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僑批的雛形最早可追溯至明末清初。隨著下南洋（包括南美）的人日漸增多，“水客”應運而生。往返于番外和家鄉之間，替華僑運送家書、錢銀（合稱僑批），水上來水上去，故稱“水客”。潮汕人另有兩個詞：“討水”或“討海”。大意是，在水上（海上）討生活的人。一個“討”字道盡了水客的艱辛和不易。

到了19世紀中后期，專業化的“批局”正式形成，潮汕、閩南等地批局林立，僑批的收寄和解付由一開始的單槍匹馬（水客時代），發展為成熟的僑批業，運營體系日趨完整，成為一門炙手可熱的大生意，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后。

潮汕地區人多地少，據統計，上世紀30年代，半數左右的家庭依賴批銀生活，故有“食番批”之說。批銀用于養家糊口，這是它的首要功能。但是，僑批始終悄悄承擔著另一種任務：孫中山的海外籌款，以及修橋鋪路、興辦學校的善款，也常常用僑批的方式寄回國內。抗戰爆發后，僑批更是擔起了救亡圖存的角色。

存亡繼絕之際，許多華僑都曾以“匹夫之捐”盡過微薄之力。每一封僑批，無論數額大小，都自覺同意抽出2%作為個人捐款，由批局在受理時代收。凡是捐過款的，批封上就會蓋一個“批捐”的小印章。潮汕會館在第一時間成立了“籌賑祖國難民總會”，所籌款項，除了救濟難民，也用于抗日救亡的一切方面，包括軍餉。有些直接用于購置軍需物資，如槍支彈藥、醫療器具等，進入汕頭，再運往各地。抗戰前期，天津、上海、廣州等大港口紛紛淪陷，汕頭成為國內唯一可用的港口。

沒多久汕頭港也被日軍占領，水路完全被堵死。但個人批銀、抗戰捐款以及實物捐助，并沒有真正停止，而是以秘密方式流進國內。

因為，批腳們（收批人，送批人）用自己的雙腳走出了另一條路：從泰國直接北上，經過緬甸、老撾之間的漫長交界地帶，再到越南，從越南的芒街進入中國廣東的東興鎮（后劃歸廣西），由東興中轉后流向潮汕、閩南等地。

東興鎮隨之興旺起來，一些批局、銀行、郵政局紛紛在這里設立辦事機構，讓這個邊陲小鎮一時成為頗為國際化的金融中心。

這條隱蔽通道長達3000多公里，到了越南芒街才算走了一半，另一半同樣險象環生，東興、欽州、南寧、韶關、興寧、揭陽，批腳們全程以步行為主，有些路段是敵占區，需要武裝保護，日夜兼程，耗時幾個月才能抵達。

為了準備長篇小說《平安批》的寫作，我曾在潮汕生活過一年，也曾多次前往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訪問過很多華僑后代。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東南亞華僑前后捐資超過50億法幣，很多人家寧愿掏空家底，也要支持抗戰，滿門忠烈者數不勝數。有人把個人的數十萬法幣遺產全部捐給抗戰，有人用準備給母親祝壽的錢購買棉衣和藥品，寄回國內。

泰國潮籍華僑許澤溥在寫給妻子蔡純良的信中說：

自別家園，倏忽五載。今烽火連天，山河破碎，男兒本當執戈衛國，然羈旅暹羅，商賈為業，雖有報國之志，恨無雙翼可越重洋。每念及此，中夜輾轉，愧怍難眠。汝素明大義，當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今夫既難歸，愿吾妻代行匹婦之責。

蔡純良后來真的去專門學校學習護理和制衣技術，加入汕頭婦女抗敵后援會，成為帶頭人，積極組織戰地醫療隊、縫制軍用棉衣、設立施粥點（救濟難民）等。許澤溥蔡純良夫婦的事跡在新中國成立后被改編為潮劇，名為《匹婦之責》。

許澤溥給友人“珊兄”的信中又說：

弟漂泊天涯，衣食奔走，值茲國難方殷，男兒報國之秋，為因家界，未克許身報國，中夜深思，于身有愧，然七尺之軀，何甘長此雌伏……

新加坡華僑陳守義在信中要求妻子：

節省家用，月捐三元助軍。

菲律賓華僑則在信中囑托女兒：

輟學任教，以薪俸半數為傷兵購藥。

拙作《平安批》中，東興匯路的發現者是鄭夢梅父子，這兩個小說人物參照了很多真人真事。其中最令人難忘的，是越南華僑黃阿貴和陳水生運送金條的故事。兩人各背著20根金條（俗稱小金魚，每根10兩），藏在特制的牛皮腰帶內，再背上一筐香菇，扮作山貨商，從越南出發，徒步前往潮汕揭陽。好不容易到了潮汕境內，卻遭遇暴雨和山洪，木橋斷裂，二人墜入水中。陳水生不知去向，黃阿貴上岸后，在岸邊找到了陳水生的腰帶，只剩7根金條。

丟失的13根金條就一直記在黃阿貴賬上，從他后來的工資中扣除。揭陽萬興昌批局1943年的賬冊中有“失金十三根，記黃阿貴賬”的批注，便是證明。1946年后批局曾組織潛水隊在陳水生遇難處下河搜尋，真的找到了5根金條。東興鎮一位民間收藏家保存著黃阿貴的腰帶，內繡八個字：寧丟性命，不辱批銀。

類似的故事，僑批界還有很多。總之，在他們看來，能否把每一封批銀安全送到僑眷手里，是攸關性命的事情。如果有一封沉批還在批腳手上，批腳就會寢食難安，無法釋懷，甚至死不瞑目。抗戰捐款就更是如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僑批光榮地入選“世界記憶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