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專業如人，應時刻保持自身反省，這當然“有賴一批富有反省能力、隨時對自己也對學科進行省察的研究者來實現”[1]。結合學人的人生經歷與學術道路，以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研究為中心，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本身進行不斷省察，有利于我們深入認識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發展史和及時總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傳統與精神傳統。樊駿、錢理群、陳子善、陳思和、陳平原、解志熙等學者的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研究，已經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下面，筆者結合自己的研究實踐，談一談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研究的“史料視角”。

學者的筆名、學術成果的生產及其傳播過程，手稿、書信、日記等文字性史料，照片、錄音錄像等非文字性史料，“活”史料的采集，學者的編輯、教學、學術組織活動、文學創作，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研究“史料視角”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統計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的學術成果時，需要注意考證、辨析學者的筆名。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的筆名，雖然不像中國現代作家的筆名那么“紛繁復雜，千變萬化”[2]，但是也存在筆名問題。單是翻閱岳麓書社2007年出版的董寧文編的《我的筆名》一書，就知道姜德明、鐘叔河、高信、陳學勇、顧農、陳子善、傅光明、桑農等學者都使用過筆名。樊駿撰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年度述評時，署名“辛宇”。王信發表《寫“中間人物”主張的再評價》，署名“狄遐水”。王富仁發表《一部有特色的作家論——讀〈論柳青的藝術觀〉》，署名“王肇磊”。陳子善發表《誰驅熊羆噬生民——略談紀念“三一八”慘案的挽聯》時，署名“吳言”。由于不了解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的某些筆名，他們當年載諸報刊的部分可能很重要的文章就無從尋覓。而翻看當年的報刊，那些署以各種筆名的文章，又往往難知出于誰的手筆。學者的筆名，隨著當事人的緘口或離世，都可能成為永久之謎，所以應引起重視。

專業如人，應時刻保持自身反省，這當然“有賴一批富有反省能力、隨時對自己也對學科進行省察的研究者來實現”[1]。結合學人的人生經歷與學術道路，以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研究為中心，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本身進行不斷省察，有利于我們深入認識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發展史和及時總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傳統與精神傳統。樊駿、錢理群、陳子善、陳思和、陳平原、解志熙等學者的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研究，已經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下面，筆者結合自己的研究實踐，談一談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研究的“史料視角”。

學者的筆名、學術成果的生產及其傳播過程，手稿、書信、日記等文字性史料，照片、錄音錄像等非文字性史料，“活”史料的采集，學者的編輯、教學、學術組織活動、文學創作，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研究“史料視角”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統計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的學術成果時，需要注意考證、辨析學者的筆名。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的筆名，雖然不像中國現代作家的筆名那么“紛繁復雜，千變萬化”[2]，但是也存在筆名問題。單是翻閱岳麓書社2007年出版的董寧文編的《我的筆名》一書，就知道姜德明、鐘叔河、高信、陳學勇、顧農、陳子善、傅光明、桑農等學者都使用過筆名。樊駿撰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年度述評時，署名“辛宇”。王信發表《寫“中間人物”主張的再評價》，署名“狄遐水”。王富仁發表《一部有特色的作家論——讀〈論柳青的藝術觀〉》，署名“王肇磊”。陳子善發表《誰驅熊羆噬生民——略談紀念“三一八”慘案的挽聯》時，署名“吳言”。由于不了解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的某些筆名，他們當年載諸報刊的部分可能很重要的文章就無從尋覓。而翻看當年的報刊，那些署以各種筆名的文章，又往往難知出于誰的手筆。學者的筆名，隨著當事人的緘口或離世，都可能成為永久之謎，所以應引起重視。

梳理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的學術成果時，不單要關注權威期刊（比如《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也要關注學術集刊（比如《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史料與闡釋》）和普刊。不單要關注學術期刊，也要關注報紙（比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部分版面刊發的學術成果。不單要關注《人民日報》等權威報紙，也要關注《新民晚報》《太原日報》等地方報紙。不單要關注公開出版的報刊，也要關注內部刊物（比如巴金故居的《點滴》）。不單要關注學人的處女作、成名作、代表作，也要關注學人的其他成果。不單要關注學者早年的學術成果，也要關注學者晚年的學術研究。學術成果，只有意義大小之分，不存在等級之分。

從事學人研究，不但要關注學人的學術成果本身，還要關注學術成果醞釀、發表、傳播的細節。

學人的學術成果，一般經歷這樣的生產與傳播流程：學人向報刊（報紙和學術期刊）投稿（手稿或電子文本）或者報刊編輯向學人約稿（約稿函）→學術報刊編輯出具審稿意見（錄用通知或退稿函）→學術成果在報刊上刊出→學者將散落在各類報刊的學術成果結集出版（封面設計、裝幀、版式、字體、內容簡介、推薦語、出版社的級別）→學術評議（書評、新書發布、學術研討會、獲獎情況）。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各類材料，都可能成為學人研究的一手珍貴史料。

錢谷融的《〈雷雨〉人物談》、王富仁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許子東的《郁達夫新論》等學人著作，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上都具有較大的影響力，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些著作寫作、發表、出版的細節及其版本變遷的過程。學術成果，在生產與傳播的過程中，產生了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再版本、修訂本等不同版本。因此，研讀學人的學術成果時，要有明確的版本意識，“避免因為所依據的版本中的出入而造成的判斷上的失誤”[3]。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切實地還原歷史現場，走進學人“自己的園地”。

相較于初刊本、初版本，手稿本更具有挑戰性。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的手稿，一直處于被輕視和忽略的狀態，目前公開出版的只有團結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的《朱德發學術手稿選編》。《游俠·私學·人文——陳平原手稿集》是陳平原委托越生文化私人印制的，并未公開發行。如今，絕大部分學者都是用電腦寫作，堅持用鉛筆、圓珠筆、鋼筆或毛筆手寫文章的越來越少。學者的手稿和作家的手稿一樣，具有有限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正在走向消亡。有的手稿，得以印成鉛字流傳，也有的是未刊稿或未完稿。這些手稿，不但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對還原學者寫作的原生態和研究路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一手資料”[4]，還有不容忽視的審美價值乃至文物價值。

除了關注學人的學術成果，還要關注學人的通信、日記。與中國現當代作家相比，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的書信、日記，還未引起應有的關注。《王瑤全集》《李何林全集》《唐弢文集》《錢谷融文集》《林辰文集》均收錄了學者的書信，但都有不同程度的遺漏。學人與學術編輯的通信、學人與學人的通信、學人與作家的通信，都值得關注。錢理群的《讀錢谷融先生》以《閑齋書簡》為分析對象，討論錢谷融的學術思想與精神世界，是研讀中國現代文學學人書信的典范。但這樣深入的討論，還比較少。與書信相比，日記獲得的關注更少。目前，中國現代文學學人中，賈植芳的日記出版得較為齊全。此外，陳平原出版過《大英博物館日記》（外二種），陳子善的《不日記》也曾收錄《香港訪學日志（一九九三年二月八日——五月二十九日）》。中國現代文學學人書信和日記獨特的史料價值尚未得到普遍、充分的認識。相較于實際存在的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的書信和日記，得到整理、公開出版的只是極少一部分。搜集、整理、出版、研究學人的日記和書信，任重而道遠。

學人的文字性史料，除了日記、書信，還有家譜、族譜、從小到大的學習成績單、畢業論文、檔案材料、回憶錄、報刊上關于學者行蹤與學術活動的報道、訪談錄、傳記、紀念集、研究資料等。此外，還有一類特殊的文字史料值得注意，那就是學者在歷次運動中的檢查交代、批判材料等，它是研究學者乃至研究時代的重要材料。非文字性史料，則有學人的照片、錄音錄像等。

程光煒呼吁“搶救當代文學史料”，實際上，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的“活”史料也亟需搶救。及時地訪問學人和相關人士，是搶救“活”史料的重要途徑。《風骨：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素描》涉及的中國現代文學學人共計19人，其中我見過的有13位，如今只有4位健在，讓人唏噓不已。我寫碩士論文《“我把‘正業’看得很神圣”——論樊駿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時，拜訪過樊駿以及與他相熟的王信、錢理群、吳福輝、趙園等多位學者。寫博士論文《“十七年”中國現代文學史編纂的多樣化書寫——以任訪秋、錢谷融、唐弢為例》時，筆者多次拜訪錢谷融。如今，樊駿、錢谷融等早已離開了我們。樊駿是唐弢本《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主要參與人之一，他寫過《編纂〈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若干背景材料》，為我們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纂過程提供了珍貴的史料。但關于這套文學史編纂的細節，還有許多需要向他求證。可惜他健在時，我沒有及時向他求教，留下了永遠的遺憾。有些前輩學者年事已高，因為健康原因已經無法從事學術研究，甚至無法動筆，他們所掌握的許多鮮活、充實的歷史細節，因此而無法轉化為文字性史料。所以，及時地對他們進行富有深度的學術訪談，以搶救“活”的史料，是至關重要的。學術訪談，可以圍繞學人生平、生活、學術研究、交游的細節展開，“盡快地和盡可能準確地將‘活’材料中的精華記錄保存下來”[5]。

從事學人研究，不但要關注他們個人的學術研究，還要關注他們與學術研究有關的各類活動。

一是學者的編輯活動。不少中國現代文學學者，都有較為豐富的編輯實踐。王瑤、樊駿、吳福輝等主編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王富仁主編過《新國學研究》，陳子善主編過《現代中文學刊》，陳平原主編過《學人》《現代中國》，陳思和主編過《上海文學》，汪暉主編過《讀書》。李存光編過《巴金研究文獻題錄（1922—2009）》，趙園主編過《沈從文名作欣賞》。錢谷融主編過《中國新文學社團、流派叢書》，丁景唐主持了《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二個十年的編選，嚴家炎主編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孔范今主編過《中國現代文學補遺書系》，錢理群主編過《詩化小說研究書系》。雖然編輯不是這些學者的主要身份，但在編刊物、書籍（叢書）的過程中，他們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們的編輯活動，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上也發揮過不容忽視的作用。因此，論述這些學者的學術貢獻時，不能忽略他們的編輯實踐。而王信、陳駿濤、王世家、林建法、郭娟，與同時代學者的不同在于，學術編輯是他們的職業。他們通過編輯《文學評論》《魯迅研究月刊》《當代作家評論》《新文學史料》等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有關的學術刊物，發掘新人，推舉佳作，間接地推動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進程。學術刊物在學科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無論是以研究為主業的學者在學術刊物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還是以編輯為主業的學者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整體進程中所起的作用，都不應被低估。

二是學者的教學活動。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研究，不單要關注學者的個人學術成就，還要關注其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隊伍建設方面的貢獻。中國現代文學學者，幾乎都有過在高校教書授課與培養學生的經歷。以學者的教學實踐為研究視角，他們在哪些學校任教過，開設了哪些課程，編寫了哪些講義或教材，講授了哪些知識，傳遞了哪種精神，學生的聽課效果如何，課堂的實際氛圍如何，培養了哪些學生，都需要認真梳理、討論。中國現代文學雖然只有短短三十二年，但是要還原出這段歷史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吳組緗所言，“把歷史發展的全貌真實正確、有血有肉、抓住要點而不流于繁瑣地介紹出來，這實在是一個非常艱巨的工作”[6]。單是任訪秋一人，就編過《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卷）、《中國新文學史講稿》、《中國現代文學論稿》三部不同的文學史講義。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合編過《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后來吳福輝又獨立出版了《插圖本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錢理群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新講——以作家作品為例》，溫儒敏出版了《溫儒敏講現代文學名篇》。這些文學史教材，在編撰體例、章節安排以及具體的作家作品解讀方面有什么特色與不同，都需要仔細辨析。學科的發展，需要隊伍建設。作為導師，王瑤、李何林、唐弢、賈植芳、錢谷融、黃修己，他們是如何招收、訓練、指導學生的，在培養學科后備力量方面作了哪些努力。這些寶貴經驗，也需要認真總結。

三是學者的學術組織活動。無論是學術社團，還是學術會議、學術評獎，都是由具體的人來組織實施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成立了不少學術社團，比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中國魯迅研究會、中國郭沫若研究會、中國茅盾研究會、中國丁玲研究會、巴金研究會。這些學會是如何成立起來的，歷任會長在學會發展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學會創辦了哪些學術刊物，組織了哪些學術會議，歷次學術會議的議題是什么，學術評獎是如何組織的，它們是如何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學科建設的。這些細節的梳理，都將豐富我們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已經不再年輕，正在走向成熟”[7]這一論斷的認識，并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發展史的視野中進一步深化學人研究。

從事學人研究，除了關注學者的學術研究，還要關注學者的文學創作。比如賈植芳、唐弢、公蘭谷、田仲濟、王得后，他們不單是學者，還從事文學創作。他們的文學創作如何，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之間有什么關聯，這些都需要認真探究。

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研究，既要有對學人相關史料的認真爬梳，也要具有開闊的學術史視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發展，離不開每一位學者的努力。雖然城市和單位之間存在差異，但學術貢獻的大小，并不是由學者所在城市和單位的地位決定的。目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研究，過分聚焦于李何林、王瑤、唐弢、錢谷融、陳瘦竹等在北京、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的學者，而對任訪秋、單演義、俞元桂、孫昌熙等身處開封、西安、福州、濟南等非中心城市的學者，缺少足夠的關注。此外，除了關注高校和各科研院所里的學者，還要關注供職于諸如中國現代文學館、魯迅博物館、上海圖書館、人民文學出版社等館藏機構和出版社的學者。無論是王瑤、單演義還是李何林，抑或其他尚未被充分關注的學人，他們每一個人都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研究特色，都是獨一無二的，沒有任何一位學者是可以被取代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學術傳統和精神傳統是由他們共同建構起來的。如果缺乏對非中心城市、非重點院校或非科研機構的學者的關注與觀照，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學術譜系和精神譜系將是殘缺不全的。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研究，既要聚焦中心，也要輻射地方，秉持學術共同體意識，以進行“嚴肅理智的沉思和冷靜科學的評價”。

注釋

[1]趙園：《關于現代文學研究的隨想》，《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年第1期。

[2]《編后記》，徐迺翔、欽鴻編：《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錄》，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1020頁。

[3]樊駿：《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中國現代文學論集》（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320頁。

[4]李宗剛編：《朱德發學術手稿選編》（下卷），北京：團結出版社，2023年9月版，第944頁。

[5]樊駿：《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中國現代文學論集》（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333頁。

[6]吳組緗：《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記錄》，《文藝報》1952年第20號，1952年10月25日。

[7]樊駿：《我們的學科：已經不再年輕，正在走向成熟》，《中國現代文學論集》（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4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