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華雖有黔地仡佬族女作家的文化身份，但她認為文學的審美標準應該是一樣的，刻意去強調或突出某種地域、性別或民族身份，似乎有降低門檻的意味。事實上，地域、民族和性別對作家肯定有影響，只不過有時比較明顯，有時比較隱蔽而已。就王華的作品而言，地域、民族與女性視角、女性詩學，既是作家的情感底色與敘事征象，也是其藝術成就的顯著標志。

《儺賜》和《橋溪莊》是王華最早產生影響的兩部長篇小說，都發表在《當代》雜志上。《橋溪莊》獲《當代》當年文學拉力賽冠軍，出版單行本時更名為《雪豆》，并獲第九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儺賜》描寫兄弟三人爭妻的荒誕故事，反映封閉山區的生存困境以及在困境中人性的扭曲。《雪豆》中的橋溪莊既邊遠又貧窮，是附近新開的工廠給村莊帶來了生機和希望。壯勞力不管是男是女，都到廠里去干活，盡管干的是粗活，并且整天被自己弄出來的粉塵包裹著，但好歹解決了生計。然而，自從有了這工廠，村民們的命運也悄然發生了改變：橋溪莊從此既不下雨、也不下雪，連樹都不再發芽……一句話，工廠在給村民帶來生機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的問題。

王華同時期的一批中短篇小說反響也不錯，中國作協“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07年度）推出了她的中短篇小說集《天上沒有云朵》。在這些作品中，故事性強與女性詩學仍是顯著特征。以《伍百的鵝卵石》為例，妻子馬琳察覺到當鎮長的丈夫在外邊有了別的女人后，表面不動聲色，暗中卻準備在丈夫生日那天“敬他一杯毒酒”。故事原本較俗套，但由于傻子伍百的出現以及他怪異的行為邏輯，腐朽忽然就開始轉向神奇：伍百每天都要給馬琳送一種離奇的禮物——鵝卵石。如此怪誕的行為，居然打動了深陷報復陰謀的馬琳。當馬琳醒悟過來，發現伍百的行為其實是對自己的拯救之后，女性的、母性的賢善心理占了上風，她擔心自己心里“會裝不下那越來越多的鵝卵石”，于是開始了對傻子伍百的反拯救。女性化的內視角在馬琳那里纖毫畢現，靈魂的救贖為小說增色不少。

王華的小說，無論涉及歷史還是現實，都有比較強烈的思辨意識。與很多作家一樣，王華執著于人的命運，總是用現代性的燭光去透視人性的復雜，從而對現實、對歷史、對地域，包括對現代性本身，形成有力的反思。她從黔北地域和民族出發，書寫鄉村人物和他們的命運，尤其專注于對女性命運、女性心理及處事態度、處事方式的入微體察，并擅長以其細膩和敏感去捕捉諸多生活細節。

長篇小說《花河》《花村》《花城》三部曲的地名、人名都與花兒有關。那既是一種家園隱喻，也是蘊含深厚、韻味悠長的女性修辭格。《花河》寫的是歷史中的人與事，《花村》《花城》寫的是《花河》中主要人物第二代、第三代的命運。所有女性的命運，都如寫在花瓣上的家園故事：鮮艷但太柔弱，精致但易衰敗。《花河》的主人公是白芍和她的妹妹紅杏，小說講述她們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幾十年間的命運變遷。王華第一次在這么大的跨度里描寫社會滄桑與人性善惡，總體駕馭比較流暢，結構也較嫻熟，尤其語言文字充滿靈性，變化莫測而又沒有雕琢的痕跡。敘述既可以是有限視角，又可以是全知全能，且不斷在第一人稱、第三人稱甚至第二人稱的視角變更中進進出出。人物的心理刻畫除了動用內視角，也在外視角等方面進行嘗試，且花樣翻新，翻開任何一章幾乎都能看到生動的例子。白芍功利、務實、精于算計，她一無所有，只能以身作本錢，一步一步去賭前程、賭命運，而命運卻一次次與她開玩笑。到了《花村》，出場人物已是第二代，如紅杏的女兒梔子、王果，等二觀的兒子等開發。這一代女性所面臨的，主要是男人進城后的空巢、留守問題，這些問題把梔子、百合等推向了另一種精神困局。到了《花城》，故事場景從鄉村換到城市，出場人物是第三代苕花、金錢草等人。她們懷著改變命運的憧憬來城市打工，卻并不容易融入城市。小說對她們不肯屈服于命運，寧愿過窘迫的生活，也始終堅守鄉村倫理道德的行為作了動情描寫。

值得一提的還有這一階段的長篇小說《家園》，小說描寫真實與虛幻交織的兩個世界。首先是黑沙鋼廠下崗工人的生存境遇，在一次現實的沖突中，不知怎的死了一個公司保安，參與沖突的人四處奔逃。其中有個叫陳衛國的，兒子是公司的管理人員，見父親參與沖突惹了禍，怕前途受影響，勸父親出門去躲一躲。而就在這時，陳衛國患了絕癥。萬念俱灰之下，他不愿連累任何人，獨自離開醫院，來到一個叫安沙的村莊隱姓埋名，準備在這里等待死亡的降臨。也正是從這里開始，小說進入到另一個虛幻的世界。安沙山峰秀麗，河水清澈，與世隔絕，河灘上野牛成群，其他動物也都閑適自得。村民們如同堯舜時代的擊壤歌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人互敬互愛，沒有私有觀念，從不侵害他人利益。大家禮尚往來，異性交往也順其自然。更神奇的是，安沙人都長壽，沒有死亡的概念，想活多久全由自己決定，孩子們整日都在無憂無慮地歌唱。在這童話般純凈的村莊，陳衛國改名依那，獨自生活下來。

不過安沙人平靜的生活很快又被干擾了：黑沙公司因修水電站的緣故，要將庫區內的安沙村整體搬遷到山外。搬遷之后，安沙人竟出現了種種不適。此時陳衛國的兒子已擔任黑沙公司副總，為改變安沙人的生活，黑沙公司決定幫助他們發展旅游業。但關鍵時候，陳副總卻出事了。為救兒子，陳衛國借助安沙人的偏方“犧牲”了自己。山里山外兩個世界，從對立到融合，體現出對命運的一種奇特闡釋和演繹，其怪誕、荒唐、夸張的想象也別有韻味。

從2016年到2024年，王華小說的敘事征象與女性修辭又有了新的馳騁疆域，且事關舉世矚目的脫貧攻堅戰，代表作便是長篇報告文學《海雀，海雀》和長篇小說《大婁山》。《海雀，海雀》是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獲獎作品，寫的是貴州赫章縣海雀村支書文朝榮的先進事跡。文朝榮是全國聞名的先進人物，為改造當地嚴重的石漠化環境，徹底改變海雀村“苦甲天下”的面貌，他數十年如一日堅持造林，直至獻出自己的生命。在這部作品中，王華用小說筆法，對文朝榮的精神世界及其與妻子兒女的關系作了深入開掘，女性化修辭的參與，使得體察更細致，描繪更細膩。

《大婁山》取材于脫貧攻堅最為關鍵的決戰決勝階段。不少人物都有原型，故事除虛構敘事與女性詩學的參與，也有堅實的現實基礎。姜國良是小說中最先出場并貫穿始終的人物，他是本地干部，上有老下有小，作為貧困縣的縣委書記，連老母親去世都只能在深夜匆匆趕回去磕個頭就走。為幫助群眾脫貧，他培育“婁山羊”已到了癡迷的程度。作為有血有肉的漢子，他急起來會發脾氣，會打官腔訓人，批評下屬也時有調侃和挖苦。但姜國良也有細膩的一面，被他錯怪過的村干部李春光去世后，他會自責，靜下來時會給他發條微信。明知對方已經永遠看不到、聽不見了，也要稱他一聲“兄弟”，然后情不自禁地淚流滿面。

從結構到語言，從情節到細節，《大婁山》的敘事征象與女性詩學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敘述的起承轉合行云流水，時代性、地方性、民族性鮮明。除了姜國良，周以昭的魯莽和直率，龍莉莉的活潑和認真，丙妹的順從和膽怯，劉山坡的狡黠和固執，都生動形象，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就連月亮山巫師迷拉最后的轉變，也可謂水到渠成，令人信服。更催人淚下的，是一群為脫貧攻堅獻出自己生命的基層干部以及返鄉大學生志愿者的故事。作為女性，在采訪過程中，王華多次被這些人物的奉獻和犧牲打動，多次陪犧牲者的親人一起流淚。要寫好這樣的人物，就特別需要深入生活，真正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和他們的日常生活。王華多次談到這樣的體驗，在她看來，沒有這樣的參與，就沒有作品本身。對王華的全部創作而言，這或許就是其敘事征象與女性詩學的最好注腳。

（作者系貴州民族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