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韋其麟

1955年，韋其麟在《長江文藝》6月號發表根據民間故事再創作的敘事長詩《百鳥衣》。70年來，這部作品吸引著一代代讀者反復閱讀，產生了廣泛的影響。5月10日，“《百鳥衣》發表70周年暨韋其麟作品研討會”在廣西南寧舉行。《百鳥衣》背后的故事、《百鳥衣》的經典化及其啟示等問題，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

當年，那個小學生聽到的是什么樣的故事

韋其麟1935年出生于廣西橫縣文村。家族里有一位在瓦窯里打磚坯的叔公，他非常善于講故事。讀小學的時候，韋其麟經常和小伙伴們來到瓦窯邊，聽叔公講“古”。有一次，叔公講了一則關于“張亞原”（在后來的記錄中有時也寫為“張亞源”）的故事。10多年后，從這個簡短的故事出發，韋其麟創作出了敘事長詩《百鳥衣》。

每一個閱讀特別是研究《百鳥衣》的人都特別好奇：韋其麟當時聽到的故事是什么樣的，篇幅有多長？它與韋其麟的長詩《百鳥衣》，在文本內部，有何具體的關聯？

我們現在當然無法回到當時的“故事現場”，但韋其麟在其各類文章中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1984年，韋其麟在《記憶山野里最初的花朵》一文中寫道：“那位叔公不是說‘百鳥衣’，而是說：講一個‘達達叮張亞源賣懿兒（糍粑）’。”1998年，他在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百鳥衣》“前記”中提到：“這部敘事長詩是我根據童年聽過的一個民間故事創作的，后來我看到廣西科學工作委員會和《壯族文學史》編輯室1959年編印的《壯族民間故事資料》第一集中的《張亞源與龍王女》，就是在我家鄉搜集的這個故事的原始記錄稿。”與此同時，韋其麟在其學術著作《壯族民間文學概觀》的附錄中，在提及民間故事“百鳥衣”的時候，也指向了《壯族民間故事資料》第一集。

這本比韋其麟長詩晚了4年出版的故事資料集中，有兩則關于“張亞原”的故事。第一則題為《百鳥衣的故事》，共3651字，故事梗概為：張亞原自幼喪父，與母親靠割草、做油炸食品艱難維生。一日賣貨歸來，一只母雞跟隨亞原回家，養了半年多竟變成美麗姑娘，后成為亞原妻子。姑娘助亞原租大商鋪做大生意，招牌“張亞原逢貨有”引發新科狀元不滿。狀元多次刁難無果，便搶走姑娘獻給皇上。臨別前，姑娘告知亞原，10年后用賣貨得的300兩銀子買100只白鴿，將它們的羽毛做成一件衣服，帶兒子亞德赴京。10年后，亞原父子依言進京舞鳥衣，引得姑娘注意。姑娘借機讓皇帝穿上鳥衣跳舞，隨后命人將其打死，讓亞德登上皇位。第二則題為《張亞源和龍王女》，共1672字。與前一則有很多的區別，張亞原平時不是賣油炸，而是釣魚為生。有一次，他三番五次釣到同一個大螺蚌，于是拿回家養。女主角就是由這大螺蚌變成的，她原來是龍王的第三女。后面，也是被搶去獻給皇帝。但臨別時，她對張亞原的囑托是：“等我走了以后，你造一支弓箭天天到山林里去射鳥，射夠了一百只，就將這一百只鳥的羽毛剪下來，做成一件衣服。”這與前一則的“買白鴿”差異很大。皇帝的死法是一樣的。但故事的結局有別，張亞原和龍王女團聚了，他們討厭京城的生活，就回到村子里，過著幸福日子。

閱讀韋其麟的長詩《百鳥衣》，其中重要的故事元素，有兩處與這兩則民間故事有關：一是姑娘是由雞變成的，民間故事中是由“母雞”變的，韋其麟長詩是由“公雞”變的。詩人在談到他改母雞為公雞的藝術構思時說，一取其形象華美——與女主人公的華美形象一致，二取其打鳴司晨，有一種興旺發達的氣氛。這說明他在創作中受到第一則故事（《百鳥衣的故事》）的影響。這與他的聽過“張亞源賣懿兒”故事的說法吻合。二是百鳥衣是男主角上山打鳥才做成的，不是買白鴿，這說明他還受到了第二則故事（《張亞源和龍王女》）的影響。所以，韋其麟在漓江出版社版《百鳥衣》“前記”中提到第二則故事。當然，民間故事有不同的“異文”，也許當年他叔公所講述的，是由諸多類似元素雜糅而成的另一個版本。

或許，我們還可以參考一下韋其麟在《寫〈百鳥衣〉的一些感受和體會》一文中的自述：（1）關于男主角“成長過程的敘述，原來是很繁雜的：打柴，做小販，幾次受別人欺辱，沒辦法，哭，遇仙人的援助等等”；（2）原故事中的女主角“不是一個純樸的勞動姑娘，而是一個善良的萬能的漂亮的神仙，能要什么就有什么，能‘點土成金’”，所以男主角最后“就變成了一個大富翁”；（3）故事的結尾部分，在民間故事中原是極簡單的，只有男主角穿百鳥衣進衙門去殺土司救出妻子的情節，“這就使人感到粗糙、單薄”。

這些湊起來，就是那個少年當年所聽到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韋其麟在創作《百鳥衣》時，正在武漢大學讀書，沒有時間進行系統的資料收集。與此同時，各地協會對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成果直到1959年才系統推出。所以，韋其麟所依據的主要“藍本”，就是其叔公所講述的這個口頭故事。

韋其麟部分作品

“整理”和“創作”是兩種性質不同的工作

當我們“還原”了這個原始的故事，再去讀韋其麟的長詩《百鳥衣》，會更加深刻地體會到，這是一次全新的文藝創造。除了前述“雞變成女主角”“打鳥制作百鳥衣”兩處沿用舊故事情節，詩人對故事進程中的每一個節點都進行了自己的創造。具體表現在：男女主人公名字“古卡”和“依娌”是詩人獨立命名的，不是民間原來存在的；古卡的成長史與原故事毫無聯系，都是詩人新寫的；依娌由原故事中無所不能的“仙女”變成樸素的勞動婦女，她面臨的那些刁難（篩清芝麻和綠豆、分黑白芝麻、找“一百個公雞蛋”）也完全是生活化的；古卡和依娌分開后，“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繁雜敘事，也是原來故事全無的內容；土司（對應原故事中的皇帝）的死法是，古卡趁土司換衣服，用刀將其刺死；故事的最后，古卡和依娌騎著駿馬，一起“飛”向了遠方……

在5月10日的研討會上，與會評論家紛紛談到了韋其麟在創作《百鳥衣》時所體現的創造性。廣西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張燕玲談到，1955年已經接受現代文明、現代教育的武漢大學二年級學生韋其麟，既對自己民族有深刻的了解，飽含著濃厚的民族情感，又從時代和現實出發，融匯歷史與現實，注入新中國現代青年的情感與審美自覺。他有了張揚主體性的人格與尊嚴的最初自覺，比如故事結尾創造性地讓男女主人公雙雙逃離官府，騎馬奔向“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遠方，使民間傳說的主題精神從官府“廟堂”指向“江湖”人間，指向對個人幸福和自由的追求，指向“人的文學”。由此，韋其麟也完成了把民間傳說轉化為文人創作的轉變。韋其麟的這種文學想象力和創造力，頗具現代意識。廣西民族大學教授張柱林認為，關于“張亞原”的民間故事中，“做皇帝”“回到家鄉生活”的結局都不大具有現實的合理性。現在詩人讓兩人遠走高飛，既避免了主人公成為新壓迫者的尷尬，也避免了舊勢力的迫害與追殺的可能。這給深困于既定時空與歷史中的人生提供了一種最寶貴的東西，即實現真正的解放或自由的可能。南寧師范大學教授陳祖君談到，韋其麟的《百鳥衣》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被人看作民間文學作品，這是不公正的。民間文學與文人創作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從文學文化史的角度看，不同歷史時期對于民間文學與文人創作的側重和褒貶，也見證了中國當代文化價值觀的變異，以及這種歷史演變中創作主體的文化史意義。

韋其麟對于《百鳥衣》有著自己清晰的定位。一方面，他多次說過，“《百鳥衣》應該說是群眾的集體創作，我只不過是它的創作集體中的一個而已”。（1955年，《百鳥衣》在《長江文藝》發表時，他這樣說；1978年，詩作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他還是這樣說；1998年，他又在漓江出版社版的“前記”中重復強調。）另一方面，他也多次強調，“整理和創作并不存在誰高誰低的問題，但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和范疇，兩種性質不同的工作，應該加以區分。民間文學作品和作家創作的作品也不應混同，特別是對民間文學的研究，必須嚴格地科學地區別。”（見漓江出版社版《百鳥衣》“前記”）他還提到：“民間文學作品的記錄整理，必須嚴格忠實于原在民間流傳的樣子，不應加進整理者的主觀因素。整理出來的作品仍然是民間文學。而再創作，就有了相當的自由，有了較大的活動余地，可以融入創作者的主觀因素，不拘泥于原來流傳的樣子了。創作出來的作品不再是民間文學，而是文人文學即作家文學了。當然，創作者也不能海闊天空、為所欲為地把民間故事傳說弄得面目全非。如果是這樣，就不是根據民間故事傳說的再創作了。”（見《一封回信》一文，《欽州灣報》1996年11月13日）

基于這樣的作品定位，他對一些“《百鳥衣》評語”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比如，“在有的介紹壯族文學的著作中，把長詩《百鳥衣》當作原在民間流傳的作品，如說‘壯族有民間長詩《百鳥衣》’。我認為這不符合實際，長詩《百鳥衣》是根據民間故事創作的，不是原有的世代口頭流傳于壯族民間的長歌。至今也沒有發現壯族民間有以韻文體口頭流傳的‘百鳥衣’故事，這首長詩并非經過整理的民間口頭流傳的作品。”（見《回首拾零——致友人》，《南方文壇》2010年第1期）還有，“一位壯族作家在他的詩作中提到古卡，加以注釋說：‘古卡是壯族古代神話中的一位英勇的神。’這是不應有的粗疏。古卡只是我寫長詩時給主人公起的名字，并不是壯族神話中神的名字。直至現今，在搜集到的所有的壯族神話中，沒有一個角色名為古卡的”。（見漓江出版社版《百鳥衣》“前記”）特別是一些民族詞典，在《百鳥衣》的釋文中說它是壯族神話故事，并按照韋其麟長詩的內容來介紹故事。韋其麟說，“作為一部詞典，如此的解釋，我以為是不夠嚴謹也不夠科學”。

今天，重溫韋老的這些話，我們才能夠更加清晰地給這部作品定位。它的靈感和素材來源于民間故事，但其中又蘊含了詩人的創造性，不同于那些原來在民間就傳唱、后來經過文字化定型的民間長詩。

常讀常新，不斷地經典化

為了參加此次研討會，與會者紛紛重讀了這部經典長詩，獲得了不同的閱讀體驗。可以用以下幾個關鍵詞，概括大家在會上分享的閱讀感受以及引申出的相關理論思索。

一、青春。《文藝報》總編輯劉颋認為，《百鳥衣》“浪漫”“熱烈”“純粹”，“韋老在他20歲左右帶著青春的熱烈、青春的力量寫下了這部作品；他的浪漫是純粹的，他的熱烈也是純粹的”。長詩大量使用了賦比興手法，整個敘事流暢、通透。這背后彰顯的是，詩人富有生活的激情，對生活細節和情感細節有細膩把握，從而才能講述出一個細膩動人的故事。廣西師范大學教授劉鐵群談到，對于大學二年級的韋其麟來說，故鄉與校園都是美好的。回頭望，故鄉饋贈的童話般的人生底色還沒干透；向前看，珞珈山腳下美好的人生畫卷已徐徐展開。因此，他當時寫下的《百鳥衣》充滿青春色彩。詩歌中的兩個重要意象“百鳥衣”和“駿馬”正彰顯了“鮮衣怒馬少年時，不負韶華行且知”的青春激情。

二、融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民族文學研究》副主編劉大先表示，《百鳥衣》等一批作品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所體現出來的在社會主義文化秩序建立階段中“可感性的再分配”。這是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之間分野的彌合，也是既有文學等級結構的打破與重組，更是人民文藝的發明與創造，不同地方、民族、文類、題材與美學于此得以獲得其新的生機、風格與氣象。廣西民族大學教授陳愛中認為，從文本結構來看，《百鳥衣》沿襲了民間故事“成人禮”的象征模式，在保留故事原型特定文化內涵的前提下，更為期待革命主體和自由意識的生成，從而讓詩歌擁有更高的政治理想。這種政治理想促成了韋其麟選擇“公雞”作為詩歌的核心意象，使之在民族文化象征和國家公共象征的雙重維度上煥發光彩。廣西藝術學院教授黎學銳表示，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對少數民族文化與文學重新開始進行新一輪的挖掘與建構。國家話語對民間敘事的規整、重構與再造，有利于塑造出新的話語模式、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百鳥衣》是這一時期少數民族詩人將自己的創作與時代、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結合的代表性文本。

三、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廣西藝術學院副校長謝仁敏表示，韋其麟的《百鳥衣》成功地將壯族地區古老的民間傳說進行了再創作再升華，成為對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代表作品之一，對新時代的文學生產依然有值得珍視的示范意義。廣西評協原副主席唐正柱談到，韋其麟的創作實踐啟示我們，民族文學創作既要深深扎根于中華民族文化土壤，又要具備開闊的人類視野；既要傳承文化基因，又要有詩意的當代表達；既要保持藝術個性，又要追求精神高度。南寧師范大學研究員鐘世華表示，韋其麟在創作中持續探索，將民族文化轉化為詩歌創作的動力和資源，尤其注重對民間資源的繼承和轉化，為當代詩歌提供了一系列具有極高辨識度的詩歌文本。《南方文壇》副主編曾攀認為，《百鳥衣》歷經半個多世紀而不衰，既是少數民族民間傳說故事的史詩變體，同時也是抒情傳統的當代發抒。壯族雄偉與智慧的精神底色，為當代文化注入剛柔相濟之力；民族邊地可歌可泣的英雄歌詩及其雄渾美學，更為中國文學百花園獻上瑰異奇株。

《百鳥衣》70年的傳播史正是一部活態的文學經典生成史。七十載光陰流轉，那件綴滿山嵐的百鳥衣仍在南方的晨霧中飄蕩。韋其麟以詩針彩線，將古老的壯族傳說繡成永恒——公雞的啼鳴穿透歲月，古卡的箭矢永遠懸在追尋的路上，依娌的織機仍在月光下唱著不屈的歌謠。一代代讀者在字句間拾取翎毛，有人看見愛情如鳳凰涅槃般熾烈，有人觸摸到青春與自由的光影，更多人在這面多棱鏡中看見民族和時代的靈魂圖譜。時光不斷流轉，它將一如既往地閃耀出自己的獨特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