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程千帆（1913—2000）是20世紀中國學術由傳統到現代轉型過程中出現的著名學者，他治學范圍寬廣，在古典詩學、校讎學、史學等諸多領域均有很深造詣，而最能體現其治學風格與業績的，則是他的中國文學批評研究。在這一領域，程千帆不僅奉獻出了令人矚目的學術研究成果，更在方法理論的探索與實踐上給予后人以啟迪。今天，程千帆所提出的“文藝學與文獻學精密結合”的文學批評主張，已然成為古代文學研究者們可資借鑒的重要方法論之一；由程千帆弟子和再傳弟子共同努力而形成的學術群，也已成為當下中國學術界富于生氣和廣泛影響的力量。站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回顧程千帆文學批評思想之特質，探索其形成過程，思考其當代價值，這不僅關涉著如何評估學科發展歷史、怎樣看待既往學術積累等問題，更決定了我們要以何種姿態和做出怎樣的準備去面對中國文學批評的明天。

一、“感”字當頭、知能并重：以詩為本位的批評特色

1986年，程千帆在代表性論文集《古詩考索》出版后,被人詢及治詩經驗時，曾坦率地說：

我認為：文學活動，無論是創作還是批評研究，其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思維活動應當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感”字當頭，而不是“知”字當頭……由感動而理解，由理解而判斷，是研究文學的一個完整過程……從事文學批評研究的人不能自己沒有一點創作經驗。在我國文學批評史上，沒有一個理論批評家是不能創作的。

這番夫子自道顯然有著金針度人的良苦用心，就其內容來說，實際上為后學指示了文學批評實踐的兩個遞進層次，即怎樣才能有效地進入文學批評和怎樣才能更好地進行文學批評。

關于怎樣才能有效進入文學批評，程千帆認為關鍵在于處理好“感”和“知”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感”指文學批評者在進行批評實踐時能對批評對象有特別的情感反應，而“知”則指能從理性角度對這種情感反應予以分析、理解和判斷。“感”是“知”的前提，批評者對文學作品產生了某種強度的真實情感反應（即被“感”動），才能有強烈的意愿去弄明白這種情感反應的生成機制，也才能進入區別于一般讀者的專業文學批評層次。相反，對作品無“感”的文學批評，注定只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即便講得頭頭是道，也總是隔靴搔癢。此外，“感”也是“知”的目的，當批評者在最初對文學作品有所“感”，并能進而予作品及其所激發的情感反應以理性之觀照后，回過頭來再欣賞作品本身，則此時的“感”經由理性的淬煉，變得更加親切體貼，純化為讀者深得作者文心之后的喜悅，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審美感知（或云“藝術感受”）和道德感發。程千帆謂：“對藝術實踐是知—感—知—感—知，而不是知—知—知—知。” 此雖統創作與批評言之，但卻非常精煉地揭示了中國文學批評從“感”到“知”、從“知”再到“感”，情感始終參與其中，因“感”以始、以“感”而終的完整過程。這一觀念，也即劉勰《文心雕龍·知音》所謂：“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文學批評者（“觀文者”）始于“入情”（文辭是途徑），終于識得文心（“深識鑒奧”）后的內心愉悅（“歡然內懌”）。而這種批評觀念如果再上溯其源，則顯然是對孟子“說詩”思想的繼承。《孟子·萬章》：“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許慎《說文解字》曰：“說，說釋也。”段注云：“說釋即悅懌，說悅、釋懌皆古今字，許書無悅、懌二字也。說釋者，開解之意，故為喜悅。”程千帆“‘感’字當頭”的文學批評觀念，正是中國文學批評傳統的當代回響。受這一傳統影響之下的文學批評活動，堅持認為文學批評是一種情感（“感”）伴隨始終的實踐，有別于西方文學批評重客觀分析、強調理性判斷（“知”）優先性的做法。

關于怎樣才能更好地進行文學批評，程千帆認為關鍵在于處理好“能”和“知”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能”指的是批評者的創作經驗和批評者所理解的古人創作經驗，“知”則指批評者的理論修養以及批評者對古代文論思想主張的理解。經驗與理論之間的張力問題，一直是藝術批評關注的核心。程千帆認為從事文學批評的人要有一點基本的藝術創作經驗，這樣才能更好地進行文學批評研究，因為：一方面，有了創作經驗，才能對古人創作甘苦產生共情，對作品易“感”，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前人的理論。這主要緣于古人的理論主張往往建立在對具體作品的批評之上，只有弄明白了他們所據以立論的作品（即當時的創作經驗），才能真正理解古人的各種文學理論主張。程千帆認為作品是理論批評的“土壤”，不研究和理解作品，就無法研究和理解理論，更無法體會理論與理論間的內在聯系，無從理清批評與批評間的真實關系，因為它們往往起源于對作家作品和文學風格的具體評價。離開作品而言理論，就不免陷于空洞，難以把握問題的實質。《讀詩舉例》是這方面具有典范意義的文章，程千帆借助具體而豐富的古代詩人創作實例，從系統層面考察了形神、曲直、物我、同異、小大等幾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概念，讓讀者對它們的來源、含義與使用慣例等有了明確的了解。此外，中國古代文論又有其鮮明特色，不像西方文論那樣有著嚴密的邏輯性和體系性，即如程千帆所指出的：“我國古代文學批評中的多數著作，具有省略過程，直抒結論，因而顯得短小精悍的特色。”故而在研究時，就必須結合具體作品予以疏解辯證，這樣才不至于如墜霧里、不知所云。《王摩詰〈送綦毋潛落第還鄉〉詩跋》《〈復堂詞序〉試釋》等文章是這方面的范例，它們均結合作品本身,予古代詩詞批評家的簡短評語作周詳之疏解，使人讀后豁然開朗。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從歷代作者的創作經驗中，還可以抽繹出更多、更有活力的理論，豐富古代文學理論的寶庫，進而激活傳統、服務當下。如果說前一方面文學批評研究的重點在“古代的文學理論”，意義指向過去，涉及如何準確理解古代文論遺產的話，那么后一方面的重點則在于“古代文學的理論”，其意義則在于當下與未來。程千帆在20世紀80年代初別具只眼地提出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研究“兩條腿走路”的主張：

從理論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學，應當用兩條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學理論”，二是研究“古代文學的理論”……這兩種方法都是需要的。但在今天，古代理論家從過去的及同時代的作家作品中抽象出理論以豐富理論寶庫并指導當時及后來創作的傳統做法，似乎被忽略了。

應該說，程千帆對“古代文學的理論”研究之意義的揭示，為古代文學批評研究開發了一座“富礦”，從此舉凡古人創作之文學作品皆可成為文論研究的對象，而不再局限于過去的詩文評、經、子、文集序跋等有限范圍；又為古代文學批評研究掘出了一孔“新泉”，從此批評研究不必繼續局限于對古人既有理論的闡釋和再闡釋，可在古人作品中直接提煉出具有活力的理論思想，為當下和未來的文學創作與批評提供借鑒與營養。以程千帆《古典詩歌描寫與結構中的一與多》一文為例，作者以杰出的藝術敏感覺察出“一與多”不僅作為哲學范疇被古典詩人所認知，還作為美學范疇和藝術手段為他們所采用；“一與多”的多種形態在古代詩歌作品中的反復出現，“是為了如實反映本來就存在于自然及社會中的這一現象，也是為了打破已經形成的平衡、對稱、整齊之美。在平衡與不平衡、對稱與不對稱、整齊與不整齊之間達成一種更巧妙的更新的結合，從而更好地反映生活”。 這種對于詩歌表現復雜技巧的深度考察，得出的是前人未曾總結的藝術規律，更是后人可能據以完善詩歌創作的法則。古典文學的活力和生氣經由程千帆這樣批評家的闡發，得到了很好的呈現。

通觀程千帆關于文學批評實踐兩個遞進層次的思想，不難看出他始終是將作品（也即詩）放在根本地位的，有學者將之總結為“以作品為中心的文學研究方法”， 誠為不刊之論。“感”“知”辯證關系的紐帶是文學作品本身，“能”“知”互動的基礎是圍繞作品而存在的創作經驗本身。舍去了文學創作經驗及作品自身，文學批評將失去焦點與支點。

既然文學批評研究應以作品為中心，而研究方法又由研究對象的性質所決定，故文學的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就應該是文學式的，而不是哲學式的或史學式的。哲學式的研究體現為思想（或主義）的闡發，史學式的研究體現為文獻的考證（或云歷史考據）。文學不能成為思想或者主義的傳聲筒，這樣既會讓對思想或主義的理解變得庸俗膚淺，又會損傷對藝術思維特質的探析；同樣，文學作品也不能僅僅被視作為史料，從而喪失其自身的審美價值。20世紀80年代初，程千帆曾在“杜詩研究”課上指出：“現在談杜詩思想性的較一般，談藝術性的則陳詞濫調。要把古典文學搞上去，要打破許多框框。重要的一點，不要把藝術品當作史料……杜甫之所以偉大，是他的詩不能為《兩唐書》所代替。要把詩當作詩來研究。”“把詩當作詩來研究”就是正面肯定文學的獨立價值，重視文學自身的思維特質。

由于中國文學常常涉及人事、地理和時間，故與歷史關系至密，因而在研究中國文學時，就不可避免地面對批評與考據關系問題。程千帆認為文學研究中的考據與歷史研究中的考據雖然采取的辦法相同，但目的卻有差別。古代文學作品撰作時代距今已遙，其時之文化習俗、用語習慣、制度背景，甚至作品本身的文本形態等，都成為今人理解作品的障礙，故需要在文學批評實踐時采用考據的辦法，廓清作品周圍的層層“迷霧”，以方便批評者由此進入作者的藝術世界和心靈世界。因此，考據只是一種通往理解的手段，絕非文學批評的目的。典型的例子是，閱讀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時，讀者有時會遇到“好而不通”“通而不好”的現象，比如唐代邊塞詩所記述的地理方位、距離等信息常存在與實際有出入甚至相悖的問題。從前的研究者執著于“通”或“不通”，或是藉由層層考證責備詩人創作態度草率；或是曲折論說，強為詩人辯解，否認矛盾之存在。兩種態度看似對立，實則毛病相同，即持歷史考證之法以代文學研究之法，因而也就觸及不到作品真正之“好”處。程千帆認為唐代邊塞詩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為了喚起人們對于歷史的復雜的回憶，激發人們對于地理上的遼闊的想像，讓讀者更其深入地領略邊塞將士的生活和他們的思想感情”，因此后世讀者對于這些所謂的“錯誤”，不妨加以忽略。此外，程千帆隱然另有一宏大學術抱負，即在文獻考證無從措手的時候，卻可以利用藝術分析的辦法來幫助解決文獻層面上的問題。例如《古詩十九首》的產生年代，由于文獻無稽，故歷來多有爭論。文獻考據在此走入困境，問題看似無解。程千帆卻獨辟蹊徑，認為可以利用形象思維的特征來加以判定——由對這組詩的細致閱讀，可以感知詩人所懷有的極大憂患意識，惶惶不可終日、毫無希望，而如果把東漢的歷史一一排比，則只有桓、靈之世，即整個東漢帝國行將滅亡、農民起義迫在眉睫之際，才可能出現詩中所呈現的抒情形象。這樣的判斷，是“用形象思維來理解來支撐這個邏輯思維”，不是用考據能夠解決的。

總之，之所以反對用歷史考據取代文學研究，主要是鑒于文獻考證與文學批評背后所關涉的兩種思維方式之間的差異——文獻考證需要邏輯思維，而文學則是形象思維的產物，故文學批評一方面需要符合現代學術研究范式的邏輯思維，以擺脫那種印象式的文學鑒賞方式，另一方面同樣也需要符合文學藝術自身特征的形象思維。程千帆說：“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并重，對古代文學的作品理解要用心靈的火花去撞擊古人，而不是純粹地運用邏輯思維。”

從20世紀40年代提出“將批評建筑在考據的基礎上”，到90年代提出“文藝學與文獻學精密結合”的“兩點論”，程千帆通過實踐不斷探索什么才是理想的文學批評研究。可以說，“兩點論”是程千帆文學批評思想的結晶。所謂“文藝學與文獻學精密結合”，“結合”的中心依然是文學作品（主要是詩）本身。由于文學批評的對象是詩，故批評者要充分尊重詩的特征，堅持以詩的方式進入、以詩的方式思考、以詩的方式表達，批評的起點是詩、終點是詩、重點也還是詩。要把詩當作詩來欣賞、批評和考證。因此，文學批評中的考據，就只是協助獲得詩意文心的工具，而不是判斷作品價值高低的標準；文學批評中的邏輯思維，就只是讓藝術形象更鮮明、更條理、更具有感染力的手段，而非冷冰冰、毫無感情的“解剖刀”。至于“精密”，不是簡單的藝術賞析（文藝學）加文獻考證（文獻學），更不是某種固定配方（比如一半文獻考據一半藝術賞析），而是以結果為導向的、以實現對作者創作意圖把握為目的的理想批評境界。

二、斟酌古今、貫通中西：不斷超越的方法論追求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學術由傳統往現代轉型。在這一過程中，對傳統的反思和對方法的焦慮相伴而行。在胡適、傅斯年等人的倡導下，用西洋科學的方法與理論從事“國故”研究成為一時潮流所向。之所以需要借重西洋，乃因時人多誤以為中國自身學術傳統缺少能夠利用的理論與方法。僅就文學研究領域而言，即便很多人認為中國文學不乏較為豐富的批評文獻，但從整體上說還是太過于零碎散漫、不成系統，更談不上什么方法和理論了，故要想開展文學批評，只能求助西方。這種認識根深蒂固，其影響力甚至一直延續至20世紀七八十年代。

面對西方學術思潮的刺激與挑戰，固然有人站在民族文化立場上予以回應，但在本質上與全面模仿西方的做法并無二致，他們應對西洋學術的態度都是不對等的、意氣爭勝式的。故在既受過傳統學術熏陶又在西洋學術環境中歷經訓練的陳寅恪眼中，這兩種態度可謂“田巴魯仲兩無成”，亦即“舊派失之滯”“新派失之誣”，“舊人有學無術，新人有術無學”。他本人所要努力追求的則是“不古不今之學”。關于這句話的理解，眾說紛紜，但作為與陳寅恪雖沒有直接師承關系卻因家族世交而終生追慕的程千帆，他的解釋卻最得其實：“（陳先生）覺得自己的學問既不完全符合中國的傳統，也不是完全跟著現代學術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即不古不今，亦古亦今，貫通中西，繼往開來。”陳氏治學重視方法，其“以詩證史”的史學研究方法為后人樹立了一個典范，他的方式不是唯北美或歐洲學術思想馬首是瞻，而是自創一路，強力綰合中國傳統與西洋學術。

1954年4月，沈祖棻在她和程千帆合著的《古典詩歌論叢》“后記”中自陳他們這些論文撰作的命意是“嘗試著一種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的方法”。“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的方法，體現的正是一種在文學研究領域力圖將中國傳統與現代學術（以西洋學術為代表）融通起來的用心。然而，正如有學者曾敏銳指出的那樣，程千帆對于陳氏的學習，“不是行跡上的亦步亦趨，而是在把握學術宗旨的前提下，根據自己的研究內容，在學術實踐中‘有所法’又‘有所變’，將重心由‘史’轉移到‘詩’。”陳寅恪“以詩證史”“以史證詩”（或統謂“詩史互證”），是“利用中國詩之特點來研究歷史的方法”，而程千帆所求索的則是一種詩學研究的方法。在陳氏那里，詩歌只是便于考證的史料，其作用只是“補充和糾正歷史記載之不足”，而在程千帆這里，詩則不僅是研究的出發點，更是研究的落腳點。雖亦涉及考證，但目的并非證詩之真偽，而更多的是提供讀詩的參證和聯想的憑借。這方面具代表性的例子是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一書。該書撰作之緣起是1936年陳寅恪《韓愈與唐代小說》一文被人譯為英文發表在《哈佛亞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中文原稿未刊），程千帆看到后，不滿英譯之疏失與費解，遂“準寅丈平日行文之例”，回譯為中文，發表在1947年《國文月刊》第57期。陳氏立足史料，以韓愈為例揭出行卷與唐代小說之關系，可謂目光如炬，但由于篇幅較短，故其結論僅具提示治中國文學史者留意行卷現象之價值。程千帆三十多年后撰成《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不光踵事增華，全面考證了唐代科舉制度下的行卷風尚（這顯然是制度史研究的范疇，體現的是他對于陳寅恪的心摹手追），其更深刻的意圖還在于進一步揭示了“舉子們用怎樣的態度去行卷，所謂當世顯人又用怎樣的態度對待那些投來的作品……行卷能否促進文學的發展”。這種側重文學心態和文學思潮的研究取徑，讓程千帆的這項研究突破歷史考證的局限，通過對制度與文學間互動的考察，一方面澄清了唐詩繁榮與科舉制度無關的既往普遍誤解，另一方面辯證地揭示了科舉制度中除省試詩賦外，以文詞為主要考試內容的進士科舉所誘導的行卷之風，其對于詩歌、古文、傳奇等文體發展所起到的促進作用。該書雖然篇幅不大，但材料閎富，精義迭出。問世之后，立刻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

如果說“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方法的提出是20世紀前期西潮洶涌背景下，程千帆立足文學研究領域對如何挽回中國學術自尊問題的思考，是時代影響下涌現的眾多智慧之一種的話；那么，“兩點論”（即“文藝學與文獻學精密結合”）方法的提出，則針對的是20世紀中后期中國學術界出現的新問題，顯現出了超越時代、引領學術走向的特色。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思想文化戰線開始對之前的極左思潮開展反思，國際學術文化交流重新開始。程千帆沒有因為個人的遭遇而放棄對于學術新知的追求，他始終關注著國內外學術界發展的動向，比如1979年10月12日致信葉嘉瑩，羅列自己“所欲知曉各事”，諸如歐美著名漢學中心和著名東方學（漢學）學術刊物之名稱、地址及主持人信息，研究漢語古典詩歌及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之學人及其主要著作信息。如今回過頭來看，這種探索新知的熱忱是超出群倫的。20世紀80年代，在整個中國學術界反思此前古典文學研究存在的問題時，程千帆就十分敏銳地指出問題，為后來的研究開出方向。比如1980年7月11日，他在《社會科學戰線》編輯部召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座談會”上第一個發言，指出文學批評庸俗化和文獻整理與考據缺乏的現狀。然而，由于學術風氣變化之迅速，到了90年代，情況似乎出現反轉，古典文學研究雖然不再大談“主義”了，但作為“學問”表征之一的文獻考據卻愈發占據主導地位，從而導致真正思想性的缺失。程千帆于此時又針對性地提出“文藝學與文獻學精密結合”的“兩點論”，貌似一反其在80年代的主張，實則都是針對時代出現的新問題而給出的中肯且富于前瞻意識的意見。

“兩點論”具有矯正時弊之用，又富于學術發展的前瞻性，這體現在：首先，“兩點論”的命意在于探索中國文學批評自己的方法與理論。文學批評能擺脫主義的制約，固是一種進步，但卻不能因此將理論的位置空出來，讓文獻考據無節制地侵占，甚至演變成一種新的“主義”（考據至上主義）。之所以會出現考據侵蝕理論現象，究其因，還是在于沒有建立一套屬于自身傳統的文學批評理論與方法，于是只能一再借用，而稍有不慎便有削足適履、“貼標簽”之虞。因此，程千帆希望并努力立足于中國文學本身，在中國傳統中找到文學批評的理論與方法。1941年至1943年程千帆任教武漢大學和金陵大學期間，即編有《文學發凡》一書，該書《自序》說：“通論文學之作，坊間所行，厥類甚夥。然或稗販西說，罔知本柢；或出辭鄙倍，難為諷誦。”該書分上下兩卷，上卷為“概說”，包含文學之界義、文學與時代、文學與地域、文學與道德、文學與性情5篇；下卷為“制作”，包含制作與體式、內容與外形、模擬與創造、修辭示例、文病示例5篇。結合序言和體例，可見以中國文論資料為基礎建構中國文學理論的用心。這種用心在隨后三四十年間一直體現在他撰作單篇論文中（相較于洋洋灑灑的專著，他更看重有真知灼見的單篇論文），直到晚年擱筆，待后來人繼續努力。

其次，“兩點論”呼喚一種全球化的文化視野和比較眼光。程千帆認為古典文學研究者應該努力了解西方學術研究（特別是其中中國學研究）的動態，如他在闡釋“兩點論”時，就明確說要充分運用“國外漢學家的材料”。此外，他還態度鮮明地批評了學術界存在的輕視國外中國學的傾向。了解西方學術的目的不是借用若干個時髦的術語名詞來生搬硬套中國的材料，而是要學習別人提出問題的角度，了解術語背后的理論背景和解釋框架，進而來反思自己的批評觀念和闡釋方式，以求得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貼切理解。程千帆《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與被誤讀》一文在此方面作出了精彩的示范。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對于今人來說是唐詩絕對的名篇，王闿運、聞一多等詩論大家皆曾給予過極高評價。程千帆對該詩的研究，沒有停留在作品本身，而是意圖通過梳理該詩在后代文學史地位的浮沉來觀照文學風氣的嬗變。作者考察了這首作品在歷代總集、選本、詩話中的隱顯狀況，指出該詩在明以前不彰，直到高棅《唐詩品匯》、李攀龍《古今詩刪》因重視“初唐四杰”而連帶選入，才改變了自身的地位。此外，作者力糾王闿運、聞一多以來將該詩視作宮體詩的流行觀點，指出“四杰”已然與宮體詩劃清界限，《春江花月夜》不能被歸入宮體詩范疇。這篇文章，雖然研究對象只是一首唐詩作品，但作者卻采用比較的方式，在文學史的流變中，揭示不同時代對于該詩的接受狀況，以及背后詩歌風氣和審美趣味的變化。識見通達，邏輯謹嚴，成為后人繞不過去的名作。程千帆后來在接受訪問時提到這篇文章的寫作是“有意識地采取了一些新的視角……涉及到接受美學的問題”。雖然限于時代等因素，這里的比較還處于早期探索階段，但程千帆避免先談理論，一切從作品出發的做法，相較于那些不重視理論（或云不善于理論思考）和對理論生吞活剝的做法，境界有云泥之別。

總之，程千帆是一位極其注重方法之探求與實踐的學者，從“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到“文藝學與文獻學精密結合”的“兩點論”，雖然針對的時代問題不同，但其內在精神則是一貫的，即對作品及其背后文學藝術規律的重視，以及折中東西、自我超越的學術旨趣。

三、回向文學、重視理論：程千帆詩學的當代價值

近年，學術界回顧新中國70多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發展歷程，瞻“前”顧“后”，思索未來遠景和可能進路。與此同時，對當前古代文學研究存在的各種問題，也作了深刻的剖析。學者們敏銳地指出了當下古代文學研究界蔓延著的各種令人憂慮的問題，比如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缺乏文學感悟能力以至于無法看懂詩人的創作意圖，研究者缺乏深度解讀文學文本的能力，文學研究呈現“空心化”趨勢，“泛文學”研究興盛帶來文學性研究的式微，等等。這些問題體現在中國文學批評研究領域，則可見當下的研究工作大多集中在批評文獻的收集與整理，從詩話、詞話到文話、賦話，從“精粹”“選編”到“類編”“全編”，從“校箋”“注疏”到“匯評”“集釋”，不一而足；各種課題研究項目，亦每喜以“某某文獻整理與研究”為名號，以示“扎實”“見功夫”。然而頗顯吊詭的是，這種對于文獻的熱衷甚至迷戀，似乎并沒有讓當前研究的整體水平達到令人期許的高度，以至于讓有的西方中國學研究學者直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欠缺理論意識”，“大陸出版的最有價值的書是古籍整理，而不是研究著作”。這種指責背后固有不同動機，不能一概而論，但其所針對的問題，則應該成為中國學術界反躬自省的契機。有中國學者一針見血，將當前古代文學研究存在的問題概括為兩個方面：其一是“以文獻擠壓批評，以考據取代分析，以文學外圍的論述置換對作品的體悟解讀”，其二是“‘純文本’研究往往流于印象式批評”。前者即是當前所流行的文學外部研究路徑（屬“文學文化學”“文學社會學”范疇），而論其實，則是“以史證詩”邏輯的翻版；后者指古代文學研究中另一種取徑，此類研究或罔顧中國文學傳統、援各種西洋新奇思想以“強作解人”，或根本不講理論，只顧“去語境化”地操控幾個傳統術語，故弄玄虛地自說自話。當此之時，“回歸文學本體”“回向文學研究”越來越成為學術界有識者們共同的呼聲。

實際上，無論是以文獻考證取代文學審美研究，還是僅止于印象批評層次的文學研究方式，它們共同的缺陷在于不能以文學為本位。不以文學為本位，不以獲得詩意文心為目標，文學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背后的審美思維機制也就成了研究者無法或不愿企及的研究鵠的，而原本應該只是幫助批評者進入藝術世界手段的文獻考證反倒成了目的，于是種種考所不必考、據所不能據的二手材料、邊緣性材料甚至被古人有意舍棄的材料，竟成為人們競相追逐使用的稀世珍寶，材料儼然成了學問的代名詞。因為不能做到以文學為本位，不能有效結合文學創作經驗和作品本身，故無法從中抽繹出符合中國文學實際的、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學批評理論與方法，談不上據此以與西方批評理論作平等之對話與交流，更遑論在折中中西思想的基礎上，于新的歷史情境中，激發古典與傳統的活力。

面對上述問題，在思考應對辦法和可能出路的同時，我們赫然“發現”：一方面，如上所陳文獻考證與文學批評、文本分析與理論思索之間的爭議，這些問題本身并不新鮮；另一方面，關于這些問題的解決辦法，以程千帆為杰出代表的先輩學人，實則早已有了成熟的思考與成功的實踐。比如程千帆早在1942年就曾指出清代考據之學借著西洋學術傳入、新文化運動興起的契機，在“所謂科學方法一名詞下，延續其生命”，進而導致古典文學研究與教學中出現各種弊端，即“以考據之風特甚，教詞章者，遂亦病論文術為空疏，疑習舊體為落伍。師生授受，無非作者之生平，作品之真偽，字句之校箋，時代之背景諸點”。1954年程千帆又說：“沒有將考證和批評密切結合起來……就不免使考據陷入煩瑣，批評流為空洞。” 這樣的言論，今日聽來，仍讓人覺得深中肯綮、擲地有聲；而如果重讀前文所例舉的《古典詩歌描寫與結構中的一與多》《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與被誤讀》《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等文章和論著，以及限于篇幅尚不及表彰的《相同的題材與不相同的主題、形象、風格——四篇桃源詩的比較研究》《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讀杜甫〈飲中八仙歌〉札記》等文章，則仍會讓當代的讀者們嘆服于作者敏銳的藝術感覺、精當的審美分析、自覺的理論方法。于是，我們真不知是該感慨程千帆半個多世紀前即具有如此卓越的預見能力呢？還是該惋惜今日之古代文學研究仍未有較大進展，依然在老問題上搖搖擺擺呢？無論如何，似乎都應該承認，程千帆的學術思想在今日遠未過時，其學術思想所據以提出的眾多研究成果在當下仍有被閱讀、被踵武、甚至被推進之必要。

事實上，程千帆所精心培育的諸多弟子門生，在學術品格上恪守“敬業、樂群、勤奮、謙虛”宗風，在研究取徑上遵循老師“以文學為本位”的研究方法，努力將“兩點論”思想繼承下去，產生一大批學術界為之矚目的研究成果，比如關于文學流派研究方面的《江西詩派研究》（莫礪鋒，1983）、《江湖詩派研究》（張宏生，1984），關于詩歌風格研究方面的《大歷詩風》（蔣寅，1984），關于文學批評方法研究方面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張伯偉，1986）、《明代詩文創作與理論批評的交叉演進》（陳書錄，1988），關于文體研究方面的《賦論》（曹虹，1984）、《魏晉南北朝賦史》（程章燦，1986），關于制度與文學關系研究方面的《北宋黨爭與文學》（鞏本棟，1987），等等。這里所列舉的只是程千帆在南京大學以新中國首批博士生導師身份所培養學生撰寫的博士論文，實際上，一方面受教于程千帆的學生還有很多，包括早年在武漢大學培養的學生（如周勃、吳志達等）以及很多私淑并問學于他的學生；另一方面僅就這幾位弟子而言，他們后來在各自專精的領域繼續開拓，取得了更多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成為我國恢復高考制度后培養出來的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佼佼者。正是由于他們在繼承程千帆學術思想上有著共同的追求，故常被學術界視作為一個特色鮮明的學術群體。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由這批千帆弟子培養出來的再傳弟子也已漸漸成為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和領軍人物。由于他們大多與南京大學“兩古”專業（指古代文學和古代文獻）存在學緣關系，故程千帆“文藝學與文獻學精密結合”的思想與方法經由老師輩的言傳身教，從一開始就內化于心，成為他們的學術理想和自覺追求。又，相較于老師輩而言，他們學術成長的環境更加安定，接觸外來學術思想也更為便利，故在他們的研究中，除可見對繼承自程千帆學術研究方法的矜持外，更顯現出一種對于理論更加開放、對于方法更勇于反思的氣象。總之，通過程千帆弟子和再傳弟子在當下中國學術界富于活力和生氣的表現，以及由此造成的廣泛影響力，可以在事實層面證明程千帆學術思想在當代依然擁有著不容忽視的價值。

程千帆晚年在闡述自己文學批評思想時，特別提及《周易》這部具有辯證法思想的經典。他將“易”的三個含義，即“變易”（指不斷變化）、“不易”（指在特定的某個時空條件下是不變的）、“簡易”（指一切真理都是樸素的），作為其“兩點論”提出的內在精神向度。這提示我們在回顧和繼承程千帆文學批評思想時，不能將之視作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和一勞永逸的處方，因為任何思想的產生皆基于特定歷史情境，而思想一旦形成，欲發揮其效用，就需要將其置于特定時代情境中予以驗證、調適和發展，任何試圖超越歷史、僵化接受的做法，都將對思想本身造成傷害。如前所述，程千帆的“兩點論”思想本身不是一劑固定配方，而是始終針對著不同時期出現的不同問題，給出不激不隨、持正理性的解決方案。比如20世紀80年代古代文學研究由于受各種理論的影響，學術研究多將文學硬性降格為思想的旁注，故此時的“兩點論”思想顯然更側重于“文獻學”一方，強調學術研究的基礎在于材料和考據；而90年代后，當文獻考據壓倒甚至取代思想成為學問本身時，此時的“兩點論”則顯然又偏向了“文藝學”一方，即強調理論與方法之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意義。同樣的道理，后人在繼承程千帆學術思想時，就不能生搬硬套、刻舟求劍，而應該力圖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揆諸事實，程千帆的弟子們也確是按照這樣方式來繼承和發展老師學術思想的。例如，作為程千帆親炙弟子中杰出的兩位，蔣寅始終放眼中國文學之通代研究，并以清代文學為聚焦尋求對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傳統的再認識，而張伯偉則在將文學研究的視域擴展至東亞漢文化圈的同時，更在中西比較的維度中反思東亞漢文學以及中國文學批評與方法的特色。他們相較于自己的老師，在研究視野、方法理論、切入角度甚至研究主題等方面都有顯見的推進處，這是個人精進的體現，也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但就他們所關切的問題而言，則又分明是對程千帆學術思想的繼承與發揚，即以文學的方式去因應時代的變化，以理論的思維去探究美感的生成，以人文的視角去打量人性的幽微。那么，此后新一代、更新一代的學人，在遭遇更新的時代和更新的學術命題時，如何去繼承前代學術遺產，又如何將之發揚光大，則需要我們每個人去努力思考、去付諸行動。

余論

清人阮元曾說：“學術盛衰，當于百年前后論升降。”今日學術界實證主義似乎愈演愈烈，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更有蛻化成材料主義之趨勢；此外，與全球化相影隨的逆全球化勢力，似乎也給世界范圍內的學術交流與互鑒帶來重重阻礙。當此情形下，文學欲彰顯價值，學術欲求取進步，人類欲維持自尊，恐需要在歷史傳統中找尋繼續前行的智慧與力量。正如斯維特蘭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所說的：“懷舊可能是回顧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對于未來的考量使我們承擔起對于我們懷舊故事的責任。”回顧程千帆的文學批評思想，其以文學為本位的文學批評主張，其立足中國文學批評傳統又放眼世界的眼光，其富于人文精神的批評理念，是我們主動反思當前問題、探索未來可能性可資借鑒的寶貴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