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百年前的驚嘆
“我們智識階級的人實在太暮氣了,我們的精神和體質實在太衰老了,如再不吸收多量的強壯的血液,我們民族的前途更不知要衰頹的成什么樣子了!”這是顧頡剛先生寫下的話。
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顧頡剛與容庚、容肇祖、孫伏園、莊嚴至妙峰山考察廟會,這是中國現代民俗學首次嚴謹的、有組織、有目的的民俗學調查。讓顧頡剛先生驚嘆的是:“他們的組織是何等的精密!他們在財政、禮儀、警察、交通、儲蓄等各方面都有專員管理,又有領袖人物指揮一切,實在有了國家的雛形了!”
數十萬進香者井井有條,全無“一盤散沙”氣象,顧頡剛先生看到“強壯的血液”就保存在“自己民族中的下級社會的文化”中,“到民間去”“了解他們”“教化他們”成幾代學人的使命與追求。
妙峰山廟會始于明(一說元),盛于清,每年陰歷四月初一起,十五止。清代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記:“人煙輻輳,車馬喧闐。夜間燈火之繁,燦如列宿。”“香火之盛,實可甲于天下矣。”致有“政治中心在北京,宗教中心在妙峰山”之說。
妙峰山有無數的謎:供奉的碧霞元君是誰?為何稱金頂?明明是道觀,為何住持是和尚?離京城遠,為何民間影響力最大?誰在背后運作?同時供奉的王三奶奶是誰……又逢妙峰山進香時節,重溫顧頡剛先生百年前的驚嘆,借著名學者吳效群的《妙峰山:北京民間社會的歷史變遷》《走進象征的紫禁城:北京妙峰山民間文化考察》兩書,試回答以上諸問。
碧霞元君身份說不清
妙峰山供奉碧霞元君,又稱泰山奶奶、老娘娘等,作為京津香主,身份不明,至少有五種說法:
東岳大帝(泰山)的女兒。據晉代張華的《博物志》,周武王夢一婦當道哭,自稱泰山女,嫁為西海婦,欲經灌壇東歸,行必有風雨,可姜子牙正任灌壇令,有德,不忍降災。周武王便召回姜子牙三日夜,暴風雨果從城外經過。
成仙民女。漢明帝時,民女玉葉7歲學道,14歲入天空山(泰山)修煉,3年后成仙,又稱玉女。
黃帝女兒。明謝肇淛在《登岱記》中稱:“元君者,皇帝七女之一也。”
華山玉女。明王世貞在《游泰山記》中稱:“元君者,不知其所由始,或曰華山玉女也。”
無生老母。明清民間秘密宗教創造的創世女神,生96億“皇胎兒女”,遣往東土,最終她將帶領他們回歸“真空家鄉”,徹底解脫。
據《乾隆京城全圖索引》,當時北京有30多座碧霞元君廟。清朝皇家本偏向丫髻山(位于平谷區劉家店鎮)。1703年,康熙進香,60大壽時又打賞。道光的母親在1837年參加了丫髻山廟火災重建的開山典禮。慈禧也常拜謁。
妙峰山笑到最后,成為北京“五頂”碧霞元君廟之上的“金頂”。為何稱“金頂”亦是謎:一說山上有巨石,夕陽照射成金色;一說房頂呈金色;一說它是北京“五鎮”中的西鎮(即“金鎮”,也有說法稱大鐘寺、紅山口演炮是“金鎮”)。更大可能是皇帝賜名,早期清帝每年“移駕”承德,必過丫髻山,丫髻山曾稱“金頂”。道光后國力衰弱,清帝長駐京城,轉而支持民間更認可的妙峰山。
一山囊括儒釋道
學者莊嚴在《妙峰山進香日記》質疑道:“最奇者,天仙圣母碧霞元君據說為東岳大帝之眷屬,理應屬之道教,縱不然,亦應由尼姑侍奉。今廟中住持竟是和尚。”
漢學家韓書瑞認為:“山上這座小神龕要歸功于一位和尚、一位道士和一位普通人的共同努力,是他們在1662年建起了這座廟。所以它根本談不上純正的譜系。”
民間傳說,妙峰山初由道士住持,因賭錢,將“大頂”輸給和尚,應是無稽之談。自明代起,“三教合一”成主流,諸教混合共處的廟宇不罕見。妙峰山便供奉了碧霞元君、子孫娘娘、眼光娘娘、王三奶奶、月老、藥王扁鵑、財神、佛教的觀音、地藏王、梨園祖師喜神……顧頡剛說:“門內左首,有一個小若龕子的三教堂,供的是一僧一道一官,算做儒釋道三教的象征。天仙圣母真闊氣,三教都寄在她的宇下了。”
可見,妙峰山被追捧,不完全來自信仰,還有“社會”因素。
所謂“社會”,源于古人社祭(祭土地神)時的相會。社祭每年兩次,即春祈秋報,漢代天子至百姓均有社,社日是集體的狂歡節,人們載歌載舞、互相扶持。
顧頡剛先生便意識到:“朝山進香是他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決不是可用迷信二字一筆抹殺的。”
學者金勛在《妙峰山志》中指出:“開山之日各路景象一新,香客熱烈團結,互相親愛,歡聲載道,虔誠代(戴)福還家之詞不絕于耳。真有同作佛國民之概。”因而認為“北京城盛衰以妙峰山香火為轉移,香火盛則國運盛,香火衰則國運亦衰,人心世道亦墮落矣”。
文會都有祖師爺
妙峰山的“社會”中,文會占總數三分之二,武會占三分之一,均自稱“為老娘娘當差”。
入會者必須:三月初一拜天臺山(在石景山區);四月初一妙峰山、西頂(在海淀區藍靛廠,回來時路過);四月十八南崗子(傳說是碧霞元君的娘家);五月初一南頂;六月初一中頂;九月初一北頂;九月十三三臺山(今小紅門一帶)。
每年三月十五至二十,開山會上妙峰山伐礙人的樹枝;此后,修道會補路,路燈會設燈;三月二十八,撣塵會清掃,并至靈官殿執趕山鞭,“驅趕”野獸;三月二十九,裱糊會給廟里糊窗戶……
進香前,會員“守晚”(即宣布紀律),“不準擁擠喧嘩玩戲,亦不準沿途摘取花果,以及食葷飲酒”。啟程前燃香敬祖。
文會分行香和坐棚(又稱茶棚)。
坐棚沿途設立,棚中有碧霞元君像,香客對其三叩首后,可免費享受粥茶,但不可吐茶根,不可丟棄食物。有人開玩笑,在桌子上放一碗鹽,香客以為是白糖,拿起饅頭便蘸,知道不對了,又不能丟棄。武會過茶棚,上山時雙方執事交換拜知,下山需演節目。
行香有修路的、裝路燈的、修鞋的、修補鍋碗的、縫紉的、呈獻茶棚用具的、呈獻供具的、獻茶鹽膏藥的、收集焚化字紙的,代別人進香的……均無償奉獻、服務他人。
文會都有祖師爺。獻鹽會、咸菜會供秦始皇,傳說修長城工匠只有咸菜吃;月餅會、面鮮會供聞太師,傳說他征東海時發明點心當軍糧;開山修道會、裱糊會供魯班;巧爐會供太上老君;膏藥會供孫思邈;縫綻會供孫臏;白紙會供蔡倫……
武會重禮節
武會即開路(鋼叉)、五虎棍、俠客木(高蹺)、中幡等“十三檔”。傳說出自宮廷,明代由盧姓太監、童姓太監掌管,二人意見不合,皇帝一怒之下,將包銀子的包袱皮一撕兩半,讓二人各行其是。盧太監傳藝民間,以半截包袱皮為旗,上沿平直,故武會均自稱“盧家門的”,童太監一脈失傳。
武會分“井字里”和“井字外”,前者指城里武會,后者指西南郊武會,前者嚴守“十三檔”規矩,后者較松散,多高蹺,但武會數量多。清代各衙門重武,亦組武會,初期“內八檔”各有絕活,后衰落。
武會重禮節,即“必讀孔孟之書,必達周公之禮。君子敬而無失,我與人恭而有禮。人過留名,雁過留聲。我小會一過,我揚名四海,我哪有不拜之禮”。
對香會來說,“闖纛越駕”是奇恥大辱。民國時,兩家武會一前一后,后邊俠客木會的“膏藥”(丑角,抹白鼻梁,手執膏藥旗或串鈴)開玩笑,三次闖入前會后轅門,前會用旗攔,均被他跳過,遂大怒,用刀砍了高蹺腿,將其痛毆,回去不久便死了。
茶棚有“七星纛旗”,武會路過,拜后才能前行,可有人開玩笑,把纛旗放山窩里,武會看不到,又不敢“闖纛越駕”,只好在路中間干等,造成擁堵。
妙峰山進香后,還要去西頂進香,道路難行。武會嚴禁后隊超前隊,起屏(開拔)時,必放“二踢腳”。民國初,一武會為趕路,沒放炮就偷偷抄近路跑前面去了,前會還在等消息,知道后,追上去把籠幌都給砸了。兩會本一家,平時一起練功,但壞了規矩,必須武力解決。
有錢能使“神”推磨
規矩嚴看對誰。清代天津民眾也信碧霞元君,稱妙峰山的廟門正對著天津,說明碧霞元君時刻關注天津信眾。光緒十年(1884年)刊印的《津門雜記》寫道:“(妙峰山)香火極盛,每年于四月開廟,朔起望止。此半月中,道中行人如蟻,車如流水馬如龍……天津人士信之者篤,赴之者眾。”
天津的武會喜扮西游記,多戲謔,竟有孫悟空。孫悟空是五虎棍會的祖師爺,竟然被拿出來耍,很容易引發武斗,卻沒引起過激反應。一是“井水不犯河水”,規矩對內不對外;二是當時天津人有錢,惹不起。
顧頡剛說:“天津是商業中心,商人是有錢的,所以他們在香市中最占勢力……北京方面是完全由于捐款……他們沒有天津人的闊。”
天津茶棚真給饅頭,多數北京茶棚舍不起。廟會期間,山上駐了4個消防隊,據說是天津鹽商八大家雇來的。民國時,天津大鹽商李藎臣花錢修葺了妙峰山各殿,還供養了看廟的,時人稱“妙峰山是天津李善人的家廟”。
天津人還給妙峰山添了神——王三奶奶,她是天津郊區的農婦,虔信碧霞元君,會簡單醫術,常給窮人無償治病,口碑好,進香時死在山中,天津信徒“在妙峰山下的大覺寺旁為她修了一座墳墓,還在碧霞元君殿西面蓋了間殿堂,塑上她的像”。
1925年,王三奶奶像還“完全是一個老媽子的形狀”,4年后,顧頡剛再去看,已“頭上戴著鳳冠,身上批(披)著黃色華絲葛大衫”,成了“慈善引樂圣母廣濟菩薩”,妙峰山巔的旗幟上,公然把王三奶奶與碧霞元君相提并論……
發現傳統的真精神
王三奶奶上位,體現了古人信仰中滿滿的人情味。
上香者中,不乏極端行為:如爬香,嘴戴牲口嚼子,背馬鞍,四肢著地,表示愿當牛馬,茶棚則派四個小伙子用白布兜著他,抬至下一個茶棚;再如拜香,幾步一磕頭,茶棚則持蒲墊向前扔,按禮儀,磕頭應在蒲墊上,拜香者只好追著跑,減少消耗;還有翻磚,進香者手持一磚,翻一面磕一頭,茶棚便搶過磚,向遠處扔去,使其少磕頭;另有提燈掛爐,用鐵鉤穿透皮肉,下掛重物,茶棚用木棍撐住重物,減少痛苦……
民國初年,妙峰山上興隆十八盤稠茶棚毀壞,無錢修繕,會頭連九聽說軍閥張宗昌的姨太太來進香,就用大釘把自己的腮幫子釘在門框上,姨太太嚇壞了,答應捐款,稠茶棚得以修復。
對妙峰山的香客們來說,“仁武”是他們的終極夢想。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說,傳統中國沒能力建立強有力的國家行政統治、興辦大規模社會事務,導致在實際生活中,權力結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掛名的,是無為的。權力后退,社會便有了空間,只是人們常忽略社會的存在。當妙峰山呈現出社會的真面目時,我們會發現,原來傳統文明養育出來的人也有如此的驕傲和自豪,也在追求著理想生活,不惜為此“搶洋斗勝,耗財買臉”。
互助、友愛、悲憫、同情、熱情、慷慨、俠義、充滿自我犧牲精神……這才是我們傳統的真精神,難怪顧頡剛先生在百年前發出驚嘆,這是“民族強壯的血液,現代國家的雛形”。有了這種精神,中華文明必能沖過歷史的地峽,重煥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