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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習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新的文化生命體”這一重大原創性和標識性概念。就其內涵來說，“新的文化生命體”是指經由“兩個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基礎上所生成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為“新的文化生命體”注入了“魂脈”，使該文化生命體從其開端處便置身世界社會主義的運動之中，把實現人類的自由和解放作為目標，因而被賦予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根本性質。另一方面，這一“新的文化生命體”在堅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的基礎上實現了對它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推進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就其特征來說，它在傳承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總體性特征的基礎上，形成三個具體特征，即文化主體性特征、文化辯證性特征以及文化普遍性特征。

關鍵詞：新的文化生命體 中國式現代化 文化主體性 文化辯證性 文化普遍性

一個民族的文化形態在理論中達到它的自我意識，是該民族“文化主體性”的集中表達。一個民族的精神氣質和它的生命活力，總是要通過該民族的“文化思想”達到它的理論自覺。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兩個結合”的時候指出：“‘結合’不是‘拼盤’，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那么，什么是“新的文化生命體”。習近平總書記緊接著對此作了兩點論述：“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把先進的思想理論帶到中國，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引領中國走進現代世界，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推動馬克思主義不斷實現中國化時代化的新飛躍，顯示出日益鮮明的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成為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基于上述兩點論述，本文認為，這一“新的文化生命體”不是別的什么文化生命體，而是特指經由“兩個結合”而生成的新文化所構成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因此，習近平文化思想對中國式現代化所形成的“新文化”作出了深刻而系統的反思，為中華民族自己的偉大復興以及完成它所承擔的世界歷史使命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指明了這一“新的文化生命體”的發展方向。進一步探討“新的文化生命體”及其內涵與特征，構成了理解和闡釋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議題。

一、“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歷史性生成

討論“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內涵和特征，前提是要明確該文化生命體的產生背景，唯當在其誕生的原初語境中，歷史性地把握這一獨特文化生命體的來龍去脈，才能達到對該文化生命體的本質性認知，這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原則。

（一）“新的文化生命體”是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形態自我意識的確立

“新的文化生命體”這一概念作為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創性貢獻，其重大意義在于，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式現代化所形成的“新文化”的理論自覺，標志著對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形態的自我意識的確立。“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內涵包含三個時態，即過去時、現在進行時和將來時。三個時態分別表明：第一，“新的文化生命體”是已經創造出來的文化生命體；第二，“新的文化生命體”是正在繼續自我生長著的文化生命體；第三，“新的文化生命體”是能夠引領“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文化生命體。因此，“新的文化生命體”已經歷史性地在“兩個結合”中生成并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展，但“新的文化生命體”作為一個重大學術概念卻只是在這一文化生命體發展到一定程度才首次提出的。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標志著對這一“新的文化生命體”的高度理論自覺，深化了對中國式現代化所創造的“新文化”的規律性認識。

習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反思了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科學回答了關于人類文明進步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怎樣理解“兩個結合”？怎樣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關系？怎樣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怎樣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新的文化生命體”的精神實質和本質特征是什么？“新的文化生命體”如何堅守文化主體性？“新的文化生命體”具有怎樣的世界歷史意義？如何繼續推動“新的文化生命體”的自我生成？等等，對這些關乎文化建設和發展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的反思性認識，構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內容。

一個民族的文化通常浸潤在日用而不覺的日常思想觀念和生活行為之中，因此文化無處不在。正因為文化無處不在并總被經驗事實具象化，所以人們習以為常地對其難以自知自覺。如何以理論的方式表征自己民族的文化形態，便構成了自己民族文化形態的思想自覺。把文化形態在思想中呈現出來，確立文化形態的自我意識和建構文化形態的自主知識體系等一系列重大文化建設使命，召喚著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確立。習近平文化思想正是通過探尋自己民族文化的源頭活水、追溯自己民族文化的發展歷程、反思自己民族文化的精神內涵、洞見自己民族文化的獨特本質、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世界意義等，實現了對“新的文化生命體”在中華民族自我意識中的確立，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走向成熟的標志。文化形態成熟的重要標志就是，在自己民族自我意識中認識到自己民族文化的精神實質和發展趨勢，并自覺地把創建新的文化生命體作為自己民族復興和推進世界歷史進程的實踐旨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把建設“新的文化生命體”作為一項鞏固文化主體性和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自覺追求。

習近平文化思想對“兩個結合”的規律性認識，是在反思近代以來的革命、建設、改革實踐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概括和總結出來的，這實際上已經深入“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本質。一方面，“兩個結合”構成了“新的文化生命體”得以誕生的“生命之源”。在決定性的意義上，“新的文化生命體”的誕生過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另一方面，這一實際發生著的中國現代歷史，在習近平文化思想中被自覺地“反思”出來，而這一“反思”的結果反過來也進一步彰顯著“新的文化生命體”的自我意識。“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本質在習近平文化思想中得到了集中呈現，也標志著這一文化生命體發展到了走向成熟的階段。正因為它開始走向成熟階段，所以才有資格在世界歷史的意義上成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引領者。在馬克思看來，哲學不僅“解釋世界”，更重要的是“改變世界”。因此，習近平文化思想不僅是對“新的文化生命體”的“理論發現”，而且是面向未來，進一步推動“新的文化生命體”自我生成的“行動指南”。后者在“改變世界”的意義上進一步凸顯了“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文化主體性。基于“兩個結合”而生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在習近平文化思想中達到了高度的理論自覺。習近平文化思想系統地賦予了“新的文化生命體”以科學內涵和本質特征，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文化景觀。

（二）“救亡圖存”作為“新的文化生命體”的“開端”

“新的文化生命體”誕生于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革命實踐，因而從開端處便以“反帝—反封建”的雙重革命作為這一文化生命體的獨特“出身”。這就意味著，“新的文化生命體”在開端處就獲得了它的本質性規定：它不僅完成著對中國古代封建文化的揚棄，而且承擔起世界社會主義反抗資本主義文化的使命。它如果不能打碎封建的和資本的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就無法建立新的文化生命體；而它如果不建立新的文化生命體，就無法徹底打碎封建的和資本的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

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以后，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下，“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文化主體性，直接地實現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從中國共產黨成立起，中國救亡圖存的革命實踐開啟了創建“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新篇章。它所伴隨著的是中華民族這一特殊時期的“民族精神”——“偉大建黨精神”對“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奠基。正如黑格爾在評價“民族精神”的時候所指出的：“只有這種具體的精神，推動那個民族一切的行動和方向”。中國共產黨不斷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進而形成了“新的文化生命體”。該文化生命體就其“開端”而言，不是在其原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發演變中自然產生的文化生命體，而是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經過“分娩的陣痛”而誕生的，同時也是在馬克思主義這一“魂脈”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激活中誕生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沖擊和馬克思主義魂脈的進駐，構成了“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宏闊背景及其歷史性“出身”。

中華民族在近代的不幸遭遇本質上是一次對中華文化的淬煉。由于西方資本的野蠻入侵，導致中華民族近代“文明蒙塵”。但這絕不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自我退化，這一文化入侵無疑是對5000多年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一次考驗，其直接后果是引發中華文化的現代轉型。而這一文化轉型的任務歷史性地落在了中國共產黨的身上。事實證明，中華文明不僅沒有因為西方資本的文化殖民而“中斷”，反而因為經得起文化沖擊的考驗而證明了中華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和主體性，并創建了不同于西方的“新的文化生命體”。一方面，作為“民族精神”的特定歷史形態，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建黨精神”及其革命精神是沖破資本主義枷鎖的文化主體性先導力量。另一方面，完成了“新的文化生命體”的自我創生。該文化生命體不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簡單延續，而是在捍衛自己“文化主體性”的同時，完成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展現了中華文明的現代力量。而且這一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在反抗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殖民擴張中，繼承了馬克思人類自由解放的“文化邏輯”，其不同于西方的“文化殖民邏輯”，是“民族的生存邏輯”和“人類的解放邏輯”。中華民族唯當創建自己獨特的“新的文化生命體”，才能使這一民族得以復興，進而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帶來新希望。

（三）“新的文化生命體”的世界歷史定向

“新的文化生命體”原初就置身于世界歷史境遇。在“反帝—反封建”的雙重革命中，“反封建”是民族性的，而“反帝”則是世界歷史性的，它構成近代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處境中所承擔的直接任務，因此“新的文化生命體”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同時也直接成為“世界歷史”的。這一規定把“新的文化生命體”直接定格為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民族精神相結合的普遍性立場。中華民族也歷史性地進入世界歷史的演進邏輯，并直接成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引領者。這一“新的文化生命體”與馬克思所開創的共產主義實踐的本質是一脈相承的。

資本主義推動了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資本主義文明形態也一度獲得了人類文明的主導性地位。然而，隨著資本主義先天固有矛盾的激化，并在“西方文明中心論”和“文明沖突論”的文明觀中使這一文明形態日趨陷入困境。正是因為洞見到這一文明形態的困境，馬克思開啟了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艱難探索。馬克思改寫了西方傳統的世界歷史書寫范式，采取“五形態”思路重新整理世界歷史，明確人類文明的進步規律，其實質也是在回答“人類向何處去”和“世界向何處去”的歷史哲學根本問題。

“五形態”是社會生產方式變革的產物。唯物史觀以社會形態更替作為基礎來書寫世界歷史，這顯然不同于黑格爾對世界歷史作出的“四個世界”的書寫范式。“五形態”的核心問題是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而黑格爾“四個世界”的核心問題是絕對精神自我揚棄的過程。在馬克思看來，社會形態的更替同時也是人類文明形態的演進。從奴隸社會開始，形成了明確的階級社會并建立了國家，此時才進入“文明形態”。原始社會盡管也有氏族和部落，但依舊處在“野蠻狀態”或“自然狀態”。這樣，在唯物史觀意義上，文明形態就只是從奴隸社會開始，以此演化為奴隸文明形態、封建文明形態、資本主義文明形態。

近代西方文化開始于“文藝復興”，但本質上并非希臘文化的復興，而是資本主義文化的興起。由資本邏輯主導的文化霸權，把人類帶入了一種更加“野蠻”的生存狀態，“工人創造的對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蠻”。對馬克思來說，正如葛蘭西所說的，必須顛覆資產階級的文化領導權，建立無產階級的文化領導權。因此，人類的自由和解放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文化領導權的最高價值追求，因而為確立共產主義的文化形態奠定了基礎。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這一沖破西方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的努力，開啟了“新的文化生命體”的自我生成歷程。以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為標志，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的“第一個結合”。通過“第一個結合”，共產主義人類自由和解放的文化理想直接決定了“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根本性質，并賦予該文化生命體以世界歷史定向。又由于“第二個結合”，“新的文化生命體”不可撼動地扎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從而在“根脈”和“魂脈”的互動中完成了“新的文化生命體”的自我生成。“兩個結合”成為“新的文化生命體”自我生成的唯物史觀原理，并使這一文化生命體獲得了世界歷史定向。

二、“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概念內涵

究竟什么是“新的文化生命體”？這一文化生命體的根本性質是什么？這一文化生命體的價值取向是什么？這一文化生命體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怎樣的關系？這一文化生命體與馬克思主義具有怎樣的內在關聯？這一文化生命體與資本主義文化具有怎樣的區別？這一文化生命體對引領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怎樣的意義？對上述問題的理解構成了“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基本內涵。

（一）“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唯物史觀基礎

由于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并徹底改變了近代以來中國的命運，“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形成，是和“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理論絕對地聯系在一起的。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唯物史觀原理必然包含在“新的文化生命體”之中，并且不是作為這一文化生命體的“構成要素”而存在的，而是作為這一文化生命體的“安身基座”而存在的。

“文化”之所以能夠成為“生命體”，是因為文化表征的是人的生命活動。人的生命活動可區分為自然生命活動和精神生命活動。自然生命活動是吃穿住的生存活動，而精神生命活動就是創造文化。但是，兩個生命向度彼此不能分離，自然生命是精神生命的安身基礎；精神生命為自然生命頒布法則。精神生命活動旨在創造生命的意義和價值，而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作為精神生命活動的產物，主要呈現在思想、道德、法律、藝術、哲學、政治等諸多文化要素（馬克思把這些由精神生命活動產生的文化要素統稱為“上層建筑”）當中。這些文化要素分別從不同的角度為自然生命頒布了真善美的生存法則，并共同構筑了文化生命體。可見，這一創造生命意義和價值的精神生命活動過程也就是文化的自我生成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文化便成為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交互作用的“生命體”。與此相對應，文化被區分為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質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基礎。根據唯物史觀原理，一切觀念上層建筑都由經濟基礎所決定，因而“文化生命體”本質上是人們在解決現實生活世界中的吃穿住問題時，自己為自己搭建制度和頒布法則的生命活動。而解決吃穿住問題在馬克思看來就是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的過程。總之，自然生命決定了精神生命；物質文化決定了精神文化。“文化生命體”不過是處在特定生產關系中的人的“生命活動”的精神表達。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了“文化生命體”的根本性質。

作為普遍交往關系的共產主義是馬克思為人類確立的“文化生命體”。這一唯物史觀的“安身基座”將以如下方式獲得：“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產生一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著‘沒有財產的’群眾這一現象（普遍競爭），使每一民族都依賴于其他民族的變革；最后，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不這樣，（1）共產主義就只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們會依然處于地方的、籠罩著迷信氣氛的‘狀態’；（3）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只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總之，在馬克思看來，文化作為上層建筑是立足于特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因而一個文化生命體的內涵乃是由它所立于其上的經濟基礎的生命活動賦予的。人類為了實現美好生活，而不至于在無謂的資本主義“叢林法則”中自我毀滅，就必須建構自由和解放這一精神生命的文化家園；而為了建構這一精神生命的文化家園，進而要在解決人們吃穿住這一最基本的自然生命活動中找到通往文化世界的更先進的生產方式，這構成了“文化生命體”的唯物史觀基礎。

“新的文化生命體”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性質的文化生命體。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道路、理論和文化所確立的社會生產生活中的交往關系，就是“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唯物史觀安身基座。“新的文化生命體”發端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反帝—反封建”的雙重革命，從那時起這一文化生命體的唯物史觀安身基座不斷自我奠基并走向成熟。在后續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中進一步豐富了它的歷史性內涵。以“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兩大歷史選擇為標志，“新的文化生命體”歷史性地成就于由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的文化生命活動當中；又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開創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該文化生命體既實現了它的現代性主旨，同時又反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此時，“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唯物史觀基礎再次生長為：實現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建設文化強國的歷史實踐。為此，必須從解決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問題入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斷為破解這一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提出新思想、新觀點和新論斷。這一文化生命體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以中國式現代化為依托，錨定了新時代的唯物史觀定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二）“新的文化生命體”是“兩個結合”的實踐成果

“四個自信”本質上涵蓋了“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基本要素。但是，道路、制度、理論和文化這些文化生命體的基本要素從何而來？它們是如何建立起來的？無疑均來自“兩個結合”。進一步，“兩個結合”中包含哪些核心的思想理論和價值觀念？毫無疑問，其一是馬克思主義（魂脈），其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制度、理論和文化均是在“兩個結合”中形成并建立起來的，這些“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基本要素均來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習近平文化思想作為“新的文化生命體”的自我意識，本身就提供了“兩個結合”的思想典范，因而成為文化主體性和文化生命力的最有力體現。誠然，“新的文化生命體”也吸收和借鑒了國外優秀文化成果，但主要是由“根脈”和“魂脈”結合而成。“兩個結合”是“新的文化生命體”得以誕生的生命之源。

“第一個結合”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一結合解決的問題是：賦予“新的文化生命體”以“魂脈”。由于“第一個結合”，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使中華民族自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開始，便把自己的發展目標確立為共產主義。正是由于“第一個結合”，中華文化實現了現代化的雙重升級：一方面，它終結了中國兩千年的封建文化，使中華民族躍升入現代世界；另一方面，它直接把馬克思所開創的共產主義運動確定為自己民族生命活動的根本價值取向，從而使“新的文化生命體”從一開始便超越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殖民文化。“反帝—反封建”這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雙重革命使“新的文化生命體”同時完成了“雙重超越”，這一“雙重超越”隨著“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實現而最終完成對該文化生命體的歷史性奠基。

“第二個結合”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一結合解決的問題是：賦予“新的文化生命體”以“根脈”。“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社會主義道路和模式，社會主義只有建立在自身民族的“文化生命體”基礎上方才具有現實性。正是由于“第二個結合”，激活了一度“蒙塵”的中華文明并使其煥發出新的生機，“新的文化生命體”在它的“根脈”上不斷實現著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文化的生長不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一源泉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兩個結合”本身就是作為“化學反應”的“生命活動”，而非簡單拼盤和外在拼湊。因為，機械相加的物理反應是不會產生新文化的。這里，我們舉兩個例子：“新質生產力”概念的提出，豐富和發展了唯物史觀的生產力理論，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標識性概念。這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今天世界范圍內正在發生著的新的產業技術革命與新時代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而創造性地提出來的新概念。這一概念的提出，體現了“新的文化生命體”的自我生長。再比如，“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這一論斷的提出，是把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同今天人類面臨的生態危機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也是把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相結合而創造性提出的新論斷。該論斷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也實現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行動指南。這些足以確證“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旺盛生命力。總之，無論是新概念還是新論斷，都源自“兩個結合”的生命活動，它成為“新的文化生命體”得以誕生的生命之源。

（三）“新的文化生命體”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文化生命體

由于馬克思主義這一“魂脈”的進駐，“新的文化生命體”從開端處便被賦予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一根本性質，這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被毛澤東表述為：“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在接下來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正式建立加固了這一文化生命體的社會主義根基；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通過“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的文化生命體”在世界經濟全球化中堅守著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的文化生命體”確立了世界變局下的大歷史觀，自覺地提出了“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以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主張，彰顯了“新的文化生命體”的人類情懷。

“新的文化生命體”是“現代化”的文化生命體。“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為“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根本性質，要從對“現代”（modern）這一概念的分析中得到澄清。“現代”之所以是“現代”，盡管在語詞上是同一個概念，在西方和中國卻具有完全不同的內涵。西方的“現代”特指相對于中世紀而言的“現代”，而中國的“現代”則是同時相對于中國封建時代和西方資本主義時代的“現代”。西方的“現代”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現代”，中國的“現代”則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現代”。正因為“現代”這一概念本身的含義不同，所以也決定了兩種“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本質區別，即西方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和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樣，立足于中西各自現代化道路所開創的兩種文化形態也就具有了本質性區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因此，“新的文化生命體”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它所蘊含的“現代化”內涵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根本性質所決定的。因此，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制度、理論、文化等要素鑄就的“新的文化生命體”也必然是社會主義的文化生命體。可見，不能拋開社會制度、發展道路、基本原理、價值取向等文化范疇，單純從“技術”和“器物”層面理解“現代化”概念的內涵，而是要從社會制度的性質定義中國式現代化，進而定義“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根本性質。

歷史唯物主義表明，必須依據生產關系來考察文化形態，因為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了社會制度、發展道路、基本原理和價值取向的性質，從而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決定了一種文化生命體的根本性質。由于階級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而形成了不同的“社會形態”，每一種社會形態獨特的經濟、政治、文化、法律、道德、藝術、宗教等要素共同構成了相應的文化生命體，因此，社會形態的更替決定了文化生命體的演進。西方政治哲學的做法是在抽象人性論、抽象的自然法權等層面探討文化問題，這就有意回避了私有制的生產關系，進而回避了西方文化的資本主義性質。馬克思則直接觸及了文化生命體的生產關系安身基座，并把一種理想的文化生命體置于共產主義的生產關系之上。“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根本性質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以及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所堅持的合作共贏、互利合作的普遍交往關系中得到實質性確立的。

（四）“新的文化生命體”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雙創”結果

唯當“魂脈”扎根于“根脈”，它才能成為該文化生命體的“活的靈魂”（這是強調“魂脈”和“根脈”不可分割的重要原因）。因此，一個文化生命體的根本性質，在其直接性上是由它的“魂脈”決定的；而在其根本性上，則是由該民族歷史積淀下來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和民族性格等文化“根脈”所決定的。這種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和民族性格的文化“根脈”在根本上決定了社會制度的選擇和安排。比如，西方文化“根脈”中所堅持的“人的獨立性”原則為私有制的生產關系提供了人性論基礎；反過來私有制也把“人的獨立性”原則變成了現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才把資本主義私有制定位成“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私有制誕生于西方，是和西方民族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和民族性格等文化“根脈”直接相關聯的。由此，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西方文化“根脈”也形成了雙向互動關系：西方文化“根脈”必然產生資本主義私有制，而資本主義私有制反過來也鞏固了西方文化“根脈”。

然而，對于中華民族來說情況不同，作為東方文明的成員，對“倫理共同體”問題的高度重視，構成了“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文化基因。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根脈”也來自對人本身的理解。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把“善”作為人性的開端，這為中華民族文化生命體奠定了人性論基礎。與此不同，西方文化把神作為“善”的開端，而把人作為“惡”的起點。基于兩種不同人性論預設的文化“根脈”決定了中西文化的本質性區別。

在一個民族文化生命體的演進中，“民族精神”的傳承是其中的主線，因為“民族精神”構成了最深層次的文化“基因”，因而一切文化要素都是基于“民族精神”而進入現實的。“民族精神便是在這種特性的限度內，具體地現出來，表示它的意識和意志的每一方面——它整個的現實。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體、民族的倫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風俗，甚至民族的科學、藝術和機械的技術，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標記。這些特殊的特質要從那個共同的特質——即一個民族特殊的原則來了解，就像反過來要從歷史上記載的事實細節來找出那種特殊性共同的東西一樣。所謂一種肯定的特殊性，在事實上構成了一個民族特殊的原則，就是我們必須從經驗上去體會、從歷史上去證明決定的一方面。”這就表明，我們理解一種文化形態，首先不是要沉浸在一個民族具體的歷史事件當中，而是要把握這個民族精神的特殊原則，只有從這一民族精神的特殊原則出發，才能理解具體的歷史事件。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中建立了“個體道德”與“民族精神”辯證統一的政治理念。比如“內圣外王”和“修齊治平”的理念，把個體道德與民族精神辯證地統一起來，因而主張“德法兼治”。這一文化“根脈”在“新的文化生命體”中以“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形式得到了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的普遍性維度，并非黑格爾所說的“世界歷史從‘東方’到‘西方’，因為歐洲絕對地是歷史的終點，亞洲是起點”。黑格爾把東方世界界定為“只知道一個人的自由”。這種對自由的理解顯然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自由的理解是大相徑庭的。實際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的普遍性維度被稱為“大一統”，這種“大一統”是包含差異性和多樣性的文化共同體。在“大一統”的有機體中，“個體的自由”揚棄在“共同體的自由”之中。因此，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中，個體自由不是消失了，而是揚棄在共同體之中了，其最高境界便是“我將無我，不負人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政治理念已經達致“全體的自由”。這一“大一統”的文化“根脈”同樣在“新的文化生命體”中得到了傳承，這就是建立在“根脈”和“魂脈”基礎上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

馬克思顛倒了黑格爾的“四個世界”的世界歷史辯證法，確立了唯物史觀的世界歷史書寫范式。最初的社會形態是以人的依賴關系呈現出來的；后來在西方文明中出現了原子式的“個體自由”，其本質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而由于馬克思主義的出現，完成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超越了西方的原子式“個體自由”，又不斷推動“全體的自由”揚棄它的民族特殊性而獲得普遍性，進而最終趨向于“人類的自由和解放”。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中包含著使各民族共生的生存法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集中體現在其倫理制度當中。全部古代“禮儀制度”的實質歸結起來就是限制個體生命凌駕于共同體生命之上，防止導致西方所謂的“每一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的自然狀態。在這個意義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把各個民族的“共生”作為人類生存的最高法則，簡稱“共生法則”（區別于西方資本主義的叢林法則）。所以，當近代西方政治哲學探討如何解決叢林法則中個體與個體、個體與共同體之間的生存矛盾的時候，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早已經在其倫理學的辯證法中提出了普遍性的文化主張。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中的各民族“共生法則”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得到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出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引領“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文化主張，這也是“新的文化生命體”的世界歷史定向。

綜上，“新的文化生命體”是指：在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并由資本主義率先開啟的現代化進程中，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沖破了近代殖民地“文明蒙塵”的危急局面，在“反帝—反封建”的雙重革命中拯救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新的文化生命體”是基于“兩個結合”的唯物史觀原理，在“根脈”和“魂脈”統一中不斷開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境界；是在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生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基礎上，由人民群眾所創建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其中，“第二個結合”使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在現代世界重新煥發新的生機，完成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實現了中華文明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為實現人類“全體的自由”提供了實存基礎；而“第一個結合”開創并依托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確定為“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根本性質，同時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人類文明新形態作為該文化生命體的世界歷史定向。

三、“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具體特征

“新的文化生命體”傳承了中華文明的總體性特征，這就是習近平文化思想中所概括的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是，在這些總體特征基礎之上，“新的文化生命體”形成了和它的獨特內涵直接相關聯的三個具體特征，三者形成了該文化生命體特征的辯證結構：文化生命體的文化主體性特征（正題）—文化辯證性特征（反題）—文化普遍性特征（合題）。上述辯證邏輯結構表明，“新的文化生命體”首先是基于“中華民族”特定的歷史條件而誕生的文化生命體，因而具有該文化生命體的文化主體性特征（正題：民族的獨特性）；其次，這一文化主體性并不排斥其他民族的文明體，而是在各民族主體間性基礎上，使中華民族與其他民族在文明交流互鑒中“求同存異”，即文化辯證性特征（反題：各民族的主體間性）；最后，由于推動各民族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引領人類文明新形態，“新的文化生命體”獲得了文化普遍性特征（合題：各民族文明的統一性）。以下分別展開討論。

（一）“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文化主體性”特征

世界上有些文明體在遇到外來文明入侵后，其原有的文明便消失殆盡，因而出現了“文明的中斷”。也有些文明體雖然仍以原有民族的“名義”存在，但其文明實質上已經發生了“質變”，因而“名存實亡”了。一些民族國家被西方殖民入侵后形成的“西化”中，喪失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導致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就是，該民族沒有確立自己的“文化主體性”。中華文明之所以“從未中斷”，乃是因為具有自己的“文化主體性”，這一文化主體性在“新的文化生命體”中再一次得到了印證。

“新的文化生命體”盡管吸收了馬克思主義“魂脈”，但卻是自我生成的而非外在“拼盤”，是在中華民族主動應對西方殖民入侵過程中所彰顯的文化主體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雖然也融合了儒釋道多種文化因素，但總體上仍然處在民族文化的自然生長狀態之中，這與近代所遭遇的資本主義文化殖民完全不同，因而可以把中華傳統文化的自然生長稱為“自然的文化主體性”。然而，近代西方文化入侵后，一度沖擊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但是，這種沖擊非但沒有消滅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反而以“反帝”的方式更加自覺地捍衛了這一文化主體性，因而可以稱之為“自覺的文化主體性”。因此，“這一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從“自然的文化主體性”到“自覺的文化主體性”的轉變，是中華傳統文化生命體生長為“新的文化生命體”的重要標志。

“主體”概念的哲學含義是“自己是自己的決定者”。“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文化主體性，首先表現在對近代“文明蒙塵”的自我拯救。“偉大建黨精神”及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是“新的文化生命體”的開端，也是這一文化生命體的文化主體性的第一個標志性事件。中華民族精神在這里具象化為“偉大建黨精神”，并直接歷史性地實現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而在歷史辯證法的高度上則呈現為以下雙向互動：文化主體性孕育生成了中國共產黨；而反過來，中國共產黨及其帶領的廣大人民群眾則成為進一步堅守和捍衛這一文化主體性的“主體力量”，這是由它被歷史性地選擇為拯救“文明蒙塵”的“擔當者”這一原初歷史目的所決定的。這樣一來，中國共產黨及其帶領的廣大人民群眾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主體”；是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創新主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主體”。這些歸結起來便可以得出結論：中國共產黨及其帶領的廣大人民群眾是“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創造主體”。

中國共產黨及其帶領的廣大人民群眾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同時更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塑造者。當民族遭遇劫難的時候，也是民族精神生命力集中呈現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在近代登上歷史舞臺，承擔起了創造“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歷史任務。中華文明沒有中斷，這無疑是關乎民族“文化主體性”的重大文明事件：近代中國文明只是“蒙塵”而從未“中斷”，乃是因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從未中斷。在各種“救亡圖存”道路的探索中（包括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民族精神從未停止對民族命運的自我拯救。盡管早期革命道路的選擇是不符合歷史和國情的，但民族精神卻從未中斷，這也是中華文明在近代西方殖民入侵后而沒有中斷的根本原因。而且，中華文明所蘊含的“文化主體性”反而在西方文明的沖擊下變得越發堅挺強勁。

以上歷史回溯表明，拯救近代以來的“文明蒙塵”是“新的文化生命體”彰顯其“文化主體性”的第一個標志性事件。然而，盡管中國推翻了帝國主義的壓迫，獲得了民族解放，但直到21世紀初，世界歷史依然處在由資本主義所主導的政治經濟權力的“支配—從屬”的世界格局之中。在這一背景下，“新的文化生命體”卻不僅能夠憑借“兩個結合”而獨立自主地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且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世界歷史正在向著國際關系民主化、世界經濟合作共贏化的方向不斷邁進。同時，“新的文化生命體”也在突圍“西方文明中心論”“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的過程中堅強地捍衛著自身的“文化主體性”。所有這些表明，世界歷史已經升起了擺脫“支配—從屬”世界格局的新曙光、展現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圖景。這一致力于改寫西方資本主義主導的“支配—從屬”世界經濟版圖的重大文明事件，構成了“新的文化生命體”彰顯其“文化主體性”的第二個標志性事件。

（二）“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文化辯證性”特征

“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文化主體性，并不排斥其他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地位，而是在堅持各民族“文化主體間性”的基礎上，承認每個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這就形成了具有與其他民族文化求同存異的“文化辯證性”特征。這一“文化辯證性”特征，首先可以從“中華民族”這一概念自身包含的辯證法原理來加以理解。這一辯證法原理就是：多元一體。梁啟超最早提出“中華民族”這一概念，后來費孝通根據梁啟超對“中華民族”這一概念的理解，把中華民族文明體概括為“多元一體”。“多元一體”對中華民族的基本定位直接包含著辯證法的思維方式。眾所周知，在辯證法的數量邏輯中包含如下思辨關系：“一”是正題，“多”是反題，而“全體”是合題。“全體”是 “一”和“多”的辯證統一，即“全體”是由“多”個“一”構成的“一個”整體。所以，“全體”既是“一”又是“多”。這一辯證法在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時候得到了最為典型的實踐運用。盡管中華民族是由“多民族”構成的文明體，但它始終作為包含每個民族特殊文化的“同一個民族”即“中華民族”的有機整體而存在。更為重要的是，上述關于理解多民族文化多樣性的辯證法原理不僅對于理解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多樣性有效，而且對于理解世界各個民族之間的文化多樣性來說同樣有效，因而這一“文化辯證性”是一以貫之的。

在世界歷史的意義上，“新的文化生命體”承認每個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地位，堅持各個民族文化沒有“高低優劣”之分，沒有“中心—邊緣”之分。因此作為辯證邏輯“反題”的“文化辯證性”，是對作為“正題”的“文化主體性”的揚棄，即主張世界應該允許“多個”民族文化主體共存，并“一起”踐行“全人類共同價值”。與此相反，西方資本主義堅持一種形而上學的文化觀。形而上學的哲學含義是“非此即彼”的兩極對立思維，這在文化觀上意味著對其他民族文化的排斥，或者從根本上否定其他民族的文化主體性。這一點在西方“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中得到了集中表達，即通過否定其他民族國家的歷史來否定其民族文化。這一形而上學的文化觀或者只承認“文化的特殊性”而不承認“文化的普遍性”；或者退一步即便承認文化的普遍性，但也僅僅承認“抽象的普遍性”。形而上學的文化觀割裂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它一方面堅持沒有“特殊性”的“普遍性”，把自己的文化視為“普世價值”，試圖用“普世價值”取代其他文化價值觀，這在“西方文明中心論”的觀點中得到了集中表達。另一方面，堅持沒有“普遍性”的“特殊性”，堅持文化霸權主義，認為不同民族的文化會在優劣之分中形成“中心—邊緣”的結構，這一結構必然導致優質文明與劣質文明之間的沖突，最終實現優質文明戰勝劣質文明。這一形而上學的文化觀在“文明沖突論”的觀點中得到了集中表達。

基于上述“文化辯證性”特征，“新的文化生命體”形成了“民族共生法則”。所謂“民族共生法則”是指，“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文化主體性不僅不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主體性，而且以實現每個民族共同生存為目的而形成對每個民族特殊文化的承認。習近平總書記在《全球文明倡議》中強調：“我們要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堅持文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我們要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各國人民的共同追求”。可見，這與中華民族對待自己民族內部文化差異性和同一性的原則是一致的。“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文化辯證性”特征是一以貫之的：既在中華民族內部堅持文化的“差異性”和“同一性”的辯證統一；同時也在整個人類文明中堅持同一條法則，因而這一“文化辯證性”才能夠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普遍法則。

（三）“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文化普遍性”特征

任何民族的優秀文化，都不僅僅屬于某一個民族，而同時應該成為“人類”的和“世界”的，這便是通常所說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就意味著，一切優秀的文化都具有“普遍性”特征。“新的文化生命體”所創造的文化，不僅僅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同時也是世界文化的組成部分。該文化生命體揚棄了各民族“主體間性”，在尊重各民族文化差異性的基礎上，尋求文化交流互鑒，推動實現各個民族文化的“共生”，因而具有“文化普遍性”特征。誠然，西方文化中同樣存在著許多優秀文化，因而也具有普遍性特征。但是，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卻完全不同，它推行“西方文明中心論”。在其看來只有“西方文化”（地中海文明）才有資格代表人類文化，并據此宣稱西方文化具有“普遍性”特征，實則是用文化滲透為資本擴張開辟道路。這種文化觀隱含著對其他民族文化的排斥和否定，甚至試圖用西方文化取代其他民族的文化，無法實現各民族文化的“共生”。

“新的文化生命體”是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鑒中形成的文化生命體。正因為“新的文化生命體”堅持“文化普遍性”特征，從而也賦予該文化生命體以世界歷史定向。這一“文化生命體”是已經形成并仍在繼續自我生長著的“新的文化生命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既是以“中華民族”的名義講述“人類文明”的故事；同時也是以“人類文明”的名義講述“中華民族”自己文明的故事。

“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文化普遍性”特征，集中體現在以“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世界歷史使命當中。而引領人類文明新形態毫無疑問要由那在世界歷史進程中，具有“文化普遍性”的進步民族承擔起這一世界歷史使命。世界歷史進程不是由某個民族國家的主觀目的所引導的，而是由各個民族在“文化普遍性”基礎上達成的客觀目的。

我們借用恩格斯對歷史規律的描述來理解“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文化普遍性”原理。在恩格斯看來，歷史不是毫無目的的，而是諸多個體從主觀目的出發而形成的“平行四邊形”的合力決定了歷史的客觀歸宿。因此，思想家的使命就在于事先發現并揭示這一客觀規律。這樣，每個個體在歷史進程中都發揮了作用，但這些作用卻最終揚棄了它的主觀性而構成了歷史客觀目的的推動力量。同樣道理，全部世界歷史的命運也由各個民族共同參與而完成。但是，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主觀目的在其中，而那些能夠把握世界歷史客觀趨勢的民族，便成為代表世界歷史進步方向的民族，因而該民族揚棄了它的主觀性而把握了世界歷史的客觀性。由此決定，這一民族作為文化生命體承載著引領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世界歷史客觀目的。可見，正是因為一種文化能夠承載世界歷史的“客觀目的”，它才能夠支撐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使命，才有資格引領人類文明新形態，這充分證明了它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而那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必將成為“普遍文明形態”的推動力量。

文明形態的演進是歷史的進步過程。19世紀初法國歷史學家基佐在《歐洲文明史》中也指出：“文明這個詞所包含的第一個事實（這是我向你們匆匆展示的一些不同例子的結論）是進展、發展這個事實。”人類文明形態的演進規律顯示，世界歷史總是趨向于“普遍文明形態”的誕生，正如但丁所指出的：“如果承認某種文明有一目的，另一種文明又有另一目的，而不承認一切文明有同一目的，那就未免愚蠢可笑。”這一文明形態的演進是在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的條件下才實質性地發生的，它改變了以往單純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文明形態的自然演進過程，而使世界歷史在各個民族的普遍交往中自覺地創造著文明形態，而這一“普遍文明形態”無疑是建立在各個民族的“文化普遍性”基礎之上的。那具有“文化普遍性”的民族，能夠在自己的民族精神中“知道”自己所承擔的世界歷史使命，從而達到對人類文明形態的理論自覺。在這個意義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引領“人類文明新形態”，本質上是關于“新的文化生命體”所具有的“文化普遍性”的自我意識。

習近平文化思想明確了“新的文化生命體”所承擔的世界歷史使命。一端是人類的自然生命活動；一端是人類的精神生命活動，兩者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文明形態演進的原始動力。如果一個民族能夠把構建普遍的世界交往關系作為基礎（合作共贏），同時把自己的民族精神自覺地上升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引領者，則該民族所成就的文化便具有了普遍性。“新的文化生命體”直接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一項世界歷史使命，因而它便在世界歷史的意義上成為引領“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進步力量。人類文明新形態不是我們主觀賦予世界歷史的“愿景”，而是資本主義文明形態遇到生存困境后，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的真理率先洞見到的世界歷史的客觀目的。因此，按照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可以把黑格爾描述的世界歷史進程顛倒為以下空間邏輯：世界歷史的客觀目的不是黑格爾意義上從“東方世界”開始而終結于“日耳曼世界”，相反，是從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開始而成形于東方世界“新的文化生命體”的確立。這也構成了“新的文化生命體”所擔負的普遍的世界歷史使命。

總之，創建“普遍的文明形態”的歷史任務乃是尋求各個民族共生的文明范式。“新的文化生命體”把各個民族實現共生作為這一文化生命體的內在法則，這在合作共贏、交流互鑒的文明觀中得到了最為徹底的闡明。這一文明形態不是排斥各個民族文化特殊性的“抽象的普遍性”文明形態，而是在尊重其文化特殊性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以各個民族共生為目的的普遍文明形態。

結語

通過考察“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內涵和特征，初步形成了這一文化生命體自我生成的雙重圖譜。

一是“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形成圖譜：中華民族—中華文明體—中華民族精神“根脈”的確立—中華民族救亡圖存—馬克思主義“魂脈”的進駐—中國共產黨成立—“新的文化生命體”的自我生成。中華民族是“軸心時代”人類最古老的文明體之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構成了“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根脈”而生生不息，其連續性使該文明從未中斷。近代由于西方殖民入侵，中華民族“救亡圖存”成為“新的文化生命體”的開端。當馬克思主義這一“魂脈”傳入中國后，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并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標志激活了一度受西方文明沖擊的“民族精神”，捍衛了文化主體性，進而承擔起東方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的使命，同時也給“新的文化生命體”賦予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一根本性質。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基礎上，基于“兩個結合”，“新的文化生命體”將持續自我生成。

二是“新的文化生命體”在世界歷史進程中不斷趨向“普遍文明形態”的圖譜：“新的文化生命體”起源于“文明蒙塵”而非“文明中斷”—文化生命體基于馬克思主義“魂脈”獲得了世界歷史的普遍性—“新的文化生命體”的社會主義性質及其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創—“新的文化生命體”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超越—把人類的自由和解放作為該文化生命體的最高法則。“新的文化生命體”開端于救亡圖存的民族解放運動，因而從開端處便進入馬克思所指出的“世界歷史”進程，因而中華文明只是因為西方殖民入侵而“蒙塵”，但從未“中斷”。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新的文化生命體”把自己定向為實現共產主義，并開創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使“新的文化生命體”超越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進而推動“普遍文明形態”的確立，最終把實現人類的自由和解放作為該文化生命體的最高法則。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