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創作談：為什么是地蘇 

近年來我在小說里出于本能地寫地蘇，攏共十來個中短篇，《魚挪活》是其中之一。

地蘇是一個鎮，我出生在這里。家鄉于我，有原生和延展的概念。家鄉當然首先指地蘇，然后是都安瑤族自治縣，河池市，廣西，甚至有時候我自己理解為南方不特定區域。當新南方寫作的概念提出并被熱議，我感覺自己的書寫被賦予了某種定義。這是題外話。

我的家鄉小有名氣。地蘇是竹藤編織之鄉，其工藝列入非遺保護名錄，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出口歐美，現在還是縣里創外匯最多的產業。都安瑤族自治縣出名則因為貧窮落后，惡劣的自然環境使其始終位居廣西貧困地區“頭牌”，人均GDP年年墊底。它是全市最大的縣，也是最沉重的貧困包袱。根系于斯，我對家鄉的體悟自然不一般。

除開上大學那幾年，我都在家鄉生活，有半個世紀了。客觀講家鄉變化很大。當年吃不飽穿不暖，如今村里戶戶買摩托車，半數家庭有小車。過去上一趟市里或首府南寧，得耗三個時辰，現在坐高鐵就半個鐘，開車一個多小時，村屯全通了硬化路。不論走到哪兒，家家磚混住房，磚瓦房早已讓位給豬牛雞鴨鵝。鄉親們聊起來，沒人不豎大拇指。

這里是有色金屬之鄉，自打唐宋鑿石煉丹以來，采冶就沒停過，加之曾經長期濫挖無序，可想而知空氣河流土壤之恙，有多么久遠痛徹。后來日益重視環保，境況大為改觀。一些有識之礦老板，開始轉行治理土地種植經濟作物，搞生態旅游。不少冶煉企業不再滿足于環保達標，建起漂亮潔凈的花園式工廠，引進國際一流的減排技術。但是，千百年病根豈能一劑猛藥幾招功夫便可斬斷？歷史回溯與現實所見，令我心與日凝沉。最早緣于此，我開始意識到，要寫地蘇。

思考人與環境的同時，我也關切物質和精神。前面講了家鄉物質上的變化，那鄉親們的精神層面呢？數據可以說明農村人受教育程度和文憑普遍得到了提升。但往深里看，農村外在可見之變，折射到人的身上，其實存在著被動與主動的區分。細細想來，路水電房和村容在日新月異，多大程度上靠外力推動，人們自身萌發的內生力占比多少？就算是內生力，有幾成自覺自悟自行，又有多少只是在跟風，貌似主動實為被動？就像《魚挪活》里，最難挪動韋明朗們的是觀念，是思維，最難提振的永遠是信心、勇氣和內勁。

還有就是物質豐富了，硬件齊全便利了，農村文明水準會自然隨之提高，還是原地不動，甚至某些方面在倒退？毫無疑問，新農村二十字標準中，實現“鄉風文明”的難度最大。這點，出身農村，或者真正了解農村的人，多少都會有同感。所以我有意識地聚焦老輩人，寫一個個退休公務員，老村干，老企業家，留守老人，嘗試去洞見一個個表面養眼的村莊，尋找令自己內心困惑與焚急的癥結。

誠然，農村的未來在年輕人。只住老婦幼的農村沒有真正的希望。道理誰都懂，要緊的是，四十多年來青壯勞力向外轉移已呈常態，渴望出去習慣出去的年輕人，還想不想回來，能不能回來，回來了又怎么幫到家里，激活村屯，推動村村寨寨沿著理想之軌發展。

如果說農村老輩人身上折射歷史之艱難和現實的憂慮，那么勢必要從年輕人身上尋找當今的抉擇和明日的光亮。

我想起自己公開發表的處女作《夏天的田野》，那是我靠著中考考場某扇窗戶，一邊看學校圍墻外的田野一邊寫的。由此聯系起來，我一直寫農村，早有了某種征兆。更貼切點說，從我小學三年級開始寫作文，就狀摹村莊里田地上的景物人事，從我有記憶開始，家鄉便鑲進骨髓，融入筋脈血液。由此看，我寫家鄉，盼家鄉越來越好，便是天生天職了。換言之，一個人半世紀都囿于偏僻的家鄉，要想寫家鄉以外，也極其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