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東來的寫作，讓人想到某種山體水系，始于巍峨的瀑布，卻偏愛向邊僻、無人的地勢去。為了完整地流經那些崎嶇的野路，再將人跡罕至處的景狀和心境準確帶回，需要保持很強的精神專注度。她小心地控制講述的流速與氣息，時常收緊、壓低自己，尤其善于冷卻自己。東來關心命運的大開大合。對大時代之下“人”的跌宕不平，她有自己特別的體認，卻傾向于用靜定的方式講述。但瀑布與溪流是很難被混淆的，正如你幾乎不會懷疑她那些故事巍峨的本質。

《涉過歧流》用十六萬字，還原了世紀之交一個少年從山村到城市的三十年。十四歲那年，他被選中作為鄉村少年的樣本，參加錄制一檔城鄉互換類真人秀電視節目，此后被一連串意想不到的事件徹底改變人生。小說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寫主人公的中學時代。從電視真人秀奇遇，到父親意外身故，低智沒有自理能力的母親改嫁，少年被交換家庭的城市父母領養，命運之手將他送入小時候放足膽子去幻想，也想象不出的“中心”。從鄉小、鎮中，到縣中，再向城市私立高中層層遞進，最后考入精英大學。少年從城鄉教育資本的差序格局里一路向上突圍，徹底割棄自己的過往。被節目扭轉的命運至此，稱得上“魔幻”，或者“魔幻現實”。

但是，故事里總有“但是”——命運之神的每次現身，都附帶冷酷的陷阱。如果借用茨威格的話，“他那時候還太年輕，不知道所有命運饋贈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小說的后三分之一，陷阱逐一收緊它們的羅網。經歷了養兄早亡、養父母的拋棄后，主人公繼續用謊言掩飾自己真實出身，并試圖將婚姻作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當年的電視節目陰魂不散，推出回訪續篇。互聯網有記憶，數字時代的媒介考古和流量傳播，如同一劑讓偽裝者顯出原型的吐真魔藥，出身本地中產的未婚妻一家還是揭穿了他的身世。城市，或者也可以稱為“中心”“外面的世界”，化身為電視臺、養父母、未婚妻、匿名觀眾與網友，一次又一次剝光他，再拒絕他，將他推回起點。

小說結尾處，主人公重返自己長大的歧流鎮、燕子窠，驚覺自己已經不認識當地的任何人，也無人記得自己。沒有留下照片，也沒有人知曉其姓名的人，是失去了存在證據的人。“我們被幻想引領著遠離和背叛，終于失去自己原來的聲音和面貌。”小說里的所有人物都有名有姓，無論是真名假名。唯獨主人公，始終只擁有第一人稱“我”。東來也許是在強調主人公的孤絕無援，或者，像他這樣的人的處境的普遍性；又或者，這個痛失來處的人，最終也痛失了“我自己”。

“我是誰？”這個兩手空空、立于天地間的“我”終于開口問道。從什么時候起，“走出去，只有外面的生活值得一過”成為一種既不容置疑又身不由己的單項選擇。“究竟是誰，又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散播這份確信？”面對上世紀八十年代城鄉壁壘松動以后，到九十年代爆發的大規模人口流動，《涉過歧流》承認歷史的必然與時勢所趨的席卷力，但也在多年后，讓人省思狂熱之后的困厄與徒勞。

“我們總是覺得自己起點很低——事實也是，想要去到一個更好的地方，但是流動的空間有限，外面到處是壁壘，所以像盲流一樣竄來竄去，在流動中居無定所，所有的能量在途中消耗殆盡。”主人公在成長中聽過最多的評價是“你太幸運了”“你的運氣已經超過世上大多數人”，連他自己也深以為然。小說全篇足足出現了二十一次“幸運”和十二次“運氣”，有時反諷，有時懇切。幸乎不幸，東來似乎從未停止思考，究竟什么是時代主潮與個體偶然共同炮制的“不可復制的幸運”。一個出身在低處的人，又要如何認清、領受……或者說，招架住，命運波譎云詭的垂青？

這個山村少年的弄假成真的“交換人生”，的確適合被放入某種宏闊的社會史架構里去分析。對于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高度濃縮、急遽加速的社會現代化進程，它是一卷關乎“時代生長痛”的紀實錄像，閃爍著歷史真實的高光與寒光。當“個人奮斗”的發跡神話逐漸成為明日黃花，繼之而起的連綿不絕的討論，是“發展的代價”與“流動的限度”。今天的人們比過去更關心貧富差異加劇，階層固化，城與鄉、沿海與內陸、南與北不均等的資源分配與競爭態勢。《涉過歧流》的社會取景框，同樣涵容了諸多歷史毛細血管般的次級命題：比如，大眾媒介與娛樂消費的“觀看政治”，教育機會公平的制度性保障，強弱文化的先天勢差及其復制再生產，城市中產子女的過度內卷與青少年抑郁，物質條件的快速增長之下被忽略的心靈境況，等等。在“人”維度上，青年一代作為“改革開放的孩子”的分流，“寒門”能否再出“貴子”不時被重提，《涉過歧流》也與近年來被熱議的“縣中的孩子”“小鎮做題家”呼應。從東來的創作談看，她對此有所保留。

我們都已熟悉攀升失敗、寒門幻滅的故事。對《涉過歧流》里的少年來說，外省青年拉斯蒂涅和于連是他的文學遠親，高加林和涂自強則是他本地的父兄。在其成長于世紀之交的具體境遇里，前有“縣中的孩子”分秒必爭孤注一擲的畸形競爭，后有“先天不足的出身”與城市精英之間愈發難以逾越的壁壘。“向前，向前，會無路可退，但不會無路可走”，他最終要向何處去，何嘗不是在接通“當代中國青年要向何處去”的大哉問。

相較于被熟耕的“鄉土中國”與“城市中國”兩端，“縣域中國”以其獨特的過渡性和撕裂感，正以后發之勢，涌現出更多理解當代中國的可能。在社會學調查、網絡民族志與生活實感經驗的地層上，縣域文學的表達方興未艾。1990年出生的東來，寫出了一個同代人心底的“時間簡史”與“千里江陵”。背對著“向外、向上、走出去”的狂熱傳統，《涉過歧流》用一次從城市回到縣鄉的“倒流”式的寫作，洞悉世相，立此存照。

盡管如此，我這一次仍然分外猶豫。過分倚重“縣域”“小鎮做題家”等社會學樣本式的談論，也許會遮蔽文學自身的多義性。在我看來，《涉過歧流》最出色的地方，是對于早慧少年的高自尊與高自卑交織的心理書寫，是那些混雜著啟蒙、野心、妒怨和面對折辱的故作坦然，緊張且痛楚的深密心事。因為東來讓隱不可見的、難以名狀的“生長痛”成為可見的、可名狀的，我們共同的歷史坐標才活了過來，見樹又見林。在這個意義上，小說對電視真人秀節目的呈現方式，實則內置了一則具有文學反身性的提醒。節目組用剪輯后的鏡頭引導輿論，放大“城鄉矛盾、貧富差距”二元矛盾的制作策略，說到底是以“變形”、忽視真實的個體感受為代價，迎合了城市文化的自我認同，也加固了對農村的消極認知。標簽化的觀看方式，是對“具體而微的人”的二次、三次傷害，對文學來說，要警惕與庇護的都在這里。有了“具體而微的人”，才有了不可復制、拒絕等而論之的詩與真實。

東來兩次用壁虎斷尾，比附主人公割斷來處的殘缺與恓惶：“我將痛失自己的過去，只留下若有若無的記憶——唯有我可以確認的記憶。壁虎斷尾，再長出來的尾巴會變得細小畸形，人不也是這樣。”人是有來處的，來處會隱匿，卻不會消失。長大后，那些曾讓人年少時蒙羞，發狠要一刀兩斷的過往里，藏著讓人修繕殘軀的珍寶，盡管它們自己也不再完好無損。我喜歡《涉過歧流》里那些關于自然、植物與動物的段落，它們是一個人重新走在來時的路上，還能撿回的童年的富礦。春風催化，不同于一去不返的人們，燕子每年春天都回來，回同一個地方，重修舊巢，孕育新雛。在加速求變的活法之外，自然遵循其古老的節律，并慷慨啟示著失落的現代人類。東來把她為數不多的抒情時刻用在了對自然的描寫里，她寫山，寫霧，寫霧中歸來的燕子，有痛感，有愛惜，有恒定的元氣。

據說，這部小說最初的題目是《鳳凰籽》。我琢磨過，也曾半認真半開玩笑地問，是不是與“鳳凰男”有關系（我們似乎有一段時間不怎么提這個詞了）。一個比我更早讀到小說的朋友說：“是鳳凰，也是草籽。”對啊，人可生如蟻而美如凰。站在燕子的舊巢下，撿回壁虎的斷尾，山鄉的骸骨被辨認，確認了來處的人，或許也能重新長出一副血肉？

旁記：

閱讀東來《涉過歧流》的過程，從臘月跨過春節。期間我隨父親回川北的鄉鎮探親，祭掃。這是父親四十多年來第一次回川過年，看他在十八歲以前生活的地方逡巡，我更像是個缺乏準備的旁觀者。我與這里關聯稀薄，大多時候，它只意味著“籍貫”一欄的填寫。意外的是，手頭閱讀的小說中的場景，竟在回鄉之行中反復映現——這種奇詭的感受，在父親重訪他的中學時變得強烈。這些年人口外流，他當年所在的高中部已經被取消，故人退休，同窗星散，現代化的校園在原址上的擴建，稱得上滄海桑田。我指給他看教學樓上奮發勵志的紅字，還有走廊上加裝的鐵絲網。從鎮中走回來的路上，父親突然說，從前總想著退休后回歸故里，但走在街上，“都沒有認識的人了”。

盡管小說里的主人公是我和東來的同齡人，與父親隔了整整一代人的時差，地理區域也不同，但現實與虛構的反復呼應，又實實在在同在一張當代中國人口的流徙圖景：從鄉村、鎮、縣域到城市，“上升”的繩梯從天垂下，一直在那兒。我很遲疑，無論是對于父親，還是對于現實中的朋友東來，自己大概都知之有限——人是有來處的，來處只會隱匿，不會消失。寫作和閱讀如倒流，從城市、縣域、鎮到鄉村，反向而進，走下高鐵和公路，踏上被荒草埋沒的窄窄的土路，抵達各自的“燕子窠”。在“倒流”中理解具體的“人的來處”，其困難程度，也許不亞于理解世界。

我父親在農村長大，在多子的家庭里，因為過繼的安排獲得經濟庇護。繼父母供他從村小讀到鎮上的中學，被川東北的師范學院錄取，成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稀罕的有出息的大學生。此后，我的父母從西南考到廣州讀研，留校，任教，安家。父親尤為喜愛廣播電臺放送的路遙《平凡的世界》，不止一次對我講述1988年第一次聽到小說開頭的震動。九十年代，我在這座地處改革開放前沿的省城出生，在飛地狀的大學校園里成長。大學子弟普遍講普通話，除了本地生，多的是湖南、江西籍的同學。他們和我一樣是移民二代，籍貫一欄里填有五花八門的縣域。往上追溯一代，最不缺的是聰穎、吃苦、拼搏的心志，除了家庭的托舉，時代授予他們從內陸向外、向上流動的利好機遇，讓他們的后代可以指認城市為故鄉。改革開放的加速神話足以讓人重新定位自我的起源，并選擇性地忽視發展“勢差”帶來的內部撕裂。成功敘事的自我復制在明，不平等的再生產在暗，不僅發生在城鄉之間，也發生在不同的地域分布，或同一代際之內。區別只在于我們是否能覺察，看見，并記取所有人都置身其中的歷史的生長痛。很多時候，“只要往上數兩代，誰不是土里討生活，大家從同一個起點出發，然后迅速分化，走向不同的支線。”要過許多年，我可能才能模糊地明白身為少數人的幸運，和“習以為常”背后的局限與傲慢。東來將《涉過歧流》稱為她剖開自我、卸下三十年負重的“假面告白”。這種敘述的決心，有力地泵養著書寫和閱讀的意義。

除夕那天，我和父親一起回鄉下的祖宅，土筑結構已經拆除數年，殘余的墻體上，抄寫著叔叔千禧年外出打工的BB機號碼。兒時暑假，我記得這里成片的水稻，玉米地和花椒樹。現在耕地被統一租種，“大隊”更名為“村”，田里豎立著“建設新時代更高水平天府糧倉”的巨型燈牌。人們在鎮上建房，或者隨下一代進城，僅剩下稀疏的幾戶，在門前整整齊齊種了些自家吃的菜。“小時候覺得村莊很大的，現在竟然這么快走完一圈”，父親講。他站在田壟上，和勞作的鄰里攀談，兩個來回，就問得出遠近姻親關系。他轉身笑著向我轉述和解釋，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些少年興高采烈的神色，又再次想起東來所寫的燕子：

“一夜之間，燕子復歸，在山野間忙碌不停，銜泥育雛，是他從小到大最熟悉的風景，這景象似乎有種魔力，吸住了他，他把行裝放下，搬來椅子，坐在廊下看一對燕子來去忙碌，只消半日時間就補好破損的舊巢，看完他決定不再出門，世界大變就讓它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