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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網絡文學評價標準構建是網絡文學理論建設中的一個“元命題”。建立網絡文學的評價標準需要遵循三個基本的現實規制，即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的“邊界嵌套”、線上評價與線下批評的“標準適配”，以及兼顧網絡文學易變性的“蜂鳥效應”。網絡文學評價標準的創設建基于兩大依憑：一是源于網絡文學發展的現實訴求，二是依托于富含文學觀念的理論資源，如傳承和借鑒中國古代文論批評資源、汲取中西方現代人文思想資源，還有當代社會主流社會意識形態的價值資源等。

關鍵詞：網絡文學；評價標準；現實規制；邏輯依憑

網絡文學評價標準構建是網絡文學理論建設中的一個“元命題”。建立網絡文學評價標準既要符合“文學”的一般規律，又要切中“網絡”的特點，只有這樣，其所建立的才是“網絡文學”的評價標準，才不會讓評價標準淪為理論的“空轉”，才能把網絡文學評價的觀念邏輯落實到文學批評實踐中，讓評價活動成為助推網絡文學高質量前行的內驅動力。

一、建構網文評價標準的三個規制

相較于傳統的文學批評理論，構建網絡文學評價標準需要回應三個足以自辯、又能夠自洽的問題，即這種評價標準與傳統文學的評價標準有何相同之處和不同之點、網絡文學的在線評論與線下批評是否可以使用同一種批評標準、擁有同一種評價體系，以及相對確定的評價標準如何應對不斷變化的網絡文學的可成長性與不確定性等。竊以為，這三個充滿辨證關系的難題，正是“網絡”語境勘定的三個規制，也是網絡文學評價標準建構中理論邏輯的必然延伸，就此試以辨之。

1、異中之同與同中之異的“邊界嵌套

文學批評及其評價活動并不是網絡時代才出現的，而是古已有之，是文學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那么網絡文學的評價標準與傳統的文學標準有什么相同或相異之點呢？這是任何一種試圖構建的網絡文學批評理論都繞不開的話題。事實上，網絡文學的評價標準不可能白手起家、“從零開始”，而是有賡續、有傳承，然后才有超越和創新的，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內容互滲和“邊界嵌套”。

首先，網絡文學首先是“文學”，然后才是“網絡文學”。不管它是“網絡時代的文學”“網絡上的文學”，還是“網絡原創文學”[1]，作為“文學”的一種類屬形態，網絡文學必定要具備文學的一般特質，比如，它是一種精神產品，具有特定的精神內涵、思想與情感價值，并據此影響讀者的精神世界或帶給人以精神啟迪；它是一種文化產品，具有文化以“文”化人、以“文”度人的文化“軟實力”，是對人類文明的文化表達、文化創造和文化貢獻；它還是一種藝術產品，具有以情動人、以美感人的藝術魅力，以生動的形象塑造表征人與現實的審美關系，能讓人激動、警醒或感奮，等等。無論是傳統文學還是網絡文學，稱謂有別，質地相通，二者在評價尺度上必然有其相同點，這便是“異中之同”。

我們不妨比較一下傳統文學與網絡文學作品在評價標準上“同”在何處。近年來，《羊城晚報》每年都舉辦“花地文學榜”評選，其中既有傳統文學，也有網絡文學，2021年入選年度長篇小說榜的《民謠》（作者：王堯，《收獲》2020年第6期）屬傳統文學，其上榜評語是這樣的：

小說聚焦一個少年成長中的數年，卻雜糅著回望的現實之眼，在追尋真相的途中，歷史煙云遮蔽下的秘密層層裸露，記憶不斷被遺忘又不斷被想象修復，雜篇外篇的補充和鑲嵌插入形成了層層疊加的結構，這種對文本多樣性的大膽集聚，使得反思具備了微妙的深。樸素、清晰、準確，《民謠》的語言效果是令人難忘的，它使歷史有了新的可感知性，同時又提供了一種新鮮的鄉村倫理洞察。詩意在這里的作用，是更為有力和可堪回味的，表明了悲憫的珍貴性。

——《2021年花地文學榜·長篇小說榜》，《羊城晚報》2021年10月24日。

同時入選網絡文學榜的是網絡小說《長樂里：盛世如我愿》（作者：驍騎校，番茄小說網），其評語是：

作者用洗練、細膩而張弛有度的文學筆觸，講述了一個從民國到現代“重重諜影，百年愛戀”的精彩故事。主人公的時空穿越將歷史的大變遷錨定在心靈的小觸點，其所提供的人物關系與豐沛細節，足以讓我們從支離破碎的歷史斷片中找出線頭，通過歷史對位，一點一點拼湊出一個最接近真相的傳奇。栩栩如生的人物和豐盈傳神的故事橋段，讓我們從中聽到的不僅有歷史足音，還有我們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碼。

——《2021年花地文學榜·網絡文學榜》，《羊城晚報》2021年10月31日

《民謠》和《長樂里：盛世如我愿》同屬長篇小說，一個發表在傳統純文學期刊，一個發表在文學網站。它們所描寫的生活內容、故事架構、人物形象、藝術風格各有不同，但評委們對二者的評價卻有許多相似之處——均是從社會歷史視野和倫理情懷上評判作品的人文審美價值，并就此做出精到的藝術分析。可以說，思想性評價和藝術性評價，就是二者在評價尺度把握上的“異中之同”。

然而，網絡文學畢竟是“網絡”文學，前置“網絡”二字不僅是對它的媒介限定，更是一種文學的本體命名，意即它是一種有別于傳統文學的具有相對獨立品格和內涵界定的新型文學，是人類文學史上的一種“節點式”存在。因為“今天的整個文學觀、文學生產方式、文學制度以及文學結構已經完全呈現與‘五四’之后建立起來的以作家、專業批評家和編輯家為中心的一種經典化和文學史建構的方式差異的狀態。……網絡文學在當代中國，任何基于既有文學慣例的描述都無法滿足獲得命名權網絡文學的野心。尤其是網絡文學和資本媾和之后”[2]。

有關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的差異，各種持論甚多，除顯而易見的傳播載體和媒介方式不同外，還可以從作者身份、創作方式、文本構成、功能作用等許多方面做出相異性描述，但從文學評價的角度看，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的“同中之異”主要有三：

一是資本的力量成為網絡文學行業生存的經濟支柱。從“付費閱讀”到類型小說的商業變現經營，再到網文IP分發的多媒體產業鏈增值，網絡文學已經歸屬為GDP統計范疇的新型文創產業。中國作協發布的《2020中國網絡文學藍皮書》顯示，我國數字閱讀行業年產值達372億元，通過IP全版權運營，網絡文學間接或直接影響了影視、游戲、動漫、音樂、衍生品等泛娛樂市場，拉動下游文化產業總產值超過1萬億人民幣，無論是商業氣息還是產業規模，都是傳統文學所無可比擬的。

二是粉絲互動性介入對網絡文學創作形成“讀者干預”。這與傳統文學獨立創作、一次性發表的生產體制大相徑庭。網絡作品不僅是“可讀”文本，還是“可寫”文本，這不是指“同人寫作”之類，而是說網絡創作會自覺不自覺地被讀者的評說所影響，讓粉絲在“讀寫互動”中介入甚至干預作品創作。例如，辰東在創作《圣墟》結局時，一開始把石昊（荒天帝）和葉凡（葉天帝）兩大人設給寫毀了，很多讀者接受不了，“圣墟吧”中一時差評如潮。在粉絲壓力之下，辰東不得不重寫故事結局，這才平息輿情。魚人二代說，他在創作《很純很曖昧》時，“原來設置的大綱200萬字或者300萬字就結束了，但是讀者會說，你這塊應該再加一個這樣的情節，或者那個地方應該設置一個那樣的情節。結果他寫了400多萬字還沒結束”。網文作品、特別是網絡長篇小說都是在“續更”中完成的，網絡媒體為“寫與讀”（包括“讀與讀”）提供了即時互動、自由交流的空間，于是“追更”者便可以便捷地在“網絡廣場”說三道四、評頭論足，從而對創作和理解作品產生影響，這樣就構成了網絡文學的“網生性”特質，評判作品的“網生性”就成為解讀和評價網絡文學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這是網絡文學有別于傳統文學的另一個“同中之異”。

三是網絡傳播媒介帶來的影響力不同。網絡媒體是一種“宏媒體”（macromedia）—規模巨大，可達全球級的受眾規模；網絡媒體又是一種“元媒體”（metamedia）——媒體中的媒體，具有強大的容載力，可以將報紙、廣播、電視等所有媒體的傳播優勢一“網”打盡，還可以借助“萬維網”鏈接，讓“病毒式”信息傳播無遠弗屆。這樣，頭部之作一夜升溫火遍全網常常是大神作家的標配。辰東新作《深空彼岸》2021年上架時，首訂即高達7.2萬。老鷹吃小雞《星門》在2021年7月19日上線后的24小時內，接連斬獲打賞榜、月票榜、簽約榜、出圈榜、男主角色星耀榜五大榜單榜首。言歸正傳新作《這個人仙太過正經》上線不到4小時，作品收藏就成功破10萬，上線24小時后作品收藏近20萬，獲超1萬的推薦票。會說話的肘子的新作《夜的命名術》更是以多項紀錄成為2021年現象級小說，該作上線5分鐘突破3000訂閱，1小時突破13500訂閱，12小時突破35000訂閱，21小時突破53000訂閱，打破了起點中文網的首訂付費記錄，單月吸引65萬人閱讀，單月15萬人付費打call，閱讀人數、收藏人數、均訂數、付費人數、付費金額等均打破多項歷史記錄。[3]借助迅捷的傳播而飆升的文學影響力，正是網絡文學較之傳統文學的一大優勢，也是我們評價網絡文學、構建網絡文學評價標準和體系不可忽視的一個維度和內容。

于是，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的評價標準之間的關聯就隱含了不可不察的“邊界嵌套”，因為二者間的異中之同與同中之異，已經預設在評價理論建設的觀念背景中。其中，思想性和藝術性標準側重異中之同，而更倚重同中之異的則是產業性、網生性和影響力標準。它們猶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側重“同”強調的是文學的本性，顧及“異”則在于錨定網絡的特點，這便是網絡語境勘定的評價標準的第一個規制。

2、線上評價與線下批評的“標準適配”

網絡文學批評有兩個陣地，一個是在線批評的線上陣地，另一個是離線批評的線下陣地。兩個陣地偶爾會有交集，如線下批評家可能上網以“粉絲”身份網絡沖浪或發言，線上的深度長評也可以發表于線下紙介媒體。但一般而言，線上評論與線下批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陣營，前者是網絡文學評論主陣地，因為“網絡文藝的創作與評論、生產與消費基本都是在網絡虛擬空間完成的，線上評論的火爆正是得益于網絡文藝的在線創作、虛擬存儲和在線傳播與消費，是借力數字化媒介的流量效應而獲得的技術紅利”[4]，無論是人氣、熱度和影響力，還是參與的廣泛性、反應的敏銳與直接性，線上評論都勝過線下批評。后者主要是指傳統平面媒體（報紙、學術期刊）上的網絡文學批評成果，批評陣營的主體是學院派批評家和傳媒學人。學院派是傳統批評的代表，他們自信地秉持積淀千年的文學傳統，一般都擁有較高的專業學養和較強的思維與表達能力，發表的批評成果更為專業和厚重。但從當下的網絡文學批評實踐看，學院派網文批評聲音仍然十分弱小，其原因有二：一是邊緣化學術地位限定——網絡文學理論批評尚未納入傳統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其研究地位得不到學術制度的支持，致使介入網絡文學批評的學人不多，其寥若晨星的批評與線上眾聲喧嘩的熱評熱話形成鮮明對比；二是批評本身的隔膜，難以擺脫書寫-印刷文化研究范式的影響，或帶有“精英批評話語偏見”，如研究者所言，他們“使用的是再現說的真實性標準、表現說的情感標準、接受說的再創造標準、文本說的形式結構標準來評估網絡文學”，看不到網絡文學的產業價值，理解不了“藝術和商業如何結合的探索價值”，也“看不到網絡文學這樣個性化價值”。[5]

線上線下兩個陣營，兩種聲音，能不能建立起統一且適配的網絡文學評價標準呢？黑格爾說：“藝術的基礎就是意義與形象的統一，也包括藝術家的主體性和他的內容意義與作品的統一。正是這種具體的統一才可以向內容及其表現形式提供實體性的、貫穿到一切作品中去的標準。”[6]既然文學的評價標準是由作品意義與形象的統一決定的，那就意味著無論批評家身份如何、評價的“語場”何在，都是可以用規制的標準去判斷和評價的，也就意味著我們構建的批評標準對線上批評或線下批評都應該是適配的、兼容的，可以共享的。二者的差異只在于，批評者主體條件和立場站位有所不同，評價作品時的出發點各各有別。線上的網民粉絲“求爽”而聚，他們以“趣緣”為紐帶，為“愛”買單，對自己感興趣的作家作品發聲，或褒或貶，都以“我”為限，是感性的，隨意的，帶有很強的主觀性。他們的評價也會自覺不自覺地使用一定的評價標準，但其持論的“標準”可能是模糊的、源于個人喜好的、未經理性沉淀的，是限定在評價公理意義上的最大公約數。請看讀者對《誅仙》的在線評論：

其實真的感謝蕭鼎大哥，這本《誅仙》給所有喜歡它的人帶來了快樂和幸福，雖然還有一縷哀愁，可是《誅仙》依然完成了我們這些《誅仙》迷們心里最純美的愛情暢想。那些最美和最凄然的過往在《誅仙》里我一一看到，并感受到了。

——豆瓣讀書·《誅仙》的書評

也許我膚淺，我愛那一抹綠衣，襯著斜陽的余輝，回眸一笑，淺笑間清脆的鈴聲響徹山谷，從開始到最后，我始終喜歡碧瑤，一個從開始到最后，對自己的愛都沒有任何猶豫的女子，世間少有。

——誅仙吧·魔魔公主

線下的專家評價則大為不同，同是評價《誅仙》，請看兩例：

《誅仙》講述少年張小凡歷盡艱辛戰勝魔道的曲折經歷——正道與魔道的道德對立、強烈的懸疑色彩和魔法氛圍、千奇百怪的武功、似是而非的傳統文化,夾雜著動人心弦的愛情故事,使它具備了一個網絡文本成功的要素。《誅仙》很好的繼承并開發了傳統文化資源，以老子《道德經》“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思想貫穿全文，同時揉合西方魔幻表現手法。從思想內容到表現形式,既有傳承也有創新,深得讀者喜愛，因此獲得“新民間文學”美譽。

——馬季：《話語方式轉變中的網絡寫作——兼評網絡小說十年十部佳作》，《文藝爭鳴》2010年第19期

《誅仙》的特別之處在于，它把奇幻與愛情，暴力與溫婉，殘酷與仁義，正直與邪惡等水乳交融般地糅合在一起。它借鑒并吸收了黃易小說的神秘，李涼小說的搞笑，溫瑞安小說的恐怖，金庸小說的細膩，形成了獨特的風格。

——胡燕：《奇幻怪誕 至情至性-評玄幻武俠小說<誅仙>》，《當代文壇》2006年第5期

很顯然，這兩段專家批評與網友的在線評價相比，不僅知識視野、觀點、思考格局不同，表述方式也更為理性、深刻和嚴謹。

兩類評價構成了網絡文學批評的整體風貌，它們看似“兩股道上跑的車”，實則呈互補關系：在評價效果上實現了理性與感性、偏客觀與偏主觀的互補，在評價身份上體現了專家評價與大眾批評的互補，在評價方式上實現了長評與短論的互補，在持論視野上實現了“知識考古”與生活經驗的互補，而在影響力上，則實現了學界影響與業界影響的互補。對網絡文學發展而言，兩種評價方式是可以并存的，它們各有其用，異能而同工。從批評標準的角度看，網民的在線評說與線下的專業批評雖然各有站位，但并無“排異”之虞，二者秉持的其實都是“文學”的立場，區別只在于一個是“喜歡不喜歡”，一個是“深刻不深刻”；前者直抒胸臆、有話直說；后者則溯源明理、曲徑通幽。二者依從的都是“網絡文學”標準，不同的只在于線上批評更注重“爽感”前提下的藝術性、“快樂”支配下的思想性，自由吐槽下的網生性、“有愛”驅使下的商業性，以及“流量”傳播下的影響力。此時，標準的“適配性”猶如一只“看不見的手”，在線上線下同時起作用。

3、網絡文學易變性的“蜂鳥效應”

我們知道，任何一種評價標準都是針對特定對象設定的，具有相對穩定性，至少在特定時間節點上是可以穩定辨識和把握的。相比傳統紙介印刷文學，網絡文學更具易變性、不確定性與可成長性。例如，從微觀上說，“起點模式”[7]下的網絡續更式創作，給讀者提供的是無以確定的“期待式信賴”，作品能否持續吸睛，會否“爛尾”，全憑作者的定力、心境和才情；并且，從理論上說，任何網絡作品都是“可寫”文本，屬“未竟”作品，不僅作者可以無盡續寫或改寫，讀者也可據此接龍“同人”之作。從宏觀上看，我國的網絡文學也一直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從上世紀90年代誕生之初的無功利“文青式”創作，到2003年創立“VIP付費模式”后進入線上經營的商業化爆發期，再到2015年IP概念延伸出文創產業半徑，呈現網文版權全媒體分發的泛娛樂產業鏈增值期。在此期間，網絡文學從“文”到“藝”，從“藝”到“娛”，再從“娛”到“產”，形成了“文→藝→娛→產”內容聯通的商業化、社群化閉環；不僅如此，從早期聚集于“榕樹下”的五大寫手（痞子蔡、安妮寶貝、李尋歡、寧財神和邢育森）的現實題材創作，到類型小說風口期“中原五白”（我吃西紅柿,天蠶土豆,唐家三少,辰東和夢入神機）的“玄幻滿屏”獨霸網海，再到近年來以《大江東去》（阿耐）、《網絡英雄傳》系列（郭羽、劉波）、《匹夫的逆襲》（驍騎校）、《浩蕩》（何常在）、《朝陽警事》（卓牧閑）及《滬上煙火》（大姑娘）為代表的現實題材創作的“倡導式”回歸，網絡文學的嬗變既具階段性，又有連續性，以至于歷經免費時代、付費時代、IP時代、移動自媒體時代、再到免費與付費并存時代……面對如此多樣的變化，我們如何能用相對穩定的批評標準去評價這種不斷易變的文學現象呢？

從觀念邏輯上解讀這一現象，仍然要回到“網絡”語境，厘清這一語境規制的評價標準之于網絡文學評價的“蜂鳥效應”。我們知道，蜂鳥體積很小，是翅膀扇動最快的鳥，善于持久地在花叢中徘徊、懸停或倒飛。蜂鳥的形體和功能是自然選擇而進化的產物——植物和昆蟲相互適應、互惠共生產生了花蜜，蜂鳥為覓食花蜜而逐漸改變了骨骼結構，進化出扇動翅膀的方式，最終，植物的繁殖策略促使蜂鳥完成了鳥類進化史上最不可思議的身體變化。人們據此總結出一個事物發展的規律：當人類需要解決某個具體問題的時候，就會出現新的發明創造，并產生連鎖反應，形成調適、創新，再調適、再創新的階梯式循環，這種由創新實踐帶來的意外效果便被稱之為“蜂鳥效應”。例如，互聯網原本只是一種通訊工具，但它的出現卻讓我們有了網購、在線支付、網上娛樂、遠程辦公、線上課堂……促使人類社會幾乎所有領域均出現重大變革，人類的“數字化生存”就是互聯網創造的“蜂鳥效應”。

網絡文學的評價標準與這一文學的易變性之間也會因“網絡”語境的特殊規制而形成“蜂鳥效應”：由于網絡文學的出現而產生了相應的評價標準，又因為網絡文學的變化而創生出新的評價標準。早期的網絡文學不具有商業化特質，也缺少類型化長篇的“續更”和粉絲“追更”與互動，因而評價它們時基本就是傳統的思想性、藝術性評價尺度。

那個時期的網絡文學基本是“紙介文學的電子化”，評價它們仍需沿用傳統文學的評價尺度，如思想性與藝術性統一所體現人文審美價值等等。后來，網絡文學建立起自己的商業模式，文化資本大幅進入網文市場，特別是盛大文學（2008）和閱文集團（2015）的成立，讓作品變現迅速在類型小說市場發酵，再經IP分發全媒體改編的N次增值，資本的力量成為網絡文學的開路先鋒，粉絲經濟成了最具潛力的變量，而新媒體強大的傳播力則成為邊際收益遞增的引擎。此時，諸如依托市場績效的產業性、源于傳媒技術的網生性、聚焦傳媒效果的影響力等評價網絡文學的新標準就應時而生，這便是網絡文學異變性施之于評價標準所帶來的“蜂鳥效應”。這一由“網絡”語境勘定的規制讓批評標準擁有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歷史合法性，也讓一種評價標準在不斷完善中保持自身的理論活力和評價實踐上的“抓地力”。于是，“網絡”的意義早已走出媒介工具論的窠臼，而以連綿的“蜂鳥效應”在不斷變化的網絡文學現場與它的理論批評建設之間架構起“語境”的橋梁。

二、網文評價標準創設的兩大依憑

構建網絡文學評價理論、探析其評價體系和標準，一方面源于強勁的現實訴求，同時還需要依托于富含文學觀念的理論資源，它們構成評價標準的兩大邏輯依憑。網文現場對批評標準的熱切期待，以及基于特定文學觀念的理論邊界，形成了歷史實踐與理論邏輯的雙線并立，網絡文學的評價標準就建基于這兩大“基座”之上，這便是我們試圖建構網絡文學評價標準的學源和學理。

1.現實基礎：網絡文學創作實踐的迫切需要

中國的網絡文學以疾馳的步履奔涌前行，走過了30年風雨歷程，開始邁向轉型升級、提質進階的歷史風口。憑著品類豐富的作品、泛娛樂消費和跨文化傳播的強勁影響力，網絡文學浮出歷史地表的速度和形貌超出人們的意料，已經成為當代文壇最受關注的文學新銳。此時，構建網絡文學的評價體系已是這一文學創作實踐的迫切需要。

我們知道，伴隨互聯網在中國的快速普及，網絡文學已成長為一個文學“大個子”，其所創造的“海量”作品，以通俗性、娛樂化特色覆蓋大眾文化市場，對文學閱讀特別是青少年成長產生了廣泛影響。網絡文學連年亮眼的數據不斷刷新高位極值，讓全社會為之側目。2024年3月22日發布的第5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表明，截至2023年12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10.92億人，互聯網普及率為77.5%，手機網民為10.91億，而網絡文學用戶5.2億，占網民總數的47.6%。[9]第五屆中國“網絡文學+”大會發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各文學網站平臺貯藏的原創作品達2905.9萬部，網文創作者累計超2130萬人，日均活躍用戶約757.75萬人，網絡文學市場規模達到249.8億元。[10]無論就規模、體量，還是覆蓋面和影響力，網絡文學都堪稱“時代現象級”的文學現象，其世所罕見、中國僅有的橫空出世，打造了“世界網絡文學的中國時代”。特別是內容生產上，每天超過1.5億漢字原創作品的巨大增量，在滿足大眾閱讀市場的同時，也讓評論家們讀不過來，更無從評說。我們看一個具體數據：僅起點中文網就貯藏玄幻、奇幻、武俠、仙俠、都市、現實、軍事、歷史、游戲、體育、科幻、懸疑、女生網、輕小說等14個主要類型的原創小說2,933,994部。[11]如此浩瀚的作品靜潛網海，待價而沽，它們經歷了網民粉絲的線上消費，極少數頭部作品以優質IP方式，通過媒介轉換延伸至泛娛樂市場，實現二次或N次傳播，但這都只是文化消費意義上的經濟變現，而非人文審美意義上的價值篩淘，因為批評的缺席或“失語”，使得網絡文學事實上成為一個“自生性”市場，而不是價值干預的“自主性”市場。網絡文學已巍然聳立，可支撐這一文學“大廈”的“基座”卻有待穩固，這個“基座”就是我們認知、評判網絡文學的評價標準。

切入網絡文學現場你會發現，評價標準雖不能包治百病，但網絡文學發展過程中的許多問題，確實都與批評標準有關。譬如，網絡文學從“野蠻生長”步入“品質化創作”的轉型升級階段后，眾口一詞期待網絡文學“高質量發展”，那么高質量的標準是什么？或曰怎樣品相、哪些內涵的作品才算“高質量”？是傳統文學標準下的“高質量”還是要符合網絡文學標準的才算“高質量”？是“學院派”認可的“高質量”還是線上粉絲口中的“高質量”？再比如，近年來大力倡導網絡現實題材創作，富有煙火氣、時代味、民族風的作品大量涌現，改變了“玄幻滿屏，一家獨大”的套路慣習，但一些現實題材作品主流叫好、讀者不叫座的“落地尷尬”表明，怎樣把現實題材寫得好看，把題材優勢轉化為文學勝勢，并未得到很好地解決，現實題材創作與現實主義精神不匹配、不兼容、不同步，已成為時下網絡現實題材作品的一大“軟肋”。那么，現實題材創作有沒有規律可循，如何評判現實題材作品，現實題材與現實主義精神之間具有怎樣的關聯？用什么標準來衡量一個網絡作品是不是現實主義文學？再往前看，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還有“元宇宙”等新興智能科技對文藝的滲透越來越快，從早期的“獵戶星寫詩軟件”“稻香老農作詩機”“宋詞自動創作系統”，到后來的“微軟小冰”、AI詩人“樂府”App、IP機器詩人“小封”，以及外國人發明的“布魯特斯I型”（BrutusI）的人工智能系統、IBM公司的作詩軟件“偶得”等等，我們當如何看待這些“擬主體”創作的作品，又該如何評價它們的價值？如此等等。所有這一切問題的解決無不有待于批評標準或評價體系的科學構建，無不彰顯新媒體文藝發展對批評標準構建的強烈訴求。豐富的創作實踐呼喚文學批評和有針對性的批評標準，而批評和批評標準對網文實踐的回應正是孕育網絡文學批評標準呱呱墜地的現實“基座”。

2.理論鏡鑒：既有學術資源的觀念積淀

網絡文學評價標準構建的另一學源性“基座”是其所依托的富含滋養的觀念積淀和理論范式，它們提供了評價標準構建的學術背景和理論鏡鑒。如果說現實的文學實踐是建構評價標準的歷史實踐基礎，那么，廓清觀念資源，找到其藝術哲學支點則是它的理論邏輯。我們從網絡文學觀念語境出發，將可以疏瀹出支撐其評價標準建構的三大理論資源。

一是傳承和借鑒中國古代文論批評資源，讓網絡文學評價標準構建成為賡續文學傳統、吸納民族優秀文化的學術契機。網絡文學肇始于數字媒介時代，但它基因有自，并非從零開始，而是濡染著千年文學傳統的人文氣質，流淌著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脈”，代代傳承下來的文化基因是網絡文學批評標準和評價體系構建的“觀念臍帶”。例如，孔子論詩以“思無邪”為詩則，以“溫柔敦厚”為詩教。孟子以“知人論世”“以意逆志”評詩，“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強調“文”“詞”“志”的統一。后來，《詩大序》提出抒情言志的詩論觀和“風雅頌、賦比興”的“三體三用”說。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以“知音”論詩，主張“圓照之象，務先博觀”“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然后方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并據此提出“將閱文情，先標六觀”[12]的評價標準。此后，唐代劉知幾的《史通》、司空圖的《詩品》、宋代嚴羽的《滄浪詩話》，再到明清時期李贄的“童心說”、公安派的“性靈說”、王國維的“境界論”等，均涉及文學批評標準的理論與觀念，它們持論角度不同卻無不名理通達，是一筆豐厚的理論財富，應該汲取其中的思想精華，使其對網絡文學批評理論構建提供“真理的顆粒”。特別是古代文論美學中的那些理論范疇，如“比興”“意象”“文氣”“形神”“滋味”“氣韻”“虛實”“意境”“神思”“妙悟”“興觀群怨”“文以載道”“澄懷味象”“乘物游心”“遷想妙得”“目擊道存”“意在筆先”“得意忘言”，以及“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韻外之致，味外之旨”“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等等，它們雖然不是專為文學批評標準問題設論，但其中蘊含的許多精神主旨、價值取向和學理邏輯，無疑會對網絡文學批評建設具有觀念蓄勢和理論啟迪作用。

二是汲取現代人文思想資源，讓網絡文學評價標準構建與現代性思想建立起必要的關聯，以便在豐富的觀念滋養中勘定學術邊界，探尋理論的可能性。這主要包括現代藝術哲學資源、文化研究和文藝理論批評資源，以及現代媒介文化和傳播學資源。對于這樣一個涵蓋面極廣的大話題，我們不妨選點說明之。

現代藝術哲學可以從康德的“藝術自律論”找到現代文藝審美源頭。康德是開啟現代藝術之門的“守門人”，其哲學思想試圖調和并揚棄柏拉圖、黑格爾一脈的理性論和博克、荷加斯等人的經驗論，為尋求自然與自由的統一找到超感性根據，把對藝術和審美經驗的考察嵌入先驗哲學的問題框架，提出“無利害的愉悅”“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等命題，旨在把審美判斷力確定為與知性和理性平行的先天立法能力，從先驗角度論述藝術審美活動的一般特性，引導人們以“人是目的”的正當性在主體哲學框架內確證藝術審美的自律性，這就賦予了任何一種藝術創新的獨立地位與審美價值，對網絡文學及其批評活動認證自身提供了藝術哲學基石。康德之后，黑格爾完成了古典美學的終結，接替現代哲學的“鐵帽子王”是海德格爾。海德格爾的現象學哲學超越審美主體、審美客體二元分立的思維定勢，另辟蹊徑，從人的存在狀態出發來探索美和藝術的根本問題，從“此在的存在方式”探討美和藝術作品的本源，以現象學方法對藝術和藝術作品進行分析，認為 “藝術是藝術品和藝術家的本源”。接著，海德格爾從“世界”和“大地”來闡述對“藝術”的理解，認為藝術是對“大地”的去蔽，對“世界”敞亮，構成本真的存在。藝術是顯現真理的最佳方式，美是真理在場的標志，真理和美讓藝術通向自由，人據此實現“詩意的棲居”。在我看來，海德格爾給予網絡文學研究與批評的啟示主要體現在現象學的哲學方法論上，筆者在撰寫《網絡文學本體論》時曾借鑒“回到事物本身”的現象學方法和“存在先于本質”的本體論追問模式，聚焦網絡文學“如何存在”又“為何存在”的提問方式，選擇從“存在方式”進入“存在本質”的思維路徑，“從現象學探索其存在方式，從價值論探索其存在本質，即由現象本體探詢其價值本體，解答網絡文學的存在形態和意義生成問題”，并分別將存在方式稱之為“顯性存在”，將存在價值稱之為“隱性存在”，最后借鑒現象學方法回到事物本身反思其“何以存在”問題，以圖從理論邏輯的“正題”與“反題”走向“合題”，“將網絡文學本體分析從‘形態’與‘價值’層面延伸至藝術可能性層面，思考其本體的審美建構與藝術導向，完成網絡之于這種文學的藝術哲學命名。”[13]這樣的藝術哲學思路對網絡文學批評理論和批評標準構建有方法論意義。

文化研究和文藝理論批評資源是網絡文學評價體系建設需要關注的另一種理論給養。文化研究被譽為“目前國際學術界最有活力、最富創造力的學術思潮之一”[14]，網絡文學是網絡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社會大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網絡文學與大眾文化之間具有“嵌套”關系，網絡文學評價就包涵了文化影響力批評。20世紀中后期，文化研究成為學術主潮之一。例如，以M.霍克海默、T.W.阿多諾、H.馬爾庫塞、J.哈貝馬斯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對資本主義文化工業和大眾文化批判，為認識社會現實提供了一種系統的分析眼光和方法，用霍克海默的話來說，他們的社會批判理論的意義在于“防止人類在現存社會組織慢慢灌輸給它的成員的觀點和行為中迷失方向，必須讓人類看到他的行為與其結果間的聯系，看到他的特殊的存在和一般社會生活間的聯系，看到他的日常謀劃和他所承認的偉大思想間的聯系”[15]，這對于我們以批判的眼光認識網絡文學與社會的復雜關聯，認識網絡文學批評與日常生活、與大眾娛樂文化消費之間的互滲和互證，開啟了新的思維空間。隨后，英國的伯明翰學派開啟了另一個文化研究新陣地，霍加特的《識字的用途》（1957年）、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1958年）、《漫長的革命》（1961年）、湯普遜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年）等，把研究對象從高雅文化或傳統文學經典中解放出來，注重通俗文化、大眾傳媒文化研究，把理論目光聚焦于工人階級文化、青年文化、女性文化、后殖民文化、日常生活文化，乃至同性戀文化等等。伯明翰學派對電視、電影、廣播、報刊、廣告、暢銷書、兒童漫畫、流行歌曲，乃至室內裝修、休閑方式等世俗生活的文化研究，聚焦于“大眾文化轉向”，這與網絡文學充滿市井煙火氣的大眾閱讀、通俗消費，有著很高的相似度，其許多研究成果都可以為網絡文學評價及其批評標準構建提供新的思維角度、研究方法和理論觀念上的借鑒。“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的興起是與文化研究在當代中國的傳播相輔相成的”[16]，網絡文學理論與批評的興起就是這一傳播在互聯網時代所產生的“同頻共振”效應。對我國影響較大的文藝理論批評資源主要是上世紀初葉的俄國形式主義，以及隨后的英美新批評、法國結構主義和解構批評，還有讀者反應批評、女權主義批評和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等。其中，俄國形式主義對文學語言形式自主性的強調和“文學性”“陌生化”概念的建樹，法國結構主義從結構整體性和語言共時性角度考辨一個文化意義是透過什么樣的結構關系被表達，德里達和耶魯學派的解構批評對作品意義、結構、語言的去中心化、反本質化地“延異性”解構，讀者反應批評把文學批評的注意力從作品文本轉移到讀者的反應上，從閱讀接受和批評活動的主體性方面開拓出文學批評的新領域，以及葛蘭西、盧卡契、本雅明等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以人道主義為出發點，強調文學的主體性，批判資本主義中異化的社會現象等，都有助于我們以更為開闊的學術視野認識網絡文學、介入網絡文學批評，為評價標準建設提供參照。安納·杰弗森、戴維·羅比就曾說：“文學理論不僅能為處理不同的批評觀點提供手段，而且能為建立一個更為合理、有效和自覺的文學研究學科提供基礎”[17]，如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提出的“四要素說”——作品、世界、作家、讀者，四者共同構成文學活動，即可成為我們理解網絡文學結構形態的理論鏡鑒。

對網絡文學評價標準建構影響最為直接的是新媒介文化和現代傳播學。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1997年譯介到中國后，迅速成為許多人認知數字化傳媒的啟蒙書。書中提出的“比特時代”“信息DNA”“人性化界面”“虛擬現實”“后信息時代”“新電子表現主義”[18]等等，是理解網絡文學新銳特征的“觀念鑰匙”。加拿大媒介傳播學泰斗M.麥克盧漢的《理解媒介》透過不同電子媒介的比較，勾畫出新媒介社會的文化圖景，他所提出的“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冷媒介和熱媒介”“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等理論主張，獨具機杼，對我們辨識包括網絡文學在內的新媒體文化具有振聾發聵的影響力。[19]信息傳播學家馬克·波斯特在《信息方式》《第二媒介時代》中提出的有關人類口傳文化、印刷文化和電子文化三段論劃分，以及從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方式概念中發展出“信息方式”概念，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的轉變是從生產方式轉向信息方式開始的，電腦書寫對主客體邊界的重新勘定將導致邏各斯中心觀念的解構，新媒介信息方式諸如因特網和虛擬現實將改變我們的交流習慣，對我們的身份進行重新定位，讓“我們正在從扎根于時空的‘樹居型（arorial）’生物變為‘根居型（rhizomic）’游牧民”[20]等觀點，對網絡文學批評的觀念轉型具有很重要的啟迪和開闊眼界的作用。后來，美國紐約大學的尼爾·波茲曼基于他對后現代工業社會的深刻預見和尖銳批評，以及對媒介文化的深刻洞察，提出了“娛樂至死”和“童年消逝”等著名論題，認為新媒介催生的娛樂文化讓“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21]，這啟示我們在建構網絡文學批評標準時，對這一文學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需要保持一份警惕，并在標準設定中有所體現。

三是當代社會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價值遵循。由國家意志錨定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不僅是網絡文學標準的理論資源，更是評價標準構建的價值遵循和導向規制。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一樣，具有意識形態屬性，網絡文學評價就是要發掘和評判這一文學的意識形態性，以便遵循特定的意識形態內涵去評判網絡文學作家作品，規范網絡創作和經營行為。在我國，特別是新時代以來，網絡文學逐步告別“野蠻生長”而被國家意志納入“文化強國”戰略和主流價值觀載體的范圍，并通過政策法規和領導講話等形式在行業運營和文學生態中得到貫徹落實，引導和規約網絡文學逐步發展成為社會主義文學的一部分，讓網絡作家成為建設文化強國的有生力量。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作家要創作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社會主義文學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而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并針對網絡文藝指出：“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改變了文藝形態，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藝類型，也帶來文藝觀念和文藝實踐的深刻變化。……我們要擴大工作覆蓋面，延伸聯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們，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團結、吸引他們，引導他們成為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有生力量。”在這次重要講話中，習近平還提出四個具體的評價標準：“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22]，這是我們構建網絡文學批評標準的根本遵循。2021年8月2日，中央宣傳部等五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要把好文藝評論方向盤，加強文藝評論陣地建設，開展專業權威的文藝評論，增強文藝評論的戰斗力、說服力和影響力。[23]2021年12月14日，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號召廣大文藝工作“在培根鑄魂上展現新擔當，在守正創新上實現新作為，在明德修身上煥發新風貌，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文化創造，展示中國文藝新氣象，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的價值引導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動力。”[24] 2017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還出臺了《網絡文學出版服務單位社會效益評估試行辦法》（2017），讓當代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價值規制成為構建網絡文學評價理論、設置評價體系和批評標準的剛性約束和制度保證。

參考文獻

[1]筆者一直認為，今日所說的“網絡文學”，一般都是指的網絡原創文學，即由網絡寫手創作、在互聯網上首發、供文學網友在網上瀏覽的文學作品。參見歐陽友權主編：《網絡文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頁。

[2]何平：《網絡文學就是網絡文學》，《文藝爭鳴》2017年第6期。

[3]參見歐陽友權主編：《中國網絡文學年鑒（2021）》，第四章“熱門作品”，北京：新華出版社，2022年版。

[4]歐陽友權：《網絡文藝評論亟需建強線上陣地》，2021年8月26日，見http://www.00444477.com/n1/2021/0825/c404027-32207460.html。

[5]單小曦：《網文，何時受文學史待見？》，《半月談內部版》2022年第1期。

[6][德]黑格爾：《美學》第2卷，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75頁。

[7]“起點模式”即起點中文網2003年創立的“VIP付費閱讀”商業模式。網站通過簽約大量寫手，儲備豐富的原創作品，然后以付費訂閱、打賞、月票等各種商業手段對作品進行市場化開發運營，以謀取利益的最大化，從而形成作者、讀者、網站平臺的利益共同體。“起點模式”是中國網絡文學產業化的核心，也是催生網絡類型化小說爆發式增長的經濟驅動，對整個行業發展影響巨大。

[9]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53次《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24年3月22日，見https://www.cnnic.net.cn/n4/2024/0322/c88-10964.htm。

[10]裘晉奕：《<2020中國網絡文學發展報告>在京發布：國內市場規模已達近250億元》，2021年10月9日，見https://www.sohu.com/a/494157158_120388781。

[11]這14類小說分別是：玄幻721722部，奇幻159241部，武俠45378部，仙俠236460部，都市374244部，現實43492部，軍事20623部，歷史77225部，游戲108311部，體育9109部，科幻157333部，懸疑66996部，女生網800370部，輕小說113490部。起點中文網：https://www.qidian.com/，2021年11月26日查詢。

[12]劉勰提出的“六觀”評詩標準是：“一關體位，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見劉勰：《文心雕龍·知音》。

[13]歐陽友權：《網絡文學本體論》，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頁。

[14]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編者前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

[15][德]M. 霍克海默《批判理論》，李小兵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頁。

[16]陶水平：《文化研究的學術譜系與理論建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480頁。

[17][英]安納·杰弗森、戴維·羅比：《西方現代文學理論概述與比較》，陳昭全、樊金鑫、包華富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9頁。

[18][美]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19][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20][美]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結構主義與社會語境》，范靜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25頁。

[21][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消逝的童年》，章艷、吳燕莛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頁。

[22]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23]中央宣傳部等五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2021年8月2日，見https://www.163.com/dy/article/GGDTK777053469RG.html。

[24]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光明日報》2021年12月15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