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金兆梓（1889—1975），字子敦，著名語言學家、文史學家。曾擔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蘇州市副市長、上海市文史館館長等職。晚年重返出版崗位，擔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上海編輯所主任、編輯委員會常委等職。

1962年，中華書局五十年局慶，金兆梓專門撰文《我在中華書局的三十年》，金兆梓在文章中回憶了自己的出版生涯，他三進中華書局，“第一次是1922年，第二次是1929年，第三次是1957年”。在中華書局工作的時間，“局內局外一并計算在內，卻已有三十三年了。這就說明了我這五十年的工作時間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花在中華書局的”。金兆梓謙虛地把自己在中華書局的工作總結為“搞教科書”：“這三次中，前兩次的工作主要是搞教科書。中華書局是一個以教科書起家的出版機構，而我來參加工作時，一半以上的時間也都和教科書有關。”

編寫教科書

編寫教科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厚積”才能“薄發”，也就是說只有在某一研究專業方面成為專家，才能深入淺出地講授相關的知識點，特別是歷史、語文等教科書。而中華書局當年是因教材“起家”，所編教材覆蓋所有科目，金兆梓在《我在中華書局的三十年》中提及：“從初一到高中所有的學科起碼有十種以上，這十多種學科，又得按初高小、初高中四級高低不同程度為之配置材料；同時又將英、國、算、文、史，地、數、理、化、音樂、美術、勞作各科的編輯先生都合并到教科圖書部中來歸我領導。”而金兆梓因為編寫歷史教材非常成功，“半年中銷數便達二萬五千部”，很快就被人稱為“歷史教育家”，并且擔任了中華書局教科圖書部部長。

時任商務印書館史地部編輯的王伯祥（30年后與金兆梓同為古籍小組成員）也正在編寫教科書，對“競爭對手”中華書局的教材十分關注，他在1929年8月16日日記中做出了如下評價：“看金子敦編《本國史》，扼要而明切，佳構也。”“子敦將為中華書局編《中國通史》，期以五年，已約定。如此，必將較商務之《中國歷史叢書》為愈也。蓋出一手與成自多人，其精神根本不侔耳。”

金兆梓在編寫教科書方面頗有經驗與心得，曾經專門撰寫文章《從教科書的編纂說到教科書的使用》，刊發在《中華教育界》1931年第19卷第4期。金兆梓從教科書是什么、教科書在我國教育上的地位、教科書的解剖、教科書應該怎樣的編纂、教科書應該怎樣的使用等方面展開論述，他在文中寫道：“教科書編纂方面，最重要的，便是如何可以由淺入深，由簡入繁，由具體到抽象，由常識而到研究的一種循序漸進的安排。能有這種安排，教科書才能盡他工具的使命。”

教科書的文字風格該如何把握，金兆梓也總結了幾點：“要鮮明生動，有如圖畫；要音節諧和，便于誦讀；要富于暗示性；要能吸引學生的注意；要要言不煩，不要用不相干的話來分散學生的注意力；要淺顯而又親切，猶如和學生對談一樣；每課或每一段落中，主意所在，必須于適當的地位用加重的語句交代清楚學生一個真切的印象；每課或每一段落中所有教材間的關系，必須于銜接處用加重的語氣，使他關系分明。”

雖然金兆梓謙虛地認為“局中狂于我編初中本國史的成功，謬以為我真于教科書已有了三折肱的經驗”，但實際上，金兆梓確實是編寫教材的專家，他的《從教科書的編纂說到教科書的使用》一文，是對編寫教科書的全方位總結，內容豐富而具體，可以說是編寫教材的必讀文章，而他主持編寫的教材，在當年的發行數據，也說明了受歡迎程度。

學術研究

金兆梓以學者型出版家名世，這與他在學術研究方面取得諸多成果有關。

金兆梓在1922和1929年兩次入職中華書局期間，在上海大夏大學教授中國通史，多年后任中華書局史料整理組編輯主任、中華書局圖書館副館長的姚紹華就是金兆梓在大夏大學的學生，后受金兆梓影響入中華書局工作。

兒童文學作家陳伯吹，曾在大夏大學聽過金兆梓講授中國通史，他在一篇文章中回憶金兆梓講中國通史“不用教本，也不用筆記文稿，卻講得頭頭是道，足證他對于這門功課非常熟悉，有研究，以致大課堂上聽課的大學生非常多”。此后，陳伯吹不但成為中華書局的重要作者之一，在中華書局出版了《愛國姑娘》《友愛的同學們》《小金雞》等，還曾為中華書局的期刊《小朋友》（重慶時期月刊）擔任主編。

1951年，《大公報》（上海版）曾開設專欄“中國的世界第一”，“選擇中國的世界第一的標準，是以中國最大、最多、最好或獨有的為衡量”，介紹一百種為世界公認的“第一”，包括氣象儀器、銅壺滴漏、度量衡、趙州橋、彩陶文化等，金兆梓為該專欄撰寫了《史記》。專欄的文章后經《大公報》出版委員會編輯，結集為同名書籍《中國的世界第一》由上海大公報館1951年出版，金兆梓撰寫的文字即收入其中。金兆梓用五百七十余字，將《史記》與希羅多德的《希臘波斯戰爭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作對比，簡明扼要介紹了《史記》何以為“世界第一”——“計卷數共有一百三十卷，計字數也有五十二萬六千余言；不但是世界上第一部出現的通史，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出現的宏篇巨制。”顧頡剛讀后撰文《金子敦論〈史記〉價值》，對金兆梓有較高評價：“此簡短的批評實能抉出司馬遷的優點。他走的路多當然看得多，但想得也深，能就材料中找出原理來。中國學者最缺乏的是這種精神，尤其是漢代人缺乏這種精神。”（顧頡剛：《顧頡剛讀書筆記·法華讀書記》，中華書局，2011年，第13頁）

金兆梓還撰寫多篇學術論文在《歷史研究》《學術月刊》上刊發。《論王朝的名義不必廢也不可廢》（《學術月刊》1961年第8期）寫道：“總之，王朝作為一種把發展階段細分的符號，也未嘗不好，又何必一定要把這既現成而又便利于工作的符導廢而不用呢?何況我國幾千年歷史中可借作研究資料的，主要的都在二十四史中，二十四史就是用王朝來分的。要是廢棄王朝不用，將來搞歷史工作的人要搜集資料也會無從下手。這更不是“必”“不必”的問題，而是“可”“不可”的問題了。”“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不絕對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因之對于帝王和王朝也不一定要否定其存在。”

擔任古籍小組成員

1957年，時年68歲的金兆梓再次被中華書局邀請回來，他在《我在中華書局的三十年》中回憶道：“黨決定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于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之下成立了一個古籍整理出版小組，便將出版的任務交給中華書局。從此我們中華書局的出版工作就有了一定的方向。黨還怕它現有的力量有所不足，除將已退老多年的舒新城先生和我這兩匹老馬調回中華來之外，又將京滬兩個國營的出版社——北京古籍出版社和上海的古典文學出版社都并入了中華，以充實其力量。”金兆梓的這段回憶，是對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的前因后果的準確的史實記載，從中可見黨和國家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視，以及當年在人才調配、機構設置的具體舉措。

1958年2月，年近古稀的金兆梓參加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在北京召開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大會，是十九位古籍小組成員之一，他作為代表在古籍小組成立大會上發言。顧頡剛在1958年2月11日日記中記載：“與苑峰、昌群、夏鼐同到政協，續整理古籍大會，自九時至十二時半……今日發言人：吳晗 邢贊亭章士釗 嵇文甫 金兆梓 康生。”王伯祥在同日日記中記載：“往政協禮堂出席古籍整理小組大會。吳辰伯、邢贊亭、章行嚴、金子敦、嵇文甫、康生先后發言。”《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的相關報道也都提及此事，惜未找到金兆梓當時發言情況的文字記錄，但他對古籍小組成立后的工作曾回憶道：“1958年接受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小組領導后，至今不過短短的四年，卻出版了不少龐大而重要的古籍，而且大部分加以校勘、標點和注釋，即使是一些通俗讀物、普及讀物，如《中華活頁文選》、《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古典文學普及讀物》、《唐詩一百首》、《史記故事選譯》等通俗讀物也都是加工量絕大的。有的從前不可能出版，有的需要幾十年才能出版的工作，如《辭海》、標點本‘二十四史’、正續《資治通鑒》、《永樂大典》、《國榷》、《宋拓寶晉齋法帖》等，今天卻于四年內完成使命。”

中華書局的諸多古籍圖書的出版都經金兆梓之手，除上述金兆梓本人提到的重要古籍、學術圖書外，他還參與了《永樂大典》仿制本、《后漢書》《尚書詮譯》《元代云南史地叢考》等的出版工作。

工作期間，金兆梓與諸多文史哲學者保持聯系，為團結出版界、學術界的知識分子做了大量工作。

提及金兆梓，就會提及中華書局的教科書，其實，金兆梓在語言學、史學方面都有學術專著問世，其中《國文法之研究》《實用國文修辭學》《芚廠治學類稿》等影響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