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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書》又名《后周書》，是唐代令狐德棻主持編纂，岑文本、崔仁師等參與修撰的官修紀傳體正史。全書五十卷，其中本紀八卷，列傳四十二卷。《周書》雖以周題名，但實際上記述的是從534年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到581年楊堅代周建隋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史。

承上啟下的歷史樞紐

北周雖國祚短暫，卻在政治制度、軍事體系、文化融合等方面深刻影響著隋唐格局，是連接南北朝與隋唐的核心樞紐。

北周統一進程奠定了隋唐大一統基礎。西魏初期僅控制關隴地區，后期通過吞并后梁占據益州，疆域拓展至今四川、山西、湖北等地。577年，周武帝滅掉北齊，不僅統一了北方，更整合出一套強大的軍事行政體系。隋朝繼承北周疆域與實力后完成全國統一。

西魏北周制度改革構建隋唐政治軍事體系框架。《周書·文帝紀下》記載：西魏初期受東魏高歡軍事威脅，高氏憑借強大軍力頻繁入侵邊境，意圖吞并。面對關中多民族雜居的復雜局面，宇文泰推行關中本位政策。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揭示，這項政策通過融合胡漢各族，形成具有強大凝聚力的統治集團。八柱國統領二十四軍的府兵制架構，不僅是隋唐軍制的淵源，更催生出影響深遠的關隴集團。正如趙翼《廿二史札記》所述，周、隋、唐三代統治者皆出自武川軍鎮，這種軍政集團的延續性成為理解隋唐政治結構的關鍵。

西魏北周繼承北魏歷史遺產推動南北文化融合。西晉滅亡后，江左延續漢魏衣冠禮樂，北方則由鮮卑拓跋氏完成統一。北魏政權混合漢制與北族習俗，“為中原文化注入塞外精悍血液”，西魏北周將之整合為系統制度。這種政治制度、經濟結構、文化認同的深度整合，為隋唐實現“華戎同軌”的文明氣象奠定基礎。

深入理解西魏北周的歷史樞紐作用，《周書》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周書》作為核心史料，勾勒出西魏北周典章制度的發展脈絡。卷二《文帝紀下》詳錄554年“改置州郡及縣”的行政改革，成為研究地理沿革的關鍵文獻；卷一六記載西魏二十四軍的府兵結構，為理解早期府兵制提供基礎；卷二四《盧辯傳》梳理西魏北周官制，反映其雖仿《周禮》實則兼用秦漢舊制的特點；卷二三《蘇綽傳》完整收錄“六條詔書”，揭示西魏北周政治綱領。

不僅局限于政權內部，也廣泛記錄周邊動態，是《周書》的一個重要特點。當時天下分裂，《周書》將東魏、北齊、梁陳興衰進行了詳盡的記載，使讀者對時局一目了然。卷四八為后梁三代君主及重臣立傳，卷四九、五○《異域傳》首次系統記載突厥、稽胡歷史，保存了珍貴的民族史料。這種書寫方式打破東西魏對峙、兼記南北政權，突出了北周“胡漢一體”的民族政策。

《周書》摒棄程式化文書，注重原始資料。卷一一《宇文護傳》收錄宇文護母子書信，成為研究中古社會史的重要素材。卷三一《韋孝寬傳》記載“平齊三策”，主要研究論述北周的地緣戰略。卷四一《庾信傳》全文收錄《哀江南賦》，這為南北朝文學研究提供了經典文本。

作為記錄西魏北周最原始的史籍，《周書》通過典章制度、政權互動、文獻輯錄等多維度的呈現，不僅讓讀者對西魏北周的歷史全貌一目了然，也通過獨特的編纂視角，對制度沿革、地緣戰略與文化整合的深層脈絡進行了有機融合。

北周遺產的隋唐轉化

隋唐政權通過繼承北周政治遺產確立自身正統性，這一過程深刻體現在《周書》的編纂中。唐初編撰《周書》的重要目的，是宣揚李唐先祖功業，構建“受禪于隋，復承周氏歷數”的法統鏈條。要實現這一目標，需通過史書的編撰解決兩個關鍵問題：一是確立西魏北周作為北魏繼承者的正統地位；二是論證關隴政權向隋唐大一統王朝過渡的歷史必然性。

關于北周正統性來源，首要問題涉及北魏分裂后的繼承權之爭。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后，高歡與宇文泰各自擁立北魏宗室，均以拓跋政權繼承者自居。北齊天保二年編撰的《魏書》，以東魏為正統。隋文帝為適應政治需求，命魏澹重修《魏史》，確立“西魏為真，東魏為偽”的基調。《史通》記載此次修史“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從國家層面承認西魏合法性。唐初修史時，《周書》延續這一脈絡，《周書·文帝紀》雖主要記述宇文泰功業，但始終使用西魏年號，通過串聯北魏、西魏、北周譜系，構建完整的法統體系。相比較而言，《北齊書》僅在北齊建國歷史中追溯北魏末年及東魏史事，缺乏正統建構的主動性。

探討隋唐承接北周的歷史脈絡時，令狐德棻刻意采用了多種敘述方式，從政治合法性、制度淵源、歷史記憶等多重角度展開闡釋。令狐德棻在奏疏中明確強調李唐“復承周氏歷數”，但北周并非統一政權，需通過歷史書寫強化其宗主地位。故而《周書》不僅記錄西魏北周史事，還系統記載東魏北齊、梁陳及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動態。如卷四八為后梁三代君主立傳，卷四九、五○《異域傳》詳述對外交往，這種“天下共主”的書寫模式，與《北齊書》局限于區域政權的記載形成了鮮明對比，使讀者在字里行間自然形成北周疆域“包舉宇內”的觀念認知，從而成功塑造北周作為正統宗主國的形象，為隋唐繼承其政治遺產鋪平了道路。

此外，《周書》的編纂也深受唐初門閥政治影響。唐太宗命高士廉編《氏族志》時強調，只按照目前的官職爵位高低來確定等級。這一原則直接服務于“崇重今朝冠冕”的政治目標。令狐德棻同時參與《周書》與《氏族志》編修，在《周書》中特設“八柱國家”傳記，直言“當時榮盛，莫與為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云”。這種書寫既照顧了現實的政治需求，又通過追溯關隴集團的源流，充分構建了李唐與西魏北周的歷史承襲關系。

通過以上編纂方式，《周書》成功地將北周這個割據政權轉化為承魏啟隋的關鍵樞紐。這種歷史書寫方式不僅確立了西魏北周的正統性，更通過譜系建構與門閥追溯等，為李唐政權提供了更充分的合法性依據。

東西對峙的實力逆轉

高歡和宇文泰均出身北魏邊鎮，在王朝末年的動蕩中崛起為權臣，分別成為北齊、北周政權的奠基者。東、西魏分裂初期，東魏憑借富庶占據優勢，但最終西魏逐漸強盛，北周更滅北齊統一北方，為隋朝統一奠定基礎。這一逆轉，與雙方治國策略及北方民族局勢密切相關。

二者的差異，首先體現在經濟與社會治理上。東魏北齊占據關東富饒之地，卻縱容豪強兼并土地。宋孝王《關東風俗傳》記載，天保年間官府曾強征民田充公，但后期又將土地賞賜給權貴外戚，導致肥沃土地盡歸豪強，普通百姓無田可耕。《通典·食貨典》指出，這種狀況造成富人田連阡陌、窮人無立錐之地。《隋書·食貨志》更稱隋初山東地區沿襲北齊陋習，逃避勞役與游手好閑者占人口六七成。同時，北齊大興佛教，寺院不僅占據大量良田，還收容依附人口。此類行為嚴重削弱了國家財力。

反觀西魏北周，宇文泰面對關中經濟凋敝的現實，推行均田制分配土地，創建府兵制強化軍隊，試圖凝聚民心。謀臣蘇綽提出平均賦稅勞役的政策，意在遏制豪強擴張。據《廣弘明集》記載，周武帝滅佛后，原屬寺院的土地人口重歸國家，使得百姓勞役減輕，稅收連年增長，軍隊日漸強盛。這些舉措徹底扭轉了兩方的實力差距。

政治整合與內部分裂更是推動二者走向不同的結局。北齊始終未能化解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其權力結構呈現“胡——漢”“鄴城——晉陽”雙重對立的局面。《北齊書·神武紀下》記載，權臣侯景曾公開表示：若高王在世，我尚能效忠；若高王不在了，我絕不與鮮卑小兒共事。這個話暴露了統治階層的分裂隱患。到了北齊后期，文官祖珽利用謠言陷害名將斛律光，史官痛惜此舉令將領離心，反助敵國復仇。相比之下，西魏北周通過關隴集團融合各方勢力，宇文泰及其繼任者持續推行改革，保持了統治集團凝聚力。

軍事態勢轉變直接反映了歷史結構發生的變化。《北史·斛律光傳》記載了一個標志性細節：北齊文宣帝時期，周軍因懼怕齊軍冬季踏冰渡河進攻，每年都要鑿開黃河冰面；但到北齊武成帝時，雙方攻守易勢，變成齊軍鑿冰防御周軍進攻。這種轉變明顯體現了雙方實力的逆轉。

北方游牧勢力的消長深刻影響東西戰局。北魏分裂后，柔然與東魏結盟壓制西魏。6世紀中葉突厥崛起，西魏通過聯姻與之結盟，而北齊選擇支持柔然。《周書·突厥傳》記載：552年，突厥滅柔然后，北周聯合突厥對抗北齊，形成夾擊之勢。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提出的“外族盛衰之連環性”理論，恰可解釋突厥崛起對北齊滅亡的重要作用。

綜上，西魏北周通過土地改革、軍政整合將潛力轉化為實力；北齊則因土地兼并、內斗不止持續衰弱。加之突厥崛起改變地緣格局，最終推動“東強西弱”形勢徹底逆轉。這一歷史進程也是我們認識北周平齊乃至隋唐統一全國這段歷史不可忽略的一個側面。

（作者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黨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