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家石一楓時常強調，希望自己的小說寫得“好看”。

“倆犯人被押送到看守所時，警察杜湘東正為調動的事兒憋悶著。”這是石一楓小說《借命而生》的第一句。一個懷揣刑警夢想、想離開看守所的郁郁不得志的警察，此后20多年命運軌跡，卻被他自己選擇停留在原處。

最近，由這部小說改編、陸川執(zhí)導的同名電視劇上線“迷霧劇場”。片頭，秦昊飾演的看守所管教杜湘東推著自行車在漫天大霧里徘徊。

一樁案件，兩個越獄的嫌犯，讓看守所管教杜湘東從此走上了追捕之路。隨著時間拉長，這場追逐滲透進當事人的生活，甚至改變了他們命運的底色。他們強硬地面對生活，演繹出別樣一番驚心動魄。

日前，《借命而生》作者石一楓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他覺得，這部作品在講述“命運的偏差”這一主題。

“所有人命運都出現了偏差，跟他想要的都有偏差：杜湘東剛開始想當英雄、徐文國不想當逃犯、劉廣才最大的理想是當廠長……”《借命而生》中，沒有人的命運與初衷吻合。石一楓想寫的恰恰是：當命運發(fā)生偏差后，每個人又選擇如何面對？

命運的偏差，成了電視劇《借命而生》最大的懸疑。

石一楓曾以小說《世間已無陳金芳》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近年的《地球之眼》《心靈外史》《借命而生》等也贏得文學界的關注與讀者的喜愛。

石一楓說，相較于寓意性很強的《地球之眼》，《世間已無陳金芳》《借命而生》兩部作品更多是深入展現“人”本身的故事。

小說中，警察杜湘東因追捕逃犯耗盡半生，從熱血青年淪為頹唐中年；逃犯徐文國為替弟弟活下去，改寫命運鋌而走險，看似得到機遇，最后又回到原點。

杜湘東的底色是“典型的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人”，追求自我價值的高度實現，認為人有改變自己的能力，自己可以變得優(yōu)秀。“杜湘東和徐文國一樣，都堅信人可以改變命運”。石一楓說。

他希望大家透過杜湘東能夠看到一種人物身上不屈的精神。“如果僅僅是寫一個案子，我是不滿足的，我希望故事有暗線，讓歷經滄桑的人身上不屈的精神伴隨著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看到跨越幾十年的時間感。”

如果小說是魚，那影視化有可能會做成有魚味的紅燒肉——石一楓如此比喻小說和影視的關系。在電視劇主創(chuàng)的二度創(chuàng)作后，原本小說里戲份不多的劉芬芳，成為劇中一個重要角色；原著中以“為了顯示受工傷、整天纏紗布的保衛(wèi)科科長”這一形象的角色，在劇中成為被賦予考大學、學英語，“無法單純衡量對錯”的復雜角色劉廣才，令石一楓本人都感到唏噓。

“越是你看似平平無奇的一個小人物，他的一生其實也是在自己的命運中乘風破浪的。”在《借命而生》中飾演保衛(wèi)科科長劉廣才的演員張晶偉對記者說，他看完石一楓的小說感慨良多。“每個人都自認為是自己生命的舵手，但實際上等你真正快要到達目的地的時候才發(fā)現，原來這不是我們想去的那個目的地，原來我們一輩子都到不了。”

小人物的命運褶皺中藏著厚重的時代印記。命運或許無法戰(zhàn)勝，但在每一次錯位與抗爭中，普通人早已寫下自己的史詩。

石一楓表示，《借命而生》話題比較沉重。透過電視劇，觀眾會看到一個人跟自己較勁、跟別人較勁、跟整個時代較勁，在他眼中這是寶貴的。

他希望觀眾能從這部作品里“看出人生，看到匆匆而去的時光”。

在《借命而生》熱播之際，石一楓發(fā)布了新小說《一日頂流》，又是另外一種“時代觀察”——寫出當下時代中流量所帶來的集體焦慮和精神困境。

《一日頂流》講述一個普通人意外成為“頂流”，通過個人故事，勾連中國互聯網生活的前世今生，以及兩代人命運的兜轉起伏。

“一個人在日常生活里有很多的身份，而近幾年又多了一個重要的新身份——網絡身份。比如你有網名，有‘人設’，有‘賽道’，再比如網絡身份也有不同的地位，比如你有多少粉絲，多少流量，多大影響力。這是附加在當代中國人身上的另一重新身份，也是新生活、新事物。”在這部小說中，石一楓想闡述“命運是荒誕的”這一主題。

文壇評價，石一楓總選擇寫小人物，而且是“體現大時代、大問題的小人物”。

在石一楓看來，如果想寫好一個人，就一定會把一個時代的環(huán)境和現實寫出來。“時代變化很大，一夜之間就能有劇烈的變化，也許一夜之間就能成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