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晚上好。”走出賓館前，前臺小姑娘職業性的一聲問候，令我愣了一下。

三點二十八分，二十四小時格式，我下意識地看了看手機的時間。她并沒有說錯，按照大部分人的作息，這個點確實是深夜。但我現在出門，卻是去吃早飯。

我懷疑這位有禮貌的前臺可能不是本地人，否則應該會知道，她所在的城市，早晚概念與別處有些不同，至少一個小時之前，就已經在餐桌上開啟了新的一天。

這里是湖北的監利。

“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文獻記載，先秦時代，天下共有“九藪”，即九大湖泊，其中最大的一個在楚國，稱為“云夢澤”，據說方圓達到九百多里。事實上，這是古代長江中游的湖泊群總稱，后來隨著泥沙不斷沉積，水域面積不斷淤堵縮小，旱地越來越多，最終形成了今天的江漢平原。

監利便是江漢平原南部的一個小縣城，與湖南的岳陽只隔著一條長江。

這段長江又被稱為荊江。荊江因所流經的荊州而得名——監利也屬于荊州地區。航運時代，荊江沿岸碼頭林立，因為裝卸貨多在半夜，碼頭工人要么吃飽了去上工，要么干完活補充體力，因此飲食生意每天開張得很早。

我在荊州時，便吃過凌晨五點鐘的早堂面。

但監利的面館開得比荊州還要早。而且，它還賣酒。

其實荊州人早上也有喝酒的。畢竟要下苦力，加之江邊水氣重，解乏也好，驅寒除濕也好，喝上二兩都舒坦，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喝早酒的風俗。

對于早酒我并不陌生。我是浙江人，浙江不少老埠頭，像蘭溪的游埠、紹興的安昌、桐鄉的馬鳴，也有類似的傳統，不過大都是就著一些簡單的小吃，比如酥餅油條腐乳茴香豆，最多切上二三兩羊肉，就著面湯小酌幾口，并且喝的通常都是黃酒，終究有些委婉。

監利人早上喝的卻是高度白酒。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菜碼也非常硬。雖然是早餐，但毫不將就，除了各種糟醬鹵味，如鴨脖雞爪豬蹄豆干，還有正兒八經的火鍋，甚至可以炒菜。從牛羊豬雞，到黃鱔泥鰍魚蝦蟹鱉，應有盡有。畢竟這一帶是中國最富盛名的魚米之鄉，“湖廣熟，天下足”的膏腴腹地——“監利”的縣名由來，便是因為物產實在豐富，以致于三國時孫權特地于此設卡，“監收漁稻之利”。

應該說，荊州及其下轄的大部分縣市，沙市、公安、江陵、石首等地，都有這種正兒八經的早酒。我選中監利，是聽說這里有種特別的“火碗”，以碗為鍋，裝滿菜肴后置于倒有酒精的敞口碟上，點燃后邊加熱邊吃，很適合一個人享用。

這口“火碗”，便是我此行的目的。

我要去吃的是“黃肥腸面館”。

荊州地區的早酒攤子，最初都是面館，所謂的酒菜其實就是湯面的臊子，或者說澆頭，不過是單獨盛了下酒罷了。每家老館做臊子都有絕活，有的擅長魚鮮，有的擅長鴨貨，有的擅長牛羊雜碎，“黃肥腸”自然以豬下水為主打，開了幾十年，據說在監利早酒界名氣很大，問了幾個當地人，向我推薦的都是它。看了地圖，距離我住的賓館只有2.5公里。

賓館路口的紅燈閃爍，斑馬線空空蕩蕩。滿眼寂靜，城市還沒蘇醒。

走了二十多分鐘，還是沒發現什么早酒館子，只是偶爾有幾家做夜宵的燒烤店在掃地洗碗收拾殘局。到監利中醫院路口，才看見了一家亮著燈的“李記老鹵”，門口已經擺好了三套桌椅，墻邊還靠著一疊折疊小圓桌。但好像也剛開門，并無任何顧客，老板娘還在廚房洗菜。

繼續往西走。這時從身后接連騎過幾輛電瓶車，駕車的都是中老年人，監利的早酒族終于出動了。我看了一下時間，凌晨四點零七分。又過了一個紅燈，從路口過來一位小個子老頭兒，手里拎著個雪碧瓶，我猜里面裝的大概是酒。

我跟著他拐入一條小巷。巷口有一家“鳳嫂早酒”，是我在監利見到第一家明確標明“早酒”的館子，也正在開張，老板夫婦外加一個打下手的大嫂，或生爐或備料或擺桌，各自忙著。但老頭兒沒有停下來。

相比正街，巷子里的路燈更少，并且隔幾盞才亮一盞，而這個時候正是黎明前最暗的時候，整條巷黑漆漆的。我莫名想起了曹操。《三國演義》中濃墨描寫的“華容道”，據考證就經過監利城郊（咸寧的赤壁古戰場距離監利只有一百來個公里），他應該在這里走過一段沮喪的夜路。

老頭兒走得很快，不一會兒我就跟丟了，只好悶頭繼續朝前走。走著走著，所有的路燈忽然大放光明。四點三十分整，大概每天這個時候準點開燈。這才看清，這條巷子沿街大多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種二三層的磚房，間或還有幾間類似北京胡同那種小門臉，店鋪則是“民俗用品”“理發”“修鎖”“風水”“鹵味”之類，想來應該是監利的一條老街。在老街盡頭，我看到了黃肥腸面館。燈火通明，亮堂堂的。

 

面館在馬路邊，也是上世紀末那種方方正正的四層排屋，墻面貼的細長條白瓷磚已經有很多殘破，一間廚房兩間店面。

店堂內大大小小十二張桌子，店門口沿著街沿還擺了六張，以每張四人計，至少可以同時坐六七十人，但我去的時候只有兩個食客。一個老板一個伙計，老板胖伙計瘦，都是四五十歲的年紀，老板主廚伙計跑堂。和伙計聊了幾句，他告訴我已經做了兩個多小時的生意，每天兩點半開門，雷打不動。

我終于看到了傳說中的火碗。那兩個食客各占一桌，火已經點上了。碗碟都是粗瓷的，并不太大，介于飯碗和面碗之間，湯色深褐油亮，蘿卜片和豬血墊底，上面鋪滿細切豬腸，撒一層蔥花，有紅有綠，微微起沸，煞是誘人。

這樣一份肥腸火碗十元錢。另外還有分量更大的火鍋——每張桌子都有一個生鐵鑄的爐架（我注意到大部分桌子桌面都有縱橫交錯的焦黑燙痕）——除了鱔魚五十元，其余各種火鍋，牛筋、肥腸、泥鰍、黑魚、三鮮等等，全部都是三十元；此外還有一些炒菜或者蒸菜，比如炒腰花、蒸豆角、蒸排骨，價位也基本在二三十元之間。主食則是各種面，最便宜的是五塊錢的熱干面，最貴的是十五塊的鱔魚面。

我在廚房看到，各種食材其實都已經煮熟鹵透，油汪汪紅彤彤，一桶一桶盛著，臨時裝鍋或者炒一下就能上桌。

至于酒，店里提供土燒，每斤三十五元，可以論兩賣，此外還有綠瓶的二鍋頭，每瓶二十元。但那兩位食客都不喝酒，每人另點了一碗熱干面，拌勻了，就著火碗一筷面一筷菜，埋頭大口大口吃。他們四十來歲，都是下夜班的出租車司機，車就停在面館門口。

來了四位三十出頭的年輕男子，點了兩個火鍋。一邊吃一邊小聲復盤戰況，想來是剛結束一場通宵麻將。他們也沒喝酒。

天漸漸亮了，不時有人晨跑路過。

五點左右，陸陸續續來了幾個老人，看樣子都在七十歲上下，各自去貨架上取了酒（應該是他們寄存的，因為都不是新開的），但互相不打招呼，分別找桌子坐下，也不用點菜，老板很快就將他們的火碗和面一個個送了上來，并用礦泉水瓶倒了酒精點著。都不急著吃，握了酒杯慢悠悠坐著，好像在看碗里的湯冒泡，又好像什么也沒看，只是發呆。我上前與其中一位聊了幾句。遇到陌生人搭訕，他有些詫異，但還是告訴我，自己是給龍蝦塘守夜的，剛換班，喝點早酒再回家睡覺。

他點的是肥腸火碗，外加一碗熱干面。酒是小半瓶二鍋頭。按照價目表，酒不算，這一頓十五塊錢。

我也點了一份同樣的，外加二兩土燒。老板承諾，他家的酒絕對不會上頭。他很客氣，看我是外地人，還送了一小碟鹽豆酸蘿卜。

看著藍色的火苗在碗底倏地騰起，我忽然覺得自己像是個皇帝。的的確確，那一刻，我想起了古時候的皇帝。

不僅僅是那句“早餐吃得要像國王”，還有紫禁城的作息時間。

按照清宮制度，正常情況下，皇帝每天用早膳，是在卯正二刻，也就是早上六點，秋冬兩季晝短夜長，還要提前半個時辰。

也就是說，從前皇帝吃早飯，比我現在也晚不了多少。

需要說明的是，如果沒有怠工，早膳之前他已經上完了早朝。

根據起居注，每逢朝日，皇帝早上五點鐘就要到乾清宮坐殿議事——當然，清代的早朝時間有過幾次調整，比如乾隆后期以為天下太平，延遲到六點，但后來光緒維新，一度又往前提到四點。

無論怎么改，每天皇帝的起床時間也不會晚于寅正，即凌晨四點。康熙和乾隆等幾個勤政的皇帝，甚至每天三點就起來盥洗，給祖宗上香、向太后請安。

大臣自然還要早，但凡有朝會，凌晨三點便得在午門外等候。

他們分散居住在北京城各處，稍遠的午夜就要起床了。

讀史讀到這一段時，我以為這是滿族人從關外帶來的習慣。但后來看到明朝的崇禎皇帝同樣經常五點鐘上朝，朱元璋更是在每天凌晨四點就讓人在京城譙樓擊鼓吹角，催促官民起床。

再倒溯上去，宋唐兩朝也都差不多。

歷朝歷代一以貫之的早起，令我想起了“點卯”，即舊時衙門每天早上查點到班人數，類似于現在的考勤打卡。

這個“卯”，指的是卯時，也就是每天上午的五點到七點。

由“點卯”，又引出了另一個老詞：“五更”。鐘表普及之前，國人把夜晚分為五段，從前一天的晚上七點開始，每兩小時一個更點，雇遣更夫打更報時，順帶巡夜防火防賊。凌晨三點到五點，便是“五更”。

——在浙中鄉間，直到今天還將早餐稱為“五更飯”。

從早朝到“點卯”，從早膳到“五更飯”，監利早酒的背后，似乎有著比碼頭更為久遠的東西。

 

肥腸豬血蘿卜，韌糯軟脆滾做一鍋。

黃肥腸果然有一手。

不過，雖然入口驚艷，但連接幾筷下來，對浙江人，口味還是覺得有些重，油鹽辣都太猛了一些。挑一箸面壓壓，也是麻油醬油攪做一團。于是又另點了一個豆腐丸子湯，看起來清清爽爽，但湯面同樣浮著汪汪的油花。

難怪荊州地區的早堂面，有個專門的評語：“油大碼肥。”

這還只是一個單人份的火碗，如果三五好友結伴，就像那幾個剛從麻將桌上下來的，點個鍋子炒個腰花，邊上再擺幾只酒杯——待菜上齊后拍照發朋友圈，誰會相信現在是早上五點鐘呢？

監利人的早餐，實在有些隆重。

但如若沿著“五更飯”的邏輯，這卻又是古制了。

我找到一張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二月二十三日的早膳菜單：炒雞、大炒肉、燉酸菜熱鍋、鹿筋拆鴨子熱鍋、羊西爾占、蘋果軟燴、蒸肥雞燒狍肉、醋烹豆芽菜、肉絲炒韭菜、象棋眼小饃首、火爆豆腐包子、甑爾糕、梗米干膳、豆腐八仙湯、銀碟小菜、銀葵花盒小菜……

皇帝自然是極擺譜的。暫且不去批判統治者的窮奢極欲，這一大桌子燉的炒的蒸的炸的葷的素的甜的咸的，已足以說明清宮對早餐的重視。

或許會偏離很多人對宮廷生活的想象，清朝皇帝每天只吃兩頓正餐。早膳之后，第二頓要到午正至未正，也就是中午十二點到下午兩點之間才吃，而這頓飯稱為晚膳。根本沒有午膳的說法，兩餐之外餓了只能吃些點心零食。這固然是滿族的風俗，但也契合中原的傳統。

中華文明以五千年算的話，一日三餐實際上只有一千多年的歷史。

江漢平原東北，與監利同屬于古云夢澤區域的云夢縣，1975年出土了大量秦代的竹簡，在已經辨識出來的文字中，有兩個詞：“蚤食”和“莫食”。“蚤”和“莫”，是“早”和“暮”的古字，也就是說，在秦始皇的時代，這一帶每天只吃“早”“暮”兩餐。

比較正式的午飯，在唐朝才開始出現。“三餐制”在各階層中都成為主流，要到宋元之后了。

直到今天，“兩餐制”依然在很多地方留有痕跡。

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間諜曾根俊虎根據自己的見聞，寫過一本《清國漫游志》，其中提到中國北方“各人飲食大概一日兩次……與上海相同”，可見近在一百多年前，無論南北，底層民眾還有很多是每天只吃兩頓飯的。

而以“兩餐制”時的物質條件，“蚤食”甚至比“莫食”還重要。畢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白天要干活不能餓著，晚上太陽落山就睡了，吃少點也能熬過去。因此先秦文獻中，上午進食稱為“大食”，下午進食則稱為“小食”。

古人還經常用“饔”和“飧”來稱早晚兩餐。“饔”指的是熟食，也就是現做，而且字中的“雍”有水流聚集的意思，可理解為豐盛；“飧”則是食之余，即將早上吃剩的用水泡泡，將就吃了。

現在卻倒了過來。

前一晚的剩飯剩菜，熱一下，就是一頓很大眾的早飯。

 

不過比晚飯更像正餐的早飯，現在也還有一些。

我在浙南的龍泉就吃到過。飯是用蒸籠蒸的，盛在木桶里，吃多吃少自己舀，算一份錢；菜則是現炒的小碗菜，樣數很多，豬肝臘肉泥鰍雞塊，豆角洋芋冬瓜辣椒，還有豆腐砂鍋雞蛋羹，甚至酸菜魚牛雜煲。

與監利的早酒館一樣，老板也把桌椅擺到店門口。每天早上七點多八點不到，不管認識不認識，大碗小碗沿街拼桌，個個吃得嘴角流油。

當地人對此習以為常，很多做早餐的店鋪甚至連名字都沒有，隨隨便便叫“早飯”。但我第一次看到時，卻相當震撼。畢竟，我印象中常規的江南早餐，都是些湯湯水水的豆漿油條包子餛飩，最葷也不過是鴨血粉絲、蟹黃小籠之類，根本沒想到這里會吃得這么硬橋硬馬。

——光看菜品，與荊州地區的早堂面館，其實已經差不太多了。

龍泉人鄭重其事的五更飯，同樣是因為艱苦的勞作。

浙南多山，人多地少，只能鑿山開田。梯田往往僻遠，很多還在一兩千米高的山坡上，行走不易，一旦上山，便只能黃昏下來，中間根本沒辦法回家吃午飯。因此在早飯時，就要盡可能攝足一整天的能量。

但他們早上很少喝酒。

 

或許這就是農夫與船工的區別。

雖然零碎、貧瘠，但終究是塊田，鋤頭下去，多少總有收獲，只要不遭天災，每天的付出都看得見回報。農夫的日子，勞累免不了，卻也是相對穩定的。

而碼頭的水手、纖夫和苦力，每將一船貨送到岸，實際上便開始了新一輪的失業。誰知道下一艘船什么時候會來呢？

山永遠都在，水枯榮不定。一個寒暑有序，一個隨波逐流。

相比節氣表規劃的刻板人生，潮汐塑造的性格要跳脫得多。既然明天難以預料，那就先享受好當下。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水民永遠要比山民瀟灑。大港頭的男女，眉眼轉得總是要比龍泉活泛一些。喝酒的人也永遠比不喝酒的人有趣。

我在《監利縣志》中，看到過這樣一個“迎狗老爺”的祈雨民俗：將一條狗用酒灌醉，縛在交椅上，頭戴紗帽，身披官袍，前腿還要綁一根水煙桿，由四個打扮成衙役的壯漢抬著敲鑼打鼓游街。

但凡沒喝夠半斤，絕對想不出這么潑辣的創意。

 

現在的監利人，喝早酒的也越來越少了。

在黃肥腸面館，我從五點一直坐到八點。前兩個小時，連我在內總共來了三十八個食客。喝酒的只有十六個，一半都不到。

喝酒的大都是上了年紀的，中年人很少，年輕人更是一個也沒有。賓館前臺那個小姑娘，如果不值夜班，現在也一定還在酣睡。

我開始覺得她未必不是本地人了——后來退房時我特意問了這個問題，她告訴我家就在縣城，大學畢業后在深圳漂了幾年，剛回來。

早酒和“晚上好”。同一座城市，對時間的劃分已然出現了撕裂與錯位。

這種情況應該有些普遍。2018年我去荊州吃早堂面時，老板就感嘆，從前每天能賣兩大桶五十多斤孝感米酒，這幾年卻經常連一桶還有剩余。

我還想起了武漢的過早。作為世界級的“早餐之都”，我幾乎每年都要找機會路過武漢，過上幾個早。但感覺氛圍越來越淡，尤其曾被視為漢味美食圣地的戶部巷，簡直是眼看著一年年冷清下來。

幸好糧道街還在撐場面。但這次去，也發現年青人手捧紙碗，三五結伴一邊走一邊拌一邊聊天一邊吃熱干面的場景少了很多。

 

就像“兩餐制”擴充為“三餐制”，數千年來，早餐的意義其實一直在被分解，或者說，下降。本質上，這是人類對時間持續而深入的開發。從“日入而息”到長安十二時辰，再到開封夜市，夜晚被越拉越長，人們也睡得越來越晚。“三餐制”的最終確立，便是因為北宋的開放宵禁。

進入近代之后，社會生產力愈發能夠支持生活與自然脫鉤；鐘表的發明，更是意味著人類再也無需依賴太陽的光線來劃分時間。

——標注時間，一直是人類最大的執念。從年月到日，從天干地支到四季節氣，刻度越來越細密，似乎這樣就能掌控地球的轉動。

白天和黑夜的定義被不斷修正著。而在“朝九晚五”的國際性工作模式下，每天的第一頓飯，越來越敷衍，越來越隨意。

應該說，對于早酒的尊嚴，監利人已經堅持得足夠久了。

當然，這得益于它的城市性質。根據它們縣志上的數據，民國時期，監利全境的通航里程長達1013公里，境內有大小港口49個，僅朱河港常年停泊的木帆船便有740余艘。可見早酒的消費群體之龐大。

但現在已經是公鐵時代。很多曾經的渡頭港口都已被填平建了樓盤。同樣被填平的還有不再需要重體力輸出的胃口。監利的黎明，正一天天褪去碼頭的草莽氣息。我相信，很可能有一天，監利，或者說荊州早酒，會被保護起來，甚至成為某個級別的非遺。

 

我的酒喝到一半的時候，那位看龍蝦塘的老漢離開了。他的二鍋頭還剩下一個底，放回了貨架。七點十分，面館出現了第一個女顧客，是騎電瓶車送孩子上小學的年青母親。她本想在店里吃，但小男孩睡眼惺忪鬧起床氣，說什么也不肯下車，只得讓老板拌了兩份熱干面帶走，騎出沒多遠又返回來要了兩個鹵蛋。之后又來了幾對父子，還有三個結伴的中學生，他們也只是吃面。七點半的時候，面館很是忙了一陣。但也大都是單吃面，要火碗的不多，火鍋更是再也沒有人點過。這期間外賣騎手來了兩撥，打包拿走的，不知道點了什么。

反正沒有人再點過酒。

店堂里的酒客，除了我，就只剩下了一位老人，穿一件藍布中山裝，膠底解放鞋，有些消瘦。其實他一進來我就注意到了，除了年紀看起來最大，至少在八十以上，手里還拿著一個小收音機，音量調得很低，選了一個最角落的位置，只點了一個火碗，沒叫面，卻倒了滿滿一杯酒。他吃得很慢，經常放下筷子，靠著墻靜靜聽著，臉上什么表情也沒有，就這么獨自坐了兩個多小時。我很想過去和他聊聊，但還是忍住了。一個冒昧的闖入者與一個孤獨的堅守者，雖然只隔著幾張桌子，但我和他分屬著兩個時空。

 

八點以后的交通路已經有些擁堵，面館的生意卻逐漸冷清了下來。

那位瘦伙計拔了店門口燈箱的插座，拖過一張凳子，坐在邊上點了一根煙。胖乎乎的老板則不知從哪里搬來一堆魚網和蝦籠，在屋檐下一串一串掛了起來。我這才注意到，“黃肥腸面館”的邊上，還有一塊“老黃漁具批發”的招牌。

也該走了。起身結賬前，我又看了一眼墻角的那位老人。

他還是心無旁騖地對著收音機。碗底的火早就滅了。

【鄭驍鋒，《中國國家地理》雜志撰稿人。著有散文體中國通史《人間道》系列；人文地理《為客天涯》系列；散文集《眼底滄桑》《本草春秋》《逆旅千秋》《落日蒼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