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們每一個時刻都在經歷消逝，這是危機，也是契機。然而人們還是常常因此感到憂懼，而唯其追憶和紀念、講述與重塑，或有復活的機緣，畢竟只有遺忘或無視才是真正的消亡。因而所有的一切，都將以任何可能的方式，留存自身并重新賦形。

寧肯中篇小說《鳥》是其“城與年”系列小說之一，通過鄔曉永與“我”的交叉回憶，敘寫二十世紀后半葉北京市井生活，以孩童視角來寫永和小芹的交往與成長史，反思家庭生活的紛繁與宏大歷史的復雜，直面個體成長的創傷性時刻及其診療。鄔曉永生于1959年，小時候常被束縛在床上而成其傷痛體驗，與小芹被管制和欺侮等形成了呼應。在這其中，“鳥”的意象成為了顯在的隱喻，那是被縛的現實與渴求被解救而不得的無力感，“我不會對鳥不解，但對哥哥姐姐不解，甚至也對所有‘人’不解。”他們后來把死去的鳥埋在了胡同的老榆樹下，在殘酷的生活中始終留存簡單而堅韌的溫情與愛。

當然其中也經歷著諸多的不可能——小說中，成長的過程便是經歷蛻變時無不包孕著痛苦和煎熬的經驗累積，譬如永目睹了鳥的整個死亡過程哀傷不已，然而這樣的亡逝不僅成為他心目中不可磨滅的所在，也是他療愈甚至拯救自我的藥方；最終與小芹包括與北京的別離、對難以盡述的親朋的懷念，以及不斷“聊起”而形成追憶的數學家姐夫及費馬大定理，等等，不是所有的鳥兒皆能在天空翱翔，“我”們也始終為人世間所羈絆和牽累，無可奈何，又念茲在茲。

可以說，寧肯的“城與年”系列實際上指示的是空間和時間的交匯——就在當下時間被泛化和懸置，而空間被無限放大的文化語境中。然而也要指出的是，空間是時間流動中形成的場域，是從傳統推至當下的時間之維。生活的經歷與命運的轉折是空間之下的時間折疊，其中顯露出來的新的變革和更迭，是從瞬時的消亡，轉而化為靈魂出竅之際的賦形，又或形而上之生死轉換間的想象再生。

《北京文學》將此小說歸置于“新北京作家群”作品，寧肯對此是頗為認可且自覺的，但他試圖形構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北京和高度風格化的京味小說，而是一種纏繞于駁雜時空的異質城市生活及其成長史、情感史、命運史，其中摻雜著極具個人色彩以及美學訊息的敘事話語，游走于北京的內與外，而且充斥著多元的音色、喧囂的世間以及崎嶇的人生。

更多的時候，寧肯是通過推及與推離相交錯的形式，來展開對“北京”這一此在的聯系。故事講到小芹一直受姥姥控制，無有自由，但是姥姥過世后，“死亡就是死亡，就是黑暗，小芹姥姥一直呆在黑暗里，甚至自己就像黑暗，不過也因此永和小芹前所未有整整玩了兩天。兩個孩子當然不知道這是拜死亡所賜，因死亡反而徹底解放……”然而，雖然如此換來了兩個天真孩童的情感自由，永與小芹難得相伴相知，但好景不長，兩人終而不得不面臨離別，因為永在不久之后便踏上了遠走的火車，“一切都是律令”，容不得半點遲疑和拖沓，他們也許不再出現在彼此今后的生命中，一切的情愫都消逝了：

“跟小芹姐姐再見。”

“再見。”

別離之際，一切的熱烈和寡淡，都仿佛隱匿，然而，“如同來時夕陽，天空變成金色，哨音嘹亮”，情境的永久定格，似可趨向于無限。

話又說回來了，故事還是被反復講述——后來，1988年，三十而立的鄔曉永從西藏回來——“還講了芹”。即如費馬大定理，結論一目了然，但是經驗和證明的過程是極為艱難甚至是無解的。那些迎風飛翔的“鳥”，倏忽便“消逝”了，即便是被縛的自由，也將隨風而去，杳無音跡，但這是永恒嗎？如何證實呢？不得而知，這也或如生命本身，密布著不確定性與永難彌合的遺憾。

小說最后，呼應了開頭時的植物人姐夫，那是寧肯所互文的現實世界中的數學家馮康。寧肯重新以敘事將之召喚。對于姐夫而言，植物人的生命狀態某種程度已成消逝本身，而“我”遠離北京去到拉薩，也意味著與既往的自我以及自小生活的北京的告別——這段頗具自傳色彩的書寫，使得寧肯的返歸式敘寫更多了另一重記錄與理解的視角。敘事者再回過頭來看那些前塵往事與故人親朋，顯然不是為了超越或超脫，而是另辟路徑以發現個體史的縫隙與宏觀歷史的褶皺，思考自我成長與他人變迭的未見或未竟之可能，反省并超克被縛的主體及其被扭曲或變形的靈魂。正是在如此之記錄、敘述乃至想象中，那些亡逝的、消失的、湮滅的，確乎已附著于新的時間與空間之重新聚合處，匯入生命永恒的坐標。

“火為什么會成為圖騰，為什么為死者燒紙，紀念碑何以有不熄之火，答案其實就在日常火爐上。火即人，無論遙遠過去還是當下，火是同一個人。”小說不僅將“火”點燃在幾乎每一個人的頭頂，使其灼燒、不安甚至消亡，事實上，火既是消逝之源始，也是傳送和轉化之關鍵。如果將“火”歸之于日常之上，那么在這個過程中，消逝并不是瞬時的狀態，而是一個持續的一直處于變化中的或者在不斷蘊蓄和準備中實現的完成形態。逝去也并不是說完全消失與絕對缺憾，更非至于空白，而是時刻在探詢一種能量的守勢和形式的轉化，是空間的轉移和維度的變動，是更高層級的解放和最遠端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