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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傳是傳記文學的一種類型，可分為散傳和類傳，自誕生起就表現出與史傳不同的品格，在發展過程中又與史傳、小說等文類相互滲透、彼此借鑒。“雜傳”之名首見于《隋書·經籍志》，其著述在西漢時已有，劉向所作《列仙傳》《列士傳》《列女傳》被《隋志》列為雜傳之“始”；在此后的東漢及魏晉南北朝時期，雜傳作品大量涌現，歷代官私書目中也設“雜傳”類“傳記”類“雜傳記”類專門收錄相關作品。中國古代雜傳創作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流傳情況卻頗為復雜，其發展演變也呈現出階段性特征。長期以來，由于“雜傳研究話語體系的缺失”，“中國古代雜傳研究始終沒有走出零星、分散的研究狀態，即使是在新世紀以來學術研究更加深入、細致的大背景下，缺乏系統性和宏大視野仍然是中國古代雜傳研究領域的主要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熊明教授深耕雜傳研究領域，先后著述了《漢魏六朝雜傳研究》《漢魏六朝雜傳集》，前者“在史學與文學雙重視野下審視漢魏六朝雜傳的品格及其歷史流變”，后者以“匯集散佚漢魏六朝雜傳文獻、校定文本”為主。去年，《漢魏六朝雜傳敘錄》成書，該書“全面調查、清理漢魏六朝雜傳篇目及其相關文獻”，對雜傳研究話語體系的建構將產生重要影響。

《漢魏六朝雜傳敘錄》體例統一，在“敘錄”的大框架下，按照時代先后，分兩漢雜傳、三國雜傳、兩晉雜傳、南北朝雜傳四編，將歷代僅存其名而不見其文的雜傳收錄于第五編之中；依數量多寡，各編又分卷，依次考訂漢魏六朝時期550余種雜傳的篇名、作者、篇目、卷數，辨證傳主的里籍、事跡，征引歷代目錄著作，敘述各雜傳的刊刻、版本和流變情況。各雜傳有別者分而列之，有疑者摭而明之，有歧者析而考之。同時，熊明教授“排比先賢高議，陳列時賢新論，亦間加闡析，略陳己見”，在敘錄基礎之上，陳一家之言，許多評論言簡意賅、鞭辟入里，展現出漢魏六朝時期雜傳的獨特風貌。這種著述方式既是對古代敘錄文體的繼承，又在新的治學條件下有所創新。

熊明教授以同一朝代的不同文體為緯，考察雜傳存佚、真偽的基本情況；以歷代官私書目為經，梳理雜傳流傳和演變的線索。《漢魏六朝雜傳敘錄》通過《隋書·經籍志》《舊唐書·藝文志》《新唐書·藝文志》等史部著作中判斷雜傳的存錄情況，借助正史列傳考察傳主的基本信息，明確雜傳創作的時代框架；并從野史、小說中挖掘細節，考訂歷史場景和傳主形象。以《漢武內傳》為例，熊明教授指出其記事以《漢武故事》為本，其中景帝夢赤彘等情節鈔自《洞冥記》，上元夫人和十洲等內容出自《十洲記》；此外，張華《博物志》、郭璞《游仙詩》、葛洪《抱樸子》中都有與之相關的敘述，這不僅體現了《漢武內傳》與其他文獻的關聯，也為其成書年代和漢武帝形象的塑造提供了線索。熊明教授的考辯視角中也不乏詩歌、散文、書奏等文本內容，如在考證《趙飛燕外傳》的成書年代時，引用南朝徐陵、梁簡文帝、唐李商隱以及宋蘇軾、黃庭堅之詩證明其在六朝及唐宋的流傳情況。漢魏六朝時期，受到佛道思想的影響，僧傳、仙傳數量較多，熊明教授在敘錄這些雜傳時，廣泛參考了《真誥》《云笈七簽》《正統道藏》等道教典籍及《法苑珠林》《集神州三寶感通錄》等佛教類書；同時，他運用文字學、音韻學知識，對雜傳文本進行字詞訓詁和考辯，如在《范汪別傳》中通過對“略”“晷”字形訛誤的分析，判斷《范汪別傳》有誤，體現出了整體的文學文體觀念和多學科交叉的學術視野。

熊明教授在書中以簡潔凝煉的語言對雜傳價值和品格進行客觀評鑒，在廣泛參鑒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開放包容的態度展現出獨立的學術見解，對雜傳的歷史地位、撰述目的及文體文風等特點的評述有不少精妙之處，這對深入理解雜傳的文學、歷史和文化內涵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