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蔣在，新銳作家，小說見于《人民文學》《當代》《十月》《鐘山》等，出版小說《街區那頭》《飛往溫哥華》，詩集《又一個春天》，曾獲“山花文學雙年獎”新人獎，鐘山之星文學獎，西湖新銳文學獎等獎項。

2025年4月，她憑借小說《11號病房》獲第十二屆儲吉旺文學獎·優秀作品獎。

記者：感覺《11號病房》是個有點憂郁的故事，你怎么想到寫這么一個題材？

蔣在：這篇小說主要想寫一個女人，一位母親的疾病，以及病房里所有人的疾病，在這個擠壓的空間里，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尋找著出路。

寫這篇小說的時候，我常常覺得自己像是在貼近一個巨大的沉默之物，因為這些人物都在沒有任何風暴的日子里，悄悄地塌陷，疾病對他們來說反倒是另外一條出路。

小說主人公是一個30歲多的女人，在無奈和含混中的一次逃離，她和母親在既靠近又遠離的關系中，各自疲于奔命，在一次意外的，沒有資格生病的時間里，她對一切有了更多的打量。

但歸根到底，我想寫的不是她們日常的掙扎與痛苦，而是時間——時間如何在女人們的身體里流動、腐蝕和沉淀。我希望在女性的身體、疾病、老去、抑郁、失語等等這些經驗之中，找到一種平衡的方式：那就是或許不應該是去講述，而是去陪伴；不是試圖去解釋，而是去承認它的復雜與沉重。

記者：感覺你想的東西有一種超越年齡的深刻。

蔣在：寫作并非選擇。寫作更像是一種對我們所有遭遇更遲鈍的回應，一種面對命運，幾乎無聲的抗議。我們坐在桌前，不是為了表達什么，而是為了逼近某種沉默，那種我們試圖命名，卻又總是失敗的東西。

它允許一種聲音被聽見——哪怕這種聲音本身微弱、躊躇以及不完整。我想文學對我們來說，不是為了讓我們變得更強大，而是允許我們在軟弱中停留片刻，不因我們會有這樣的時刻而感到羞愧難當。

記者：你如何選擇創作的題材？

蔣在：我一直試圖去寫人與人之間復雜的關系，試圖去捕捉人在日常生活與精神世界里所面臨的雙重困境。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替代：替代回憶，替代解釋，替代那些我不愿也無法說清楚的部分。

我習慣于修飾細節，甚至像創造密碼和暗號那樣將它們變成別的什么，將一個人、一段關系、一個時刻，壓縮、變形、重構，它們不能被表達太多，但也不能表達錯，就像我們在生活里被要求的那樣。

在別人問起，你的小說中某一個部分是不是真實發生過的時候，我常暗自竊喜這就像一場游戲，他們抓住了虛幻的東西而非那些我想隱藏起來的事物，小說構建起來的宮殿里的棱柱正變得越來越真實，不再有人知道這宮殿中的哪一道門是我曾經跨越過的門，哪一扇窗是我曾經打開又關上的入口。

記者：文學創作對你來說似乎充滿著吸引力？

蔣在：文學當然充滿著魅力，并且我感到這種吸引力在與日俱增。

我第一次發表小說《叔叔在印度》時是2014年，如今已過去十一年。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寫作對我來說是一件可以隨時中斷的事情，它或許會變成一種遺憾，但絕不到“沒有它，我活不下去”的程度。直到近幾年，我逐漸意識到它是我無法割舍的一部分。

我究竟為何寫作這個問題，總像背景音一樣時刻響徹著，有時候微弱，有時候又很強烈。我逐漸在自我的寫作中找到了某種平衡的方式。寫作的這些日子里，我不再急于去理清脈絡，而是選擇靜靜地與我生活里的這些混沌，不明晰的事物靜靜地坐上一會兒。

記者：你覺得AI時代我們還需要文學嗎？文學在當下有何存在的意義？

蔣在：AI大概率能替代人類寫作，這是我一直以來的觀點，但不代表我們就不需要文學和寫作。這個過程中，文學對我們的救贖更多的是彼此為鏡的過程。是在別人的文字里看到自我，一部分我們愿意承認，還有一部分我們不愿意承認，極力想要隱藏的自我。文學讓我們正視了自我的渺小、脆弱、平庸，并且偶爾以此感到欣慰，而非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