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柳應作風景看
我的家鄉崇明多柳樹。它是喬木,如果未遭臺風摧折,樹干端直粗壯。兒時,我家門前的民溝邊就有一株老柳,母親說它已活了幾十年,樹皮灰中帶青。每年秋冬時節,總有喜鵲銜著樹枝來筑窩。倘是農閑,鄰居們便到我家朝東向陽的籬笆墻邊坐著,一邊曬太陽一邊看柳樹上的喜鵲。母親說,喜鵲銜一根樹枝就會吐一口血,十天半月之后,做好窩的喜鵲會瘦一圈。農人之獨愛喜鵲,其辛苦耐勞為第一,鳴聲喜人次之也。
鄉下小孩最喜歡的就是柳樹。崇明的柳樹往往間楊樹而栽種,雖然同為喬木,但那垂下的飄拂的柳條,總讓人覺得柳樹要嬌嫩、瘦弱一些。柳枝隨風飄動,自由自在,在溝邊晃動著綠色,晃動著春天的晨曦,晃動著夏天的夕照。童子愛柳,意在此乎?柳條還是我們的玩伴。在柳條變青后、柳葉初生時,我和生民一人折一支,當作馬騎,飛奔在田埂路上。有時也會玩出花樣,把柳條當馬鞭,但那需在宅前場院中。我和生民輪流當馬,在地上手腳并用地爬著往前,又輪流做騎馬人,一邊揮舞著柳條,一邊喊:“寶馬來也!”這是我們從“扁擔戲”(崇明特色,一種小型木偶戲)中學來的。如今想起自己當過“寶馬”,不禁莞爾。
上學了,玩泥巴、折柳騎馬的日子結束了。我讀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村里流行起了《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雙雙化蝶的凄美竟使鄉下老少共情。回想起來,也正是在這時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崇明農村開始松動,村子里自由戀愛風潮漸漸生成。可見,即便在四望皆水、蒹葭蒼蒼的孤島鄉野,對自由愛情的向往也是浪潮一般的。
這本不關我們這些小屁孩的事,然而喜歡在河畔溝旁游蕩的我們,有了新發現:春末夏初垂柳濃密時,月色朦朧的夜晚,村里談戀愛的男女,往往會來到河畔溝旁,在柳樹下私語,柳條輕拂,人在其間。清晨,則是別一種光景:民溝邊,左側是柳,右側是桃,柳葉婆娑,桃花夭夭。桃柳之間是一座水橋,即伸向水面的臺階。有姑娘在水橋上洗衣服,有小伙子在岸邊等著,膽大的還會摘下一朵紅艷艷的桃花,置于水面,送到水橋上。我等頑童上學時路過,見此景,便從書包里摸出早已準備好的碎碗片,在小溝上玩“削水片”。藍花碗片從水面上掠過,又蹦又跳三兩下后沉沒。小溝平靜不再,漣漪頓起,搓碎了水中的桃花柳影。洗衣服的姑娘有點慌亂,小伙子便氣呼呼地沖我們喊:“‘小棺材’(崇明土語,指調皮男孩),尋打?”我們一哄而散,落荒而去。
小學而中學,人長大了,樹長高了。有一天母親帶我去吃喜酒,正好是桃柳下、水橋上的那一對拜堂成親。小伙子是隔條田埂的鄰村人,洗衣服的姑娘還是我家的遠房親戚。回家的路上,第一次,我把柳枝、桃花與愛情聯系在一起。草木生情也!
讀高中時,我們的宿舍是一個大宅子,叫黃家花園。宅溝寬闊,水橋是石橋。溝兩岸,外岸植楊,里岸栽柳。雖說是有年頭的老楊老柳,每年春夏也總是綠意連綿,柳枝拂水。春末夏初的傍晚,晚自習時,教室門口搭起木架,掛著幾盞汽油燈,天上星稀月朗,是一幅美景。與我交好的同學楊彪也好古詩詞,那個晚上,他找到我,遞過一把扇子,要我在上面寫幾句詩。我稍作思考便不知天高地厚地寫了一首五言古詩:
當年星月下,偷窺溝邊柳。
不見戀人面,但聞細語柔。
如今夜讀書,恍如江上舟。
茫然水天色,何日泊港口?
港口有楊樹,樹旁是新柳。
卻話三國事,呼朋煮新酒。
看那柳如煙,一絲撥千愁。
男兒有本色,當作四海游!
1962年6月,我應征入伍。我回了趟家,告訴母親:“姆媽,我想當兵,三年后回來,要么上大學,要么回家陪你種花地。”母親嘆了口氣:“你還不到18歲。”臨行前,在學校的大操場上,我代表應征的三個新兵講話,引用了岳飛的“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及古語“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結尾又生出了些許傷感:“再見,同學們,‘此時相望不相聞,愿逐月華流照君’。”
崇明的新兵集中到縣城培訓兩天,三天后離島,列隊行進,歌聲嘹亮。人群夾路相送,楊彪等十多個同學也從廟鎮趕來,擁住我依依惜別。在船舷上和同學們揮手時,看見母親也趕來了,同學們簇擁著她,為老娘擦淚,揮手,再揮手。汽笛長鳴,江鷗翔集,母親的影子模糊了,同學們的影子模糊了,岸上的楊樹、柳枝也模糊了。我回到船艙,取下背著的軍用書包時忽然發現,書包里插著一根尺把長的半截柳枝,能聞出清香來,附著的一張作文紙上寫著《詩經·采薇》中的四句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當時的語文課本并未選《詩經》,但圖書館能借到。除去楊彪還有誰呢?再想卻心生疑竇:那字跡要比楊彪的秀麗。未及多想,渡輪在上海十六鋪碼頭靠岸,旋即上新兵專列,在暮色中掠過萬家燈火呼嘯而去。
我被分配在某部步兵連,進行了一系列單兵訓練后,被抽調至師戰士演出隊,負責文學創作,包括三句半、快板、對口詞、相聲、詩朗誦、小歌劇、小話劇等。因為創作任務繁重,要熬夜加班,我住上了單間,配有桌子、椅子,還有一大堆空白稿箋及茶葉。在這可以忙里偷閑的日子里,我給楊彪寫了一封長信,提及《詩經》、折柳事,并附詩一首:“半柳應作風景看,一絲綠意拂浩瀚。只為燈下負笈人,星夜依然著意懸。”楊彪回信告訴我,柳枝非他所折,向幾個同學打聽了,都不知情。他提醒我,會不會是哪個女生所為?
我想起,一年前的春天,某日放學后,我在班里寫墻報,一位正在收拾書包的女同學對我說:“徐剛,墻報上能多一點題花或小插圖嗎?比如這期墻報,有你的《楊柳詞》,若有留白處,垂下一根柳枝會很美。”是她嗎?有可能,但后來再無交集。到縣城送行的同學中有她,卻不曾說過一句話,也無特別之處。于是不妨假設:那半柳許是天上掉下的,正好落到了我的書包里。
我要感謝那個送我柳枝的人,我由此生出了描摹柳枝的興趣。“畫人難畫手,畫樹難畫柳”,后來我臨習書法國畫,極愛揚州八怪之一李晴江的梅——梅有千百態,虬曲只其一,以及八大山人的柳——簡筆三兩枝,晃動山野春。
從少年到白發,從江南到西北。創作之余,畫梅寫柳成了我后半生的業余愛好,直到垂垂老去。2025年元旦過后三天,我還為自己即將出版的《左宗棠傳》的封面,畫了一株柳樹。朋友問,那是左公柳嗎?左公柳是左宗棠從湖南家鄉引種的柳樹,是他收復新疆時一路所栽的行道樹。自此,左公也成了大西北植樹防風沙、改變生態環境的先行者。我曾在中國西部風沙線行走,到定西時,見過存量極少、樹干渾身斑駁、飽經滄桑,卻依然綠蔭匝地、柳條拂風的左公柳。
我很難說清,我筆下摹畫的是左公柳,是八大山人的柳,還是故鄉的河畔柳?“柳”者,“留”也,它們皆留在了我的心中,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成為我時常觸摸的柔情纏綿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