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什么樣的“文學史總體化”

“為什么要把歷史總體化？”（1）注意，這不是一個設問，而是一個疑問。這個疑問可不是我提出的，而是西方現代哲學中的一個普遍命題。總體化曾是黑格爾和他的追隨者的榮耀。他們曾賦予人類歷史以嶄新的意義，而今卻變成了被反思的對象。而且這個與黑格爾同在的“歷史終結”的命題，按照彼得·奧斯本的說法，不是一個否定的主觀判斷，而是真實發生的一場思想史運動。這個問題無比廣大，不是我們在這里能談清楚的。我只是想說，我們這些從事“歷史的一小部分”，即研究文學史的人，也有一種命運——既要面對“歷史的終結”這樣一個哲學趨勢，又不得不尋求“某種意義上的總體化”，否則我們的“文學史敘述”就會陷于失效。這種兩難如今正擺在我們面前，既往的總體化方案是有缺陷的，但又不能將其完全搗毀，而是要“在反思中尋重建的可能”，這是唯一具有實踐意義的選擇。

我忽然意識到，我們也許無意中觸碰到了問題的實質，或至少是極敏感的一個方面——為什么新世紀以來，人們不愿意談論“晚近的文學史”，而熱衷于談論“當下的文學地理”，癥結也許正在這里。這是不是“歷史終結論”在文學史領域中的某種反映呢？歷史本身當然不會終結，這自然不存在誤解，但“關于歷史的時間敘述模型”卻有點窮途末路的感覺。顯然，這超出了本欄目設置的初衷：本來是要談論總體性問題，結果卻不得不承認總體化的失效，甚至失敗，豈不南轅北轍？

其實早在20世紀90代末人們已發現，文學現象的命名已逐漸失去邏輯動力。在“尋根文學”“新潮小說”“先鋒文學”“新寫實小說”“新生代作家”之后，至“新狀態”的提出，問題就已經出現。文學潮流與運動幾乎不再具有通約性質的名稱，所有時間軸上的命名幾乎都沒有得到公認，所有“新??”都已難以為繼。后來批評界不得不通過出生年代來命名作家群落，所以有了“70后”“80后”等概念。另外，即使用文學思潮來分析文學現象，也出現了匱乏或停滯，人們不得不用“后??”來描述。所謂“后??主義”，某種程度上也是無法給出新名稱的困境的證明。如同卡林內斯庫所引述的歷史哲學家湯因比的說法，“后現代的西方科學心智已通過觀察證實了帕斯卡爾的直覺，即‘心靈有其因由，對于它們理性一無所知’”（2）。正因為理性的失效和失能，人們對歷史本身的判斷，出現了末日危機和含糊其詞的想象。

我們以往喜歡將這種情況歸咎于“批評界的失語”。實際上，與其說是批評界理性與邏輯的乏力，還不如說是整個思想界和文學界已失去了“時間意義上的迭代沖動”。文學本身就像一名沖浪者，其動作取決于歷史的波瀾涌動，而當風波漸息，它也漸漸失去動力。這時，硬性要求批評家給出命名，顯然不會產生真正的概括力，所以須用另一反向的視角來看這一問題。之前人們可能過于看重時間的迭代了，就像奧斯本所反思的現代性邏輯的實質，這種“關于時間的文化”，只習慣于通過時間來構建歷史的“總體化形式”，所以所謂“現代性”，不過是“歷史的時間化的總體化”。這種總體化的策略或技藝，說到底，只是一種“特定的時間的政治”（3）。

一旦我們意識到這種歷史觀念的核心，是一種“以時間來構建價值與判斷”的政治游戲，那么我們就應該對其進行必要的反思。而另外一個問題也接踵而至——“新世紀文學的歷史化”必須避免成為一種新的片面的“純粹時間結構”，而應該反向地考慮“文學地理”視角，或至少以此來糾正和補足“現代性邏輯支配下的時間模型”的缺陷，以取得某種平衡。本期張志忠教授的文章，便是這種思維的范例，即便這不是對于新世紀文學總體的地理屬性的展開，但某個例證性的分析也同樣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如此，便又出現了一個熟悉的“騎墻式”論點：在“文學史終結與文學地理復興”的背景下，歷史的建構方法，須由過去的“沉湎歷史”，修正為“時間邏輯與空間結構的必要平衡”。

二、文學地理方法的“古老傳統”

其實，文學地理作為視角或方法，筆者早在十多年前就已談及（4），當時只是就詩歌界狀況而言的。作為歷史上最敏感的文體，詩歌當然最先反映文學潮汐的變化，所以問題依然有效。在米歇爾·福柯批評19世紀的歐洲學者“沉湎歷史”之前，地球上早已存在一種將文學總體化的方法，這便是“原始的東方式的文化地理學”。福柯的原話是：“這是起始于柏格森還是更早的時候？空間在以往被當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辯證和靜止的東西；相反時間卻是豐富的、多產的、有生命的、辯證的……19世紀沉湎于歷史。”（5）顯然，早于柏格森，晚于20世紀，以“精神運動”“進步論”“現代性”的方法將歷史予以總體化，是自黑格爾以來世界范圍內的主流方法，包括革命理論，也都是誕生于這一思想基礎，但現代性邏輯有時會陷入一種單向度的價值困境中，而對一維時間模型的反思，就成為一條不得已的路徑。

我所說的“原始的東方式的文化地理學”，始于孔子，這當然是一個意外。當孔子處置他的“當代文學”時，所使用的乃是一種簡單的分類法，依功能不同將其分為“風、雅、頌”三種，但在處理“風”的時候，又采用另一分法，即“十五國風”。顯然，孔子在邏輯學上可能并不高明，卻最早創造了以不同地域背景來為文學分類的方法，并因此生動地保留了“風”的文化地理屬性。我們今天讀來，也依然會清晰地辨別出《周南·關雎》的溫柔嫵媚，以及《豳風·七月》的鏗鏘苦寒。因為周南之地近于漢水楚地，氣候溫潤，物產豐饒，民風自然開化；而秦地之北的豳風，更顯季節之烈與稼穡之艱，自然會有風格差異。

展開來看，一部中國文學史，某種意義上也是一部地理的南遷史。漢代以前的文學，核心想象不外乎黃河流域，唯有《楚辭》出自南國的云夢瀟湘，所以詞采瑰麗，修辭繁復妖嬈，但東晉以后隨著文化重心的南遷，詩歌中的主要意象漸漸移至長江流域，才有了唐宋時代的繁縟富麗與萬千氣象。如果沒有文化與政治的南遷，沒有長江流域的人文自然、地理背景的累積疊加，何來橫絕古今的《春江花月夜》，何來盛唐與李杜，何來詩歌中的巴山夜雨與人文江西，何來東坡筆下的嶺南勝景，又何來明清兩代小說的繁盛？說到古典白話小說的繁盛，也無不是大運河與南方城市文化的產物，沒有南方風物文化的浸潤，哪里會有《紅樓夢》這樣不朽的巨著？

這些話題自然無法細致展開，然而一旦從地理的角度看文學，會出現更加真實和有趣的場景。雖然中國古人也并未意識到這些，但各種以風俗地理為內容的方志雜記，確乎彌補了正史所記之不足。古人的總體化方法主要依賴于“文選”，即作品本位的觀念。從《詩經》到《昭明文選》《玉臺新詠》《千家詩》，再到《古文觀止》《清詩別裁集》，主導中國文學的，都是被錢玄同所斥罵的“選學妖孽”。前人對于文學歷史的“時序”之變，似乎并不感興趣，而只是對作品和人的閱歷感興趣。所以敘述文學之歷史變化的著作，確乎是在“新文學”以后才出現的，但方法依然主要是文選——趙家璧出版于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就是此種模式。顯然，過度依賴和迷信文學史，是相當晚近的事，將文學描述為“進步論的發展史”，更是晚近的偏好。至于原因，有的不言自明，有的則需要追根溯源。

三、新世紀文學的時空之變

觀察新世紀以來文學的新變，最重要的莫過于“地方性”的彰顯。這一點筆者早在2004至2005年就討論過（6），之后又有多篇文字涉及“地方美學”與“地域意識形態”等話題的談論。早期是在詩歌界比較明顯，在近年則逐漸顯現于小說領域，比如“新東北文學”“新南方寫作”等，都是時下批評界討論的熱門話題。其實，問題早就存在。觀察20世紀80年代文學的激變不難看出，從政治思潮中生成的“傷痕”“反思”“改革”主題固然重要，但真正彰顯文學品質的，是從文化思潮中生成的“風俗文化小說”和“尋根文學”。今年是“尋根文學”40周年，剛好是觀察這40年文學的一個重要節點和視點。現在看來，尋根的實質正是“潮流之變中的地域展開”，盡管在時代的大邏輯中看，那時文學尚在激流與巨變中跌宕，但因為西學的再度東漸，中國作家的文化視界的陡然寬闊，原來被折疊和壓抑的空間感與地方性則被迅速打開和喚醒。李杭育所經營的“吳越文化”，韓少功重新發現的“湘西世界”，賈平凹所鐘情的“古老商州”，馬原和扎西達娃共同講述的“神秘藏地”，還有烏熱爾圖所關注的“大興安嶺森林”，鄭萬隆傾心的“海洋文化與漁民生活”，都具有鮮明的“非主流的地理屬性”。

更為關鍵的是，在此背景上崛起的“新潮文學”中的一部分，也同樣具有鮮明的地方性。莫言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以色調鮮明的“高密東北鄉故事”聞名于世的，而今這一地域符號依然是其牢固的文學與精神標記。某種意義上，莫言正是“尋根文學”結出的正果，是“地方性文化邏輯”對于“正統中心主義文學傳統”的反叛的勝利。莫言的成功是“野性酒神”的勝利，是民間鄉俗不入正統之鬼故事的粉墨登場，是大地上沉睡千年的靈怪鬼狐的還魂復生，是卑俗粗蠻之小人物變身為救世英雄的新神話。因為他借助地方性高揚的叛逆精神與文學旗幟，煥發出的生命意志與自由精神，才是其文學性的根底與憑借，同時也是當代文學變革運動的靈魂所在。

這很像是馬爾克斯在回顧其寫作道路時所說的，他讀到了那么多古希臘以來的歐美正典，受到索福克勒斯、福克納、伍爾夫、海明威等作家的持續影響，而且“一直被教導自己是西班牙人”，但真正深入靈魂的還是他的生長地，他祖母“每天晚上講的鬼故事”，故鄉滋生的混合著“非洲黑奴與殖民時期之前的美洲土著居民的豐富想象力”，以及“與安達盧西亞人的奇情異想、加利西亞人對超自然的崇拜融合在一起”的本地文化，唯有這種文化土壤才能誕生出他“以魔幻手法描繪現實的才能”（7），唯有這樣的文化身份自覺，才能支撐他成為一個世界級作家。

我們由此可以在當代文學的歷史邏輯之中或之外，找到一個關鍵和重大的癥結，“地方性的覺醒對于主流的遲滯和拓寬”。地方性既是遲滯的因素，又是豐饒的根基與緣由。因為“尋根”所導致的“文化割據”，才使得當代文學積壓已久的能量，得以被鋪展和釋放出來；正是“地方性的非正統性”的泛濫，才導致了中國文學中自由與民間精神的復活與高揚。在此意義上，“尋根文學”的發生，才是中國當代作家文化身份自覺的標志，是當代文學變革的真正展開與深化。

從這一角度來看，新世紀文學的變化，之所以在時間軸上出現了滯緩，一方面有來自大環境變化所造成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有文學本身固有節律的體現。如上期筆者所言，這20余年的歷史，可分為兩大時期：第一個10年為“熱烈的序曲”，如同一幕盛大戲劇的開場，經歷了一個持續多年的“狂歡”。這一時期由于“世紀末情緒”加“千禧年效應”，再加網絡新媒體的強勢介入和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崛起，這一過程中的亢奮與失序形成開放與包容、活躍與混亂的文學氛圍。用余華的話說，這是“一個倫理顛覆、浮躁縱欲和眾生萬象的時代”“一個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一個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經歷”的時代（8）。可見，時間在這個階段中經歷了多么壯觀而疾速的流動。

然而在40年的變化之后，中國人也體驗了一種趨于和緩的生活。第一個10年有時間之水的壯觀流動，更有平面化的歲月靜好與烽火狼煙，這在這一時期的長篇小說中感受最為強烈。莫言的“高密東北鄉”故事在慘烈中持續講述，《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勞》可謂其作品在風格與美學上最為“劇烈”的3部，分別講述的是現代、當代和當下的中國；余華的《兄弟》講述的是南方小鎮近40年天翻地覆的戲劇變化；賈平凹的《懷念狼》《秦腔》《高興》繼續講述其陜南秦地的世事滄桑；閻連科的《受活》則講述豫西耙耬山的人間奇聞；格非以《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繼續書寫江南故地的世事輪回；張煒則以《外省書》《丑行或浪漫》《刺猬歌》，繼續書寫奇異的膠東故事。同樣的情況還有蘇童、韓少功、阿來、畢飛宇、葉兆言等。不難看出，這依然是“尋根文學”以來，盤踞于地方文化的中國作家的基本生存與寫作樣態的延續。只是這十余年中，中國作家似乎有了更多的耐心，能更持續地長跑。

第二個10年是最近的時段，與大環境的巨變密切相關，當代文學的節奏與速率變得更加和緩。一方面是狂歡氛圍不再，另一方面是原先相對疾速變化的文學潮流也終于遠去，文學進入了“回環”“回放”，甚至“回流”時期。原先浪濤迭起的勢頭，完全被近乎靜態的地方性的紛呈所分散和抑制，作為“文化地理的文學書寫”呈現蔓延趨勢。撇開“新東北文學”和“新南方寫作”不談，“新山鄉巨變”的實質也是對地方案例的強調和呈現。再者就是大量方志式作品的出籠，如賈平凹的《山本》《秦嶺記》，葉兆言的《南京傳》，邱華棟的《北京傳》《空城紀》，阿來的《大河源》《西高地行記》，等等。這些作品的問世，證明了“文化地理思維”在晚近文學中的分量越來越重。

四、新世紀文學地理的觀察方式，或結語

顯然，我無法在這篇短文中詳盡地描述新世紀文學地理轉向的盛況。這一命題要想從哲學與文化的層面上說清楚，也殊非易事。我只是想借此提出一個問題：通過文化地理的視角來觀察新世紀文學，能否實現一種“別樣敘述的總體性”呢？這是本文思考和求問的聚焦點。方法論和問題意識也許是容易做到的，真正的實操卻是困難的。如果不能成功或接近成功地構建出一個“地理模型的文學史”框架的話，那么所謂“文學地理復興”也僅限于一個反思性話題而已。

多年前我在討論“當代詩歌的地方美學”的話題時，曾將2010年前后的詩歌版圖進行了文化意義上的劃分：粗糲然而敏感的廣東，作為“世界工廠”的打工詩歌與底層寫作；大西南彝族大涼山地區的“獨立詩群”，一群用“陌生的漢語”表達原始和蠻性力量的詩人；以江浙滬詩人和“北回歸線”等為代表的“江南詩群”，傳承了唐宋以來中國詩歌的核心美學，傳遞著細膩而柔婉、內在而風雅的文人氣質；還有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北京，各種文化思想交匯碰撞之地，自然有著比其他地方更“相對過剩”的思想資源，所以會出現大量的“觀念性寫作”（9）。

現在的問題是，假如在當代詩歌的構成中，總會有一個“先鋒”的話，那么上述一部分是先鋒的？這就把先鋒詩歌的內涵打開了，先鋒寫作的向度也至少會有如上四個向度：一是觸及人的生存苦難與時代的公共倫理的；二是不斷植入古老或異質元素，使語言保持陌生意味的；三是傳承中國詩歌正典傳統，不斷“以新言舊”傳遞著中華詩歌文化血脈的；四是以國際視野和當代意識矚目世界文化動向的。這也剛好是上述四個寫作板塊的屬性。這是從文學精神和文學價值角度橫向展開，依次對“先鋒詩歌”或“先鋒精神”的重新詮釋。“先鋒”由此不再是一個狹義的時間概念，而變成一個廣闊的空間概念。顯然，“新世紀文學”的構架中，時間已不再是唯一決定性的元素，因為單靠時間維度無法如實地構建起客觀的敘述，而必須對空間地理因素實現充分展開。也就是說，大量作家、作品、現象之間的邏輯關系，不是相比之下的“影響和進步關系”，而是彼此“共時與呼應的關系”，這一點是非常突出的。

上述只是一個例子，并不表明我對新世紀文學的空間模型有了成熟的想法，但至少我們據此可以找到一些構建的方法與路徑。在這個想象的構架中，時間線索將變得比以往要淡化和次要得多，而空間并置的現象，會進一步凸顯。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將會有一種更為激進的模型，通過“對時間的淡化或取消”，來構成“平面的或純空間的文學史架構”呢？顯然，這也不太可能，但彼得·奧斯本給了我們啟示，即在精神分析學家那里所揭示的，“無意識的無時間性構造”（10），即人的意識是從“無時間性”到“有時間性”的一種建構。這啟示我們，至少可以極大地減弱在時間軸中的因果邏輯，弱化因“歷史邏輯的綿延所帶來的時間因果的強行建構”。這也許是我們想象中的“新世紀文學史”的一種可能的特色。

回首新文學的歷史，也許和中國現代革命一樣，是一個由南而北的空間傳遞過程，在文學中也有一個“北伐”——《新青年》是由上海來到北京的，掀起文學革命浪潮的也多是一群南方人；一個帶著濃厚紹興味兒的敘述腔調，通過《狂人日記》《吶喊》《彷徨》，變成了新文學的經典調性。“南方的地方性”，最終變成了“正統的非地方性”，這就是“新文學”與“舊文學”共同的邏輯和相似的屬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地理也許才是更值得我們去觀察和探究的底層邏輯。當然，僅有空間模型也是不足以構成敘事的，未來的框架必然也是兩者兼顧的“時空體形式”。

本期另外的兩篇文字，卓今試圖運用闡釋學理論來觀察新世紀文學的知識生成，王晴希望通過“尋根文學”的重勘來發現其更多文化價值，都可以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啟示。

注釋:

（1）（3）（10）〔英〕彼得·奧斯本：《時間的政治》，第52、4、150-156頁，王志宏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2）〔美〕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第145頁，顧愛彬、李瑞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4）見張清華：《當代詩歌的地方美學與地域意識形態——從文化地理視角的觀察》，《文藝研究》2010年第10期；張清華：《為何要談論當代詩歌的民間文化地理》，《文藝爭鳴》2017年第9期。該期還刊登了張濤的綜述文章《詩歌文化地理與當代詩歌線性歷史的終結——“當代詩歌的文化地理與地方美學”研討會綜述》，標明此次會議的起因是筆者編著的《中國當代民間詩歌地理》（上下）（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一書所引發的討論。

（5）〔法〕福柯：《地理學中的問題》，轉引自〔美〕愛德華·W.蘇賈：《后現代地理學》，第15頁，王文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6）見筆者2004-2005年在《上海文學》開設的“當代詩歌的民間版圖”專欄，共24期，分別對誕生于不同地域背景的民間詩歌群落如“非非”“北回歸線”“東北亞”“詩參考”“詩歌與人”“存在”“葵”“自行車”等進行了觀察。

（7）〔哥倫比亞〕加西亞·馬爾克斯：《讀物及影響》，《番石榴飄香》，第64-65頁，林一安譯，北京，南海出版公司，2015。

（8）余華：《后記》，《兄弟》，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

（9）張清華：《當代詩歌的地方美學與地域意識形態——從文化地理視角的觀察》，《文藝研究》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