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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蘇東坡貶謫黃州已三個年頭。這年春天，終于筑成心愛的雪堂。他心情甚好，忽然想起三百多年前草堂在成都西郊落成時的場景，也想起杜甫詩中的榿木，那是他打小就熟知的一種高大蜀木。我們的東坡先生懷鄉病又犯了，他即刻揮毫書就杜甫的《堂成》：“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這便是傳世行書名帖《榿木卷帖》，又名《書杜工部榿木詩卷帖》，澄心堂紙本，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詩中提到的榿木，我是熟悉的，童年時代，它便是我的觀察對象。在位于大巴山腹地的故鄉聶家巖，一棵碗口粗細的榿木，傲立于小學操場北邊靠近懸崖的地方。我經常攀爬上去，坐在較粗的一根樹枝上，翹首眺望對面煙霞山的落日和山中的神仙。榿木會散發出淡淡的氣味兒，很招螞蟻和一些甲殼蟲的喜愛。速生的榿木木質疏松，有一次，我差點從斷裂的樹枝上摔下來。于浩瀚的典籍中見到榿木，已是十余年后上大學時的事了——一片茂盛的榿木林，從我酷愛的杜甫詩集中浮現。那一刻，突然對故鄉生出從未有過的敬意——即使在不為人知的偏僻之地，也會生長出詩意的生命。

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年）冬天，杜甫一家避難入蜀。次年春天，詩人便在浣花溪西岸尋到一處宜居的地方，開始營建草堂。詩人不斷寫詩向朋友們覓求樹苗栽種。在寫給綿谷縣尉何邕的信中，他毫不掩飾對榿木的偏愛：“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草堂周圍的綠植大抵齊了，只有西邊還空著，成都本地人不斷向詩人建議：種見風長的榿木吧，要不了三年，就是一大片林蔭地。由《堂成》一詩可知，經過一番努力，杜甫終于建成一座兼有榿木和竹子的住處。從“榿林礙日”“籠竹和煙”來看，其時榿木和竹子都已長大成林。

蘇東坡一氣呵成寫完《堂成》，頓覺雪堂之內滿紙煙云。一時間意猶未盡，接著屏息凝神，行云流水寫下103字的跋文：“蜀中多榿木，讀如欹仄之欹，散材也，獨中薪耳。然易長，三年乃拱，故子美詩云：‘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凡木所芘，其地則瘠。惟榿不然，葉落泥水中輒腐，能肥田，甚于糞壤，故田家喜種之。得風，葉聲發發如白楊也。吟風之句，尤為紀實云。籠竹亦蜀中竹名也。”

這段涵蓋生物特性和文化屬性的跋文，顯示出蘇東坡廣見洽聞的博物學知識。其中提到了當時“榿”的讀音——“欹仄之欹”。千年過去了，這個字的讀音依然未變。跋文中談到榿木的功用——散材，三年速成，質地疏松，宜作柴火。東坡還注意到榿木的獨特性——榿木之下，土地不會因其碩大的樹葉遮擋而變得貧瘠。它春天發芽，秋冬落葉，肥厚的葉子腐爛于泥水中，成為上好的肥料，深受農人歡迎。最后，東坡還談到榿木的審美屬性——葉子未落時，高大的榿木會在風中發出白楊樹一樣動聽的聲音，杜甫就在詩中有“吟風葉”的表達。那種聲音，我在聶家巖聽到過。原來，榿木還是一種具有音樂性的樹木。

《榿木卷帖》的跋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關于榿木生長的地理空間——“蜀中多榿木”。在時代早于蘇東坡的宋祁所著的《益部方物略記》中，也提到榿木適合在蜀地生長，百姓最愛種植，兩三年就伐為柴薪，長得快，砍得快，人們從中獲得諸多好處。與蘇東坡同時代的王安石，有一天收到秀才薛肇明贈送的一棵來自成都錦江邊的榿木苗，欣喜之余寫詩紀念。蘇東坡在寫給王安石的一首詩中提及那株蜀中榿木：“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為覓榿栽。細看造物初無物，春到江南花自開。”

清代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指出，榿木實際上就是《山海經》中單狐山上的“機木”。漢代蜀人揚雄《蜀都賦》中即有“春機楊柳，褭弱蟬杪”的描述，“機”為古字，“榿”為今字，說的是同一種樹。春天來了，榿木和楊柳一同蘇醒變綠，過了些時日，蟬子們便開始在柔軟的榿木或柳樹的樹梢上發出好聽的鳴叫聲。按照蜀中近代碩儒蒙文通先生的考證，《山海經》（尤其是《山經》部分）本為古蜀人所著，那么，單狐山上的“機木”或許就是蜀中的榿木。在晚唐詩人薛能的《春霽》中，我們又一次見到了榿木：“久客孤舟上，天涯漱曉津。野芳榿似柳，江霽雪和春。吏叫能驚鷺，官粗實害身。何當窮蜀境，卻憶滯游人。”寫的還是“蜀境”中的春天風物。

蜀地的詩人，或來過蜀地的詩人，常常會寫及榿木。蘇東坡本為蜀人，自然愛蜀地之草木，他可能是杜甫之外最喜歡榿木的詩人。這種喜歡既緣于榿木與蜀地的密切關系，亦緣于他對杜甫的熱愛。那首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的詩，明面兒上是寫給朋友，實際上是寫給心中的杜甫，所以一開篇就是“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梅官柳西郊路”。“野梅官柳”來自杜甫作于成都的五律《西郊》：“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東坡在詩中還提及一種名叫“芋魁”的食物，杜甫草堂南邊的一位鄰居就種植過：“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杜甫《南鄰》）接著，我們就在詩中見到了令杜甫和蘇東坡心心念念的榿木，聞到了榿木的氣息。

陸游不是蜀人，由于宦蜀多年，他在詩中數次言及榿木，詩句也總與杜甫有著內在的關聯。其《園中作》寫道：“著書增水品，披句覓榿栽。”在翻閱詩文時，他想象著自己的園子如草堂般栽下一片榿木。陸游最后一次在詩中提及榿木：“無日榿林無墜葉，有時燕戶有新雛。”這讓人想到“頻來語燕定新巢”。杜甫詩中的榿木，成了一片蔥蘢于后世詩人頭頂的綠蔭。

蜀中作家蔣藍在一篇關于榿木的隨筆中，憶及一樁文學舊事。1940年夏季，西南聯合大學國文系教授朱自清抵達成都，居住于東郊宋公橋報恩寺的三間茅草屋。次年夏季，朱自清從九眼橋碼頭棄岸登舟，入錦江，經江口、夾江、嘉州，再行至宜賓上岸，轉行川滇山道進入云南。抵達昆明后，他在一封致成都友人金拾遺夫婦的信件中，描述自己順錦江而下的感觀：“江口以上，兩岸平原，鮮綠宜人。沿河多榿木林子，稀疏瘦秀，很像山水畫。”今天的成都，榿木林難覓了，但時而還能見到榿木，它依然是具有代表性的蜀地風物。我曾在青城山中見過一棵百年巨榿，它以自身的頑強和壯麗向世人證明，速生者也能獲得永生。

那些給異鄉人杜甫、陸游、朱自清，以及蜀人蘇東坡帶來無盡清涼和慰藉的榿木，仍活在詩歌與書帖中，愿它們也永遠立于廣袤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