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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玄同是五四時期重要的新文學活動家和雜文作家，也是現代中國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文字音韻學家。《錢玄同日記》是研究錢玄同的重要史料，2002年5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魯迅博物館主編的《錢玄同日記》手稿影印本，但此稿本字跡潦草、漫漶，不易辨識。自楊天石花費二十多年時間主編的《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于2014年8月出版以來，學界對此日記整理本的文獻價值更加重視，研究者們紛紛專注于從中獲取實證性史料，挖掘錢玄同與同時代文人的互動史實。然而作為近現代私人日記的一種，如若僅僅將這些文字視作歷史材料，無疑是在壓抑錢玄同訴諸筆端的率性和本真，忽視蘊含其中的文學追求。《錢玄同日記》不僅僅是近現代中國的重要歷史文獻，更是承載著日記作者生命體驗與思想表達的文學書寫。

日記始于1905年12月9日錢玄同東渡日本之初，終于1939年1月14日，距錢玄同逝世僅三天，時間前后長達34年，除1911年全年缺失以外，其余每年都有記載。自幼接受了系統的經學教育，在五四時期力倡白話文運動并貢獻了許多白話文章佳作的錢玄同，個人日記可以說是他鍛煉文章寫作能力的秘密陣地，他在日記里談到，“借了寫日記我練習作文”，“不做那枯燥無味的記賬式的文章，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僅是文章，而且是文學’”。錢玄同自我提煉了較為理想的日記寫作標準，那就是讓日記文字“不僅是文章，而且是文學”，反映出錢氏吸納傳統中國“文”之觀念，尊重中國文章的特性及演進的歷史，發揮日記記錄人生、再現日常所見所感的作用。

隨感錄式日記顯文章雛形

翻閱錢玄同日記，可以發現其中保留了諸多文字訓練的痕跡，私人領域的日記是他文章寫作的初始稿本，能夠與其公開發表的白話文章形成互文參照。大致說來，錢玄同的日記文章包含隨感錄式、講義式和筆記式三種類型。其中，隨感錄式日記書寫與其五四時期、《語絲》時期的文章創作彼此相通，可以說錢玄同所取得的雜文藝術成就與他日常隨感錄式日記寫作訓練最為息息相關。

新文化運動初期的錢玄同，思想由復古一變而為反復古，推崇白話文，積極響應陳獨秀和胡適的文學革命主張，他認為：“余謂文學之文，當世哲人如陳仲甫、胡適之二君，均倡改良之論，二君邃于歐西文學，必能為中國文學界開新紀元。”事實上，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第一篇文章《贊文藝改良附論中國文學之分期》之前，他的日記早已進入了“隨感錄”的寫作狀態，跳脫出傳統古文的體式，以一種不假修飾的態度縱意暢言自己的新文學主張。那些通過《新青年》的傳播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激進觀點其實是他在日記中反復書寫醞釀的內容，隨感錄式日記文章的文字風格尤顯激切而峻急。

如他主張應用文改革之文《論應用文之亟宜改良》，源于他1917年1月1日日記中的想法雛形——“其實應用文之弊，始于韓、柳，至八比之文興，桐城之派倡，而文章一道遂至混沌……今日欲圖改良。”他發表的文章《〈新青年〉改用左行橫式的提議》，提倡行文左行橫迤，采用新式標點符號。1917年1月6日、7日的日記就曾寫道，“擬自此學期起，新編者悉改橫行，其上學期之舊者，當以暇日由我自己重行寫印，改從橫式，以期前后一律”，“問號之‘？’、嘆號之‘！’、略號之‘……’，此類皆宜采用。”

魯迅曾這樣稱贊錢玄同文章的風格特點：“玄同之文，即頗汪洋，而少含蓄，使讀者覽之了然，無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見，反為相宜，效力亦復很大。”

講義式日記見說理功底

隨感錄式日記自然是《錢玄同日記》的主體，講義式日記和筆記式日記則穿插其中，相互調和。講義式日記是錢玄同根據任教學校課程要求和個人經驗編寫的講義文本草稿，突出特點是“分章節立標目”“結構清晰”。

錢玄同一度在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孔德學校執教，講授音韻學、文字學、說文等課程。錢氏常常述而不作，講義式日記能夠見出他平日探索文字音韻學積淀的深厚功底，也是他治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比如，1927年9月15日，他用樸素平實的文字配上栩栩如生的圖畫解釋“鳳”字在甲骨文、鐘鼎文、金文、隸書中形體、字義的流變；1927年9月24日“燈下定古韻之目，段氏平上入三聲之說甚是，故共廿八部之外，尚須分出五部，上聲為卅三部”，緊接著排列古韻各個層目；1930年11月23日記錄《國音常用字匯》匯編的進度，聲明自己加入《國語大辭典》工作，是為了糾正近年來坊間新出的大小字典出現的謬誤；1935年9月15日整理家中雜志，以“孔子生之年月日”為主問題，檢閱《輔仁學志》《史記》《左氏傳》《中國報學史》《強學報》等雜志的說法，詳細考據各種說法的正誤；1937年12月11日至23日，分不同章節記述古今字音的差異，用白話文字考證古紐音與國音。這類講義式日記常常因為其晦澀的音韻學知識而被文學研究者忽視，其實借助大文學視野，能夠讀解出錢玄同日記文章說理論證的精深，感受其旁征博引、層層推理的意趣。

筆記式日記凝摘錄文思

筆記式日記談論的內容頗雜，或介紹購入的書籍，或闡發閱讀書籍后的看法，或抄錄雋語趣事，或概評他人文章等等。篇幅適中，短的只有五六十字，長的也不到一兩千字。如1923年4月1日的日記里，錢玄同汲取王守仁、黃宗羲、顏元、費密、章學誠、宋衡等人著作的營養，同時以追問的方式問“今之君子”，其實是捫心自問，表明自身關注社會變化，注重事功的決心。

錢玄同的筆記式日記文章大多注重從閱讀和摘抄的過程中收獲新的見解，同時他在選取需要記錄的書目和摘抄的材料之時就已經將他的意見和情感注入其中，所以筆記式日記書寫同樣是他進行文字訓練的重要類型。諸多筆記式日記從細微處著眼，凝結著錢玄同對文學與歷史、文學與思想的獨特思考，涌動著他思想表達的生命智慧，折射出他借寫作日記與發表文章的互動方式來介入現實、書寫社會人生的自性和活力。

錢玄同在日記中談到，“我以為一個人一生的經歷，至少總有做一篇寫實小說之價值，故日記實在是極有用的東西。”他用不同類型的日記文章記錄不同階段的人生經歷和思想觀念，連接傳統中國的“文”和現代文章，再現日常所見所感。

錢玄同一生中留下的文字以雜文、日記、書信為主要文體樣式，偶有友朋間的賦詩唱和，幾乎沒有從事過白話小說和戲劇文學創作，生前也沒能將自己的文章結集出版。因此，在錢玄同留給世人相對有限的文字遺產面前，相較于他的雜文和書信，錢玄同的日記無疑更能呈現他的文學觀念與文學實踐不斷精進的過程，因為它是文獻性與文學性相互交融的存在。它更能為我們還原歷史時空中未經包裹的錢玄同形象，也更能讓我們緊貼著錢玄同，感受其情之所發，品悟流淌在日記文字里超越歷史時空的文學性。

（作者為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