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老陸去世了。

他走得很決絕，死得很痛快，與他做人做事一樣，從不拐彎抹角。

早晨起來，天已放亮，他拉開窗簾后，只是往窗外望了一眼，看到下了幾天的雨終于停歇，天氣明朗起來，藍藍的天上飄著白云，氣息中含澀澀的味道，鳥鳴叫蛙鼓噪，一派生機勃勃的樣子。老陸已經在家里憋悶了幾天，以往每天都要起早，與老伴出去散步，可這幾天他沒有離開這個家半步，只是在他那個半躍層樓上樓下走動，所以他異常興奮，他手還未離開窗簾，就扭頭對老伴說道：“雨終于停了！”

他神采奕奕的表情突然停滯在老伴的目光中，拉窗簾的手伸向了前胸，隨之而來的便是倒臥在床上劇烈地痙攣。老伴開始束手無策，既而想起心臟病藥，迅速找來，他的牙齒已經緊緊地咬合在一起，說什么也掰不開，勉強塞進口中，發病前后沒有多長時間，老伴打了120，其實，那一時間他靈魂已經離他老伴遠去了，甚至沒給老伴留下只言片語。

他老伴此時想到我，在老陸的手機里卻找不到我的號碼，因為我倆從來沒有在彼此的通信錄里留號碼，那號碼在我們心里裝著呢，只要想到對方，不用片刻猶豫，便能流暢地按在號碼鍵上，馬上會聽到對方的回應。他老伴找到我單位一個同志的號碼，打過去，讓他通知我說老陸走了。

我接到電話時非常意外，前不久學校退休辦搞活動，老陸還抽空去了我的辦公室扯了一會兒呢，再往前的見面是在一個月左右之前，同學的孩子結婚，我們還一起聚會，并照了張合影，那是他與我們最后的留影。

老陸是我的同學，函授同學。有人一直在質問我們，函授也算同學嗎？怎么不算，我們是鐵路招收的第一批鐵路所屬大學的函授生，整個錦州鐵路局只有二十幾個人，我們段只考上了我一人。那時我們的函授生，跟后來隨便都可以拿到的函授學歷不一樣，就在我們函授的二十多人里，出了兩個博士，其中一人還去了北方交通大學任教，不僅是教授，還是博士生導師。同學中還有局級干部兩人、處級干部七人，剩下的不是科級干部，就是有中高級職稱。像我這樣差七分的高考落榜生，剛剛上班就參加函授學習的人并不多，而多是已經工作多年需要學歷的人，老陸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年齡比我整整大了八歲，他在鐵路中專學校當老師。

那時鐵路局對我們的函授學習抓得很緊，每個月都有四到五天的集中面授時間，期末還要到位于北京的北方交通大學校園里集中十多天復習考試，畢業設計時，還讓我們脫產一個學期到校學習，我與老陸均在電信系的無線電專業搞畢業設計。后來我調到這個鐵路中專學校學生科任輔導員，與老陸在一個單位共事。

老陸很高傲，主要是他每次考試總是名列前茅。在我們同學中，跟他一樣，多數是這所鐵路中專的畢業生，他們都有多年的專業工作經歷，學習起來并不費勁。他的年齡又大我這么多，天然就有種差距，他會把我當成小屁孩。每次函授集中，在我們還刻苦學習時，他們那些人卻聚攏在一起打撲克，而每次考試人家成績排名還都在前面，我只能拖后腿。那時我跟他接觸少的另一個原因是，我當輔導員，他當班主任，他的脾氣秉性出了名的，曾因罵學生差點受到處分，負責他的那個專業的輔導員跟他說話，都要保持低姿態，連學生科長也不敢輕易招惹他。

老陸的名字叫陸中石，但我們很少叫他的名字，因為他說自己的名字又臭又硬。我說還有歐陽中石呢。他惡狠狠地對我說：“人家姓歐陽，我姓陸，我是路中的石頭，絆腳石，知道嗎？”

函授學習期間，看到過老陸跟那些打撲克的牌友生氣打架，幾個人因為悔牌吵吵嚷嚷，互不相讓，氣得老陸將手中剩下的撲克牌撕碎，從開著的窗丟了出去。原本誰也沒人針對他，可這一舉動卻招來了大家的不滿，只是游戲嘛，吵吵鬧鬧也是經常的事，你怎么能撕撲克牌呀？這分明是想把矛盾升級的表現啊。

“你，你們聽我說。”老陸很鎮靜，他的聲音里卻帶有不那么鎮靜的尖銳感覺，讓人也跟著肅靜下來。

“那，咱們一把牌一把牌地捋一遍，看你們吵的是他媽的啥。”他說著話，開始用手指著一個人說：“是你要的牌，你出的第一張牌是調主2。”

他們玩的撲克游戲，是最常規的“掐一”，就是四到五人玩的游戲，一人要牌，其余人一伙，共同對一個人“開火”，最后看得分能否超過那個要分的差額，或是要牌人最后一張要小于至少其他一人的牌，便是輸牌，否則便是贏，并以一分錢或學習地點的食堂飯票為單位計算輸贏，輸贏多少倒是其次，這往往與自尊有關。

老陸一輪輪地按出牌順序，把每個人出的牌說出，從第一把牌一直說到了最后一把，連對方扣的底牌都說出來了，然后將手伸到那堆撲克牌下，猛然翻過來，整堆的牌面朝上，然后從上面一張一張地拈出來，共六張牌，竟與他說的底牌一張不差。

幾個人頓時目瞪口呆，鴉雀無聲，誰也不敢再爭辯了。這充分展示了他的記憶力。畢業都過去了三十多年，去北京考試時哪個同學住在哪個屋，他竟然還能清楚地記住，這讓我欽佩不已。后來我寫作時，有些數據拿不準，常常會請教他，只要他看到過的，就能記得住，而且不會有差錯。如果他要是參加《一站到底》，恐怕就是最強大腦。

老陸說這點隨他爸，同時隨他爸的還有他的性格和脾氣。

老陸他爸在鐵路醫院當主任醫師，說他父親的名字可能沒有人知道，但他的綽號在鐵路范圍內不說家喻戶曉，恐怕我們這個年齡以上的人都知道。

前不久我們同學聚會還說起了鐵路醫院，現在已經屬地化歸屬醫科大學的三醫院。為什么要說起這個醫院呢？因為我腦梗，卻被這家醫院誤診為受風。大家追憶起我們小的時候這家醫院的幾個醫生，他們的工資比鐵路局局長還高。那時在這座城市里，只有鐵路職工才能在這家醫院醫治，地方人員的疑難病癥，要通過關系才能找到這家醫院的醫生診治。

20世紀80年代初，鐵路局第一次給處級干部蓋樓，因樓的顏色為白色，俗稱白公館。老陸父親得到的三層樓住宅，那叫“腰條”，是最好的樓層，他爸不是處級干部，靠的是主任醫師正高級技術職稱。隨著那些老醫生退休，鐵路社會功能屬地化，大量的人才流失，這個醫院早已風光不再，出現了我這樣的病誤診也就不足為奇了，大家又當笑話似的講起很多我這樣的情況。隨即大家說起鐵路那些老醫生，我說到了老陸他爸，大家反應并不大，可我說到了陸磕巴，大家說那誰不知道啊，那是外科的一把刀哇。

嚴格地說來，老陸也有點結巴，但他并不嚴重，只是頓句而已。我遇到的結巴都是聰明人，老陸對這些也曾有過自己的論斷——他總有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結巴的原因，是語言跟不上大腦的反應所致，也就是說，想到的事，不能及時表達，就會出現這樣的結果。仔細琢磨一下，他說的不無道理。

別看人們背后都叫陸大夫的綽號，但沒人膽敢在他面前那么放肆。陸大夫出生在一個有文化的家庭，念到了高中，就是俗稱的國高，有這種學歷那可了不得，那時的人多半以上是文盲。日本人投降后，共產黨人建立了人民政府，成立了東滿軍區，1947年底他從通化參軍入伍，因為他有文化有學歷，部隊讓他當衛生員，那時雖然戰事緊張，他卻從沒參加過真正的戰斗。

我黨接收在通化的原偽滿洲陸軍軍醫學校，改名為中國醫科大學第三分校。招生時軍區便推薦老陸父親去上學了，那時多是組織推薦上學的，像老陸父親這樣從部隊來的，是為部隊培養軍醫。部隊多是些沒有多少文化的衛生員，到學校學習屬于速成性質，像老陸父親具有國高學歷的沒幾人，他成了組織上重點培養的對象，指定了專門的導師。老陸父親便師從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畢業的劉其昌，他們這些學員多是為了在戰場上救治傷員的需要，才來學習的。劉其昌不僅受過良好醫學理論的教育，還有著豐富的外科手術實踐，對燒傷凍傷及那時的戰爭傷員的救治有著一整套的教學治療經驗。

老陸父親在跟劉其昌老師學習期間受益匪淺，也可能是因為劉老師從偽政府過來，為了脫胎換骨，竭盡全力地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識傳授給這些學員。

隨著東北全境解放，只學了一年速成的學員跟著部隊南下。而只有少部分導師單獨指導下的學生，隨著學校搬遷到了哈爾濱，這些學生里就有老陸的父親，他跟隨劉其昌老師到了新合并組建成立的哈爾濱醫科大學繼續深造，這所大學是以伍連德創建的醫學學校為班底的大學。

陸學員正在進步，他認為參加解放全中國的戰斗才最光榮，當時找組織堅決要求南下。領導對他進行了耐心的思想工作，說到哪里都是革命的工作需要，讓他服從組織安排。他剛剛入黨，入黨就要聽組織的安排，沒辦法，他只好跟著他的劉老師去了哈爾濱。

到了哈爾濱醫科大學，學習很正規，那時都是使用日本和俄國的醫學教材，陸學員學習很刻苦，成績優秀。這時大批國外回國搞建設的專家學者形成了一種趨勢，用現在的話說，叫歸國潮，是受到祖國建設的感召，那些心向祖國的人才排除各種阻力回國，其中就有回國后受到周總理親自接見的美國的外科專家陳道光博士，他在國際醫學界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他被安排在了哈爾濱醫科大學任教授。

那時的陸學員已經跟著劉其昌學習到了第三年，再有一年便畢業了，可學校領導找到陸學員，說陳教授相中了他，要培養他做弟子。

陳道光這個人很挑剔，一般人難入他法眼，多少學生都想成為他的徒弟，校領導也做過他的工作，可他堅決不同意，他說師徒關系要的不僅是有緣人，還要有相當悟性的細心人。學校領導敬畏他，不敢招惹他，只能任由他挑選自己要帶的徒弟。

一次陸學員參與的觀摩手術，陳道光教授主刀，他對一些動作要領，特別是一些小細節進行了講解，整個手術他都在絮絮叨叨，尤其他那半通不通的普通話，很難讓人聽得懂。待做完手術，去盥洗室，正在獨享盥洗間的盆池的陳教授，回頭望著一圈正在等待盆池洗手的人，一邊甩著手上的水，一邊漫不經心地說：“這個手術后的病人會死的。”

大小大夫一律地驚愕，不敢相信陳道光做的手術也會死人。

他詭譎地一笑道：“人都是會死的，沒有哪個大夫能救得活患者，只是暫時挽救一下罷了。”說完話，他說出手術的一個細節，要大家說明一下為什么。大家面面相覷，只有陸學員不僅詳細地說了當時陳教授的用刀方法，還說清了那個細節的重要性。

陳道光只是點了點頭，什么也沒說，甩著手離去。大家一擁而上，排在盆池邊上洗手，誰也沒拿剛才陳教授的提問當回事。陳道光卻找到學校領導，說要帶個徒弟，當時領導高興壞了。陳教授終于答應要帶學生，領導哪能不高興啊，忙問是哪個學生。陳道光一時語塞，他連領導的姓名都不記得，哪還會記得學生的姓名，可他記得學生的一個特征，說：“就是那個磕巴的同學。”

他走后，領導確實有些為難，因為領導知道這個磕巴就是陸學員，當然也知道他是劉其昌的學生，而且再有一年即將畢業工作。而陳道光提出來要哪個學生是不容置疑的，那是權威，領導只好去做陸學員的工作。那時陸學員正在處女朋友，是臨床醫院的護士，準備在畢業后結婚。畢業后有了正式的工作，工資有保障，生活就能安定下來。于是，他拒絕了。校領導知道他的心思，說：“學習期間可以同意你結婚。”

那時結婚需要組織上的批準，可陸學員仍然說不，學校領導只得說：“你再考慮考慮。”

學校領導開始從側翼發動攻勢，找來他的導師劉其昌幫助做說服工作。劉其昌對自己的學生循循善誘，說：“做陳教授弟子機會難得，這是多少人巴望不得的事，而他能主動上門認定你，是看中你的能力。”

陸學員還是不情不愿，說：“劉老師，我只有一年就跟您到畢業了，我還有好多東西，在您那里沒學到手啊。”

劉其昌心有不舍，但還是勸說：“他能主動招你當學生，難得啊，其實我能教你也就這么多了，再讓你更進一步，我可沒那么大的本事。陳教授是國際一流大學教育出來的醫學博士，本領大著呢，你要是向他學習西洋醫學那一套知識，可以東西方合璧，今后你在醫學界可就天下無敵了。”

陸學員聽了劉老師的這句話，才動了心。回去與女朋友一商量，女朋友也支持他繼續學習深造，兩人商議提前結婚，然后陸學員再去跟陳教授學習。陸學員的結婚要求馬上得到了組織的批準，一般在校期間學校是不允許學生結婚的，當然這也可理解為他是享有工資的在職學員的特殊性。陸學員隨即結婚，一年多以后才有老陸出生。

我與老陸真正接觸，還是從我調入電子教研室開始的。函授學習期間，我調入這所中專學校，函授畢業后，我從學生科到實驗室當助理實驗師，隨即開始評實驗師。可實驗室多是回歸時的那批老中專生，上班的年頭多，而職稱指標卻少，互相鬧得狗血噴頭。因為有函授大學本科文憑，學校把我調到教學部門，當任課教師。中級講師的崗位多，我評上中級職稱肯定沒問題。

教務科科長找我談，讓我去電子教研室，說：“你跟陸老師還是函授同學。”

科長有意把“函授”兩個字說得很重，這里有種輕視的態度。老陸是電子教研室主任。其實我不愿意跟老陸在一個教研室工作，我知道他的脾氣，怕有人說我們是“兩個叫驢拴在一個槽子上”。之前，我被臨時抽調到校慶辦，校慶那天，因為安排的聚餐出了點差錯，把老陸幾個人遺漏了，讓他抓到了把柄，帶著幾個教師坐在食堂大門口席地就餐，以示抗議。校領導知道后，怕那些來校的校友嘉賓看熱鬧，忙做補救措施，挽回不良影響。

安排我去電子教研室是領導的決定，我也只好硬著頭皮去找老陸報到了。

評講師必須有當過班主任的經歷，我之前是做過學生工作的輔導員，按文件不能等同起來，而且評職稱在即，老陸不由分說，直接表態，當即便把他帶的那個班交給了我，說：“這，就是讓八十歲老奶奶避孕，純屬走形式。”

老陸帶的班也很有個性，一般人來當班主任也不太容易。他選擇的班級干部都很有特點，都是些七個不服八個不忿的。老陸還立了規矩，班級的事他一人做主，如果他不表態，即使學校領導安排的事也落實不下去。我接手這個班后，延續了他的做法，并進行了深入改造，此后這個班在學校競評幾乎每次都是第一。尤其學習成績，過去那些班干部一到評先，成績這一關總是達不到標準。我抓了這一項的提高，那一年不僅班級獲了校三好班，還是唯一獲鐵路局榮譽的三好班級。

我跟老陸兩人有相似的經歷，都是來自現場的工人，都是校黨委書記調來的人，秉性相當。老陸評職稱也不順利，連續參評兩年后才評上講師。要論起業務能力，在學校里沒人能比得上老陸。鐵路企業辦學，沒有那些什么科研設計一類的事，主要是靠教學能力。老陸的電路圖，不用尺就可以畫得橫平豎直，掌握這技藝的，甭說咱們學校、鐵路局，就是全國教學課堂也為數不多。他的教學水平更不必說了，不管多復雜的內容，都讓他拿捏得十分準確到位，聽過他的幾堂課后，我徹底服氣了。

他這樣的技能型人才，卻在評職稱上不順利，確實匪夷所思，關鍵問題就是太“杠”，對他的教研室主任、教務科科長，直至主管校長，只要涉及具體事務不遂他的意愿，他總會提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沒人能駁倒他，可人家卻認為他是在故意“頂牛”。他說自己從不怕得罪領導，并號稱自己將那些相關領導“一網打盡”。

我跟老陸在一起工作了十六年，他說自己脾氣太操蛋，就跟我對脾氣，說是我改造了他。那時的我準備調離學校，便開始寫小說，不承想寫作卻冒頭出彩，參加市和鐵路局的筆會，每次都能有小說發表。不只是得到稿費，我還為企業寫有償的報告文學，或者寫電視專題片解說詞一類，經濟報酬極其豐厚。

老陸之所以說我改變了他，主要原因是我們教研室有了我的資助，常常出去吃喝玩樂。我們這樣吃吃喝喝，似乎破壞了教師的形象，有人去黨委反映我們有悖老師的尊嚴。黨委領導讓教務支部書記找到老陸側面提醒一下。

老陸眼睛一瞪，說：“誰，誰說的？這是我們的業余生活，我們也沒影響教書育人啊，他們干涉得了嗎？有能耐的，讓這個人當面來理論理論，別拿豆包不當干糧。”

老陸有一次與教務干事吵了一架，還“掃邊”到了教務科的副科長。那天監考，副科長問我們中午是不是喝酒了。我不明就里，矢口否認，監考結束后，才知老陸此前發了脾氣。其實老陸極少喝酒，教務科副科長不過是為他找借口下臺階。我當晚組織酒局，叫上教務科一干人等，說是老陸的賠罪酒，這些人到場，老陸明白三分，借坡下驢，稱自己就這驢脾氣，各位海涵，說著做抱拳狀，把手中一杯啤酒喝了個精光。教務科老科長趁機調解：“你們這哪到哪啊，只有我領教過老陸的厲害。”

科長說起以前老陸與他發生沖突的一件事。學校讓教務科報一個鐵路名師，大家推舉了老陸，可教務科科長在支部開會時反對，他推薦了同在一個教研室工作的年輕教師。老陸不知道也就罷了，可壞就壞在支部開會后，有人走漏了消息，給他透了風。老陸找到了科長，說我評上評不上無所謂，可名師是為學校甚至鐵路樹標桿的，比那個年輕教師強的大有人在。科長不糾纏名師的事，讓他把違反組織原則、透露支部會議消息的人說出來。老陸挺直胸膛，顯出仗義，說：“你，想讓我出賣別人，你，拿我當成他媽的什么人了。”

其實我也有件事一直瞞著老陸，與因鐵路名師給他透風的那個人有關。剛上任的學校一把手，將教務科教師一分為三，成立了三個專業部，教務科只作為職能管理部門，沒有了過去的權力。我和老陸屬于電信部下屬的教研室，部主任是另一教研室主任直接提上來的，就是教務科科長推薦的那個年輕的名師。那個主任與大多數人不睦，在黨支部成立時，他恐怕會遇到阻礙，能否當選為支部委員，進而成為支部書記，應該說是未知數。

學校一把手私下給我打了電話，說他知道大家對那個主任的態度，讓我幫助做工作，別出現主任落選現象，會對學校今后的工作不利。我知道一把手是給我戴高帽，但我還是頂撞他說：“要是對學校工作不利，就不應提拔他，你也知道他為什么群眾關系不好吧。”

我說過后，對方半晌沒言語，他肯定知其原因。本來這個主任在各個場合貌似為教師說公道話，可他調到教務科當了主任干事后，便一改過去的作風，在一個為行政干部爭利益的表決中，他站在了老師的對立面，從此教師對他非常反感，以至于他不得不從教務科又回到了教研室。

“人啊，要是態度總不變，那只是性格問題，要是總變，那絕對是人格問題了。”我說。

一把手長嘆一口氣，說：“我也知道這個人的情況，可現在那些教研室主任與教務科科長，簡直是死板一塊，我需要反對派呀。”

他居然用了反對派，我只能“呵呵”笑了。

“我這也是從組織角度考慮，如果主任不當選，不能一肩挑，無論是學校黨委，還是學校工作都將遭受一個沉重的打擊。”說著他又打出了感情牌，“從我個人角度來說，用人不當也要負責的，因為咱們倆是鐵哥們兒，我才私下給你打電話。”

他的話說到這份上了，我只能說：“我既然是黨員，就要從學校大局出發，但我只能保證自己投他一票。我要說，你使用這個人是雙刃劍，扎到了別人，同時也會砍傷了自己。”

“好兄弟，你說的話我明白。”一把手的話里肯定有應付的成分。

選舉結果，這個主任僅比另一人多出了一票勝出。老陸感到非常奇怪，按照他的計算，那個主任應該差距極大，他問我怎么投票時，我撒了個謊，說除主任沒投之外，另一落選人我也沒畫票。

老陸很生氣，埋怨我說：“你應該投另一個人的票啊，他倆平票，還有一爭啊。”

老陸正是在這個時期，才認識到了一些人的本質，那個給他透風的人，一直攛掇大家投反對票，可這次選舉后，這個人成了電信部的基礎室主任，不能不使人產生聯想。他同我一樣，肯定也是一把手做了工作，并得到了某種許愿。后來這個人沒有得到進一步提拔，抑郁成疾，從患病住院一直到死，就因為這個原因，老陸始終沒去探望。老陸這個人，愛憎分明不打折扣。

如果這個主任那次沒有當選，就會止步于中層干部了，無法進一步提升。可又一新的行政領導上任后，便與一把手開始作對，得到了提拔，成為學校的副職。

正是因為這個人主管教學和評職稱工作，老陸才拒絕評教授，一直到退休還是副教授，不知這是不是他一生的遺憾。而我評教授時，確遇那人的阻力，連續兩年沒有評上，在換主管領導后，才勉強評上。

我在選舉這件事上覺得對不起老陸，他不知道主任多出的關鍵一票是我投的。

我的最好時期，是幸福的90年代。說到幸福，就是有老陸一直罩著我，有老陸在，別人怕他，更沒人敢招惹我。那時我總想調離學校，沒有什么顧慮，無欲則剛。我們不坐班，我除了寫作，外面的事務繁多，天天不著閑，除了上那幾堂課，別的我幾乎從不來參加，教師檔案中，總是用一句“質量良好地完成教學任務”總結。老陸在教研室主任一欄寫上“同意”，教務科科長也會蓋上他的印章，那么多年只有管教材教師檔案的教務干事提過意見，老陸不滿地說：“不就是那么回事，寫得那么多，不過是為自己貼金罷了。”

教務科領導年年要求寫的教書育人計劃，我從沒寫過。那年教務科要檢查每個人的教書育人計劃，老陸無奈，寫后，讓我抄他的。不承想科長在全體教師大會上表揚了我，用老陸的話說：“這，這可上哪說理去。”

老陸與我共事這么多年，感情一直非常好。他說我彌補了他協調交往的短板。老陸那幾年再無發生與上級爭執的事，我們的先進也沒少得，鐵路局和學校的先進教師盡收囊中。我這樣的人還得過校先進教師、省自學成才先進個人，真就像老陸所說沒處找人說理去。

老陸聰明，玩世不恭，喜歡看書學習，做事有規有矩，東西擺放總是整整齊齊，天天早早過來，總是把屋子打掃干凈，開水打好，靜等我們的到來。后來我們教研室的幾個人陸續都調出了，只剩下我們兩個人，便合并到了通信教研室，但我們的待遇規格卻沒有降低，不管別的辦公室如何緊張，沒人敢撼動我們兩人獨占的辦公室。他那個十幾年如一日為我們服務的習慣，服務到了我一個人的頭上，如有一天意外沒有開水沏茶，我佯怒地質問，他表示出虛心接受的樣子，說今天停水一類理由。別人看到，玩笑說我欺負他。他嚴肅地怒斥對方，說：“這，你們也當真？我打水也是一種鍛煉。”

我調出教研室，進了機關，但還堅持上課。我們倆上課要是不在一個樓層，即使下課那十分鐘的課休，他也要到我那層樓的教師休息室來找我，用小品的話來說是聊“十分鐘的”。別人都感到奇怪，我們兩個大老爺們兒有啥聊的，可我們就是有話要說。大家都說老陸如何對我好，老陸卻說我改變了他。在別人眼里，我們總在插科打諢，葷素搭配，嬉笑怒罵，沒個正經。老陸說他的朋友并不多，說我是他兄弟夠哥們兒，他家有大事小情，都跟我商議，他的父母去世我因去開會沒幫上忙，但他的岳父岳母去世后都是我幫著抬上的靈車——后來還有他本人。

【作者簡介】

力歌，本名張力。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錦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一級作家，教授。1988年開始發表作品，已在《人民文學》《當代》《中國作家》《十月》《青年文學》等報刊上發表中短篇小說400萬字，部分作品被《小說月報》《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作品與爭鳴》等報刊轉載，多次入選年度文學選本，著有長篇小說《世紀大提速》《官殤》等5部、小說集《兩個人的車站》《家在遠方》等8部，出版其他作品集6部，獲遼寧文學獎及國內各種文學獎30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