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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遙的小說《生死一諾》與魏市寧的小說《匕首洋槍》都把故事發生的時空安排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北平，都以北京/北平的市井傳奇和民間掌故撐起自己的敘事骨架，多姿多彩的民俗風情、都門舊事，構成了小說豐滿的血肉，而兩位作者刻意標榜的小說主人公念念不忘的“義”字，則為各自的作品注入了一種精氣神。

林遙小說的題目“生死一諾”已經揭示了作品的價值取向，他要寫的就是這個被人千古傳頌的“義”字。“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季布、侯嬴都是秦漢時期著名的義士，“一諾千金”的故事就來自季布，說的就是做人要講信義、重然諾。孟子講“五倫”，也說“朋友有信”。小說中的宋寒山，就是當今季布、侯嬴之流的義士。他是北京八大杠房之一的信勤杠房的掌柜，還是京城形意門的大師哥。他的這個身份，如他所言：“這義氣二字，無論如何是要守的。”小說開始寫宋寒山為敦貝勒發喪，就是要報當年貝勒爺的三十塊大洋之恩，兌現自己的承諾，同時也為后面周之南教授的身后事做了鋪墊。

小說的立意自然是在周教授這邊，貝勒爺不過是個幌子。而宋寒山與周之南，這一新一舊，一個武林人，一個革命黨，二者之間的關系構成了一種敘事上的張力。說起來，他們堅守的東西并不完全一樣。宋寒山推崇的“義”的價值，在周之南那里恐怕是要打折扣的。不是說他不能認同，而是說這種認同是有條件的。所以他才一面稱贊宋寒山“義所當為，雖死不避”，是“有古仁人之風”，一面又委婉地啟發他思考，為什么敦貝勒老無所依，產業也沒有保住。如果考慮到周之南革命黨和北大教授的身份，我們就該相信，他是在給宋寒山做革命的啟蒙。宋寒山受到多大觸動，又理解了多少，我們不得而知，但他對于周先生的理解，顯然還是基于舊時代的倫理。竊以為，作者的這種安排或有深意存焉。自清末以來，中國傳統綱常倫理的合理性就不斷受到質疑，民國肇造，標榜共和、民主，孔教、倫常遂遭受進一步打擊，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打倒孔家店，推崇德、賽二先生，三綱五常更被知識界棄如敝屣。周先生雖然表示“我雖讀了些外國人的書，但我是中國人啊，正所謂，革天命而非不做中國人”，但他這個中國人恐怕已是“新中國人”。不過，雖然“新中國人”眾聲喧嘩，卻并未撼動根深蒂固的民初社會，實際上，“新學”對底層社會的影響十分有限。這倒真應了“禮失而求諸野”這句話，周先生的身后事還不是靠了宋寒山們“生死一諾”的這個“義”字。

魏市寧的《匕首洋槍》最終也落實到了這個“義”字。作者很會講故事，用了市井傳奇的手法，寫得撲朔迷離，神乎其神。故事的主角是一把匕首，身世來歷自非一般，乃當年刺殺秦始皇的荊軻用過的物件，兩千多年后流落到了北平，于是引出一干神奇人物，演出了一幕好戲。作者深諳小說“無奇不傳”之奧妙，故敘事緊扣一“奇”字，首先出場的即一“奇人”，開武館，授徒習武，號稱北平南城一景，卻在比武時死于非命。隨后接連發生三起命案，死者均為武林中人，而且都是被洋槍斃命，而非死于功夫。直到第五位險遭毒手前，幸有“奇人”出手，一槍將兇手了結。此人姓金名慕，是位記者。記者玩洋槍，亦算得一奇。這是作者用力塑造的一個人物。他不同于林遙小說中的宋寒山，而是表現得更低調，更隱晦，更含蓄。他已經看出這把匕首在整個故事中的關鍵地位，但當他面對秦璉、周門客、汪漢，乃至胡冀北即徐凌的時候，都表現得極有分寸，不溫不火，不急不躁。他或許已經清楚這些人各自的訴求，但他并不說破，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介入其中。這種寫法強化了小說的傳奇色彩和神奇性，故事由此漸入佳境，懸念迭起，其中的意味也漸漸地顯露出來。這其實是一個很常見的故事，決不能讓老祖宗留下的玩意兒讓日本人拿去，哪怕搭上自己的性命。這件事發生在日本人占領北平之前夜，表現了這些底層民眾對民族大義的認知和堅守。

這兩篇作品雖然表現手法不同，敘事角度不同，但都不離一個“義”字。宋寒山講信義，重然諾，言而有信，決不食言，這不僅是武林的最高信仰，也是中國傳統綱常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孟子講“五常”，其中就講到“朋友有信”，這個“信”就是信義、誠信。至于《匕首洋槍》所要表現的則是一種“道義”，或曰“民族大義”，他不是個人對個人的，而是關系到民族的情感和信念，而非私人恩怨。所以，從金慕到秦璉，他們雖然出身不同，性情不同，行為方式亦不同，但目的都是一個，即不能讓古物落在日本人的手里。而這部作品的好處，恰恰又在于沒有把這點意思表達得很直白，而是完全包裹在一個撲朔迷離的故事中了，這是作者的高明之處。

這兩篇小說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把故都市井文化作為敘事背景，依托豐厚的文化內涵推進和展開故事情節。《匕首洋槍》的做法是融故都市井文化于敘事之中，故事就發生在縱橫交錯的胡同里，活躍于其中的人物，無論文人、武人，新人、舊人，玩槍的、練武的，乃至紳士、地痞，都生活在這種文化氛圍之中，是故都文化滋養出來的。因而，小說自然帶有濃郁的故都市井文化的韻味，作為北京人，讀起來會有一種親切感，如見故人一般。林遙的《生死一諾》是另一種寫法，在他筆下，故都市井文化本身就是情節敘事的一部分，故事借助于文化而展開、推進。比如他寫到敦貝勒的喪禮，極盡排場之講究，都一一呈現于作者筆下，從儀式、裝裹、執事，乃至杠夫的穿著、用具和行走方式，都依照《大清會典》的老例，從而真切展現了前清貴族喪禮的無限風光。而作者在此頗費筆墨又并非獵奇或炫耀，他的初衷還是希望以此來表現宋寒山對敦貝勒“生死一諾”的莊重和誠意。

林遙所擁有的故都文化和武學知識足以支持他完成這種敘事。他多年研究武學、武林、武俠，頗有心得，講起來自然如數家珍，面面俱到。書中多次寫到宋寒山的武功以及他與別人切磋武藝的情形，都寫得栩栩如生，形象生動。比如他寫宋寒山與周之南推手，又稱“揉手”，就非外行所能道：“推手則是套路向散手的過渡，重點檢驗武者站樁、聽勁、摸勁、步法、發力等各項基本功的扎實與否。高明的推手步法靈活，手法多變，身法瀟灑，務求在動作極小的境況下發勁干脆，從而才能控制對手的節奏，進而破壞其重心，打起來才無遮無攔，隨心所欲。”宋、周二人推手，周的功夫不及宋，故當宋發現周身體“失去重心”時，便“急忙收式”，怕的是因此傷到周，而且稱贊他“身手長進快”“就差掛簾子了”，“掛簾子”即武林內部術語，意謂得過真傳。作者這樣表現宋寒山，便以細致入微的手法寫出了宋寒山對周之南的崇敬和欽佩。接下來他們探討形意拳的文化內涵，則給了周之南發揮的空間，也體現了作者對武學造詣之深。小說中多次寫到宋寒山與人交手，如孟逝川、童翎、黃來錦等，不同的人，身份、情境不同，打法也不同。特別是最后與黃來錦一搏，后者偷襲暗算，被宋寒山巧妙化解，最終以一招“龍形”重拳，將黃斃命，寫得干凈利落，快刀斬亂麻，足見作者在武學方面的功夫，為小說增色不少。

小說千變萬化，各有巧妙不同。《匕首洋槍》和《生死一諾》同寫故都北京/北平，由于作者的文化差異，則表現得各有千秋，但都寫出了昔日北京/北平的神韻和滋味，令人十分欣慰，愛不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