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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結束了，接下來進入閱卷環節。如今高考閱卷充滿了高科技，閱卷更加公平、科學與規范。那么，在沒有高科技的古代又是如何閱卷的呢？

武則天首創“彌封”

我國自古就重視人才的選拔，西周有“鄉舉里選”，漢代出現察舉制，魏晉南北朝發展成九品中正制。公元605年，隋煬帝開創了“不問出身，唯才是舉”的科舉制，讓更多的人有機會改變命運、實現抱負。

科舉制在唐代正式確立，科舉考試的原則是“憑文取士”。試卷密封應該是最早的科舉公平措施。試卷密封古時稱“糊名考判”“糊名”“彌封”等，就是在考試時把考生姓名封起來讓閱卷人閱卷。這項制度直到現在還在使用，意義深遠。

根據《隋唐嘉話》記載，“彌封”的首創者是武則天。武則天執政后，因為吏部所錄取的人很多都沒有真才實學，于是下令在考試的時候，考生必須自己封住答卷上的姓名，考官在不知考生姓名的情況下，根據答卷優劣確定名次。“彌封”的實施增加了科舉考試的公平性，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減少了考官徇私舞弊。不過，武則天退位后，這種做法很快被廢止，沒有形成制度，北宋時才被重新承襲。

“彌封”沒有在唐代形成制度，“行卷”卻很風行。行卷是指在科舉考試前，考生將自己的滿意之作精選成冊呈給社會名流，請他們向主持考試的禮部推薦。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唐代在科考取士中注重綜合素質的體現。行卷最成功的，非著名詩人王維莫屬。

王維年少成名，唐玄宗的異母弟弟岐王很器重他，在知道皇帝最寵愛的胞妹玉真公主已經答應推薦張九皋（宰相張九齡的弟弟）為狀元的前提下，還是決定幫王維試一試。于是，在喜歡音樂的玉真公主舉行宴會時，岐王讓王維扮作伶人去彈奏琵琶。不出所料，公主被他所奏的《郁輪袍》所吸引。岐王趁機讓王維獻上詩卷，公主讀了又驚又喜，沒想到她之前一直以為是古人的佳作詩篇竟是面前的青年所寫，馬上邀其上座。后來王維高中狀元。

行卷本是給學子制造了展示整體素質的機會，但也容易成為攀權貴、徇私情的渠道，甚至影響正常的閱卷錄取。公元742年，禮部侍郎韋陟提議“跳”過社會名流，讓考生直接向禮部交納“省卷”。“省卷”亦稱“公卷”，是指科舉考試前，考生須將平時所撰詩文寫成卷軸投送到禮部，以作參考。因禮部屬尚書省，故稱省卷。這樣，主考官可以直接、全面地了解每個考生的才華，規避了行卷的官職影響和不全面性，由此形成納省卷制度。公元753年，唐代文學家元結把自己的203首詩歌精心編成《文編》，共10卷，考官閱后大為贊賞。次年，元結進士及第，《文編》從此成為考生追捧的省卷典范。元結在《文編序》中提到自己年少時對民生的關注，后來寫下不少相關詩篇。從元結存世的詩歌來看，多為反映社會現實和人民疾苦的內容，如《舂陵行》揭示了人民的饑寒交迫；《系樂府十二首》是關注普通百姓生活狀態的作品，曾受到杜甫推崇。他的散文也多涉及時政，風格古樸。后來，他做官后，為官清廉開明、關愛民眾，受到百姓的愛戴。

歐陽修成就“千年龍虎榜”

宋太祖確立了科舉殿試制度。殿試時考生的答卷由考官先審，選出優秀的呈給皇上，皇上親自閱卷。那么，考官做的工作只能叫讀卷，殿試考官多是內閣、六部、翰林院等機構的大臣，一般稱作讀卷大臣。為了防止讀卷大臣一時疏忽或者受個人好惡影響，宋代的閱卷采用“雙重定等第”法：每份卷子的等級由兩個人先后審閱決定，前者評判還被封住，以防后者受其影響。

宋代對閱卷機制的另一重要貢獻是恢復了彌封制，并在此基礎上開創了謄錄制度。也就是說，不僅對答卷的姓名等個人信息進行彌封，還要讓專門的人把答卷抄錄一遍，稱草卷，進一步提升科舉的公正性。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豪歐陽修對彌封謄錄制大加贊賞，說它“使主司（科舉的主試官）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于其間”。

嘉祐二年，歐陽修任省考主考官。那一年真可謂是科舉史上最輝煌的一年。388位進士中，24人在《宋史》中有傳；9人官至宰相，如呂惠卿、林希、章惇等；蘇軾、蘇轍和曾鞏躋身“唐宋八大家”之列，與主考官歐陽修一道留名千古；程顥、程頤兄弟開創理學先河；思想家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浩氣凜然……這些人對后世影響深遠，這張榜單被贊為“千年龍虎榜”。

在這張“千年龍虎榜”中，除了蘇軾、蘇轍兄弟和程顥、程頤兄弟同時登科之外，還有很多親朋同時登科的佳話。比如曾鞏與他的弟弟曾布、曾牟以及堂兄弟曾阜，一門4人同科及第，其中曾布后來官拜宰相，對當時的政治影響很大。章惇和侄兒章衡同科及第，但章惇的名次在章衡之下，深以為恥。自愿放棄當年的題名，兩年后再考，高中進士甲科。宋哲宗親政后，章惇拜相。

此外，歐陽修作為考官還很好地整肅了文風。作為詩文革新運動的倡導者，他非常反感當時在太學中流行的以險怪奇澀為榮的“太學體”文風。當他看到“天地軋，萬物茁，圣人發”這樣云山霧罩的文字，批了“秀才剌，試官刷”幾個字，意思是秀才的文章違背事理，考官就要刷掉，再加上“大紕繆”（指出重大的錯誤或明顯的荒謬），命人連文帶批貼出示眾。很多人因此放棄了太學體，下筆少了些空虛怪誕，多了些真情務實，讓當時的文壇風氣為之一振。

上述革新，歐陽修功不可沒。他一心為國家社稷著想，能容有才之人。比如他曾有感于蘇軾的年輕有為，嘆道：“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這句話就是“出人頭地”這個成語的出處。說起歐陽修在嘉祐二年的閱卷還有個小插曲。當年，歐陽修本想把蘇軾的答卷定為榜首，但因為彌封謄錄制，讓他誤以為這份答卷是自己的學生曾鞏所作。為了避嫌，將這份答卷列為第二。拆開糊名后，才知道這篇文章的作者并不是曾鞏，而是蘇軾。

貢院外“藍榜”曝光作弊者

明代逐漸形成一套復雜又相互獨立、相互監督、權責明確的科舉制度，閱卷也更加公平。

那時的閱卷官被稱為“簾官”，分內簾官和外簾官。內簾官與外簾官的名稱源于古代貢院有至公堂（考試院中的大堂），其后有門，以簾隔之，簾內稱為內簾，簾外稱為外簾。外簾官負責處理試卷、維持考場秩序；內簾官負責命題、閱卷。為防止內簾、外簾串通舞弊，考試期間內外簾官禁止越過分界線。考試還確立了回避制度，“凡內外簾入場官，有宗族子弟及翁婿入試者，皆應回避。”

考試結束，外簾官要逐一細查考生與考卷。考卷如有污損、可疑符號，或涂改過百的，要截角并寫明原因。這些卷子的作答者與之后發現的違規者，都被取消考試資格，姓名、籍貫還被用藍筆公布在貢院外，稱為登“藍榜”。

合格答卷每50份裝箱送到彌封所，彌封官再次細查，確定無誤才能用紙條封住考生信息。如果發現問題，受卷官（收卷的外簾官）會被追責。

彌封好的試卷蓋印、封箱被送至謄錄所。考生作答用墨筆，稱墨卷；謄錄者抄寫用朱筆，稱朱卷。謄錄者必須逐字照抄，錯別字不可改動，涂改的字不必照抄但要標明數量以說明卷面情況。之后，朱卷與墨卷一同送至對讀所，對讀生仔細核對兩份卷子。再后，墨卷與朱卷上印紅號，登記入案，以便閱卷完成后能按照朱卷的編號找到墨卷。所有步驟，經手人都要蓋章，方便追責。

經過受卷、彌封、謄錄、對讀這四步，墨卷和朱卷被送到“外收掌”（負責收納和掌管試卷的機構）。外收掌官核對后，墨卷留存，朱卷則按同考官（負責閱卷并把優秀答卷推薦給主考官的官員）的數量分成束，寫上編號，送至內簾。

內簾的同考官抽簽決定評閱哪束，不能選擇，不能干預他人閱卷。同考官一人一間房，也稱房考官或房官。

同考官認可的答卷，用藍筆標記、再附張寫著推薦理由的紙條，呈給正副主考官，稱為“薦卷”或“出房”。起初，每個同考官的“薦卷”數量是一致的，后來發現這不公平：如果某束的水平都高，就必須把稍差的都刷下來；如果某束的水平都低，只能勉強湊足數量，之后不再限定數量。同考官只能推薦，“去取權衡專在主考”。為防主考官獨斷，薦卷被刷下后，同考官有權再次推薦。副主考官如果認可薦卷，就寫上“取”字交給主考官；主考官也認可，就寫“中”字。被“取”“中”的卷子加上同考官的推薦紙條還要一起妥善保存以備“磨勘”。磨勘是禮部進行的復核，經常有考官或考生被磨勘官挑出毛病，受到懲罰。

左宗棠因搜落卷“復活”

清代科舉制度頗有特色的是“五色筆制”。考生用墨筆，謄錄用朱筆，對讀生發現謄錄有誤用赭黃筆標出，同考官、內收掌官等用藍筆，內監試官等用紫筆，主考官仍用墨筆。為防作弊或誤用，內外簾官都不能自己帶筆。早在順治時期就有規定，如有墨筆添改，罪在主考；藍筆添改，罪在同考；查出何人筆跡，官降三級。

另外，清代還增加了“發領落卷”“搜落卷”等程序。沒有被同考官推薦，推薦上去又被主考官刷下的試卷，統稱為“落卷”，同考官和主考官要在上面簡單寫明落榜理由后另行處理。為了讓名落孫山者看到自己考卷上的批語以便以后改正。公元1679年，康熙皇帝正式頒布了“發領落卷”制：開榜后10天內，考生可去領取原卷查看。之前考官給落卷寫批注不太介意，甚至讓人代勞，這之后就不敢太敷衍了。

公元1711年，為避免同考官錯過優秀答卷，也督促他們認真閱卷，康熙皇帝下令主考官要在落卷中再查找一番，這就是“搜落卷”或“搜房”，不少人才因此沒被埋沒，清代著名大臣左宗棠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公元1832年湖南鄉試時，主考官徐法績從5000多份落卷中選出6份。其中一份爭議頗大，這是因為當時的閱卷標準要求考生要用簡潔、典雅、暢達的文字寫出對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的感悟，從形式到內容都很程式化，而徐法績選出的這篇不夠中規中矩，因而被批注為“欠通順”。

于是，徐法績找出那名考生第二場和第三場的答卷。同考官們一看，文章寫得很不錯，特別是第三場題為“選士厲兵，簡練杰俊，專任有功”的文章，針砭時弊，句句鏗鏘，與普通考生的空發議論簡直是天壤之別，同考官們讀后紛紛盛贊，將批語改成“尚通順”。后來，這篇文章還被呈給道光皇帝親閱，這位本會落榜的考生也一躍成為解元（鄉試第一名），后來官至陜甘總督、太子太保、光祿大夫，他就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

從古至今，中國的教育制度不斷革新、進步。雖然考試方式和閱卷方式早已發生巨大變化，但閱卷人力求公平、讓有才者脫穎而出的初心，一直未變。

“可圈可點”的來歷

考官地位高、權力大，不過壓力同樣大，負責閱卷和評定的考官尤甚。例如公元1702年的浙江鄉試。考生超過1.2萬人，考3場，可同考官只有13人。他們要在20天左右閱完至少3.6萬份答卷，平均每人每天要讀100多份。而且，古代的文章沒有標點，閱卷者要邊讀邊用點替考生斷句；發現精彩之處，則用圓圈標出，這就是“可圈可點”。選中的答卷要寫推薦理由，刷下的得寫落榜原因，既要禁得起審核，也得讓落榜者信服，著實不易。

清代殿試 書法不好很吃虧

在清代中后期的殿試中給考生定等級、排名次，反倒不像前幾級考試那樣嚴格。不少皇帝喜歡依書法水平做決定，一來經過重重選拔之后，考生水平相距不大；二是從內容到形式都有限制，他們很難自由發揮，皇帝難分伯仲。

這可委屈了那些才華好但書法不太好的人。龔自珍1829年參加殿試時的策論讓讀卷官們無不嘆服，但他不擅小楷，只能列三甲19名。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國藩，也曾因書法不佳，在194名考生中排到127名。

流傳海外 西方國家借鑒中國科舉制

現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受到了中國科舉制直接而深刻的影響。中國科舉制對西方產生影響可追溯到16世紀。1569年，葡萄牙傳教士克魯茲所撰《中國游記》將中國的科舉制介紹到西方。1583年，葡萄牙修道士胡安·岡薩雷斯·德萬多薩所著《偉大的中國》系統地介紹了中國科舉制的內容和方法，此書被譯成多種文字，廣為流傳，激起了歐美人士對中國科舉制的關注。英國是最早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1793年、1816年及以后，多次派外交使節到北京實地考察中國的科舉制度。目前，西方學術界公認：現代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國的科舉制。比如西方文官制度仿照中國的科舉制，建立了考選制。這種制度強調通過考試的方式對候選人的知識、能力和素質進行評估并選拔官員，而非依賴政黨關系或政治背景，以確保選拔的公正性和客觀性。另外，科舉制的公開性、廣泛性也為西方文官制度帶來了啟示。他們在選拔官員時，也注重過程的公開、透明，確保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參與競爭，從而擴大了選拔的范圍，提高了官員的整體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