曾經出版過大量漫畫作品。我難免猜測，他們在你的作品中，嗅出了某種和漫畫、動畫共振的特質。你喜歡動畫嗎？在創作中會有動畫、漫畫的表達自覺嗎？

程皎旸：我的寫作啟蒙的確來自漫畫。小時候，我爸很喜歡帶我一起看《父與子》，一部由德國漫畫家埃·奧·卜勞恩創作的無字漫畫。我爸帶著我，對著一格格畫面，根據父子的神情、動作配上對白，就能演繹一段完整的故事。根據不同的對白，同樣的畫面又拼湊出不同的感覺。爸爸和我玩的這種看圖說話小游戲，大概為我寫作時對畫面感有意無意的追求奠定了基礎。大學時我喜歡追看韓國網絡漫畫，有一個叫作《整容液》的故事讓我難忘。它開啟了我的同理心，想象身體被溶化但意識仍存在的極度疼痛。此后我又愛上伊藤潤二的作品，他所營造的驚悚感很像香港春天的濕氣，是隱形的，卻又黏附在世間萬物上，怎么甩都甩不掉。似乎就是在那段時間，我嘗試在小說中加入驚悚和人體變形的元素。從《危險動物》里的《另一個空間》，到《飛往無重島》里的《黑色風箏》，再到《打風》里的《紙皮龜宅》，其中夸張的人體變形，往往是角色欲望的映照。但與漫畫不同，我除了構建一個個戲劇化的變形過程，還著重描繪人體的疼痛，我企圖通過文字細微逼真的描寫，打通讀者的想象力與同理心。

韓松落：你在小說中對場景和物件的色彩、形狀、結構的強調，以及它們在文字里亮相和組合的方式，頗有當代藝術的氣質。《逃出棕櫚寨》的開篇就是母親畫的一幅畫。你是不是有這樣一種自覺，在寫作的時候，會有意識地按照當代藝術的邏輯，來形成一種獨屬于自己的感官刺激，并把這種感受和文字表達交織，形成一種韻律感。

程皎旸：很開心，您留意到了我小說里的藝術。除了《逃出棕櫚寨》，我在《條形碼迷宮》里也設計了一幅畫：“背景是旋渦般的深藍，畫面中央呈現一只扭曲且蒼白的嘴唇，它微張著，看似無力又蒼老，卻不斷放射著蝴蝶；千姿百態的蝴蝶，每一個翅膀上都馱著一顆子彈，毫無方向地在藍色的旋渦里慌忙飛竄”；也在《金絲蟲》里設計了一個雕塑：“這個柱子雕刻細節頗多：底層是一雙雙猙獰的拳頭，逐漸向上，拳頭轉變為一張張只有微笑但沒有五官的臉，而在臉的上方，便只剩一顆涂滿金粉的心臟……”有段時間，我在一家媒體做文化記者，不斷參加畫展開幕、為藝術家做訪問，逐漸我發現，在當代藝術作品里，很多界限都不斷被打破，無論是材料的使用，還是各種符號的無厘頭拼貼。有時我穿梭在一幅幅色彩碰撞的作品里，仿佛踏入一段段隱喻的旋渦。我開始嘗試畫點什么，可惜畫功有限，只懂得用油畫棒涂涂抹抹，于是我選擇用文字將我腦海里的畫寫出來，供讀者想象。

韓松落：現在很多小說都有不同程度的高概念設定，你的小說也有某種高概念特質，如果改編成動漫或影視作品，一定會有非常突出的視覺形象。你覺得這種高概念特質對小說寫作有什么影響？

程皎旸：我是一個業余寫作者，在廣告及市場營銷行業有差不多十年工作經驗。作為一個策劃人，無論做什么項目的創意，都強調要有一個big idea（超級創意）。例如，我要為一款養老保險設計一套營銷策略，那么我需要根據這個產品的特質和消費者需求，不斷拋出相關的創意，再不斷篩選，直到提煉出一個最合適、最吸睛的big idea，以它作為核心，完成一系列的營銷活動。我想，這就類似于您所說的高概念設定吧。這樣的設定會令整個故事的書寫更集中、更有力。不過，當我在寫小說時，并不像工作時那樣強迫自己理性思考，相反，我往往會因為生活中的某個事件而觸發一種情緒，它如同烏云般氤氳在我腦子里，直到刺激我的小說靈感如大雨般瓢潑而下。很多時候，靈感首先顯化為一個具有超現實感的角色，例如，渾身長滿刺的男孩（《海膽刺孩》），手背上長出條形碼的新媒體小編（《條形碼迷宮》），一只會說話的狗（《狗人》）。后續的情節便隨著這些角色自然而然展開了。

韓松落：在你的小說里，我很少感覺到那種約定俗成的女性特質和女性色彩。你在小說里大量引入科技議題，建立在科技異想基礎上的情節，也導致性別色彩并不很強烈。你怎么看你寫作中的性別觀念？

程皎旸：我是一個體驗型寫作者，我的很多故事靈感來自我在香港的生活，或與其他人的相處。我希望通過小說創作反映生活本身和社會現象。作為一個資深白領，我小說里的角色，大多都和我一樣是打工人。而我剛好是女性，且身處的市場部男女比例為1∶10，我想，這或多或少也影響了我的思維，令我大多數的故事都以女性為主角。這也是自我與現實的一種映照吧。

捕捉生活中的人

韓松落：《打風》中的《逃出棕櫚寨》，對母親身世來歷的追溯，有點像神游，又有點像溢出現實生活的奇幻冒險，最終在現實中漸漸平息，整個故事神秘又迷人。可否談一下這篇小說的寫作過程。

程皎旸：棕櫚寨的原型是柬埔寨的暹粒。2016年，我第一次去那里旅行，除了令我震撼的吳哥古跡外，我對當地人的生活狀態難以忘懷。在馬路邊，一群赤裸上身的小男孩，接二連三跳入泥塘玩耍，熾熱陽光灑在他們黝黑且瘦小的身板上。在景點出入口，一群還不及我膝蓋高的女童圍繞著我，說著不成熟的中文，央求我從她們的籃子里買紀念品。在市集，老人推著小木板車，揮舞斧頭似的大刀，將完整的一大段冰石切割分塊，賣給路人消暑。有次經過一個村落，家家戶戶都不關門，家徒四壁的房間里沒有空調，主人在吊床上打瞌睡。夜晚的公路沒有路燈，我坐在車上卻覺得路途明亮，是月光，還有田野里的紫光在照耀——那是驅走蜥蜴的燈。這是我所觀察到的暹粒人的真實生活。但另一面，是接二連三如宮殿般的華麗度假酒店，和在酒吧街狂歡的人們。在餐廳，一個少女服務員羞澀地跟我打招呼，笑著對我說，姐姐，你的皮膚很白，很漂亮。這句話深深刺痛了我。我跟她說，你本來也很美，自信一點。離開柬埔寨，我很想為它寫點什么。首先我寫了圖文游記，《在柬埔寨，比我們慢一小時的人》。非虛構書寫幫我將有關柬埔寨的記憶凝固住。我還想以它為原型創作小說，虛構一個地方。不久，我陸續去了泰國、越南。那是比柬埔寨更發達的旅游勝地，我感覺無論是服務員還是地陪，都更加訓練有素。我有一種預感，柬埔寨如果持續被旅游業開發，那么它淳樸的民風也許會被娛樂產業取代。帶著這樣的思考，我寫了“棕櫚寨”這個地方，并將故事設置在近未來。那時有一個新興產業出現——火烈鳥女團，棕櫚寨的女孩，或主動或被動地被送去參與集訓，并接受科技整形，在身上安裝電子翅膀，膚色從棕黃變成橘粉，翩翩起舞時，宛如人形火烈鳥。這是一種殘酷的想象，但其實很多東南亞原居民，正在接受著這樣被消費的殘酷日常。

韓松落：“異常”是《打風》里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這種“異常”感，是你在去香港之前就有的，還是去香港之后產生的？

程皎旸：這種“異常”感，大概就是一種與眾不同的感覺吧。10歲那年，我隨父母從武漢遷居至北京，成了學校里的“借讀生”，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與其他同學的不同。借讀期間的一系列遭遇，令我性格變得叛逆，到了初中，時常被教育處主任傳喚。或許正是這些與眾不同的成長經歷，令我善于捕捉生活中異于常規的人。他們所散發出的氣場，是神秘的，也是具有戲劇性的。

韓松落：在別人的小說里，如果看到這樣直接的對資本和金錢至上的描寫，大概率會讓人覺得過于直白，但在你的小說里，特別是整本小說集讀下來，又覺得這樣直白是對的，只有用書寫時的直白，才能面對現實中對金錢和人性的直白。你在寫到這些段落時的感受如何，是困惑，還是覺得這種直白本身也具有某種當代性？

程皎旸：我想自然而然地還原我在香港觀察到的現實。《打風》里的小說，大多都是我成為香港打工人以后書寫的。我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工作。我所觀察到的香港同事社交的話題，幾乎都與消費相關，例如去哪里搶最便宜的機票，最近哪個名牌在打折，諸如此類。而我所工作的部門是市場部，經常會被客戶或其他部門同事討價還價。當同事談及費用，就會用粵語直接問：“錢錢呢？”這樣的疊字有一種黑色幽默般的寵溺，但語境又是嚴肅的。這種質感，大概就是我小說帶給您的感覺吧。

（韓松落系作家、影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