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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的起源有多種說法，孕育了形式多樣的風俗活動，延至宋代，則完成了從民間習俗到文化符號的蛻變。宋詞將端午的自然意象、民俗風物、歷史記憶與文化想象熔鑄成璀璨的文學景觀，展現出深沉的生命意識與家國情懷。

宋代詞人善于捕捉端午時節的自然物候，將其轉化為富有哲思的審美意象。最常見的便是石榴花。這個“五月花神”在蘇軾《阮郎歸·初夏》詞中呈現為“微雨過，小荷翻，榴花開欲然”，以鮮艷的紅色點燃夏日的激情。其灼灼花影不僅是季節的標識，而且暗合端午“陽極之節”的陰陽觀念。在古人眼中，五月為“惡月”，如火的榴花恰以旺盛的生命力，象征驅邪避兇的愿景。韓元吉《謁金門·重午》“獵獵風蒲吹翠羽，楚天梅熟雨。……雙葉石榴紅半吐，倩君聊寄與”，通過對梅子成熟和石榴花的描寫，抒發了作者對生命成長的渴望和對愛人的思念之情，也表達了歲月流轉、韶華易逝的無限感慨。歐陽修《漁家傲》中“五月榴花妖艷烘，綠楊帶雨垂垂重。……葉里黃鸝時一弄。猶瞢忪，等閑驚破紗窗夢”的詞句，勾勒出紅色榴花與綠色垂楊的色彩交響，而雨滴滑落綠楊枝頭的沙沙聲，以及窗外樹叢中黃鸝鳥兒鳴唱聲，也打破了紗窗后手持雙鳳絹扇的女子的美夢。這些意象組合再現了端午時節的自然景觀，通過視聽通感的藝術手法，將物候特征映射為對生命本質的追問。

龍舟競渡、葦葉包粽、五色絲纏、艾草懸門等端午習俗，在宋代詞人具象化的場景描繪下，凝結為充滿象征意義的符號系統，既擔負著驅邪納吉的實用功能，又蘊含著祈福迎祥的精神寄托，彰顯出儀式性與娛樂性的雙重特質。黃裳以“紅旗高舉，飛出深深楊柳渚。鼓擊春雷，直破煙波遠遠回”（《減字木蘭花·競渡》）的視覺描寫，渲染出鼓棹聲、吶喊聲此起彼伏的熱烈氛圍，這些躍動的龍舟不僅是競技的載體，更化作流動的圖騰，寄托驅邪納福的古老祈愿。劉過的《沁園春·觀競渡》也形象地刻畫出“魚龍噴薄，呼聲賈勇，地裂山摧”的“爭標奪勝”場面，記述了“香黍纏絲，寶符插艾”的習俗。楊無咎《齊天樂·端午》中的“角黍包金，菖蒲泛玉，風物依然荊楚”，傳遞著荊楚地域人們歡度節日的濃郁意味。蘇軾的《浣溪沙·端午》中女子“輕汗微微透碧紈，明朝端午浴芳蘭。……彩線輕纏紅玉臂，小符斜掛綠云鬟。佳人相見一千年”，生動展現了端午節的風俗，尤其是“佳人相見一千年”一句流露出詞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宋代的社會現實也讓端午節逐漸褪去民俗色彩，成為文人寄托家國憂思、重構文化認同的載體。劉辰翁《摸魚兒·和中齋端午韻》中慨嘆“醒復醒，行吟澤畔，焉能忍此終古”，道盡身世漂泊之痛。吳文英《澡蘭香·淮安重午》通過“黍夢光陰”的時空折疊，將個人情思編織進家國興亡的宏大敘事。陳與義流寓兩湖一帶時，恰逢端午，憂嘆時局，寫下了《臨江仙》：“高詠楚詞酬午日”，但南渡兒女“無人知此意，歌罷滿簾風”，自己又“萬事一身傷老矣”，面對“酒杯深淺去年同”，只好“試澆橋下水，今夕到湘中”。將飄零之苦銘刻在時序的文化基因中，使得端午成為中華文化中跨越時代的家國精神象征。

宋詞中的端午書寫，通過自然、民俗、歷史三重維度的交織，營造了立體的審美空間。自然意象的瞬時性與歷史記憶的永恒性在詞作中碰撞，民俗儀式的集體性與個體情感的獨特性形成張力，共同構建起端午節習俗的文化復合體，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傳統節日文化意蘊的詩意路徑。

（作者為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