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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三月中旬，朝陽二道溝的山桃花率先綻放，和煦的日光與淡粉色的桃花瓣，繪就了春天里的一道浪漫風景線。“山桃花溪”的美景迎來絡繹不絕的賞花客，拉開了京城市民每年春季踏青賞春的序幕。

踏青賞春是國人的傳統民俗。“草長鶯飛二月天，拂堤楊柳醉春煙。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清代詩人高鼎在晚年的一首《村居》生動地描寫出春天里大自然的草木萌動和繁花似錦。當春風拂過大地，國人踏青賞春的傳統便在這生機盎然中蘇醒。從《詩經》里鄭國男女在溱洧河畔的浪漫邂逅，到王羲之蘭亭雅集的曲水流觴；從唐代長安水邊的麗人云集，到宋代清明時節的蹴鞠游戲，國人把對生活的詩意都融入春光中。

魏晉文人講究“玄游”

玄游是一個哲學名詞，其興起與魏晉玄學密切相關，玄學則綜合了道家和儒家思想學說。魏晉時期，動蕩的社會環境促使文人將目光投向自然，踏青演變為“玄游”。竹林七賢常于春日相聚竹林，飲酒賦詩，以山水之樂消解塵世煩憂。嵇康與阮籍等人共倡玄學新風，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審貴賤而通物情”，嵇康的《酒會詩》中“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交交黃鳥，顧儔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正是這種精神的寫照。

談起魏晉時期的文人踏青，當以會稽山陰的蘭亭雅聚最為有名。當時文人們把郊游視為陶冶情操的一種方式，他們寄情于山水之間，返乎自然，在山河間品茶、飲酒、作詩，“曲水流觴”就成為春游的一項重要活動。所謂“曲水流觴”，是著名的書法家王羲之所發起的雅聚游戲。當時孫綽、王羲之、支遁和謝安經常聚在一起飲酒賦詩取樂，會稽山的蘭亭就是他們最常去的地方。在這里，他們留下了很多令人難以忘懷的詩文。

東晉永和九年（353年）暮春之初，蘭亭之畔聚集著四十二位衣冠楚楚的文人雅士，眾人列坐于蜿蜒溪水兩側，看著漆制酒杯順流而下，當其停駐在誰的面前，誰便要即興賦詩一首，否則罰酒三杯。這場看似游戲的雅集，實則蘊含著魏晉玄學“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學追求。而王羲之把這場雅聚描繪于《蘭亭集序》之中，使其成為古代踏青文化的巔峰之作。

在茂林修竹的掩映下，王羲之寫下“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的千古名句。這種對生命短暫的深刻體認，在游目騁懷的春日里顯得格外沉重。但魏晉名士并未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淖，他們將生命意識轉化為對當下的珍視。

曲水流觴的雅俗交融，體現了士族文化的雙重特性。一方面，他們追求“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的藝術境界；另一方面，又通過這種儀式強化身份認同。正如孫綽在《三月三日蘭亭詩序》中所說：“情因所習而遷移，物觸所遇而興感”，自然景觀成為觸發玄思的媒介，踏青活動升華為形而上的哲學體驗。

盛唐春游妙句頻出

唐代國力強盛，踏青之風遍及朝野。據《唐詩紀事》記載，每年春天，皇帝都會帶著后妃、朝臣游梨園，到渭水邊游覽祭祀。春游這一熱門活動，也被百姓所接受，以至于“長安水邊多麗人”，張萱的《虢國夫人游春圖》便生動地描繪了楊貴妃三姊騎馬游春的雍容姿態。

仕女們結伴踏青，解下紅裙圍坐賞花，形成獨特的“探春宴”和“裙幄宴”。據《開元天寶遺事》記載，探春宴在每年“立春”與“雨水”二節氣之間舉行。此時萬物復蘇，達官貴人家的女子們相約做伴，由家人用馬車載帳幕、餐具、酒器及食品等，到郊外游宴。首先踏青散步游玩，呼吸清新的空氣，沐浴和煦的春風，觀賞秀麗的山水；然后選擇合適的地點，搭起帳幕，擺設酒肴，一面行令品春，一面圍繞“春”字進行猜謎、講故事，作詩聯句等娛樂活動，至日暮方歸。而“裙幄宴”則是游到適當的時候，她們便選擇適當的地方，以草地為席，四面插上竹竿，再將裙子連接起來掛于竹竿，便是臨時的飲宴帳幕，女子們在其中設宴，被稱為“裙幄宴”。

唐代詩人們自然不會缺席踏青的傳統。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年)，杜甫避安史之亂來到成都。這一年，他已經48歲，曾在亂世中顛沛流離多年。定居成都草堂之后，他在唐肅宗上元二年（761年）或唐代宗寶應元年（762年）春，于成都浣花溪畔寫下《江畔獨步尋花》組詩。第一首從惱花寫起，寫獨步尋花的原因；第二首寫行至江濱見繁花之多；第三首寫某些人家的花，紅白耀眼，應接不暇；第四首寫遙望少城之花，想象其花之盛與人之樂；第五首寫黃師塔前之桃花；第六首寫黃四娘家盡是花；第七首總結賞花、愛花、惜花。組詩前四首分別描寫惱花、怕春、報春、憐花而流露出悲愁的情懷；后三首顯示出賞花時的喜悅之情，蘊含春光難留之意。組詩對自然之美的極致描繪，既是對太平盛世的追憶，也是對生命本身的禮贊。

盛唐文人的踏青活動充滿了昂揚的時代精神。王維在《終南別業》中“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的悠然，李白“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的狂放，都展現了那個時代特有的自信與豪邁。詩人們在春日游冶中詩興大發，給后人留下諸多妙句，如孟郊“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抱負，崔護“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的浪漫故事。

白居易在《錢塘湖春行》中“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的細膩觀察，體現了中唐文人對自然的細致體悟。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這種盛世情懷逐漸轉變為對生命無常的感慨。但即便如此，文人們依然在踏青中尋找精神慰藉，正如韋應物所說：“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在自然的永恒中尋求心靈的寄托。

兩宋春游雅俗共賞

宋代文化昌盛、風雅盛行。于宋代文人而言，春天是充滿詩意與靈感的珍貴時光，他們紛紛走出書齋，以踏青賞春之舉，擁抱爛漫春光，譜寫了諸多傳誦千古的佳句。

蘇軾在嘉祐八年（1063年）正月所作的《和子由踏青》，生動描繪了踏青的熱鬧場景。詩中“東風陌上驚微塵，游人初樂歲華新。人閑正好路旁飲，麥短未怕游車輪。城中居人厭城郭，喧闐曉出空四鄰”，描繪出東風輕拂，田間小路微塵泛起，人們趁著新春的喜悅外出踏青的畫面。將春日踏青的歡樂氛圍渲染得淋漓盡致，足見當時踏青之風在民間的盛行。

蘇軾的一生，宦海沉浮，多次被貶。但無論處于何種境遇，他都能從生活中發現美好，春天更是他靈感的源泉。“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這是蘇軾筆下《惠崇春江晚景》中的名句。在這首題畫詩里，他仿佛帶著我們走進了一個充滿生機的早春世界，從視覺和觸覺的角度，將春天的氣息生動地呈現在人們眼前。

“春未老，風細柳斜斜。試上超然臺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煙雨暗千家。”出自蘇軾的《望江南》。此時的蘇軾，在密州任上。雖仕途不順，但他登上超然臺，放眼望去，春天的氣息撲面而來。春風輕柔地吹拂著，柳樹的枝條隨風搖曳，姿態婀娜。“未老”二字，不僅形容了春天的蓬勃生機，也透露出蘇軾對生活的熱愛與希望。

楊萬里與陸游、尤袤、范成大并稱為南宋“中興四大詩人”。楊萬里官至江東轉運副使，后辭官歸鄉，閑居鄉里。他的詩以清新自然、明快流暢見長，多描寫山水田園風光，抒發對自然的熱愛和對生活的感慨，被稱為誠齋體，對后世影響深遠。在《上己三首其一》中，“正是春光最盛時，桃花枝映李花枝。秋千日暮人歸盡，只有春風弄彩旗”，不僅展示了楊萬里對自然景物的敏銳捕捉力和高超描繪技巧，更通過寓情于景的手法，表達了他對早春的喜愛及對自然之美的贊嘆。同時，也透露出詩人內心的孤寂和對逝去時光的感慨。

宋代文風頗盛，歐陽修在《醉翁亭記》中“野芳雖晚不須嗟”的豁達，范仲淹“春和景明，波瀾不驚”的壯麗，都體現了士大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境界。李清照的《如夢令》中“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則以女性特有的細膩筆觸，記錄了春日游賞的歡快時光。這種雅俗共賞的文化氛圍，使踏青成為聯結士大夫與市井百姓的橋梁。

從蘭亭的曲水到蘇堤的桃柳，從寒食的冷雨到園林的幽徑，古代文人在踏青賞春中完成了從審美體驗到哲學思考的升華。他們在桃紅柳綠間感悟自然的節律與饋贈，并用高深的文學素養給后代留下傳承千年的文化瑰寶。當我們在春日里漫步公園，或是在朋友圈分享“山桃花溪”時，或許可以停下腳步，傾聽歷史長河中那些穿越千年的屐痕與詩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