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1世紀已經過了四分之一，確如張清華所言，文學面臨著如何歷史化的問題（1）。當我們試圖對2000年以來的中國文學進行觀察和研究時，不得不重新關注2005—2010年前后“新世紀文學大討論”階段被擱置的、未完成的本質問題，即我們如何在中國歷史文明發展與世界現代化交匯磨合的雙重進程中，理解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一至少是百年意義上的文學大轉型？

沒錯，這是我們討論新世紀文學無法繞過的問題，因為新世紀文學不過是20世紀90年代文學的延伸。“新世紀文學大討論”提出了許多富有啟迪意義的問題、觀點和思路，在當代文學期刊編輯策略和話語生成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但它最大的問題是試圖以短歷史觀念去衡量長歷史變遷，最大的貢獻則是在文學領域潛意識地接續了1993年“人文精神大討論”的未盡事宜——如何面對90年代發生的歷史巨變。

中國文學在20世紀90年代不僅出現了百年甚至千年意義上的巨大轉型，而且至今處于一種未完成且加速進行的狀態中。可惜的是，歷史和它自己開了一個尷尬的玩笑，這一經過漫長孕育和多維交匯才誕生的深刻歷史巨變，在快速結束的90年代和迅猛到來的新世紀的合力夾擊下，被悄無聲息地埋入了歷史地表之下。

不論是2005年還是2025年，我們討論新世紀以來的文學都無法繞過20世紀90年代，無法繞過全球化、信息化、市場化三線交匯對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和文學的深刻重塑與影響，這也是本文著重想要討論的基本觀點和底層問題。即新世紀文學本質上是90年代文學問題，我們應當克服世紀心理、線性進化論、二元思維、意識形態、話語生成等外圍因素的影響，回到歷史與文學的20世紀90年代。從中國與世界百年現代民族國家體系變遷及其文學想象、市場經濟對社會發展與文學創作深刻的塑造、千年文學史上出現了從未有過的信息媒介與文學融合新現象，以及這三者之間的深度疊加和互相影響這些底層問題入手，可能是我們研究新世紀文學創作現象、與前代文學階段關系、重寫文學史、學科發展等重要問題的關鍵所在。

一、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

大轉型與難以命名的文學時代

學界關于新世紀文學的批評與研究主要有兩種表現：一種是展開客觀時間意義上新世紀以來（即2000年以來）各類文學創作現象的本體批評與研究，如孟繁華在這方面做了許多開創性和基礎性的工作；另一種則是將新世紀文學作為一個與其他文學時代相比較的文學發展新階段，對之進行總括性的整體批評與研究，如張未民、張頤武、雷達等人所做的研究。本文側重于后者，將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前20多年的中國文學視為一個整體，擬在文學史與學科史的視野里討論其轉型與定位問題。這必然會涉及2005—2010年發生的“新世紀文學大討論”，以及后期學者的相關重要論述。他們當中有發起倡導者，有反對者，更多的是反思者和深化者。涉及的重要問題有新世紀文學的命名意義及其質疑、起始時間及其依據、創新表現與經典化問題，新世紀文學與當代文學批評及其理論問題，新世紀文學與當代文學史寫作、當代文學學科發展、文學史觀和治史原則等。不論哪方面的論者，他們對新世紀文學的研討幾乎都會直接或者間接地指向一個具有交通樞紐特征，或者說提綱挈領性的要害問題——新世紀文學與前代文學階段的關系及其背后隱含的文學史觀。這也是本文設定的討論主線，因為對這一根本問題的討論，將會直接影響對其他枝葉問題的理解。而是否用“短歷史觀念去衡量長歷史變遷”，或者說在多大的文學史視域里，以什么樣的文學史觀去定位這個文學大轉型階段，可能是本文與其他學者關于新世紀文學理解的根本分歧所在。

張未民關于新世紀文學問題的思考從2005年起大致經歷了編輯策劃—研究倡導—理論闡釋—文學史新解這樣一個過程。作為新世紀文學的策劃與發起者，他明顯地經歷了從編輯倡導向研究論證的轉變。在2005年開設“關于新世紀文學”欄目的編者的話中，他呈現了一種編輯者立場，態度開放但并不像研究者那么堅定地要立論（2）。他解釋了把欄目由“新世紀文學5年”修改為“關于新世紀文學”是因為更“有助于編輯和討論”，“其意在引起文界的關注，也算一種有些破格而隆重的開場方式和編輯策略”。這是一篇混雜了編者按、主持人語和學術文章風格的開場白，張未民的學者靈魂想沖出編輯身份的那種研究熱情在他之后的文章中很快得到了更充分的釋放。

2006年，張未民明確地“提倡開展新世紀文學研究”（3）。請注意，他的欄目名稱、文章題目、獨句成段使用的都是“新世紀文學”這樣一個更具有文學史分期概念特征的名詞，而不是之前“新世紀以來的文學”這樣一個時間范圍的描述句。張未民承認新世紀文學是純時間性、無顯著轉折標志、非斷裂式的演進形態與生長特征，并認為“新世紀文學和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文學有著割舍不斷的關系”。他認為我們比較熟悉的是啟蒙現代性和民族國家現代性，但相對忽略了起源最早、基礎最深、更加注重物質經濟與民生的生活現代性——他稱之為“中國新現代性”。這是他關于新世紀文學最重要的理論闡釋，他認為新世紀文學是高度表征中國新現代性的文學，起始于新時期，可以看成是與新時期文學一體生長的文學（4）。在中國新現代性的理論指引下，張未民堅定地由“新世紀文學”轉向了“文學新世紀”。1978年新時期文學的起點同樣也是新世紀文學的起點（5），“只不過到了新世紀這些年，面對新世紀中國社會和文化氛圍以及文學面貌的巨幅改觀，人們才仿佛突然‘發現’一種新的文學生態和形態揭去了面紗，已然成形”（6）。沿著中國新現代性的理論指向，張未民重新審視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后，將之切分為1、2、3段，而現代文學3則“由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新時期文學’、90年代的‘后新時期文學’和‘新世紀以來的文學’三個部分構成”（7）。張未民關于新世紀文學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的螺旋式上升的認識過程，他最后顯然也意識到了必須要在更開闊的文學史視野里才能看清楚新世紀文學。盡管他對現代文學1、2、3講出了很有意思的一家之言，但我并不認同他的說法，我們的根本分歧點是劃分文學階段的文學史觀及轉折標準很不一樣，這一點容我稍后再解釋。

張頤武依然是按照文化研究的思路把新世紀文學納入新世紀文化中進行整體理解，而新世紀文化則是1995年開始的“大轉型”和“后新時期”文化發展的結果。張頤武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1995年至2005年“一個快速崛起的‘新新中國’正在迅速地超越原有的中國‘現代性’的宏偉的歷史框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歷史角色”（8）。他認為，新世紀文學以來我們認定了自己在世界史中的落后地位，幾代人在抗爭的同時強化了一種“弱者”意識，并在整個世界史中鎖定了這種屈辱的角色。但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中國的發展卻完全超越了這種歷史的設定和焦慮，“十年的光陰正是宣告了全球化和市場化新的時代已經由開端到成熟的過程”（9）。張頤武對引發新世紀文學變化那些深刻底層問題的思考，是一致且具有啟發性的（10），如中國的全球化進程和市場化發展，以及自新文學以來百年中國在世界史中屈辱的“弱者”角色及其在90年代以后的關系轉化等。從新世紀文學與前代文學的關系角度來看，他直接把新世紀文學的變化起源拉回到90年代，甚至具體到1995年，若再寬松點，則和張未民一樣回到了改革開放初期。

雷達是另一位對新世紀文學堅定支持并做出總括性批評觀察的學者。他不僅抓出了觀察新世紀文學最重要的幾組關系，如市場神話、民族書寫與世界意義、科學關系等，而且明確認為“上世紀90年代的文學實踐是‘新世紀文學’的直接經驗和先導”（11），并回溯到全面推行市場經濟的1992年，對發軔于90年代的科技信息與新世紀文學關系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大概是為了回應以惠雁冰為代表的研究者對新世紀文學概念炒作的爭議（12），同時彌補、總結、深化自己之前文章中的觀點，雷達專門著文討論新世紀文學的概念生成，以及與此前文學史分期概念的關聯，它產生的語境與構成，與世界文學的關系變化等問題（13）。2010年，雷達認為新世紀文學“已經成為一個沒有多少選擇余地卻又不得不交付使用的概念”。同時，他認為新世紀文學真正的開始時間“按照約定俗成的習慣表述,它恐怕還是得從2000年算起”，因為“近十多年的‘新世紀文學’，則是以日漸成熟化的市場經濟機制為運行基礎的新媒體時代的文學”（14）。

雷達的研究體現了一個敏銳批評家對新世紀文學關鍵問題和主要關系的直覺把握。以今天拉開更長歷史距離的眼光來看，他和當時許多討論者一樣，對新世紀文學關鍵問題的主次、表里、根葉關系很難做出精準和清晰的處理，有時會把新世紀文學不同維度的問題和不同邏輯的關系混雜在一起。但他在《新世紀十年中國文學的走勢》這篇帶有總結性的文章中有兩個觀點特別值得注意，其一是緊緊抓住成熟化市場經濟和新媒體時代來確立新世紀文學不同于其他文學時段的做法，顯然是抓住了問題的本質。其二是他和張未民一樣，在新世紀文學與前代文學關系方面，也經歷了一個從新世紀文學回到90年代又回到2000年的螺旋式認知過程。

程光煒關于新世紀文學的幾篇文章在處理不同文學階段關系時，往往更加注重文學的細部和內在連接性。如他從新世紀王安憶的《富萍》等幾部作品入手，以“姿態寫作”的角度不僅討論了21世紀、20世紀90年代、新時期的文學，甚至將其與現代文學的魯迅及古代文學的信念和構建方式聯系了起來（15）。他在討論新世紀文學與當代文學史的關系時，相對于斷裂式的超越，更加注重不同文學時段復雜的糾纏性。如新世紀文學之于新時期文學，以及新時期文學之于“十七年”文學。他對新世紀文學的討論中躲開當代文學史或直接從中“抽出”的做法做出了必要的反思，在支持構建新世紀文學概念的同時，也對構建過程中對其他歷史時期的壓抑和遺忘、文壇新“正統”與“異端”的轉換、作家作品的辨認與歸類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擔憂（16）。作為文學史家，程光煒并未像張未民、張頤武、雷達那樣對新世紀文學的起始時間提出明確的說法，但他幾篇文章重點關注的文學時段主要集中在新世紀文學與新時期文學復雜的糾纏上。

於可訓關于新世紀文學的討論文章既有觀點方面的啟發性，也有方法和思路上的實用性。他認為新世紀文學的起點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原因“無疑是由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導致文學的一系列變化引起的”（17）。他在新世紀文學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強調了“對待民族傳統的態度”（18），這和孟繁華關于新世紀文學“向后看”“史傳傳統”等本體觀察遙相呼應。此外，他認為新世紀文學“斷代研究的最終指向，是整體的文學史研究”（19），這和陳思和從學科史的角度理解新世紀文學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具體方法上，他主張通過“編年的系列研究”來把握新世紀文學的特征和規律，將它有效地整合進整體的文學史系列。他的新世紀文學“入史”實踐則在其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論》（第三版）里有所體現，“因‘2000年以來的文學’離我們太近，成‘史’尚待時日，暫只作一個整體的綜合述評”（20）。《新世紀文學的三個問題》可以看作於可訓對自己關于“新世紀文學”之前觀點的一次精要的總結（21），最重要的是，他把引發新世紀文學根本變化的源頭聚焦在了市場經濟和電子媒介這兩個關鍵點上。

從新世紀文學與前代文學關系的角度看，如果把討論文章中提到的重要文學時段單獨拎出來，主要有新世紀文學5（10）年、90年代文學、20世紀80年代文學、新時期文學、后新時期文學、當代文學、現代文學、新文學、20世紀中國文學。其中與新世紀文學關系最密切的是新時期文學和20世紀90年代文學，三者的關系則有斷裂說、起源說、繼承超越說和同構分體說等。加之新時期文學本身也是一個內涵和起止時間不明確的時段概念，新世紀文學又因為自身時間太短且沒有明顯節點標志，總想從之前的文學時段給自己尋找起源合法性，結果在闡釋上就形成了一種剪不斷、理還亂，互相糾纏的混亂印象。這種“文學時段邊界移動”的現象，同樣也發生在當代文學、現代文學、新文學，甚至近代文學身上，這只能說明，從長歷史的角度看，這些概念仍然屬于不穩定的短歷史概念，可能是一種歷史的臨時性選擇，當然也意味著可以對它們進行歷史重構。

新世紀文學大討論列舉了大量文學“新”表現。如出現了以市場運作為手段的市場化文學（或大眾化文學），以網絡傳媒為平臺的新媒體文學、“80后”作家、自由寫手、以及中產化文學、青春文學、打工文學、底層文學、城市文學，還有關于當代文學環境、體制、消費、傳播與閱讀等一系列的變化。但從引發這些變化的底層邏輯來看，基本都會回到全球化（中國與世界百年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市場化（市場經濟對社會發展與文學創作深刻的塑造）、信息化（千年文學史上出現了從未有過的信息媒介與文學融合新現象），以及這三者之間的深度疊加和影響上來。

問題的關鍵是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這三條基線，恰好于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實現了歷史性的交匯。如果我們用這三條基線同時比較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文學進程，相信會是一個有難度但也非常有趣的課題。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我們主要進入的是百年中國文學“感時憂國”和改變“弱者”角色的全球化進程，寬泛一點來說，這一進程可以上推到1840年鴉片戰爭。市場化在百年中國歷史上基本沒有得到長期穩定的發展機會，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中國堅定了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以及2001年加入WTO，都意味著中國在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信息化就世界范圍來看，也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才有的事，而中國的網絡文學則毫無疑問地起源或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

我們從中國歷史文明發展與世界現代化交匯磨合的雙重進程看待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中國文學大轉型，也許就能理解為什么這是一個難以命名的文學時代了。在中華民族有著數千年傳統的主體文脈上接入全球化這支新脈絡，我們用了近一個半世紀才基本消化完。在20世紀90年代，幾乎同時又接入市場化和信息化這樣兩支可能比全球化更有改造力量的新脈絡，短短三四十年時間怎么可能很好地消化掉它們注入文學體內的基因級的變化？即使在風云突變的百年現代文學史的視野里看，20世紀90年代也是一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大裂變時代，和之前高度一體化的“共名”時代相比，90年代進入了一個多線交匯、多維共推的文學大轉型時代。面對市場化和信息化這兩股新勢力交匯并催生的文學大爆炸，我們的文學批評及其理論顯得手足無措、笨嘴拙舌，如關于網絡文學及新媒體，消費與大眾流行文化下的文學創作，科幻、游戲、文學的交叉現象，以及最新的AI浪潮等。如果我們仍然沿用之前的文學批評觀、治史方法和文學史觀念，在新時期文學、90年代文學、新世紀文學，甚至當代文學之間，不斷糾纏其源起與斷裂關系，其實是沒有什么意義的。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并尋找一種跳出既有文學史觀念、擁有更大包容能力的文學史觀和學科框架。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在尊重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變化的事實基礎上，系統升級我們的文學批評觀念與理論。這有點像在AI時代，不能總試圖用舊電腦軟件處理新問題，在關于新世紀文學引發的問題討論中，我們也需要在傳統安卓、蘋果式系統外，開發一套全新的鴻蒙式批評與文學史系統。我們目前還不知道它應該是什么樣，但“續接傳統、面向世界、直面科技、以我為主”應該是題中之義。

二、重寫文學史和學科重構：

新世紀文學誘發的真挑戰

發生在2005—2010年的“新世紀文學大討論”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議題，但如果站在當下立場上，從真正有效的“入史”角度出發，重新反思目前正在展開的新世紀文學的批評與研究，我們在上一次大討論的基礎上應該向哪個方向突圍呢？基本的方向至少有兩個，一個是扎扎實實地做好新世紀文學作品及創作現象的本體研究；另一個則是聚焦于尋找新的觀念重寫文學史和學科重構上來，竊以為這才是新世紀文學及其大討論誘發的真問題與真挑戰。

開展新世紀文學的本體與整體研究是它有效“入史”的兩條基本路徑，并且二者互有關聯。作為新世紀文學最重要的推動者之一，孟繁華與其他從新世紀文學整體研究入手的學者不同，他更多地專注于新世紀以來各類文學創作現象的本體觀察與研究。除2005年的《21世紀初長篇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外，孟繁華之后的文章基本都是以“新世紀”加文學、文學經典、文學現象、（長篇、中篇）小說來命名。他在整體觀察新世紀文學的同時，更加注重對新世紀以來作品的批評與研究。這為我們觀察和理解新世紀文學提供了充分的創作依據。一方面，以孟繁華為代表的研究者側重于對新世紀以來文學創作本體的批評與研究，無疑是我們研究新世紀文學的根基所在；另一方面，新世紀文學已經走過20多年，在更開闊的文學史和學科史視域里，對之展開總體性的理論闡釋不僅必要，甚至變成了所有當代文學從業者們的一道必答題。

從目前出版的文學史著作來看，程光煒、孟繁華的《中國當代發展史》（2011修訂版），於可訓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論》（第3版），朱棟霖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5—2022》（第4版），丁帆的《中國新文學史》（第2版）等，都對新世紀文學做了各種“入史”嘗試，為我們提供了許多直觀經驗。但在文學史觀或者學科構建未取得重大突破之前，我們對新世紀文學的“入史”處理，怎么看都像打了個補丁，或者是從文學史末端新長出的一節尾巴，用矯枉過正的語氣來說就是沒有新的文學史觀和學科構建突破，就不會有突破性的新世紀文學“入史”表現。

如果把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視為一個整體，那作為“本體”的新世紀文學已經具備了“入史”的基本條件和資格，而作為“整體”的新世紀文學似乎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入史”觀念與理論。在“新世紀文學大討論”中，有研究者觸及了文學史觀及學科意義，如程光煒、於可訓、張未民等。另一位重要論述者則是陳思和，他將新世紀文學納入學科發展視角（22），借助現代文學前輩學者樊駿概括的三種學科前景，提出“百年學科年輕說”（注：筆者概括），在更大的文學史和學科史視野里觸達了新世紀文學真正的底層問題。

重新拜讀樊駿的《我們的學科：已經不再年輕，正在走向成熟》這篇雄文，不由會為那一代學者的開闊格局和縱深遠見所折服。樊駿講到早在1986年9月就舉行過專門討論重新界定學科范圍的會議，會議提出的方案可分為三類：

一、主張把現在所說的“近代文學”與“現代文學”合并，通稱“近代文學”（或者“民主革命時期文學”“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文學”)，與史學界關于通史的分期取得一致。主張者有任訪秋、馬良春、陳學超等。二、主張把“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合并，通稱“現代文學”或“新文學”。考慮到當代文學在繼續發展中，有人還建議可以將其中相對凝固、已經告一段落的部分，逐步納入“史”的研究范圍。主張者有王瑤、馮牧、陳思和等。三、主張把從戊戌政變至今的文學作為一個整體，稱“20世紀中國文學”。與此相近的還有主張將上限推至鴉片戰爭爆發，或者再往上追溯到“嘉（慶）道（光）之際”的，基本上把“近代”“現代”“當代”三段文學合在一起。主張者有錢理群、陳平原、黃子平、劉增杰等。（23）

之所以原文引用，是因為這段文字涉及不同代際學者學術思想的傳承接續與發揚光大問題。陳思和在重讀此文后“深深為樊駿先生對學科的深刻見解所打動。他當年所思考的問題,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切合學科發展實際的方向”（24）。陳思和將“新世紀文學”納入學科發展角度理解，從思路上正體現了對前輩學術思想的一種繼承和發揚。本文對新世紀文學的思考，亦是想在理清前輩學者思想的基礎上再試著往前走一小步。從這個角度來觀察新世紀文學的一些文章，如陳思和、丁帆等對新世紀以來文學批評中出現的一些不良現象的提醒，同樣值得警醒（25）。做批評不能老像狗追兔子，見一個撲一個，然后再像狗熊掰棒子，撿一個扔一個，聲望似乎有了，實績卻看不清楚。做研究更是應該注意對不同代際學術思想的梳理承接和發揚光大。

樊駿在文章中非常有前瞻性地告訴后來者，“今后年輕一代的學者的歷史任務，可能是消解現有的格局，把現代文學研究納入更大的學科之內，或者重新建構新的學科。從學科的發展來看，是遲早得這樣做的，并將因此把現代文學研究推向新的階段。”陳思和對新世紀文學的處理體現了一種重新建構新的學科嘗試，他對現當代文學的內涵進行了重構，保留了“現代”與世界性因素聯系的本質，同時將“現代”的時間向前覆蓋了傳統意義的“當代”文學部分，而將原來的“當代”取消，并由充滿活力、正在發生的“當下”替代。簡而言之，他所說的現代文學是由現代文學（20世紀文學）+當下文學（21世紀文學）兩部分組成。他認為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一樣，是可以分成若干階段的，百年文學不過是現代文學的一道序幕，“20世紀文學”是它的第一階段。

陳思和將新世紀文學處理為一種當下文學，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有一定的創新性，但并未改變現當代文學整體觀的基本內涵，因此也有很大的不徹底性。因為隨著新世紀文學不斷向前延伸，將會面對樊駿提出的“相對凝固、已經告一段落的部分，逐步納入‘史’的研究范圍”的挑戰，而這些不斷凝固的新歷史（21世紀進入文學史的部分）和原有的第一階段老歷史（即20世紀中國文學）并非只是時間上的無縫對接，除非我們徹底放棄20世紀文學內部的文學分期，否則就仍然存在用什么樣的文學觀和框架來接納和闡釋這些新歷史的問題。我們總不能在各類文學史的末尾，像火車接龍似的加一節新世紀文學的車廂就萬事大吉吧？

所以，今天當我們再次把新世紀文學作為一個整體對象研究時，應該承擔起一種自覺的學術責任，那就是找準并回到誘發新世紀文學的最根本的底層問題上來，即從文學史和學科史的角度，或從重寫文學史和重構學科的角度，甚至要跨出文學領域，從更大的中華文明發展歷程與世界現代化進程磨合的格局中，理解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這場大轉型。新世紀文學的底層問題絕不是一場學術話語生成秀這么膚淺的學術行為，它向后應該接續起20世紀8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和樊駿提到的學科建構這些重大問題，向前則應該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一種文化與文學方式來考慮。從學科發展和建構的角度看，20世紀90年代的樊駿、21世紀前10年的陳思和，可以說都接續了20世紀80年代的學科方案，并且都以“取消”思路（取消現代文學和取消當代文學）來破除內部壁壘并尋求一種個人化的文學史和學科構建方案。當然，在沒有出現公認更合理的文學史觀和學科觀念之前，大概也只能繼續維持現狀了。

在這方面，丁帆的《中國新文學史》在治史原則和文學史實踐方面也給我們帶來很多直接經驗。丁帆指出：“文學史的命名問題一直在糾纏著許多研究者，以致我們這個學科的命名在不同時期的文化語境中變化無常，讓許多研究者無所適從，尤其是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斷代問題上的爭論由來已久。”（26）和樊駿相呼應，他也認為對新文學史價值觀的重構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成了一個核心問題，而斷代問題則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80多年來始終沒有解決的一個問題（27）。因此，他也認為“對文學史的重寫已經到了一個需要深度考量的關鍵時刻，治史者應有大氣魄，拋棄歷史遺留的沉重包袱”（28），在文學應該是國族的，應該跳出黨派之爭的觀念下，“將中國新文學分為兩大部分，即民國文學和共和國文學，并將1912年的民國元年作為中國新文學的起點”。該教材雖然對新世紀文學進行了實驗性的“入史”嘗試，但也只是為將來文學史的二次成熟篩選提供第一次進入和淘汰的理性支持。丁帆在這部新文學史中除了找回7年時間（1912—1919），更重要的是，他使用了“民國文學”和“共和國文學”這樣一種以國體和政體的更迭來切分文學史邊界的斷代方法，在現行的文學史中，這是我見過的最自然的處理大陸、港澳臺及海外華文文學的一種文學史觀。某種程度上講，竊以為他和陳思和一樣，都是以新的文學史觀在努力開拓前輩學者提出的學科構建之路。

繼“新”和“后”的命名潮流后，近年來關于“大”的命名也漸漸多了起來，如“大歷史”“大文學”“大現代”等。李繼凱在“文化磨合思潮”的理念下用“大現代”理論重構了中國近代、現代、當代文學，他認為可以直接用“中國大現代文學”或“中國現代文學”來統攝，構建“三代整合”、線索分明、內容豐富的中國現代文學通史。這一思路應該說對當年錢理群、陳平原、黃子平、劉增杰等主張的“把‘近代’‘現代’‘當代’三段文學合在一起”的理念提出了一種具體理論方案。他指出，時空二維構成的“大現代”觀念早有經濟學、社會學等方面的學者提出，該理論強調現代化是一個動態、連續的人類文明發展與進步進程，包括現代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自然也包括了“大現代文學”。他特別指出這個“大現代”是古今中外文化融匯、磨合而生成的，彰顯的是文化發展中的“加法和乘法”，并認為“大現代”作為“后古代”可與歷史悠久的“大古代”相對而言，甚至相提并論。而在當今文化語境中倡導和強調“大現代”，“是由于筆者長期以來察覺到了中國文學包括‘新世紀’文學中不少令人糾結困惑的問題，覺得可以嘗試通過基于‘大現代文化’視域的‘文化磨合論’去加以理解和闡釋”（29）。李繼凱的“大現代”理論及其闡釋，向我們展示了一種直面現實語境挑戰、打破現有學科結構的氣概，雖然筆者和他在具體的文學史觀念和分期上的觀點并不一致，但從大的學理邏輯和發展趨勢上，筆者是完全贊同他這種努力的。尤其是他提到的“古今中外化成現代”，在文學史觀上同時考慮了時間、空間、性質，以及主體與他者的辯證磨合關系，而“文化磨合”天然地具有一種中外異質文化的比較視野，這是符合中國近代以來社會歷史發展現實的。

由“磨合論”強調的中外文化及《中國新文學史》對大陸、港澳臺及海外華文文學的處理方式，筆者不由想到對中國文學產生深刻影響的另一個參照者——域外文學，或者說世界文學。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顯示東晉南渡至明正德年代的中世紀，是本土文學受到了印度佛經文學極大影響的時期。從明嘉靖元年到“五四”之前，外來文學的影響消失,近代文學又恢復了它純然本土的特性，而后一直到“五四”以后，歐洲文學界又引起巨大反響，文學史進入現代時期（30）。筆者有一個困擾多年的疑惑，那就是中國現代文學本身就是傳統文學與外來文化碰撞下形成的，不論是“五四”時期，還是改革開放初期，都很明顯地受到了外來文化/文學的影響，為什么我們的文學史著作及文學史觀，鮮有突出中國與世界關系變遷與轉化角度的呢？如果說晚清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古代文學，雖然有佛教文化的影響，整體上依然保留了中華民族文脈的主體特征，那么自鴉片戰爭至今，古老中華與現代世界碰撞和交匯后，“現代世界”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和古老中華的發展歷程整體上是一個關系越來越緊密的未完成狀態。在“新世紀文學大討論”中，學者們有意識或潛意識地將引發新世紀文學變化的深層原因，歸結到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其潛在的參照對象依然離不開現代世界的外來異質性。那為什么我們不在“古老中華與現代世界交匯”的體系中去尋找一種新的文學史觀和學科構建的可能呢？

“古老中華與現代世界交匯”是一種“時間+性質+范圍”的綜合體，它在承認古老中華與現代世界有各自歷史發展脈絡的同時，隱含了一種中華主體與世界他者交匯而產生的復雜辯證關系，允許二者內部或之間發生多線條、多維度、不平衡的交匯（如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科技、民族、發展中、發達等），這些單獨或疊加的交匯既有向后看的歷史包容性，也有向前看的無限可能性。對于從千年未有之變局到百年未有之變局的中國來說，這種古老中華與現代世界交匯的現代性仍未完成。它不是一種必勝的進化論現代性，充滿了不充分性和不平衡性，在我們追求中華民族最偉大復興的征途上，是一種隨時根據交匯的歷史條件發生關系轉化的現代性——不論多么勉強和不成熟，為了使用便捷，筆者暫稱之為“中華現代性”。如果我們用“中華現代性”去觀察和理解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走向現代世界的歷程，不論是政治主權的、市場經濟的、科技文化的，還是大陸與港澳臺，或者中國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抑或理解不同文學時代之間的轉化關系，甚至對百年現實主義流變這樣的文學思潮，以及“新歷史主義”“現實主義沖擊波”“底層文學”“新東北文學”這樣的創作現象，都可以找到相應線條或維度的現代性關聯。

三、新世紀文學與未完成的

“中華現代性”

長期以來，我們使用“現代性”這個概念時，除了約定俗成的內涵，并不怎么強調它的主體（誰的現代性）、復數（多線索發展）、指數（疊加影響）問題，竊以為這是非常有問題的。這也是筆者提出“中華現代性”及其復數表現的原因。這個道理和事實是一目了然的，如同屬中華的中國大陸、港澳臺文學，甚至海外華文的現代性進程、原因、表現可能一樣嗎？再如我們常說的“現代性焦慮”，在鴉片戰爭以后，至少會有“主權”“生產力”“文化”這樣三種有關聯但緩和順序不同的焦慮（31）。這些焦慮在中國—世界視角下的緩釋過程既非一次性完成，也非沒有主次先后的，如臺灣的主權統一問題、生產力的國強與民富問題、中國文化的世界影響力問題等，從“中華現代性”的視角看，不僅是未完成的狀態，有的甚至是非常不充分的狀態，如中國文化的世界影響力。

文學史觀往往有一個簡易而直觀的評判方式，就是文學史分期。有學者指出“中國文學史的分期是一個爭論很多的大問題”，其中主要爭論點在于“各家對分期的標準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因此結論也必然不可能一致”（32）。通過分期確實可以實現對文學史的根本理解。如果把各種版本的文學史、思潮史、系列叢書、重要論文中的文學分期年份羅列一下，自1840年以來，按照時間順序大概有30多個：1840、1892、1894、1896、1897、1898、1902、1903、1907、1911、1912、1915、1917、1918、1919、1920、1921、1927、1929、1937、1942、1945、1949、1956、1957、1962、1966、1971、1973、1976、1978、1985、1989、1990、1992、1993、2000（33）。不論是作為文學史分期起訖或者內部階段的劃分，每個年份后邊必然有一個劃分理由。不同時段的組合則包含了每位撰寫者的文學史觀，其中不同的分期方式，有時甚至會產生一種戲劇化效果——如近代、現代、當代文學存在著大量交叉范圍，這種交叉甚至可以達到取消其中一個學科的程度。以近代文學的起訖時間為例，其開始時間約有4種，最遠可上溯至晚明，最近則是戊戌變法；而其結束時間有3種，最早為五四運動，最晚則會延伸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此說以鴉片戰爭為上限），理由是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百余年，中國社會性質未變，反帝反封建的文學主流未變。現代文學的開始時間從“五四”推進至19世紀末，有的甚至認為其源流可以上溯到鴉片戰爭，甚至更早的晚明，其下限可以延續至1970年代末，甚至到1990年代前后。這種“文學史邊界移動”的現象表明，這三個時代的文學確實存在著“打通”和“整體”的可能，同時也幾乎宣告了文學史的寫作會拒絕簡化的大一統方式，最終只能以多樣化的方式勾勒、拼湊、還原文學史大概的面貌。

“新世紀文學大討論”也同樣在不同文學時段的分期上充滿了爭議。前文我們詳細分析了諸多學者關于新世紀文學分期的觀點，以及關于文學史觀和學科發展的各種論述。筆者不同意張未民關于中國現代文學1、2、3段的劃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的文學史觀和對關鍵轉折年份的劃分都不一樣。以關鍵轉折年份為例，他認為新世紀文學的起點是20世紀70年代末，準確說是1978年；而筆者則認為是90年代，準確說是1992年。他是從中國進入生活現代性（中國新現代性）來確立這個起點的，而筆者則是在古老中華與現代世界多線交會，并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大轉型來確立其起點的。他起點的潛在前續轉折時段是“十七年”與“文革”，而我起點的潛在的前續轉折時段是近代，準確說是1840年。

也就是說，如果我從“中華現代性”的角度來理解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那么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的轉折意義是繼1840年這個古代與現代（非近代）年份之后，第二重要的轉折年份。因為1990年代是“古老中華性”（世界唯一沒有中斷，發展至今的古老文明）與世界現代性自1840年大碰撞后，在經歷民國與共和國現代性方案追趕后，在世界中“弱者”角色開始逆轉的起始年代。而1840年代至1990年代的各個文學史分期節點，都是古老中華與現代世界交匯過程中思想的、翻譯的、報刊的、小說的、變法的、政體的、革命的、戰爭的、事件的、經濟的、文化的等不同現代性的體現。這些多線條、多維度的現代性主次輕重各不相同，在內外不充分性和不平衡性的較量中，匯聚成了中華民族直至當下的近200年的發展史。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式現代化也是“中華現代性”的一種表現。

“中華現代性”多維度、多線條、不均衡、不充分、有主次快慢的發展狀態，需要我們有一種“大斷代”觀念。“大斷代”針對的是更為宏觀的時空比較，如秦的統一，放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可能就是最重要的轉折時代。鴉片戰爭也是中國歷史另一個重要的轉折時代，它的“大事件”特征可以視為中國古代文學與中華現代文學的分割轉折年。沒錯，如果按照“中華現代性”的文學史觀來看，我們可以把1840年以來的文學稱為“中華現代文學”，一部中華性逐漸與現代性相交匯融合的文學史，在學科時間上徹底打通近代、現代、當代，范圍上覆蓋中國大陸、港澳臺與海外華文，性質上代表著古老中國進入現代世界。至于其內部分期，則可根據“中華現代性”貫穿這段歷史的主要方面去切分。不同切入角度的“中華現代性”，自然會形成不同的文學史分期表述，如筆者就側重于從古老中國與現代世界角色變遷及其文學想象來分期（本文暫不詳細論述）。不論哪一種切入角度，其內部文學分期總體來說應該遵循大段“大事件”、各段能貫通的原則。

從古老中國與現代世界角色變遷及其文學想象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及其文學確實具有百年甚至千年的轉折意義。拋開90年代出現千年中國文學史從未有過的網絡新媒體文學不說，它在文學價值方面，一方面，延續了“五四”以來“現代化強國”的歷史承諾，不但要完成對外意義上的強國，更要完成對內意義上的富民；另一方面，在人民“主體的自由”（34）方面重構了與過去和未來的關系。相對于從前，90年代之后在經濟和精神兩個方面，人民主體的自由都成了最主要的需求。

復旦大學談蓓芳從古代文學研究者角度亦發現了20世紀90年代文學的特殊意義。她認為20世紀以前的中國文學，就其總體來說，是政治、倫理等的附屬品，因而強調文學自身價值的觀念在中國始終不占主導地位（35）。所以，“文學回歸自身”的觀念在90年代取得主導地位，在我國文學史上是一個意義無比重大的事件，至少是改變了中唐以來的文學格局；就文學本身而言，其意義似乎不下于五四新文學的形成。也正因如此，80年代雖是在總體上向五四新文學傳統回歸的時代，但作者認為90年代文學將逐漸與五四新文學傳統產生距離，只不過產生距離這一過程絕不意味著背棄五四新文學已有的成就，而是在這成就的基礎上朝著符合文學本身特征的方向發展。所以，她認為把90年代作為當代文學的開始也許是適當的。談蓓芳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因此多了傳統文學的比較視野，她對20世紀90年代文學的肯定不僅僅以20世紀文學作為參照，而是上溯到中唐。

德國漢學家顧彬的觀點也許能從另外一個側面提供參考，他不僅從研究唐代文學轉向現當代文學，而且還多了西方文學的參照。有一次我們聊到20世紀90年代文學時，他同意90年代中國文學發生了大轉型，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第一次有中國領袖公開地說賺錢是好的，因為1992年以前，毛澤東不會這么說，孫中山不會這么說，孔子也不會。1992年以前，賺錢不一定是最重要的，還有一些其他更重要的（36）。他認為，90年代從多方面呈現出一種根本性的社會轉向，如它使得藝術脫離了原先作為政治理念“傳送帶”的身份，從而為藝術家頭一回敞開了一種真正作為個人性立場的可能性（37）。顧彬更多是從社會文化整體環境來討論20世紀90年代的轉型性，只是面對市場經濟、商業化浪潮的侵襲，他對20世紀90年代后的文學批評意見更多一些。

張岱在《夜航船序》里講過一個有趣的小故事。僧人與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談闊論，“僧畏懾，卷足而寢”。待僧人發現士子破綻后乃笑曰：“這等說起來，且待小僧伸伸腳。”（38）作為后學晚輩，面對前輩學者和百年文學史觀及學科構建這樣的龐然大物，拋出“中華現代性”一己偏見，難免多有破綻，唯盼眾僧伸腳時稍留情，免得士子變成破腚。

注釋：

（1）張清華：《為什么要提及新世紀文學的歷史化——幾個關鍵詞的說明》，《當代作家評論》2025年第1期。

（2）張未民：《新世紀 新表現：編者有關開欄的話》，《文藝爭鳴》2005年第2期。

（3）張未民：《開展“新世紀文學”研究》，《文藝爭鳴》2006年第1期。

（4）張未民：《中國“新現代性”與新世紀文學的興起》，《文藝爭鳴》2008年第2期。

（5）張未民：《“新世紀文學”的命名及其意義》，《文學評論》2009年第5期。

（6）張未民：《新世紀以來的文學進程》，《文藝爭鳴》2010年第3期。

（7）張未民：《新世紀以來的文學：思潮與文脈——試論“中國現代文學3”》，《當代作家評論》2018年第4期。此文還有一篇續發表于《當代作家評論》2018年第5期。

（8）（9）張頤武：《大歷史下的文學想像：新世紀文化與新世紀的文學》，《文藝爭鳴》2005年第2期。

（10）張頤武：《論“新世紀文化”的電視文化表征》，《文藝研究》2003年第3期；張頤武：《新世紀文學：跨出新文學之后的思考》，《文藝爭鳴》2005年第4期；張頤武：《回首十年：“新世紀文學”的意義》，《文藝爭鳴》2010年第3期；張頤武：《本土的全球性：新世紀文學的想象空間》，《當代作家評論》2014年第3期。在后三篇文章中，張頤武的論述盡管也會涉及某些新世紀文學創作觀察，但始終都有一個中國與世界關系變化的觀察視野。

（11）雷達、任東華：《新世紀文學初論——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的走向》，《文藝爭鳴》2005年第3期。

（12）惠雁冰：《強悍的宿命與無力的反抗——對“新世紀文學”命名的反思》，《文學評論》2006年第5期。

（13）雷達：《論“新世紀文學”——我為什么主張“新世紀文學”的提法》，《文藝爭鳴》2007年第2期。

（14）雷達：《新世紀十年中國文學的走勢》，《文藝爭鳴》2010年第3期。

（15）程光煒：《姿態寫作的終結與無姿態寫作的浮現 新世紀文學讀記》，《文藝爭鳴》2005年第4期；程光煒：《“新世紀文學”與當代文學史》，《文藝爭鳴》2005年第6期。

（16）程光煒：《新世紀文學“建構”所隱含的諸多問題》，《文藝爭鳴》2007年第2期。

（17）於可訓：《從“新時期文學”到“新世紀文學”》，《文藝爭鳴》2007年第2期。

（18）於可訓：《新世紀文學的困境與蛻變》，《江漢論壇》2009年第9期。

（19）於可訓：《新世紀文學研究斷想》，《文藝爭鳴》2010年第3期。

（20）於可訓：《后記》，《中國當代文學概論》（第3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21）於可訓：《新世紀文學的三個問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新時期與新世紀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第16屆學術年會會議論文摘要匯編，武漢大學，2010。

（22）陳思和：《新世紀文學的學科含義》，《文藝爭鳴》2007年第12期。

（23）樊駿：《我們的學科：已經不再年輕，正在走向成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5年第2期。

（24）陳思和：《我們的學科還很年輕》，《文學評論》2008年第2期。

（25）陳思和：《期望于下一個十年——再談對新世紀十年文學的理解》，《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陳思和：《批評與創作的同構關系——兼談新世紀文學的危機與挑戰》，《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3期。這兩篇文章，前者主要針對作家美學觀念的先鋒性突破問題，后者主要針對批評家同代批評能力問題。丁帆：《新世紀文學中價值立場的退卻與亂象的形成》，《文藝爭鳴》2010年第19期；丁帆：《新世紀中國文學批評摭談》，《南方文壇》2020年第6期。

（26）丁帆：《我們應該如何治中國新文學史——〈文學史的命名與文學史觀的反思〉讀札》，《文藝爭鳴》2021年第10期。

（27）丁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斷代與當下文學的現狀》，《文藝爭鳴》2016年第6期。

（28）丁帆：《寫在〈中國新文學史〉的前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5期。

（29）李繼凱：《大現代文化視域中的“后古代”及“新世紀”文學》，《當代文壇》2022年第1期。

（30）方維保：《論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敘述的“十年情結”》，《揚子江評論》2015年第5期。該文對文學史“十年情結”和“世紀情結”結合文學史料做了細致入理的分析。

（31）見劉江凱：《現代性焦慮的轉向與內化——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現實主義創作現象的一種理解》，《上海文學》2020年第6期；劉江凱：《轉型與深化；20世紀90年代文學研究》，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20。

（32）曹道衡：《試論中國文學史的分期問題》，《文學評論》1960年第1期。文中對馮沅君等《關于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的商榷》一文有觀點對話。

（33）根據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趙遐秋、曾大瑞《中國現代小說史》，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朱棟霖等《中國現代文學史》，朱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教程》，孟繁華、程光煒《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吳秀明《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丁帆等《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德〕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澳大利亞〕杜博妮、雷金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百年中國文學總系”，孔范今《中國新時期新文學史研究資料》等綜合而成。

（34）關于90年代與“主體的自由”相關論述，見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35）談蓓芳：《再論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分期》，《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

（36）劉江凱：《關于中國文學研究與中國當代文學——顧彬教授訪談錄》，《東吳學術》2010年第3期。

（37）〔德〕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第360頁，范勁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38）張岱：《瑯嬛文集》，第28頁，長沙，岳麓書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