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編者的話

詩歌不僅是語言的藝術(shù)，更是生命體驗的淬煉、文化根脈的延續(xù)與時代精神的映照。人工智能時代，詩歌如何保持生命力？師力斌的都市觀察，帕男的流浪哲思，巴燕的草原敘事，給出了他們的解讀：真正的詩歌生長在生活的裂縫處，隱藏在那些被忽視卻從未停止歌唱的靈魂里。

——《中國青年作家報》編輯部

師力斌：發(fā)現(xiàn)北漂詩歌的文化力量

中青報·中青網(wǎng)見習記者 鄭欣宜 記者 周偉

對于大多數(shù)人而言，“北漂”并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但北漂詩人這一群體的存在，卻并不被太多人所了解。他們像是散落在這座大城市中的星，日復一日，穿梭于地鐵早高峰的人潮、城中村的燈光下和出租屋的一角。

2017年，師力斌和詩人安琪開始著手詩歌選集《北漂詩篇》的編選，至今已出版7卷，呈現(xiàn)出這一獨特群體的文化想象和精神地圖。拋開編選者的身份，師力斌自身同樣從事文學研究和寫作多年，對于詩歌理論與詩歌創(chuàng)作有著深入的思考，近日，他就此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年輕一代的詩歌將新經(jīng)驗帶入文學

“關(guān)注北漂詩人群體，起因于北漂詩人安琪，她和許多北漂詩人的詩有獨特的東西，觸動人心。”師力斌說，編《北漂詩篇》一方面是出于文學史的考量，另一方面是出于文化生態(tài)的考慮。“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化生態(tài)偏于名人，忽略草根。北漂群體創(chuàng)作量非常大，但是發(fā)表平臺很少，編一本《北漂詩篇》，不僅給他們提供一個發(fā)表的平臺、展示的平臺，還是詩歌年選的重要補充，記錄他們的所思所想，極大豐富了北京城市文化，被業(yè)內(nèi)一些人士譽為北京文化的新地標。”

保安、上班族、育兒嫂、畫家、在讀研究生、自由職業(yè)者……北漂詩人身份多樣，相同的是一個“漂”字，“從城東到城西，從城南到城北，搬家是常事”。正因如此，搬家、租房、找工作、坐地鐵，成了北漂詩歌的常見內(nèi)容。接地氣，有質(zhì)感，真性情，這些正是師力斌眼中北漂詩歌的動人之處，“《北漂詩篇》的價值大于詩歌，大于文學，提供了文化學、社會學意義上的文本。像范雨素、小海等皮村文學小組詩人們的詩歌想象，非常獨特，非常可貴”。

“客廳的一角／用兩席簾子一拉／便成了我的住所／一張掉漆鐵床／兩個黃木柜子裝載著／我的全部家當／我還是愿意擠出柜子一角／放一束永生花／那是一種不需要滋養(yǎng)／就能盛開的花／和我一樣”。

《北漂詩篇》第七卷開篇，收錄了00后詩人任何的組詩《光芒》，其中這首《永生花》寫到北漂狹小的居所，樸實中見力量，師力斌認為其寫出了“北漂生活的質(zhì)感”。在這群新一代的年輕北漂人身上，他看到了“初來乍到的陌生與朝氣”，也看到了“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

“詩歌史告訴我，年輕人是詩歌的生力軍。名家都是從年輕過來的，發(fā)現(xiàn)推出年輕作家，是令人興奮和有成就感的事。”師力斌說。

無論是《北漂詩篇》，還是由師力斌擔任執(zhí)行主編的《北京文學》，都不乏這樣有才華、有靈氣的年輕詩人。“年輕詩人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所謂的代際經(jīng)驗，像00后這代年輕人，和80后、90后很不一樣，他們對于人生理想和人際關(guān)系的理解往往很直接，對于故鄉(xiāng)好像又回到了70后那一代人。也許是因為流動性大，在他們的詩歌中，創(chuàng)業(yè)艱難、情感挫折、生活壓力、勞資關(guān)系，這方面的反應更有質(zhì)感，更尖銳。”師力斌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年輕一代的詩歌將新經(jīng)驗帶入文學，豐富了當代詩歌”。

寫詩是生命的需要，詩歌需要真情實感，也要講究語言的藝術(shù)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寫詩，師力斌已經(jīng)在文學創(chuàng)作這條路上走了30多年。“青春年少寫詩是出于荷爾蒙沖動，中年寫詩是借題發(fā)揮抒發(fā)情緒，詩就相當于酒，現(xiàn)在呢，寫詩是出于生命的需要，跟生活基本上融在一起了，不寫難受。”

在社交媒體上，他幾乎每天都會更新詩歌，或是抒發(fā)對某件事的思考與觀點，或是寫當日的所見所聞，“沒有靈感時，就當日記寫”。

編輯、評論家、詩人，多重身份讓師力斌以更多元和深刻的視角看待文學，“編輯讓我對錯別字和行文啰嗦強烈過敏，從事批評讓我對寫作的期盼越來越貪婪。知道了文學的高度，就會不滿足已有的海拔”。編選作品時，他重視藝術(shù)包容性，“喜歡百花齊放，不喜歡一枝獨秀”。而對于詩歌，他最看重兩點，一是真，真情實感，“是活生生的生活中的真情實感，不能裝，裝古人，裝公主，裝貴族，裝隱士。大量用模板復制的詩倒掉了人們的胃口”；二則是語言，“要講究語言的藝術(shù)，要對得起漢語詩歌豐富的傳統(tǒng)，不能把淺俗、簡陋當優(yōu)點來炫耀”。

在師力斌看來，這也正是人工智能寫作永遠無法替代人類創(chuàng)作的根本：“AI帶來的沖擊力有點像炮彈，會把平庸的寫作炸得粉碎，但對真正的寫作，它可能就是一陣風。AI寫出來的東西缺乏主體性，粗獷、堆砌、不聚焦，無法替代發(fā)自內(nèi)心的那種優(yōu)秀的寫作，比如你寫父母親、故鄉(xiāng)、內(nèi)心，那是你的血脈、基因、指紋，AI它了解得沒你多，這就是人的優(yōu)勢。關(guān)鍵問題是，我們對于文學和語言的運用是否到位，是否能通過準確、形象的語言把有特色有個性的自我經(jīng)驗寫出來。這是文學的難度，也是人的優(yōu)勢。”

在《北漂詩篇》的后記中，他也多次提到獨特生命體驗于詩歌的重要性：“一首詩如果沒有生命體驗，它就很可能沒有感染力。”同時他強調(diào)，生活經(jīng)驗不等于詩歌經(jīng)驗，有生活經(jīng)驗的人多的是，但是能寫出好詩的人是少數(shù)。

“經(jīng)驗是需要轉(zhuǎn)化的，轉(zhuǎn)化是有秘笈的。提煉細節(jié)是其中一方面，需要留心觀察，記錄，也需要語言的提煉，運用。同樣一件事，魯迅說出來就是比我們好，語言的提煉運用起決定作用。”師力斌認為，詩歌與繪畫、做飯、打拳一樣，都需要訓練，“詩歌里邊有很多技術(shù)，很多傳統(tǒng)，很多經(jīng)典，需要學習借鑒”。

古詩和新詩存在著一脈相承的地方，師力斌長期研究杜甫，在2019年出版的《杜甫與新詩》中，反映了他對新詩理論與實踐的思考。“我認為杜甫有5個方面可以作為新詩的參考，宇宙意識、家國情懷、人道主義、草根情結(jié)、高度的語言技巧。”

李白、杜甫等前人身上具備的品質(zhì)，正是師力斌認為當下優(yōu)秀詩歌創(chuàng)作者仍應擁有的品質(zhì)。“思想境界、文化修養(yǎng)，尤其是對于語言的學習和掌握，要下的功夫非常多。同時，又講功夫在詩外，除了文學，還需要政治、法律、經(jīng)濟、社會、歷史、哲學等方面的知識修養(yǎng)。對年輕人來講，也對所有詩人來講，我覺得首先要敬畏詩歌，要努力學習前人，還要深入理解時代。”

巴燕·塔斯肯：用文字書寫阿勒泰的深情

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 宋寶穎

“阿勒泰這個地方包括阿爾泰這條山脈，是我長期以來創(chuàng)作的所有文字和故事的背景。我們之間的關(guān)系就像大地生出了一棵樹，樹長滿了葉，風一吹，嘩啦嘩啦，全是這片土地的聲音。”巴燕·塔斯肯與阿勒泰這片土地，似乎有著天然的深厚聯(lián)系。這里不僅是他的出生地，更是他文學創(chuàng)作的無盡寶藏。

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是對這片土地的熱愛與眷戀

巴燕·塔斯肯出生在這片美麗的土地上，成長于諾改特村克蘭河邊的山腳下。在那里，巴燕度過了半農(nóng)半牧的定居生活，這段獨特的經(jīng)歷成為他生命的底色，深深地烙在他的靈魂深處。“我記事起，就在諾改特村，就在萬物中。那些花草，樹木，我第一次見到它們時，沒有人告訴我它們叫什么名字，是什么東西。”他與萬物一起生活，沒有人定義它們，這是蒲公英，那是白樺樹。“我自己靠它們的特點取了名字，白樺樹叫眼睛樹，蒲公英叫夏天雪……”爺爺和奶奶從不干涉他對世界的認知。他覺得它們是什么，像什么，那就是什么。巴燕回憶起童年時光，眼中閃爍著溫暖的光芒。

“我和我的族人千百年來，游牧于祖國的邊疆，在這條山脈中逐水草而居。故鄉(xiāng)所有的花草，所有的高山流水，都在我的身體里綻放、流淌。隨著時間這場風，一點一點變成我的散文，我的詩。”這種與自然親密無間的相處方式，讓他對阿勒泰的自然風物有著最直觀、最深刻的認知。他能感受到每一朵花的綻放、每一片葉子的飄落，能聽懂克蘭河的流淌聲中蘊含的故事。在巴燕的作品中，阿勒泰的自然之美被細膩地展現(xiàn)出來。無論是對克蘭河的描繪，還是對河畔草木的刻畫，都讓人仿佛身臨其境，感受到阿勒泰的寧靜與質(zhì)樸。

“生命很短暫，但當那些最美好的時光留在起點時，反而感覺時間是如此漫長，我只是回憶、敘述。那些過去所有緩慢的一切，山腳下的村莊，安靜的生活，我不得不重新去尋找它們，并從中得到安慰。”巴燕的創(chuàng)作并非刻意去追尋靈感，而是源于對過去時光的眷戀。他用簡單的詞匯，書寫著阿勒泰的故事，這些詞匯雖然有限，但卻充滿了真誠與力量。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是他對這片土地的熱愛。

在巴燕的作品中，有著對農(nóng)田勞作和放牧生活的描寫。半農(nóng)半牧的生活，讓他感受到了農(nóng)民與大地之間更直接的情感連接。“農(nóng)耕的人，是與大地有著更直接情感的人。同時農(nóng)耕的經(jīng)歷也讓我對漢族文化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能夠與漢族同胞在面對土地、故鄉(xiāng)、家鄉(xiāng)等詞上，產(chǎn)生共鳴。”這種跨文化的理解與感悟，豐富了他的創(chuàng)作內(nèi)涵，使他的作品更具深度和廣度。

與過去和解的方式，是愛與溫暖

巴燕的文學之路，離不開家族的影響。他的爺爺是新疆農(nóng)業(yè)大學建立初期的第一批大學生，但由于饑荒未能完成學業(yè)，從此當了一輩子牧民和農(nóng)民。盡管命運多舛，但爺爺始終保持著對書籍的熱愛。家中貧困，吃一碗掛面除了鹽什么調(diào)味料也沒有，但各類書籍卻不少。父親作為家中長子，小學畢業(yè)后便輟學幫爺爺干活兒。他們父子倆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喜愛讀書，這種對知識的渴望和追求，在巴燕的成長過程中持續(xù)影響著他。

“父親是用母語創(chuàng)作，那時是中國哈薩克族文學的黃金年代，父親也夢想著做一個詩人、一個作家。”父親的文學追求，雖然沒有直接影響巴燕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但卻在他的心中種下了文學的種子。爺爺和父親，還有其他長輩從小就喜歡給巴燕講故事。哈薩克族作為一個游牧民族，歷史上雖然沒有留下太多的書面文學，但卻有著豐富多彩的口頭文學。從老人到小孩，隨便拉出一個人都能講出一個精彩的故事。巴燕在這些故事的熏陶下，天馬行空，想象力豐富。這種家族的故事傳承，為他的文學之路鋪就了堅實根基。

巴燕的作品《克蘭河畔》，不僅是對童年時光的回憶，更是對家族情感的深切訴說。在這部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陪伴著爺爺奶奶生活在白樺林的點點滴滴。那段曾經(jīng)被他視為不愿想起的回憶，在爺爺去世后，卻如潮水般涌上心頭。

“爺爺不在了這件事對我來說很不真實，因為我并沒有親眼見到他生命的燭火熄滅。我回去見到的只是一個土包。”隨后的日子里，那些過去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回到眼前，他控制不住地想起童年的那段時光，于是他就嘗試著去寫作。“我發(fā)現(xiàn)當我再一次地去直面那段時光時，已經(jīng)沒有了當初那種孤獨感。我開始理解每一個人，并對此感激。”通過寫作，巴燕不僅找到了與過去和解的方式，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家族的愛與溫暖。

寫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和人，一步一步慢慢走

巴燕的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并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滿了挑戰(zhàn)與轉(zhuǎn)變。他曾參加過廣東省電影家協(xié)會青年影視創(chuàng)作基地的公益培訓，懷揣著導演夢。在那個階段，他對電影充滿了熱情，希望通過影像來講述故事。然而，在深入了解電影行業(yè)后，他發(fā)現(xiàn)這條道路并不容易。“這一路走來，就是慢慢干事，一條路不行，就換一條，影視也好，文學也好，都是表達，形式不重要。”當時他甚至還想過要是文學不行，就改行畫畫。“中國人不就是這樣嗎，人總要活著，種地不行我打工，打工不行我再換一個。遇到我無法跨越的障礙時我就換一條路。生命就是機遇，只能慢慢走，慢慢等。”巴燕以一種豁達的心態(tài)看待自己的創(chuàng)作之路，不執(zhí)著于一種形式，而是不斷尋找最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

從寫詩到寫散文的轉(zhuǎn)變，是巴燕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重要節(jié)點。這一轉(zhuǎn)變得益于他大學時期的文學課老師雷淑葉。“我經(jīng)常拿一些不成熟的詩去給她看，老師總是逐字逐句地看，然后給我反饋。”有一天，雷老師告訴巴燕：“你的詩很真誠，也很動人，語言更像是散文的語言，你為何不嘗試寫寫散文呢？”于是，巴燕便開始了散文的寫作。雷老師的鼓勵和指導，讓巴燕開啟了散文創(chuàng)作的大門。在這個過程中，他逐漸發(fā)現(xiàn)了散文的魅力，能夠更加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作為哈薩克族作家，巴燕深知文化傳承的重要性。“文化傳承對于我來說非常重要，在世界民族文化前進的洪流中，我想沒有一個人希望自己的文化掉隊，消失在歷史中。保護和傳承民族文化的根本，是人。而人的根本，是語言。保護好語言，才能培養(yǎng)出有民族自信的一代，而有民族自信的一代便會傳承好文化。”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了很多哈薩克族的文化元素，通過文字向讀者展示哈薩克族的習俗與文化，讓更多的人認識和了解這個民族。

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道路上，巴燕也遇到了一些困難。工作的繁忙讓他的寫作精力和時間不足，就業(yè)后產(chǎn)量直線下降。但他并沒有被這些困難打倒，而是積極尋找解決辦法。“還不知道如何克服，只能祈禱早點全職寫作了。”巴燕希望通過自己的作品傳達給讀者平靜，以及對哈薩克族文化、阿勒泰這片土地的向往。對于青年文學創(chuàng)作者，作為同齡人，他也給出了自己的建議和鼓勵：“我只是個新人而已，希望熱愛寫作的小伙伴可以繼續(xù)堅持，從我出發(fā)，寫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物，一步一步慢慢走。”

正如他所說：“青年作家應該肩負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責任，寫出好作品，增強民族自信。”他以阿勒泰為背景，堅持非虛構(gòu)寫作，一步一步地書寫著屬于自己的文學篇章。未來，巴燕計劃從短篇小說開始，開啟小說創(chuàng)作之旅，繼續(xù)為讀者帶來更多關(guān)于阿勒泰的故事，讓更多的人了解哈薩克族的習俗與文化，感受這片土地的獨特魅力。

帕男：詩人要保持純粹的文學良心

何輪 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 宋寶穎

1986年的春天，21歲的帕男拖著幾袋行李，告別湖北十堰，帶著不到10元錢南下深圳闖蕩。他自己也沒有想到，這次告別將他引向一段漫長又坎坷的流浪生涯，更沒想到自己會成為一名旅居詩人。

“這段流浪經(jīng)歷，幫助我形成了‘精神流落’與‘流浪意識’的文學思想，也塑造了我頑強的意志，為我在文學道路上的堅守提供了動力。”帕男說。

“這個時期我睡過車站、碼頭、公園，也乞討過，請求收容過，是一種真實的流落街頭的經(jīng)歷。”帕男說，流浪最初源于他的“不安分”。

出生于湖南永州一個偏遠瑤族山村的帕男，1982年在湖南九嶷山學院文史系就讀時，便開始了早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最早的作品是用毛筆寫在草紙上，貼在學校的墻報上。”在帕男的記憶中，九嶷山學院是一所“露天大學”，一間破廟兩間房，教室內(nèi)還殘留著一些破損的碑文，學校的老師是來自全國各地退休的志愿者老師。學校條件簡陋，不通電、不通公路，沒有食堂、沒有宿舍，學生只能寄居在周邊農(nóng)戶家中。惡劣的環(huán)境讓他拿起筆，寫下了大量的詩歌和短篇小說。“但這些創(chuàng)作并非出于文學理想，只是對孤獨與苦難的反抗。”

從九嶷山學院畢業(yè)后，帕男帶著不到20元，第一次走出大山。初入職場，帕男被分配到一所中學見習。一個學期后，他轉(zhuǎn)入十堰人民廣播電臺，負責登記來稿、編制新聞?wù)霸趶V播站只需一把剪刀，幾張報紙，然后編一組報紙新聞?wù)@就是我工作的全部內(nèi)容”。這樣的日子讓帕男看不到自身的價值。一年后他遞交了辭呈南下深圳。他聯(lián)系了某報社，可到了深圳后，被告知等待就業(yè)通知，身無分文的他轉(zhuǎn)而去了江西，從鷹潭到南昌，再到九江，精疲力竭后又回到了十堰，在請求復職被拒的情況下，帕男的生活進入“流浪模式”。

帕男先后去了多個城市，曾因為無錢補票，幾次被趕下火車。他回憶說，在流浪中，他曾和乞丐同睡一個屋檐下，夜晚寒風刺骨，“那是一種恐懼和疼痛的精神體驗”。這段經(jīng)歷深深烙印在他的記憶里，成了他詩歌創(chuàng)作的靈感來源之一。

帕男以天為被地為床，以風霜作伴，行走了大半個中國。在廬山“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觀瀑臺前，他感到了挫敗——李白是寄情山水賦詩情，而自己卻疲于奔波求生機。最終，他實在走不動了，“鬼使神差地來到昆明，又鬼使神差地到了楚雄”。1987年，他結(jié)束了為期一年多的流浪，開始了新的生活，也開啟了他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全新探索。

“無論物質(zhì)條件多么艱苦，詩人都應該用觀察和思考去重新審視世界，通過文學作品找到超越現(xiàn)實的方式。文學不是為了逃避生活，而是用更加清醒的目光審視生活，賦予困境新的意義。”帕男說。

楚雄壯美的山河、民族地區(qū)的風物、獨特的俚語，與故鄉(xiāng)永州有不少相似之處。在楚雄的日子里，帕男最初以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為主，也寫散文和報告文學等，隨著時間推移，他的興趣逐漸轉(zhuǎn)向詩歌。帕男認為詩歌更能傳達出一種超越肉體的精神追求，“在詩歌創(chuàng)作時，我會脫離肉體上的我，尋找精神的‘本我’，站在‘萬物’的視角看世界，比如說，站在花的角度看石頭，站在淤泥的角度看田間勞作者”。

帕男的詩歌無論是音韻還是敘事風格，都有云南俚語和湖南俚語的影子。在帕男的詩歌中，自我形象是在他的自白中展開的，但他沒有成為一名抒情主義詩人，他的詩歌中貫穿著一種“萬物皆有身體”的生命哲學觀，他將對生命本質(zhì)的思考融入自然意象之中，聚焦于“小我”與“大我”、“自我”與“非我”的矛盾，借助河流、石頭、魚等日常元素，揭示生命與靈魂的本質(zhì)。“我喜歡從日常生活中捕捉哲學痕跡，來表達對生命的敬畏與熱愛。”帕男說。

“家鄉(xiāng)淳樸的民風在我心中埋下善良的種子，而流浪中各地獨特的地域環(huán)境激發(fā)了我對‘場所精神’的探索，楚雄壯麗的山河和民族文化基因，為我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來源。”帕男說，自己擅長使用散碎的意象進行創(chuàng)作，探索著“反詩意命題”的風格。“反詩意命題”，意味著要打破傳統(tǒng)詩歌對“詩意”的固有認知。“我追求的是一種文字間的‘相位差’，讓讀者在挑戰(zhàn)中感受詩的情緒共鳴和思想張力。”帕男仿佛在文字間拼接一塊塊未完成的拼圖，讓讀者從表面混沌的表達中，發(fā)掘隱藏的深刻意義。因形式多樣、意象獨特，帕男的詩歌有時會被認為“難以讀懂”。“讀者需要在字里行間找到詩歌的‘氣口’，才能進入我的思維脈絡(luò)。”他這樣解釋道。

“詩歌是我與世界對話的重要媒介，也是我精神信仰的寄托。”在過去10年里，他創(chuàng)作了超過2000首詩，這種高強度的創(chuàng)作源于他對詩歌深沉的熱愛。“熱愛讓我堅持，堅持讓我不負。”

2024年，帕男的3部詩集《下西洋》《時間之父》《云南的多重意義》陸續(xù)出版。對此，他感到由衷的喜悅，他希望通過新詩集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與內(nèi)心世界，期待與讀者建立更深的連接，給讀者的精神世界帶來一絲溫暖和光明。

“虔誠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是基礎(chǔ)，題材、詩體和技法的多樣性豐富了創(chuàng)作的可能性，思辨力與想象力賦予作品普遍意義，而大膽的語言創(chuàng)新則為詩歌注入新生。”帕男認為，青年想寫好詩歌，“只有增加知識積累與生活經(jīng)驗，方能真正寫出動人心弦的好詩，自然隨心，勿盲目追隨名家，才是創(chuàng)作的長久之道。詩人必須對自己的作品有清醒的認識，不必刻意追求文字的千古不朽，而要始終保持純粹的文學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