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多年以前，在承擔教育部“馬工程”重點教材《20世紀中國文學史》之初，我曾提出教材編寫要經受三種檢驗的主張：政治的檢驗、學理的檢驗和歷史的檢驗。時至今日，編寫的教材仍未面世的原因，除了必需的審核修改之外，也與編寫者持有的這種謹慎態度有直接的關系。政治的檢驗不是政治概念簡單的外加或者掛靠，而是來自文學史事實本身，來自其中蘊含的政治邏輯。這個政治邏輯就是中國百年文學史與政治史、革命史、思想史的多位一體。所以，我一直堅持這樣一種判斷：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不僅是一種學術史和藝術史，更是一種革命史和思想史。政治的檢驗表明，中央和教育部“馬工程”教材的編寫屬于國家事權，是世紀性的工程，更要竭盡全力實現教材的合理化乃至經典化，雖說并不容易；學理的檢驗來自學術觀點的創新和常識的堅守，學理邏輯是耿直的，有其自我運行的慣性。作為人文學科的教科書，政治邏輯中一定包含或符合學理邏輯，而學理邏輯的堅守又可以進一步證明政治邏輯的正確與否；歷史的檢驗包括過去式和未來式兩種路徑。首先是檢驗教科書知識和敘事是否符合歷史的真實。歷史文本書寫本身是一種選擇和過濾，內容可以取舍，但是必須真實。其次是檢驗書寫者是否具有超越性的思想預見力，經典記敘和經典闡釋，不以一時一事為標準指征。文學經典包括當下影響和后天闡釋，文學史的書寫是確認經典和經典闡釋的過程。歷史既是后人書寫的，也是由后人來評判的。文學史書寫的歷史檢驗本質上是超越歷史本身，具有跨時代的邏輯力量和經典化能力。在人類社會中，不同的領域或者不同的視角具有不同的邏輯原則，這些邏輯既是有所差異的，又是相近相通的。單純以某一領域的邏輯去判斷另一領域的事實，可能會顯得片面甚至錯位，只有運用同一領域邏輯去判斷同一領域的事實，無論有多少爭議，其結論也不會相去甚遠，而不同領域的邏輯基礎就是人性、民族性和人類性相融合的大邏輯。

當我們指明文學史書寫諸種邏輯的必然性時，并不是要弱化而是要強化文學史教材亦即文學史觀的個性化特征。因為從已有的上千種相關教材的事實來看，這種強化實屬必要。作為文學史研究領域的核心概念，文學史觀是文學史編寫者與接受者對文學及其歷史進程所持有的基本觀念，也是文學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立場。文學史觀宛如復雜星空的坐標，指引著人們穿越浩瀚的文學時空，梳理文學現象的發展脈絡、界定文學流派的獨特風貌、確認作家的政治立場、評判文學作品的價值高低。文學史觀是文學史書寫和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決定著文學史文本的整體面貌和價值體系。而文學史教科書作為文學知識傳承的關鍵載體，在文學教育體系中占據核心地位。文學史學習和教育的第一層次是知識的把握，知識編排需要嚴謹規范，追求普適性，以確保多數學生能有效吸納，由此構成了教科書的公共屬性。在學科初建時期，需要有教科書知識的統一性與規范性，但這也必然帶來教科書體系的標準化選材和趨同性闡釋，進而導致教科書寫作的模式化。要知道，知識的基礎性要與認知的獨特性相結合，知識不可改變，但是知識不只是陳述，更是闡釋。而如何闡釋知識，則具有主觀的差異性。一種文學史教科書其實就是一種文學史觀的確定和闡釋，當多種教科書采用同一種文學史觀對文學史內容進行闡釋時，就必然呈現出教科書的大同小異甚或千篇一律。

個性化的文學史觀來自豐富多元的文學史本身，這種豐富與多元首先是中國百年文學創作實績的存在。在表現重大時代精神的共同性的同時，無論是作家作品的思想還是藝術，都具有明顯不同的特征，共同構成了豐富多彩的文學發展史。與此相似，對于作家作品以及時代精神的當下評價也一直是眾說紛紜、不一而足的。這種創作與理論的共同的多樣性，使個性化的文學史觀具有了事實的基礎。對主觀體驗重視是個性化文學史觀又一關鍵。個性化文學史觀強調尊重個體差異，在文學創作領域，作家作為創作主體，其獨特的人生經歷、性格氣質、知識結構、審美偏好等諸多因素相互交織，鑄就了作品獨一無二的風格。文學作品不單是客觀現實鏡像反映，更是作家主觀情思寄托與審美創造結晶。閱讀過程亦非被動接受，讀者以自身閱歷、心境、價值觀融入文本，與作者跨時空對話，賦予作品多元闡釋。同一文本在不同心靈碰撞下綻放多樣火花，足見主觀體驗對文學意義生成的能動作用。中國文學的變革都是從文學觀念和文學史觀的變革開始的，從“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到“民國文學”及“共和國文學”文學史觀的提出與演變，就表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觀的“分離結合”屬性。這不僅是一種文學史的評價，也是文學史發展本身的反映。

文學史的發展具有階段性和時代性，一個時代的結束往往標志著一種價值體系的重組。文學史觀的個性化在文學史發展的時代差異上表現是十分明顯的，在不同的歷史情境與文化語境下，文學史觀呈現出不同的立場和形態。從歷時性角度來看，古代中國文人和文學受儒家“文以載道”的思想浸潤，文學史觀側重于文學的教化功能，將文學視為傳播道德倫理、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如《詩經》被奉為經典，用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近代以來，西學東漸，受進化論影響，文學史敘述傾向于展現文學從古典向現代的線性進化，白話文運動、新文學革命被視作文學進步標志。進入現代以后，隨著社會時代中心話題的轉換，文學史觀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五四時期的“現代性話語”闡釋、革命風云激蕩時期的“革命性話語”闡釋、民族獨立解放時期的“民族國家話語”闡釋等，都體現出文學史觀的階段性和時代性特征。魯迅和郁達夫等都認為，五四時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因為散文的成就之高，就在于散文最大限度彰顯了作家的個性，彰顯了文學寫作自由的、個人化的特點。“如果五四那代人就把文學學科化，把一個個作家納入文學學科之下，那就沒有巨星滿天、個性燦爛的現代文學三十年。”就共時性角度而言，同一時期不同群體基于政治立場、文化意識、審美趣味等差異，也會持有迥異的文學史觀。五四時期，文學史觀和文學價值觀開始多元化，形成了影響一時的“為人生”和“為藝術”兩大主潮。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倡導文學為革命服務的文學價值觀和反映階級斗爭、社會矛盾的作品；而京派文人則強調文學的獨立審美價值，推崇閑適和寧靜的書齋生活和鄉村世界。這些不同的文學史觀，深刻影響著文學作品的生產、文學流派的闡釋，乃至文學史書寫框架的搭建，或突出政治立場，或聚焦藝術審美，或挖掘民族意識，使文學歷史呈現出多元復雜的面貌。

包容多元視角是個性化文學史觀構成的基礎，創新的思想要有允許創新的思想環境。個性化的文學史觀本質上是多樣化的歷史觀與文學價值觀，這為多樣性的文學史和主觀性的文學闡釋提供了寬廣的視角和路徑。“從古至今，中國的文學創作始終跟現實、跟時代語境息息相關，始終關注人生、關注社會，從不是關起門來只考慮自己，甚至把文學的發展跟政治、軍事、社會、經濟的變革融為一體。”文學發展受地域、民族、時代、文化等多元因素驅動，呈現出豐富復雜的精神風貌，文學史觀可以有不同的視角，政治的、文化的、審美的、文體的，等等。不同的文學史觀可能會有不同的文學價值觀，而同一政治立場的文學史觀也可能有不同的審美價值觀。由此看來，文學史觀包含但不等同于文學價值觀。在審美趣味上，傳統文學史觀傾向推崇統一標準，古典文學尊崇格律嚴整、意境高遠，現代文學初期重視現實主義“反映真實”、浪漫主義“激情理想”的典型范式，而對偏離常規風格則比較輕視。如鴛鴦蝴蝶派小說，因言情通俗、商業氣息濃厚，長期被摒除于正統文學史敘述，直到世紀之交在市場化大眾化文化氛圍中，才隱約進入一些文學史文本之中。而個性化的文學史觀是一種多元化的價值觀念，在這一觀念下可以從多元審美和市民文化權利與價值的角度，挖掘該派小說在男女情感描摹、市民心理捕捉、語言通俗化創新上的獨特貢獻，還原其文學的市場消費與文化普及價值。

文學史的書寫始終處于歷史邏輯與主體認知的動態博弈中，文學史文本的構成本質上是事實考古學與價值闡釋學的辯證統一。個性化史觀突破傳統文學要素論的平面化認知，建構起立體交叉的闡釋體系。從文學史文本的構成要素來看，主要涵蓋文學事實與主體評價兩大板塊。在研究方法上，應突破以往僅從單一文學要素展開研究的狹隘局限，將作家主體、文本內涵、讀者接受過程以及時代語境等多個維度有機整合，從立體視角呈現文學個性化的生成機制與整體風貌。以網絡文學研究為例，充分考量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互動模式以及網絡媒介特性對其獨特性的塑造作用。文學史書寫是重新發現或闡釋經典的過程，與此同時，應該擴大視野，努力挖掘未受關注領域，聚焦以往被邊緣化小眾群體、新興文學樣式以及地域亞文化圈文學，填補文學史文本的空白，為文學史研究注入新活力。在尊重文學史知識的公共屬性的前提下，在主導因素、審美價值、話語風格和框架構建等方面，彰顯與傳統文學史觀有所不同的個性化文學史觀。注重深入剖析作家作品的獨特內涵，尊重個體差異、重視主觀體驗、包容多元視角，以豐富文學史書寫與研究的內容和類型。

個性化文學史觀能彌補教科書模式的短板。個性化文學史觀倡導突破傳統范式，轉換視角挖掘文學史的“另一面”，使文學史研究和教育緊跟時代，讓教科書模式與個性化文學史觀互補。個性化的文學史觀既要符合政治化和民族性立場，也要符合人性化和人類性的基本理念，兩者之間既有所區別又多有相通，至少不是對立性的取舍關系。政治化和民族性立場確實是現代文學發展史中必然性的時代選擇，因為在國家危亡和民族解放的關鍵時刻，沒有哪一個作家或作品是完全與當下政治意識和民族情感毫無勾連的。文學是人的思想、情感和審美的真實表達，是人生的摹寫。無論是傳統文學史觀還是個性化文學史觀，都必須以基本人性為基礎，而人類性是群體人性的集中反映。人性本身具有群體性和普遍性，人性，是文明的一切前提和基礎，其實所有制度形態和社會形態都與人性觀有直接關系，好的形態最后是一種群體性的人性認同。“全人類共同價值”是人類性立場合理性存在的事實與邏輯，強化人類性立場和價值標準，是個性化文學史觀建構的前提也是目的。某種善行或者惡行都是人性善惡的表現，一種社會風氣體現的是有什么樣的人性，就會有什么樣的社會。但是人性本身又有個體性，“胎里壞”的人性惡是存在的，同樣的環境或同一事件中，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反應，就說明個體的人性差異在其中發揮了作用。當然，我們也不能說人性的堅守和發展是一種線性的過程，文化的精深也往往會帶來對于人性的抑制甚至扭曲。原始社會中的人們對人性的理解，可能比現代人更單純和自然。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從來沒有什么國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觀念與權力的作為。國民性的本質來自人性本身，而人性是無比豐富的，環境對人性能夠進行選擇、培育和舍棄，不同時代可能有不同的國民性亦即人性。一般的國民性批判多是現象批判而非歷史與環境批判。文學史書寫與研究要從人性和人類性的路徑入手，探討文學思想和藝術中所包含的復雜內容。

當一個學科專業列入國家相關法規目錄之后，往往就標志著學科的成熟性和規范化，似乎對于其學科本體屬性就已無探討的必要。學科性問題通常也不再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的對象，而是作為學術研究的標準和依據而存在。然而，人文學科的建構主要是通過一種主體性闡釋而完成的，因此學術價值觀的多元化、個性化是其存在的必然。我一直以為，學科是有邊界的，但是學術是沒有邊界的。鼓勵文學史教科書的個人性書寫，包括文學史觀在內，學術研究特別是人文學術研究要有民間性和個人性。人文學術是一種相對獨立的精神活動，教科書書寫的群體性是很難有大的創新的，因為群體性寫作的特點不在于寫作本身的集體操作，而在于學術觀點的群體性制約，無論是文學史觀還是寫作風格都要保持整體的一致性。當然，即使在教科書體系中，也可以通過文學史教育環節體現個性化的文學史觀。我在自己的文學史教學過程中，始終堅持“基礎知識標準化，核心知識個性化，背景知識多元化”的三大原則，強調思想的創新與學術的反思。創新性的教育理念必須通過具體的教學環節來實現。例如，結業考試的論述題不設標準答案，學生答卷如果與老師課堂講授的內容完全一致，則不給高分，鼓勵學生能夠自成一家而又自圓其說。

當然，某種文學史的書寫是與書寫的時代環境緊密相關的，形象一點說，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的產出也都是有一定季節性的。最后，我特別欣賞陳曉明的一句話：“文學史的敘述應追求個性化的表達，同時保持對共識的尊重。”在豐富多樣的文學史事實面前，文學史書寫的個性化是對文學豐富性的虔誠致敬，對歷史復雜性的深刻認知。未來的文學史書寫，應該在這種多元共生的文學史觀中走向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