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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迎三月三上巳節。這個隱藏在歷史深處的古老節日，與“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相互成就，一同獲得了不朽的生命力，完美體現出傳統節俗與藝術經典之間的再造之功。

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上巳佳節，時任會稽內史、右軍將軍的王羲之，于會稽郡之蘭亭，與當世名士40余人雅集修禊、曲水流觴、玄談賦詩。詩罷結集，眾人推王羲之為詩集作序。據說王羲之趁著微醺，手抓鼠須筆一氣呵成，寫就《蘭亭集序》。之后他本想回家謄清正稿，但終無法超越草稿，遂將其作為傳家之珍保留了下來。

歲月流轉，《蘭亭集序》光耀古今。一次雅集，何以固化為永恒的文化意象、成就流傳千古的法書經典？

唐代孫過庭《書譜》云“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所謂神超，是指書寫者超越技法層面，進入到忘除機心、純任自然的超神入妙的創作狀態。何以至思逸神超？可從孫過庭所謂的“五合”來看：“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上巳節，古人郊游踏青，引河水沐浴，祓除不祥，稱為“修禊”，正是“神怡務閑”之時。當時參與蘭亭雅集者，大都是載入史冊的重要人物，王羲之為詩集作序，此即“感惠徇知”。當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諸峰映翠，修竹搖曳，此正“時和氣潤”。執鼠須之筆，為器具之良，此為“紙墨相發”。佳節承邀，酒至微醺，乘興作序，此為“偶然欲書”。正是這眾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促使王羲之進入心手雙暢的自由境界。

外媚內遒、冠絕千古的技法高度，造就“中和之美”的典范，也讓“蘭亭”從此成為文人雅集的代名詞，推動了上巳節的文人化傳承。雖然相傳行書由漢末劉德升所創，然后人未見在王羲之前的行書面貌。即使王羲之本人書作，亦多行草夾雜，純然行書如《蘭亭集序》風貌者僅此一件。觀此書跡，引鋒纖毫畢現，飄然而入，矯若游龍；字雖銅錢大小，然愈放大，愈見其骨力洞達，譽之為“入木三分”毫不為過。后世書家，或得其肉、其骨，或得其縱躍，或得其沖和，未有全面悉敵者。既為書法史上所見最早，又在技藝上冠絕后世，合“姿媚”與“風骨”為一體，《蘭亭集序》豈非“天下第一行書”？

《蘭亭集序》不僅是書法史上的一顆明珠，更是文學史上的一篇佳作，文情并茂、書文雙勝的道藝契合，體現了中國人永恒的精神追求，也為上巳節注入哲學意蘊。作品前半段描寫山水之景，文辭優美，創作之初，或有欲與西晉石崇《金谷詩序》爭勝的意識，故得時人與后世共贊。作品后半段進入哲學思辨，論得失之感、慨死生之嘆，充滿人生智慧。推考其創作背景，東晉北伐淪為爭權奪利的手段，王羲之目睹黎庶之苦，屢諫難止，不久后便誓墓辭官，終身不仕。觀《蘭亭集序》，優美文辭與哲學思辨之下，精神內核是痛徹肝腸的隱憂，乃興寄之作。《蘭亭集序》前半段書風如涓涓細流，春風拂面；后半段至憂怛處，涂寫狼藉，情辭俱注。“天下三大行書”都是情與藝、道與技高度融合的佳構，縱觀書法史，能將情技道器結合得如此緊密的，實不多見。

后世有不少書法名家傳摹臨寫《蘭亭集序》，龐大的摹本譜系構成了“蘭亭文化鏈”，即使在今天，亦可從中獲得不少啟示。客觀地說，隨著學書條件進步，當代學“二王”者中涌現了不少好手。在技法層面很難說他們有多大的不足，但總不乏“抄書”之譏。一些創作者缺乏深厚學養，更遑論書技之外的功言德行令人感佩，未能讓人“見其書而想見其人”。“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書為心學，要通過筆墨的表征承載人的風神品學，實現文化精神的自由與超越，鑄就國家民族的文化根基。非此，僅技也，非道也。

“書以載道”，書是道的載體，而非目的本身。古人謂書有“厚人倫”“翼衛教經”之用，在建設文化強國新征程上，呼喚書法藝術的精神回歸，是急切的課題，也是我們重溫經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