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當今文學研究格局中，小說的地位無可撼動。相比于詩歌、散文等研究，每年小說研究類文章占據了各種專業期刊的大部分版面，關于當代小說文本的研究專欄也層出不窮。或許在以文字為媒介的藝術形式中，小說依然展現出想象力的優勢和表達的深廣度，可以多方面掃描我們的生活；又或許它依然較好地發揮著講故事的功能，滿足讀者的精神文化需求……總之，小說吸引著大量的文學研究者和普通愛好者，甚至其思想觀念、敘事經驗和藝術手法也滲透到視頻藝術中。當然，小說也在不斷變化，其生產、傳播、接受和評價狀況都隨時代而變，尤其在新媒體技術發達的時代，這些變化越來越多、越來越快。與之相應的是，小說研究在知識生產的意義上，以數量計是不匱乏的，但我們還要從質量和水平上加以追問：當代小說研究還能跟得上紛繁復雜的現實變化嗎？能否為我們提供新的經驗、理論和思想？我們有沒有能力看清楚小說乃至文學的走勢？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既與研究者的學理眼光、知識素養和思想境界有關，又與他們對時代和社會的感受、體驗和思考相關。換句話說，小說研究考驗著研究者對時代與文學大勢的把握和判斷。

回首2024年當代小說研究之路[1]，筆者認為從小說讀懂時代、辨析地方性書寫、活化傳統資源、建構當代小說理論是最為顯著的四個特征。當然，它們無法涵蓋所有的小說研究，但其中的一篇篇誠心之作卻也體現出研究者學術上的努力和持守、開拓和創新。有意味的是，它們恰好關聯著時勢、地勢、走勢、理勢，顯示出研究者從小說見大勢的追求和境界。

01

時勢：“小中見大”之說

盡管我們對小說的認識和理解有各種差異，由此帶來研究理路的多種多樣，但仍要承認小說研究延續不斷的一個重要傳統——從小說讀懂大時代。小說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反映、是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是不同時期人們深層精神和復雜心理的表現……這是小說研究背后的潛臺詞，也是眾多研究的內容面向、慣有路徑，乃至形成相應的范式方法。尤其是處在轉折和大變局的時代，我們更希望通過解讀小說發現社會歷史的真相、理解世態人心的變化、照亮未來前行的道路。研究者的“小中見大”之說，即通過小說呈現“大說”，這里寄寓著他們關注現實的眼界、格局、境界和情懷，體現他們對時勢的判斷和掌握，當然也包含了經典化當代小說的種種努力。

第一，新時代小說的經典化。2024年是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十周年。十年來，文學發展格局煥然一新，文學創作樣態豐富多彩。新時代文學日益成為當下研究的熱點，其概念內涵、主要特征以及與之前文學的差異等問題，正處于深入研討中。研究者從不同角度關注十多年來重要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總結和提煉新時代文學的整體風貌和價值意義。于是，觀察新時代小說的新潮流、新變化、新特點，加速經典化進程，成為2024年小說研究的一大特色。

李遇春的《人民性表達與新時代長篇小說創作》[2]將人民性立場、發展的現實主義和中華美學精神，作為新時代長篇小說的理論前提、創作原則和藝術旨趣。文章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和現實進程，細致考察了當前長篇小說對工人、農民、軍人以及知識分子、鄉村文化人、民營企業家等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縱向的歷史比較中確立正在崛起的“新人民文學”的潮流及其美學形態。孟繁華的《慷慨十年長劍在，登樓一笑暮山橫——十年來小說創作狀況的一個方面》[3]分析十年來小說創作整體格局的變化發展，他選取了有代表性的小說作品，分別歸之于“高加林的路上絡繹不絕”“文學新人物的塑造和發現”“重新發現‘過去’的價值”三個標題，結合時代語境探究小說創作所呈現出的社會變革、人物百態和情義價值。周榮的《新時代鄉土敘事的多重面向——讀老藤〈草木志〉》[4]關注鄉村振興實踐在鄉土敘事中的多重表現，認為老藤的小說在描寫駐村故事時融入青年成長問題；在東北自然風景、人造景觀和“人的風景”的重塑中描繪了新時代山鄉巨變；在鄉村內部與外部、地方性與國家性的整合中表達鄉村建設的主題創作意旨。王金勝的《文學風景與文化政治——以〈雪山大地〉〈花燈調〉為例》[5]對比分析楊志軍《雪山大地》與劉慶邦《花燈調》處理自然的不同路徑和方式，揭示出“脫貧”敘事中風景生成的歷史化、社會化機制，從而將自然景觀的變遷與脫貧攻堅的時代主題有機結合起來。這些研究都與新時代語境密切關聯，時代主題的文學化處理成為關注的重點，并對相關創作的原則和美學風格展開初步探究。

第二，從小說透視時代整體。優秀的小說往往包孕著時代的整體性和復雜性，但無論時代在小說中的面孔如何斑駁陸離、紛繁萬狀，我們的研究總是試圖厘清小說與歷史的關聯、糾纏，解碼時代與人心的碰撞、融合，從而對時代整體有較為清晰的認識。這就需要研究者調動歷史和現實經驗，解析當代小說表現的時代整體特征和精神氣質，看小說如何抓住社會大眾關心的重大問題、如何用文學的方式展示時代變遷。也就是說，我們對小說解讀到何種程度，實際上表明我們思考時代的深度。在此意義上，解讀小說成為思考時代本質的入口。

郜元寶的《城鄉融合時代的底層悲歡——當代陜西文脈中的陳彥小說》[6]將解讀陳彥小說的最佳入口定位為城鄉融合。他認為，陳彥聚焦那些平凡小人物在城鄉融合時代的悲歡離合，寫他們進城和回城方式的多種多樣，展示他們的道德倫理困境以及突圍的可能性。無論是描寫不同群體的沖突或是家庭內部的倫理糾葛，小說都指向城鄉社會發展與治理的不平衡和不完善問題。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陳彥小說以敏銳的視角把握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的城鄉關系，探索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社會問題和情感波瀾。在郜元寶的《從“城鄉交叉地帶”到“城鄉共同體”——中國當代文學的空間轉換》[7]一文中，他以城鄉關系這一維度系統梳理整個中國文學史，并結合當代小說創作重點分析20世紀80年代以降，文學空間從“城鄉交叉地帶”向“城鄉共同體”演化的過程。在這一考察過程中，小說反映的社會變革和人情心態，其敘事、結構、美學風格以及不同作家的書寫差異，都在城鄉關系的變動中獲得新的解讀和分析。而在當下城鄉融合的時代背景下，文學不容推卸的責任是參與建構新的“城鄉共同體”，展現城鄉不同群體在情感道德和價值觀念等層面的交流融合。張清華的《獨在故鄉為異客——關于鬼子〈買話〉的閑話》[8]從主人公離鄉和返鄉的故事入手，看小說如何以一個人的人生投射了歷史。小說在敘述的留白、簡省的筆墨中寫人物的經歷，卻有蛛絲馬跡、草蛇灰線隱含著歷史，顯示出現實主義的寓言風格。徐剛的《“縣城敘事”：附近空間與切身的人——論張楚〈云落圖〉》[9]一文，集中論述張楚這部長篇小說所體現出的“縣城敘事學”的內涵和意義。縣城這一不同于鄉村和城市的“中間地帶”所發生的故事，正是理解新時期以來中國社會變遷的重要空間。作家以悲憫的情懷和復雜的情感，發現縣城那些被長久忽略的蕓蕓眾生，書寫“畸人”的情感世界和人性亮色，描繪出縣城變遷進程中個體的逃離和歸返，這一切都構成小說對時代變化的深切體悟。這些研究從空間變化和人口流動的角度切入小說，既有文學史的脈絡依據，又可以勾連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使小說研究與時代觀察相互映照、有機結合。

陳曉明的《他能用傷口放出的光照亮文字——試評麥家新作〈人間信〉》[10]認為，《人間信》是麥家“后撤”到家鄉的一次寫作，是一次對家的歷史與文化的深刻反思。小說主導部分是父親的往事，通過親情和家庭倫理敘事，麥家寫出了中國進入現代時刻面臨的民族危機，表達了20世紀鄉村生活的破碎和歷史之惡，也顯示出20世紀中國人在歷史風云中自我身份認同的困境。王德威的《“經濟人”發達史——王安憶〈五湖四海〉導讀》[11]分析主人公張建設“經濟人”的身份、觀念和發跡故事，人物的命運映射幾十年經濟發展史；同時，小說又設置了其妻子修國妹的種種內心反思，在時代風云描寫中寄寓著對生命存在本質的思考。何平的《如何看改革開放長史？怎樣發明新的文學語法？》[12]聚焦近年來一些書寫改革開放長史的長篇小說，認為它們注重完整觀察和反思改革開放的長時段歷史，而不僅僅是作為一種參照系。改革開放既是敘事的邏輯起點，也是敘事動力。他認為這類小說既對改革開放時代有深刻的理解，同時思考如何連接到更長的百年歷史時段去描寫，并在創作中找到包含巨大思想容量和歷史現實的長篇文體。謝有順、劉天罡的《終歸是無處安身——讀〈河山傳〉》[13]論及小說用筆記體的語言記錄當下鄉村生活的本然狀態，寫出進城打工者面臨的無法歸鄉和城市寄生問題，而賈平凹則是拋開簡單的評判，以平等和同情之心寬容地看待時代洪流中每個人的命運起伏。南帆的《“天意高難問”——讀賈平凹〈河山傳〉》[14]反思城市文化擠壓下的鄉土文化現狀，分析第二代進城農民工與父輩的區別。作家借小說中的文丑良說出城鄉失衡的問題，而這一社會分析描寫又與神秘文化的“天意”說相映成趣。張濤的《在場的鄉村浮世繪——論魏思孝〈土廣寸木〉》[15]分析在虛構與非虛構融合的敘述中，魏思孝的小說如何呈現當下鄉村的老人留守、家族變異和婚喪嫁娶等現實問題。這些研究一方面描述人物命運與歷史的復雜糾葛，一方面關注小說敘事中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以及人倫世情的起伏變化，從對感性生命個體和倫理關系的分析中提煉歷史和時代的真相，從而對小說描寫的長時段歷史展開具象化、整體化解讀，并體味作家打量歷史和現實的深邃目光。

此外，網絡小說的研究日益進入成熟期，研究者更為關注網絡小說類型產生的新變化。而打工者、普通人、某行業的從業人員等的創作現象成為近年來的研究熱點。對于這些依托新媒體技術和平臺的文藝新形態也不應忽視，它們更能反映新時代大眾的內在心理和需求，更能體現人民大眾參與文藝的熱情和主動性，因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新大眾文藝。對其中小說的研究，往往需要轉換新的視角，運用新的方法，尋求新的批評話語。

周志雄在《作為當代文學的網絡類型小說》[16]中認為，網絡小說比純文學在題材的廣闊性上更有優勢，因為很多網絡作家就來自各種不同的行業，他們對各自行業了如指掌、觀察入微，作品充滿了干貨。依靠互聯網平臺，網絡小說的大眾閱讀與作者寫作往往融為一體，是為了讀者大眾寫作的文學。而在市場化運作機制中，讀者的評價地位也是舉足輕重的。肖映萱的《論網絡文學類型研究的性別視角》[17]結合起點中文網、晉江文學城等網站對長篇小說的分類，闡述性別與網文類型化之間的決定性關系，并從社會與經濟的層面分析大眾閱讀消費如何推動網絡時代女性群體書寫的發展壯大。李瑋的《欲望生產與“烏托邦”的重建——論“爆款”男頻長篇網文敘事結構的轉變》[18]認為，近年來在“去類型化”的潮流中，男頻網文敘事中的“升級”速度放緩，甚至出現了“反升級”結構，開始面向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反思個體之于人類、世界的價值意義。而這種結構變化的深層社會心理和功能則在于，寫出了欲望被壓抑的不合理結構，肯定普通人的價值和變革心理，因而也在增強大眾的主體性存在。吉云飛的《“爽”及其完成：網絡類型小說的存在方式》[19]認為網絡類型小說以“爽”為目的，關注每一類特定人群所能抵達的幸福，而世界/人物設定和金手指為“爽”的達成提供可能性和機運。網絡類型小說以此滿足了大眾的各種欲望，并為大眾讀者提供了一條一路向上的文學階梯。黃蕾的《網絡小說中的“系統”：敘事媒介與現實鏡像》[20]關注網文小說中“系統”設定流行的原因及其功能變化，它日益發揮認知界面的作用，聯通作者的創作意圖、讀者的閱讀體驗以及現實世界的復雜性。也就是說，“系統”表征著大眾的現實想象，是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相互滲透的媒介。這些研究的共同點是將網絡小說與大眾的深層心理機制和內在欲望緊密聯系，從與外部社會關聯的角度解析網絡小說特征及其內部發生的諸多新變。

關于當下普通勞動者的創作潮流，有三篇文章雖然沒有完全聚焦小說領域，但其提出的問題更值得關注。項靜的《素人寫作：時代文體與經驗的公共化》[21]對“素人寫作”的文學基礎和社會基礎進行分析，基層的普通勞動者在普遍提高文化水平的基礎上，在新媒體提供的便利發表的平臺上，獲得更多閱讀和寫作的機會，他們拿起筆來書寫自己獨特的經驗和故事，作為創作主體表達真正平民的聲音，其直白、樸素、平實的風格引起社會共鳴。張慧瑜的《家政女工的四個“家”：勞動、性別與文學書寫》[22]解讀家政女工與丈夫之“家”、雇主之“家”、母親之“家”和公益之“家”的關系，不僅展現了打工者在工作場景、家庭等社會空間中的生存狀況，而且通過文學創作實踐表達心聲、追求尊重和平等。霍艷的《“素人寫作”的跨媒介傳播與內核變異》[23]關注“素人寫作”發生的多重因素，分析新媒體環境對其產生的影響。

以上三篇文章不僅涉及小說創作，而且包括了非虛構寫作和詩歌等文藝形式，也讓我們想起之前興起的“打工文學”等現象。更重要的是，其所論述的文學創作新變值得我們細細品味，這些變化同樣也體現在網絡小說、跨界寫作等各種新文藝形態中。從創作者的多重構成、新媒體傳播環境和讀者參與等方面來看，正如《延河》編輯部的文章《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24]所認為的：新傳媒時代到來，新大眾文藝興起。人民大眾現在更多參與到小說創作中，網絡為他們提供了方便的發表和傳播途徑，直面現實問題和平實曉暢的語言引起更多大眾讀者的喜愛。目前，這一系列變革所催生的新大眾文藝浪潮標示出文藝大眾化的新發展新階段新特點。文藝與人民更貼近了，這將對小說創作和研究領域產生沖擊波式的影響。

02

地勢：“橘生淮南”之辨

近年來，文學的地方性書寫成為研究熱潮。“新南方寫作”“新東北文學”“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文學新浙派”“新北京作家群”等命名層出不窮。“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水土之異會形成不同的地方性文化差異，進而深刻影響文學書寫。從這一視角出發，我們的研究迅速將其中一些小說納入新的命名之下，重新建立起小說與地方性之間各種復雜的聯系。這是一個雙向激發的過程，一方面是為文學研究提供充分的創作證明，另一方面是以文學研究反向影響作家的創作。歷史上人們曾提出諸多“南北文學不同論”，將文學風格與地理大勢分析緊密聯系起來，而此時的地方性書寫研究熱潮為何興起？它與我們的地理想象和審美記憶有什么關系？也許，只有將這些新的命名置于地理格局的演變與發展趨勢中，勾連深層的歷史文化記憶和文明進程，才能看清楚這一文學潮流的種種潛能和未來面向。這些問題仍然需要有分量的文章予以解答。當然，這些研究的命名也不斷受到質疑，如內涵空洞、外延模糊、缺乏有分量的作品等，這表明在文學質地和價值意義等方面，小說的地方性書寫仍存在不少需仔細辨別的問題。

辨析地方性書寫在內容題材和美學風格等方面的獨特精神氣質，凸顯地方個性和文化差異。在這方面，選取較有代表性的小說進行文本細讀，成為錨定地方性命名內涵的重要方式。楊慶祥的《海島書寫的當代性——林森的小說及其他》[25]從提供知識、文本氣息和精神層面分析林森創作體現出的“海洋性”，但林森小說與其他“新南方寫作”的不同之處在于：并置海洋和陸地兩條線索，以一種海島書寫連接起陸地和海洋。他的另一篇文章《書寫“無根”和“有根”的南方——關于陳崇正的小說寫作》[26]聚焦陳崇正小說對嶺南文化空間的建構，認為其創作是在“有根”與“無根”的平衡中，書寫人物在不同地理空間和文化時空中的“流動性”。馬佳慧的《“地方之愛”與“重組”東北——班宇小說創作論》[27]從地方的命名、人與空間的關系等角度審視班宇對東北地方特質的表現，尤其結合東北語言特色從語句對稱、短句使用、小品話語影響等方面解讀小說的地域性風格。

此外，有一些小說研究從語言使用和方言特色等角度解讀地方性特征。例如，許子東的《世情生態代表作：金宇澄〈繁花〉》[28]以大量實例分析小說的對話、方言特征，認為小說具有用上海話寫作但又能用普通話讀、對話占有極大比重、描寫部分很少有長句等特征。小說方言詞匯的引入和對話風格的呈現，挑戰了“五四”以來形成的歐化文藝腔，讀者可以從語言層面直觀感受上海幾十年的生活樣貌和各個階層的特點。顏同林的《小說方言寫作的尺度及其融通》[29]通過分析趙樹理以北方話進行寫作的優勢，以及周立波對南方話的自信和語言洗練，認為他們都對方言進行了提煉與淘洗，以鮮活的、富有地方味道和泥土氣息的語言塑造各自熟悉的鄉村世界。

辯證地方性書寫的差異性與普遍性，警惕其中的固化和窄化現象。申霞艷的《新文明新風尚新形象——面對海洋與未來的“新南方寫作”》[30]從航海、通商、歌曲、美食、方言等地域文化入手，分析魏微、林棹、吳君、陳繼明、葛亮、陳崇正等作家創作中內含的海洋文化和商業倫理。文章強調對這些小說的研究一方面需指向地域性，看到南方獨特的城市文化氣質和開拓、包容、對話、靈動的南方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也應指向“脫域”，從全球化視野和文明發展的角度，體會這些小說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所反映的當代共同問題，如人口流動、智能文明等。楊輝的《“新東北”書寫的另一副面孔——論老藤〈北愛〉〈草木志〉中的人、事、物》[31]提醒我們關注東北書寫的豐富性，文章深入分析老藤小說所表現的振興東北實踐、新人形象以及現實主義筆法，并與班宇等的創作進行比較，從而申明在書寫東北的逝去年代和傷痛之外，以人、事、物的融會互通因應現實重大議題并表現更具時代意義的東北，這也是當下文學重建總體性的重要途徑。正如其題目所提示：我們需要在“鐵西三劍客”之外努力發掘“新東北”書寫的另一副面孔。賀紹俊的《新東北文學的命名和工人文化的崛起》[32]提示我們從更大的格局中討論“新東北文學”，下崗故事只是表象，其核心內涵是工人文化。文章尤其關注“60后”作家李鐵和“鐵西三劍客”等創作的變化趨勢，認為“新東北文學”如今呈現出將現實主義、樂觀主義和人道主義有機結合起來的趨勢。周景雷的《新東北文學要在歷史與現實的互動中尋找坐標——以老藤的長篇小說創作為中心》[33]在分析老藤小說的基礎上，認為新東北書寫既要挖掘地域傳統文化，也要有宏闊的社會史視野，并強調浪漫主義氣息的融入。周曉露的《班宇小說的空間書寫及其意義》[34]認為班宇筆下的東北故事蘊含著特殊性與普遍性、偶然性與必然性的辯證關聯，其在地性書寫是開放的，面對的是歷史和人們共同關心的問題。王悅、張文東的《在“影響的焦慮”中重構：“新東北寫作”的可能與空間》[35]則從現實語境和藝術特征等層面，分析雙雪濤、班宇、鄭執等東北籍作家被納入“新東北寫作”的共通性特征，認為諸多命名忽視了他們彼此之間差異性的一面。這些研究重視地方性書寫命名內部不同作家的差異性，通過對小說作品的多維度闡釋，賦予某種地方性寫作豐富內涵，更著力強調小說所體現出的深層次的社會結構問題、人們面對的時代共同問題，從而避免窄化地方性書寫的價值意義。

03

趨勢：“汲古出新”之論

當代小說如何轉化創造豐厚的傳統資源，是當下研究中的熱點和難點。“熱”在于學術氛圍的轉向，以及小說創作領域發生的回向古典的潮流和趨勢，這使得研究緊隨而上、追溯傳統源流。“難”在于闡釋清楚古今轉變的可靠路徑、關鍵之處和作用效果，還有如何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些都不是空洞的概念化的回答就可以解決的問題，需要我們在研究中實實在在找到汲古出新的法門和路徑。但古典和傳統的“誘惑”是巨大的，這里有中國小說藝術的根源性所在，也是文脈承傳、古為今用的需要。

一是探究小說如何表現傳統文化資源。張光芒的《論新時代長篇小說的傳統文化書寫》[36]探討新時代長篇小說中傳統文化書寫發生、興盛的原因及其主要類型。文章從現代文學和新時期文學對傳統文化的書寫談起，認為新時代長篇小說可以分為“傳統物”文化書寫與精神文化書寫，從這些作品涉及的器物、飲食、醫學、非遺技藝等描寫中分析文化和審美態度，論述其中體現出的中華文明特性與時代創新意識。賀仲明的《植根于民族文化的生命思考——論〈有生〉的生命觀及其精神指向》[37]認為《有生》是中國傳統哲學文化的現代呈現，融合了贊頌堅韌生命和順應自然的生命觀，表現出儒、道、佛思想復雜交織的特征。王仁寶的《新時代鄉土小說創作與農業合作化小說傳統的轉化》[38]認為，新時代鄉土小說繼承創新農業合作化小說，并借鑒改革開放以來鄉土小說或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優秀經驗，實現了新的突破：在創業主題方面是從“革命賦能”到“創新驅動”，在新人形象方面呈現出從人民性到“新人民性”的發展趨勢，在民族風格方面是從面向“大眾”到回望“大傳統”。孟繁華在《前現代的趣味、想象和遺風流韻——關于“慢的美學”一個文學史視角的札記》[39]以陶淵明所體現的閑適、閑情等文化特征為例，把“慢的生活”“慢的美學”作為一種前現代性的審美趣味，由此看這種文化對后世創作的影響，并分析了周立波、龍仁青、劉亮程等的小說對“慢”的表達方式和情感體驗。

二是解析小說藝術層面的傳承創新。陳曉明的《奇點、事件與小說聚合歷史的力量——試析〈檀香刑〉的現代發生學》[40]以“奇點”概念闡釋《檀香刑》的歷史聚合能力，看小說如何通過敘事展現一個高度濃縮、富有戲劇性的中國進入現代的震驚時刻。文章尤其關注小說采用的民間戲曲貓腔（茂腔），它既是莫言故鄉的聲音記憶，也是構思小說的起因，這種反現代的、傳統的、民間的聲音與歷史的奇點時刻構成了對位關系。因此，用貓腔來敘述不僅是美學問題，還是聲音的政治學問題。這種民間的傳統的戲曲唱腔，有機融入作家的敘述中，體現出獨特的中國風格。白浩的《獨一味：馬識途“夜譚”文學及其書場效應》[41]分析馬識途的“夜譚”系列小說對傳統說書人藝術的繼承和發展。在他的這些小說中，故事—講故事—聽故事、講述者—聽書人—故事中人、故事邏輯—劇場現場邏輯—社會生活邏輯三線齊動，由此形成的書場效應類似于茶館效應，是一個超越“說書”獨白的眾聲喧嘩式的開放式場域。這些借鑒和創新，表現出作家豐富民族化、大眾化藝術經驗的努力。葉立文的《不瘋魔，不成佛——論〈猛虎下山〉的志怪敘事與癲狂美學》[42]解讀小說狂放不羈的志怪敘事，并上溯至中國古代的話本傳統，而唐傳奇《人虎傳》和佛門故事《說海》則是小說中人變虎情節的兩個底本。小說繼承了傳統志怪小說聚焦奇聞逸事的寫法，又注重敘事邏輯，有序而不亂，對結構松散的古代小說進行了轉化。陳國和的《〈猛虎下山〉：中年寫作、常態特征與先鋒意識》[43]則認為《猛虎下山》借助古代的傳奇體小說模式和京劇唱詞，探討現代人的生存困境和反抗性。周哲的《話本、故事、傳統及其他——對蘇童21世紀以來小說創作的思考》[44]細致梳理了蘇童小說與話本傳統的關系，從話本套語、敘述人的功能和視角、頭尾結構、口語化等方面探討其創作得失。武茳虹的《浸潤南方：論蘇童小說的人物氣息》[45]借鑒古代道家哲學中關于“氣”的理論來探討蘇童小說，而人和場域的氣息構成了共生的關系，使得蘇童小說有獨特的、極具中國南方氣息的氛圍。以上研究表明，當代小說在藝術層面越來越純熟地化用古典小說、說書、戲曲等資源，作家以自己對古典資源的感悟和借鑒，將其自然融入小說創作而沒有違和感。

洪子誠的《“卑微者”的小片天空——再談汪曾祺〈異秉〉》[46]在黃子平、唐湜、郜元寶等對汪曾祺小說《異秉》評論的基礎上“接著講”，但透過精煉和富有意味的梳理、點評，從藝術形式和寫人的角度探究汪曾祺創作顯示出的中外藝術源流。《異秉》不僅體現出與現代文學史中“散文風”“隨筆體”創作的淵源，而且關注小人物日常生活書寫的特點，也受到老舍、契訶夫等作家的影響。文章不僅考察了作家創作的承傳和變化，而且關注不同研究觀點之間的互相影響和新的變化，這對于打開作家作品新的闡釋空間很有啟示意義。吳義勤的《現實主義的成規與新變——以楊志軍〈雪山大地〉為例》[47]著力分析《雪山大地》對經典現實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在風景描寫方面，小說并不是像現實主義典型環境論那樣倚重社會現實環境，而是建構了一個體現主體理解和思考的相對獨立的風景美學空間；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說注重以善和愛塑造典型形象，表現人物復雜的情感內涵和道德倫理關系，體現出作為人學的現實主義注重情感表現的特點；在個人與社會關系的處理方面，小說不是把社會僅僅作為簡單的背景或者展示人物故事和情感的工具，而是寫出了生活的整體性，對社會的表現與人的命運建立起緊密聯系，從而避免了現實主義小說可能產生的在“個人”和“社會”之間的分化和分裂。顏水生的《“有聲的中國”與紅色經典小說的聽覺想象》[48]從聲音內容和聆聽方式看歷史變化，認為紅色經典小說描繪了魯迅所說的“無聲的中國”與“有聲的中國”的對決，延續了延安涌現的“未完的交響曲”，在此基礎上以“現代的聲音”表現出對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追求。

04

理勢：“涓滴成河”之見

解讀小說文本，對其進行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方面的評判，自然是當下小說研究的重鎮，也是文學史建構的需要。在這些作家作品的闡釋分析中，研究者對小說的認識和理解傾注在一篇篇論文中。但我們更需要關注那些專注于談論小說理論和小說觀念的研究，它們試圖從當下的閱讀和創作中總結和提煉理論性識見，更清晰地回答“小說是什么、為了什么、如何寫作”等關于小說的根本性問題。這是回到小說本身的更具理論性的思考和創見，觸及小說的本質和規律，理勢之義主要在此。當然借由對小說理論的思考，我們也能就此把握住文學藝術的發展趨勢。這些研究包括作家的創作談、作家對作家的解讀、學者集中專論小說等多種形式，甚至是刊物組稿人的編者按之類的小短文，其文體風格更為多樣靈活，并非都是學院派論文的面目。這里面融合了創作、閱讀的鮮活經驗和深刻體悟，而一篇篇關于小說理論的點滴之見，終將不斷匯聚和累積成我們這個時代小說理論研究的浩蕩長河，讓我們更有信心建構中國當代“小說學”。

一些作家結合創作實踐，鮮明呈現出自己的小說觀，也坦陳創作中的甘苦。陳彥在《人人都有另外“半棵樹”需要尋找》[49]一文中講述《星空與半棵樹》的創作緣由，由小說的意象談到如何表達善與惡、外部沖突與內部沖突的結構張力。徐則臣在《電腦時代的手寫者》[50]中細細品味小說創作從紙到電腦再到回歸稿紙的過程，從手寫漢字所蘊含的生命律動和匠人精神中發現小說創造世界的成就感。莫言在《從故鄉里慢慢晚熟》[51]中談的是故鄉對小說創作的影響。故鄉是作家永遠無法擺脫的存在，也是給予作家生命氣息和飽滿情感的根源。經過創作初期對故鄉的錯誤抵制后，莫言感到與故鄉內在的血肉相連的情感，從《白狗秋千架》開始明確建立起自己的“高密東北鄉”，把它作為精神支柱和源源不斷的素材，一直延續到《晚熟的人》。劉亮程的《在語言的地老天荒中》[52]從自己的小說《本巴》談起，草原上的說唱傳統和家里的說書聲音賦予作家無限的想象力，而菜籽溝村則使他與大地萬物互相看見，促成作家筆下那些閃光的生命。李浩的《智慧之書，魅力之書，以及“無中生有”之書》[53]認為，智慧越來越成為小說必備的品質，它指的是發現我們生活中從未意識到的問題，順著這些問題，人們不斷對生活、對我們的行為和思維方式進行追問。問題的提出應與有魅力的文學技術結合起來，而小說中的技藝本質上連接著思維方式的改變。同時，作家要有“無中生有”的能力，其所虛構的世界具有內在的邏輯和強大說服力，能夠表達作家們發現的核心問題和生活真相。格非在與毛尖的對談《要在幽暗之處尋求光》[54]中認為，現代小說書寫“痛苦”的原因是小說家體驗到光的無法抵達，因而要在幽暗之處尋求光明；包括“還鄉”主題，也是對不可抵達的強烈反應。麥家在《關于〈人間信〉的兩封信》[55]中告訴我們，以自傳為基礎的小說創作是不可靠不可持續的，真正的小說是以“我”的故事進入大時代，描繪出人世間的諸多事情和時代的弊病。阿乙在《小說觀：暫停寫故事》[56]中表示要擺脫小說的慣性寫作，尤其是為了故事和最終的設定而隨意控制人物、時間、事件等高支配行為，他的做法是給予細節、環節、片段以充分的尊重和自主權。這些文章雖然形式各異、筆法多樣，但都圍繞小說“寫什么”和“怎么寫”來談，內含作家創作的切身體會和不凡洞見，一兩句話都可能在寫作方面啟人頓悟，其中當然也包括了作家閱讀經典小說的獨特視角和與眾不同的理解。張楚的《坦言——〈云落圖〉創作談》[57]直言自己開始寫長篇所做的“功課”，閱讀經典研究并確定結構、從熟悉的縣城生活形成人物、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搜集，以及情節卡殼的痛苦。

學者關于小說理論的探究，則更具理論色彩，但也力求文風活潑，其中也內含如何闡釋小說的秘訣。王堯的《“小說理論”共同體中的“小說家言”》[58]把小說家談論自己或談別人小說的創作談、訪談錄或序跋稱之為“小說家言”。它們不僅有獨到的發現和獨特的文體風格，而且更多指向創作實踐，也是小說理論構成中不可忽視的部分。小說家談小說與批評家談小說有很大差異，由此造成小說家與理論家、批評家之間的隔閡，甚至互相敵視。正是他們之間的摩擦碰撞，才使得小說理論有了生長和發展的空間，有了向前發展的動力。文章認為“小說家言”雖然不像理論知識那樣嚴謹規范和學術味道濃厚，但其更多顯示出創作實踐者的理解和體驗，自有其無法替代的力量和洞見，它更與批評家的理論形成復雜的對話關系，因而也是“小說理論”共同體中的一員。郜元寶為2024年《當代作家評論》“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建構專欄”寫的主持人語，不僅點評了欄目文章，而且偏于隨筆式的親切風格，表達出學者對于小說理論的深入思考。《“小說學”的難處與魅力》指出小說理論往往跟小說一樣復雜，不是一條路徑、一套話語就能建構的，也是多種觀點匯集而來。《戲劇與小說、小說家與批評家、音樂與小說的對話》談到戲劇與小說、音樂與小說、小說家與批評家的“跨界”問題。《為“想象力”祛魅：“小說發生學”的另一種講法》關注的是現代小說是如何醞釀生成的，觸發作家寫作的動機何在、作品原型有何影響等，尤其是想象力在今天豐富和快速的生活面前似乎無用武之地，但正因為生活讓普通人來不及記錄、來不及反思，小說的想象力恰恰在此又有了用武之地。《破解小說的“地方”與“背景”之謎》認為解讀優秀小說一是要關注“地方”與生活于此的人群的復雜聯系，二是要在以人物倫理關系為核心的“背景”中看到作家的層層鋪墊和巧妙設置。《小說理論與創作之間必要的張力》聚焦作家“創作談”，論述小說理論與創作實踐之間的質疑和對抗性關系，保持兩者之間的張力對創作和理論都有益處。《作者必須始終在場》如其題目所示，無論采用何種敘述手法、如何調整作者的位置、與人事物產生怎樣的關系，創作主體必須在場，在小說中顯示出生命的氣息和掌控力。這個問題與作家的真誠、寫作的倫理聯系在一起，是判斷作品成敗的關鍵之一。這些探討，實質上是關于小說研究的研究，試圖透視小說創作和評論的內在肌理，讀后讓人醍醐灌頂、茅塞頓開，即便是一鱗半爪的收獲，也很有意義。

目前的小說研究仍然有一些薄弱環節值得重視。例如，對于中外小說之間的相互影響、當代小說的海外傳播和影響力研究，因為缺乏廣闊的中外文學比較視野、有效的讀者調查和相關數據挖掘處理等原因，長期以來這方面是相對薄弱的，但有幾篇文章值得關注。如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的“蘇聯化”與“去蘇聯化”》[59]探討當代文學的“蘇聯化”和“去蘇聯化”過程，這對于整體審視這一時期乃至之后的當代小說創作建構了一個分析框架；凱瑟琳·夏爾芒、鄧欣南的《“不響”就好像是喧鬧中的沉默——〈繁花〉法文版譯記》[60]與盧東麗、浦元里花的《〈繁花〉在日本的翻譯與接受——與日譯者浦元里花的對談》[61]分別介紹了《繁花》譯本在法國和日本的接受狀況；李莎（PatriziaLiberati）的《賈平凹作品中的世界性因素研究——略談〈老生〉的全球本土化》[62]用宇宙圖的概念分析《老生》。又如，集中研究城市小說的成果也不多，值得注意的是，顧奕俊的《城市空間與1990年代知識分子——重讀賈平凹長篇小說〈廢都〉》[63]從“西京”這一城市空間闡釋小說如何想象城市，以及如何處理城市空間與知識分子生存境遇之間的關系；李敏的《城市夢華錄：1990年代城市小說中的繁華想象及其意義》[64]通過空間、日常生活、欲望解讀1990年代小說對繁華之城的想象。此外，徐剛的《自我，或他者的面孔——“90后”小說的城市體認與情感敘述》[65]、唐詩人的《城市經驗與青年寫作的敘事變革——“90后”文學論》[66]、金鑫的《感悟、話題、空間：“90后”城市文學20年論》[67]以“90后”作家城市小說創作為視角，分析他們對城市空間和情感體驗的獨特書寫，從內在精神和藝術特征等方面審視其創作中的得失。從創作的代際轉換和現實文學發展來看，年輕作家的城市經驗和文學表達會日益成為創作中的“大頭”，加之城鎮化進程對人們生活的深刻影響，我們有理由期待未來城市文學研究熱潮的到來。

從小說見大勢，并非輕而易舉。不少研究深陷在知識的空轉和機械重復中，或是陷入煩瑣的材料考據而無法自拔，又或是就事論事，研究背后難見大境界和大情懷，缺少溫度。加之功利之心和盲目追求速度、產量，導致我們的研究也充滿著種種套路，形成了種種偏見成見和因襲陳規之說。要打破這些阻礙，研究者需要的是對歷史和現實的穿透力，對當下和未來的整體把握能力，以及對藝術發展規律的深刻探索。在這個加速時代面對復雜的社會，我們的研究靠的是定力和耐心，靠的是“綜合”的能力和前瞻性的目光，在保持時代性、專業性和人文關懷中孕育精品力作。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處于時代大變局中的小說研究，埋頭在文學的廣闊田野中精耕細作，但它也在抬頭遠望大地山脈的走勢，體察世間萬物之運勢，期待沉甸甸的收獲。

注釋

[1] 本文主要選取2024年發表在一些期刊上的文章，難免遺珠之憾，對此深表歉意。

[2]刊發于《文學評論》2024年第4期。

[3]刊發于《北京文藝評論》2024年第1期。

[4]刊發于《中國文學批評》2024年第3期。

[5]刊發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9期。

[6][11][49][50]刊發于《小說評論》2024年第1期。

[7][63]刊發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6期。

[8]刊發于《南方文壇》2024年第6期。

[9][57]刊發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2期。

[10]刊發于《文藝爭鳴》2024年第10期。

[12][28]刊發于《文藝爭鳴》2024年第5期。

[13][14]刊發于《小說評論》2024年第2期。

[15][26][55][56]刊發于《小說評論》2024年第5期。

[16][17][19]刊發于《中國文學批評》2024年第2期。

[18] 刊發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11期。

[20]刊發于《當代文壇》2024年第4期。

[21][22][23]刊發于《揚子江文學評論》2024年第5期。

[24]刊發于《延河》2024年第7期。

[25]刊發于《當代作家評論》2024年第5期。

[27][34]刊發于《當代文壇》2024年第6期。

[29][32][33]刊發于《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4年第1期。

[30][52]刊發于《當代作家評論》2024年第1期。

[31]刊發于《當代作家評論》2024年第4期。

[35]刊發于《文藝爭鳴》2024年第7期。

[36]刊發于《文學評論》2024年第6期。

[37][65][66][67]刊發于《中國文學批評》2024年第1期。

[38][48]刊發于《文學評論》2024年第3期。

[39]刊發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2期。

[40][64]刊發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4期。

[41]刊發于《中國社會科學》2024年第5期。

[42][43]刊發于《當代作家評論》2024年第6期。

[44]刊發于《中國文學研究》2024年第1期。

[45][51][53]刊發于《小說評論》2024年第3期。

[46]刊發于《揚子江文學評論》2024年第6期。

[47]刊發于《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4年第2期。

[54][62]刊發于《小說評論》2024年第4期。

[58]刊發于《當代作家評論》2024年第2期。

[59]刊發于《文藝研究》2024年第3期。

[60][61]刊發于《揚子江文學評論》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