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洱今天講得挺精彩，但沒有往常說別人時那么精彩。他今天是當賣瓜的王婆，不好自夸，所以有點王顧左右而言他。他本質上是一個“不害臊”的人，但今天確有一點刻意地想低調。結果我聽起來，就沒有平時那么輕松幽默，開合自如。往常開會，他一般結束的時候都得問我一下，“我今天的發言怎么樣”？我說“非常精彩”。但他還會追問，“是最精彩的么？”我說，“那肯定是最精彩的。”然后他就特滿足，摸摸自己的肚子，嘿嘿。

這是我倆經常有的一個場景，我在給他寫的印象記里都寫進去了。

很高興今天能出席李洱的新書發布會。在這里我也趁機祝賀一下十月文藝出版社，當然最主要的還是祝賀李洱，他寫出好的小說我們當然不會驚訝，他出版純粹的散文隨筆我們也不會驚訝，但他出一本有著散文隨筆意味的“批評文集”，我們還是要驚訝一下。他這明顯是來搶飯碗啊。

我跟李洱是非常特別的朋友，所以我這里可以稍稍有一點資格“知人論世”。我先說說跟他的關系，再說說他的人，最后說說這本書。

我和他的關系，可以說用“復雜”這兩個字來形容。作為文學上的朋友，這個歷史差不多已三十年了。從很早前做他的讀者，后來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我們在濟南第一次見面。那時候李洱還非常年輕，沒有后來那么俏皮，那時候他可以說是眉目清秀，溫文爾雅，人一多就很緊張的樣子，幾乎沒有什么煙火氣。后來我和他在北京的接觸越來越多了，兩個老男人容易油膩，便成了“相愛相殺”的兄弟。我倆一見面，一般先要互相小小地虐待一下，揭一下對方的短兒，但是不會惱，不會翻臉。有時候很想翻臉，但是又都很“賤”，翻不成。后來覺得彼此有了依賴性，我稱之為“獲得性受虐強迫癥”。時間長了見不到李洱，我就會有一些郁悶，疑心會患上憂郁癥，而一見他就全好了。當然，他也喜歡我虐待他，有時候他會來找“虐待”。

我忽然想到，作家可能分為兩種，有些是“自戀型”的，覺得自己非常完美，是“自我欣賞型”的；而有一些則正相反，需要在不斷的自我否定和懷疑中來寫作。李洱知道自己是很有才華的——甚至可以說自認為是最有才華的作家，但是他又經常處于自我反思、自我懷疑，甚至小小的自我虐待之中。他內心雖然無比驕傲，但在生活中卻很可愛，不裝。平心而論，我更喜歡這樣的作家。因為你和他在一起，不但會感受到他的睿智，他的才華，而且還很放松，你可以無話不談，也不用擔心會傷到他，當然也不要介意他會傷到你。這種關系是非常牢固的，會成為互不設防的朋友。

我和他還是間斷的鄰居，因為我們在遠郊有一個毗鄰的草房子。說到鄰居，就有點喜憂參半了。好處是有說話的人，在一起不感到孤獨。但是經常也會帶來某種不快。他叫你去他家吃飯，說得好好的，“今天讓你嘗到我的手藝”。結果興沖沖去了，人家卻說，“哥，今天不太湊手，我給你做個南瓜面。”早知如此，就不來了，吃個面還要擔老大的人情，不如在自家糊弄一下。而且可氣的是，他做南瓜面還不舍得放點兒香油，往里打雞蛋時，先打掉一個，第二個摸起來，掂量一下又放了回去。還說，“吃多了雞蛋對身體也不好。”忒小氣。原來還沒有這么小氣，自從得了茅獎之后，簡直一毛不拔了。前年我們的草房子共同遭了水災——這事很多兄弟都幸災樂禍，眉飛色舞到處傳，真是驗證了“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的古訓。我們便只有抱團取暖了。李洱財力大，便許我說，“我先修，修好了再幫你。”后來到我要修的時候，便問他，“兄弟能不能借點錢給我？”他拍著胸脯說沒問題。但我知道，若真要開口，他肯定說“賬號又不在我這兒”。

所以他就是這么一個人兒，讓你歡喜讓你恨。不過這個“讓你恨”歸根結底還不在做鄰居上，而在于現在他開始來搶我們的飯碗了，這是比較讓人擔心的。各位知道，李洱原來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工作，他在那里管了很多事，學術交流，版本收藏，很多很復雜的博物館工作。再后來他調到北大，在北大講課特別受歡迎，這個也讓北京的同行們都感到了隱憂。我在北師大的學生好多都跑到北大聽課去了，不止一個學生跟我說，跑北大去聽李洱老師的課，據說是爆滿，搞得我的課堂上有點寥若晨星了，你想想能不恨他么。而且他的文章，原來都是作家式的散文、隨筆，現在都開始寫專業性的批評文章了，這么下去我們這飯碗肯定不保。

這是我和李洱的關系史，如實報告給大家。李洱作為一個作家，我也簡單說一下我的看法。各位都知道，他常自稱“注水的老子（李耳）”，疫情初起時，我們倆在電話里討論加繆的《鼠疫》，忽然意識到，小說中的主人公里厄醫生，這個“里厄”按南方的發音不就是“李洱”么。還有，“李洱”與英文“Liar”也即“說謊者”也是接近的，這也應了他的小說《花腔》的名字，他作為小說家，他就是一個擅長“耍花腔”的角色。

李洱在中國當代作家里顯然是非常特別的一個。大部分作家集中于“戲劇性”的長篇小說，或中短篇的寫作，而李洱是一個偏于“散文化”的小說家——當然他也擅長寫戲劇性強的小說，比如《花腔》，但真正獨一無二的，卻是《應物兄》式的小說。這與中國小說的某個傳統，可能建立了重要的連接。我們有“四大奇書”和《紅樓夢》，都是故事性非常強的作品，但像《老殘游記》這樣的小說，專門寫文人生活的，充滿書齋雅趣和儒林笑談的，偏于喜感的，有諷喻意味的傳統，是不是也很重要？在我看來，李洱作為小說家的獨特貢獻，可能更多偏于后者。不是說他不擅長構造故事，而是說他可能承繼了中國文學的另一可貴傳統。

李洱還是一個特別博學的作家，很少有他這樣學識廣博，且博聞強記的作家。生活中他可以說滿身都是煙火味兒，但一到殿堂之上，他的博學就顯出來了，出口成章。而且他的記憶力是驚人的，有一次我開車，他坐車——我倆在一塊永遠是這種不平等的關系，我是車夫，他坐在一邊，二郎腿要翹到擋風玻璃上面，怎么舒服怎么來——他忽然說你知道么，奧登有一篇《懷念葉芝》的詩，詩好長，我給你念一遍，他說前兩天偶然翻到這首詩，簡直寫得太棒了。我說你給我念一遍，他念了一遍，確實感人，且評價準確。不過叫人訝異的是，再下一次他就是背誦了，他的記憶力完全是過目不忘。我寫的那些詩，謙虛一點說，不咋樣，但他都能背好多首。只是他背著背著就修改了，變成了他自己的詩，每背一遍都像是他自己創作的，每一遍都比上一次有各種修改，三遍以后就變成了一首全新的詩，但是文氣貫通，完全不著痕跡地就變成他的了。其中我的一首叫《一步之遙》的，他就寫到《應物兄》里，但是已然不是我的原作了，變成他的再創作。我還記得，李洱的拿手好戲是背誦《日瓦戈醫生》的結尾部分，至少有一兩千字。你每次聽都真真切切像是原作，但如果查一下，一定有即興的篡改，但是你完全聽不出來。

李洱是當代罕見的一種寫“知性體小說”的作家，他用了喜感和反諷俏皮，來平衡這種知性帶來的可能的煩冗，使之煥發出特別的魅力。沒有學者的底氣，這一點是斷難做到的。

今天的主題是“寫作是一種對話”，這也是我深為認同的，不止寫作是一種對話，批評更是一種對話。但是表現在李洱身上，這種性質格外明顯。李洱卓越的“篡改”能力，說到底是他的理解力和對話能力、“互文”能力。對別人來說，這可能是一個修為，但對他來說，則完全是稟賦。李洱是一個有著多種寫作能力的作家，一般小說家都會寫隨筆，寫散文，而李洱不止會寫散文、寫隨筆，還會寫學術文章，把學術文章寫得雜花生樹，那么生動，這就很少見了。這本《超低空飛行》中談《紅樓夢》的文章，我可以說愛不釋手，讀了多遍，他思想的那些閃光點，就像滿天繁星一般鑲嵌其中，到處發散著啟示。他不像“學院派”的人寫文章，從頭到尾按一個邏輯走，為了證明一個觀點，或證明一個材料。他是看似閑庭信步，實則旁征博引，草蛇灰線，心騖八極，處處珠璣，閃耀的靈感和學術的發現，都能夠深入到作品的肌理當中，對作品的精細的解釋當中。

所以，跟李洱在一塊，跟他聊天就是一種文學生活，一種精神的、心靈的“對話”與交流。他這本書叫“超低空飛行”，我感覺有點過謙了，它同時也是一種“超高空飛行”，有時候飛得像鷹一樣高，有時候故意像麻雀一樣貼著地。鷹和麻雀是李洱扮演的不同角色，麻雀飛起來一跳一跳的，從這個樹梢到那個樹梢，圍著有食物的場地繞來繞去，這是批評家的工作。我不是貶低批評家，我本身也是一個職業搞批評的人，我也不能自我貶低，這個工作也很重要，我們是在現場處理各種文學現象。但是好的批評家一般不會滿足于只處理眼下，還要到萬米高空獲得更高遠的視角，不只要用顯微鏡、放大鏡，還要用望遠鏡，高空遠眺，盡收眼底，把當下文學場域匯入到人類精神的歷史、文化的歷史、文學的歷史之中，這才是一個好的批評家的稟賦。李洱現在進到這個場域里，并未費吹灰之力就實現了這個角色的轉換。據說他現在也是北大中文系學術生產力最高的教授之一了——不過我要勸他小心點兒，不要太冒進，免得同行側目，有搶飯碗的嫌疑。

上面都是些閑話了，我再說說這本書。書中共有三輯，其實內容也有交叉，第一輯比較單純，屬悼懷之作，它顯現了李洱內心柔軟的部分。他作為一個朋友，對同行，對于已故的友人前輩，內心的那種理解和牽掛，甚至是痛惜。看得出李洱是一個從靈魂上非常干凈、非常善良、非常敏感和纖細的人。這個自不必多說，我注意到的是，當他敘說懷念的時候，用的是細節，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動，他和朋友的交往都記得那么多的細節。他悼念史鐵生，他是在電梯里接到莫言的短信，說鐵生去世了，他是脫口而出，而周邊的人聽到這句話都被吸引了，這些不相識的人居然都是史鐵生的讀者。這伙人在電梯里久久不肯散去，希望聽到更多的信息，他連這些細節，接到這個信息時的情景都記得，而且把它寫進去了。他寫到著名作家張潔，有個細節是關注到了張潔客廳里的那幅畫了一只豹子的油畫，他把這幅畫里面的豹子同它的主人，居然在精神上建立了一種隱秘的、微妙的聯系。我記得多年前在一次小聚中，遲到的李敬澤說，他剛剛見到了張潔。敬澤說，“哎呀，真是一座冰峰啊。”他說我現在懂得了一個詞兒的含義：“凜冽”。那種感覺讓他內心久久不能平靜。我和張潔老師沒有機緣交往，自然無從得知這種印象，但是我從李洱懷念張潔的文章中得到了印證。這只豹子本身的那種精進的力量，那種精神，和一個富有敏銳洞察力、理解力與不一樣的精氣神兒的作家的文化性格之間，那種聯系一下子被他抓住了，抓得那樣準確和牢靠。他也一下子賦予了這篇文章以一種神韻。

還有他寫到林建法，建法是《當代作家評論》的老主編，做了二十年主編，如今已過世了。他是一個工作狂，可以說他是用一人之力，把遠在關外的一本文學批評雜志變成中國文學的一個高地，批評家們的一個精神家園，可以說厥功至偉。李洱在文章中寫道，建法每次見到大家的時候，用他自己珍藏的一個小茶壺，一個只能供兩個人飲用的小茶壺，來供一桌人使用，就在那里不停地倒水、斟茶、布茶。可能其他人也會想到關于建法的很多場景，但李洱記得的是這樣的細節。交朋友就要交這樣的人，他看似粗糙，但和你的交往是充滿了細節記憶的，唯有這種有細節的交往，才是真正情感和精神的交往。

從這些文章里面，我們不止看到他所素描的主人公的形象，也不止看到他們之間從精神到生活的那種深厚交往和友情，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一個好的作家的筆法，那種細節的、傳神的、以少勝多的精細的筆法，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點。

后兩輯中的文章，有的是書評，有的是演講，有的是批評雜志的約稿，其中有幾篇是我主持專欄時的約稿。確實，有時我們想讓李洱給裝一下門面，因為他的一出現，這個欄目就活了，這組文章就有了靈動之氣。我想說的是，李洱的文章里面除了觀點之外，最珍貴的是有無數個知識點，“知識鏈”——什么是知識鏈？就是知識的譜系，知識的歷史，就是“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串聯與互證，這樣的知識不但是活的，還是有源有流的，是用作者的體驗與感悟激活和連接的，對于讀者來說就更有用。而且他不像通常的職業批評家的寫作，他的寫法是涉筆成趣，信馬由韁，這才使得他的文章格局能夠徹底打開。

他談《紅樓夢》的這個文章，我建議大家好好讀一讀，非常迷人。他把紅學家們那里許多糾纏不清的官司，三言五語就疏解了，把通常我們很難談到的一些話題也都談出來了。不過我突然想到，有個問題是值得討論的，其中談到了賈寶玉的“性愛生活”，說到寶玉的“第一個有過性關系的人”是秦可卿，我倒是不贊成的。寶玉和秦可卿之間純屬“意淫”，他只是在可卿的床上睡了一覺，在夢中與警幻仙子的小妹——表字叫作“兼美”，小名換作“可卿”的女孩，有一個夢中的交合，和可卿之間只有一個名字上的關系。他的第一個肉身經驗是出自襲人。這算是我個人一個不同的看法，有點班門弄斧了。我不但在其中獲益甚多，其中的很多看法如“寶玉長大會怎樣”的問題，我也曾有過思考，和高度的同感。

總而言之，這本書中有太多有意思的點，讓人在閱讀中會不斷地產生新的體驗，生發出新的問題，產生出新的感悟。

時間關系我不能說太多。總括一下，李洱是一個具有極大張力的人，一個多面而生動有趣的人，一個分裂又統一的人，一個叫人歡喜叫人恨的人。說到學問，說到文學時，他是一個高級到不食人間煙火的牛人，干凈到極致，像冰雪一般。干凈得讓我想起《水滸傳》的開篇，施耐庵先生的一首詩，其中有句說，“試看書林隱處，幾多俊逸儒流。虛名薄利不關愁，裁冰及剪雪，談笑看吳鉤”這種境界。“裁冰及剪雪”，那個冰怎么裁，那個雪怎么剪？沒有辦法，但就有裁冰和剪雪的這么一種意境和妙處；“談笑看吳鉤”，怎么看？就是等閑瀏覽歷史，隨意感慨人生，寫盡人間百味，畫出精神萬象。這就是“把吳鉤看了”。

這是李洱的不俗，而另一個生活當中的李洱，怎么說呢，就不一樣了，是一個現實感極強，滿身煙火氣息的人。重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說有陳年臘肉的味道。但是這種俗和他的雅居然奇怪地統一在了一起，大俗而大雅。是不是一個奇跡？

這就算是我對李洱和他的書的一個不算很肉麻的贊美吧。為了不至于肉麻，我再強調一下，他在生活中是一塊臘肉，充滿了煙熏火燎的氣息，初聞有點過，但越嚼越有味兒。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本文為作者在李洱新書《超低空飛行》分享會“寫作是一種對話”上的發言，經授權由本報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