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由魯迅所開啟的中國現代鄉土小說，經過百年發展形成了相當成熟的敘事模式和美學經驗。當代鄉村題材小說也經歷了從意識形態書寫到多元開放的創作格局轉變。新時期以來鄉土小說敏銳把握鄉村社會經濟結構的動向，承續了趙樹理小說的“問題意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強化了文學的責任擔當。然而，當“鄉土”被賦予過多的意識形態內涵，是否在審美意義上對文學的人性內涵構成某種遮蔽或壓抑，以至于無限擴充了民族國家意義上的“鄉土”，而“人”的“鄉土”則被削弱。這個意義上，我以為重審“鄉土”并試圖在人本意義上來書寫鄉土，是鄉土敘事有待強化的路徑和方向。本文以陶麗群中篇小說《插秧季》為個案，在梳理當下鄉土文學創作得失的基礎上，探討鄉土敘事倫理建構的方法論。

近距離觀察鄉村社會的日常紋理

當代文學史上，從王汶石農業合作化小說到何士光《鄉場上》，鄉土文學以對社會結構的敏銳把握和對時代內涵的發掘激活了現實主義文學的生命力。這種意識形態化的主題寫作，是當代鄉土文學的主流，形成了鄉土敘事的“當代傳統”。然而，作為世界上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關于農事的本體化書寫似乎并未引起重視。這不能不說是鄉土文學的缺失所在，也顯露出創作主體生活經驗的匱乏。尤其是當下，鄉土敘事的主觀化寫作泛濫，由于生活體驗的貧乏而無力展開深層次的藝術探索。而基于農事經驗的人性書寫，恐怕也是書齋寫作者很難企及的。而鄉土文學寫作的根本點，無疑是對物理經驗的把握，需要扎實的生活體驗。

在我印象中，就日常經驗提取方面，陶麗群是非常出色的寫作者。在《廣西文學》雜志社工作時，我曾編過她的中篇小說《冬日暖陽》，在審稿過程中就為其對日常細碎的發現能力而驚異不已。在鄉土敘事方面，湖北作家陳應松、浙江作家陳集益都是高手。前者如中篇小說《夜深沉》，后者如長篇小說《金荷塘》，這些作品要么是對鄉村社會結構的剖析，要么是對農事經驗的精準把握，都功力非凡，在農村生活體驗的深度上為當下小說創作做出了示范。陶麗群同樣能在平淡的鄉村日常中發現那些常被遮蔽的人性圖景，同時又讓讀者沉迷在她營造的氛圍中，與她一道見證桂西南農村的人倫結構與精神風貌。在《插秧季》中，作者也對農事物理把握得非常到位，尤其是對邊地“雙搶”的描寫著實令人驚嘆。

從客觀條件看，農事活動的發生與地理地貌和氣候環境密切相關。陶麗群在開篇就不厭其煩地介紹南屏村的地理結構和自然環境，為其農事的展開建構事理邏輯。南屏被右江一分為二，兩岸地形地貌差異頗大。南岸是平原地帶，田地豐茂，村民相對富足，而北岸山多地少，耕種面積非常有限。這種地理布局影響著當地人的生產生活與社會倫理。南岸的人因物產豐富而瞧不上北岸的人，而北岸女子以嫁到南岸為榮。北岸的人為了生存，到南岸打工掙錢。正好，南岸人少地多，缺少勞動力，可以容納來自北岸的剩余勞動力。這種劃分在當地是心照不宣的。這部小說著眼于南北岸有別的地理文化，講述了北岸四位婦女到南岸插秧的故事。插秧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農事活動，“雙搶”又是其中最繁忙的生產節點。因此，相比鄉村政治經濟變革的描繪，關于插秧勞作的描寫是一種更本色的審美。

一般讀者都明白“插秧”是怎么回事，來自農村的讀者尤其熟悉，但為何有“插秧客”之說呢，這也是我初讀文本所產生的疑惑。讀完發現，原因無非兩點：一是南北岸人口與農田分布的差異，二是農事節令的約定俗成。八月被稱作真正的插秧季，這個節點南北兩岸的人都下田勞作，田野人影憧憧。因為農事節令不等人。稻農要趕在農歷七月十四鬼節到來前把秧插完。在廣西，鬼節非常受重視，它不僅是民俗，也關乎氣候。就農耕而言，氣候是農作物生長的重要條件。人類在炎熱的八月，感受到的是炎熱，渴盼涼秋到來，但以土壤和氣溫作為生長首要條件的農作物則對季候變化要敏感得多，甚至能感知早晚的溫差和日照的長短最細微的變化，并且依循時令變化而完成每一階段的生長。晚稻季從翻田到播種，要按照規定的時間節點走，早一天晚一天都會影響秧苗的抽葉數量和稻穗的產量。由此，在南岸人力少而田地多的背景下，來自北岸的插秧客群體便應運而生。

如果不到田間地頭實地跟蹤觀摩插秧的整個流程，農事細節恐怕很難寫到位。陶麗群對插秧的時節、裝備、氣候以及插秧客的挑選、組合形式、酬金分配都很清楚，所以寫起來駕輕就熟。她的敘事讓我們感受到桂西南濃郁的鄉土氣息，并發揚了嚴謹縝密的現實主義作風。我們看到，插秧客受雇于田主，并非個體行為，而是以團隊作戰的形式合作的。由于天氣炎熱，早晚涼快，插秧客每天凌晨四點就到田間勞作，無論風雨，也不能半途停歇。否則，插秧速度太慢，就是偷懶，磨洋工，是不討雇主喜歡的。金達嫂對慧嫂團隊之所以熱情相待，很大程度上在于團隊做工踏實。盡管“我”是“嫩仔”，水清嬸有孕在身，芳姐剛好碰上經期，都會影響插秧速度，但慧嫂是老手，做工神速，讓整個團隊趕上了雇主要求的時間節點。所以插秧客的工作既是團體戰，也是配合戰，需要同心協力，精誠合作。

當然，小說的視野沒有拘囿于單純的插秧畫面，還延伸到很多插秧之外的勞動場景。因為插秧是團體戰，需要男女協作，主客配合。首先，男女分工非常明確。晚稻播種流程中，插秧是相對輕松的體力活兒，所以秧田是婦女的主戰場，而耙田則非男人莫屬，不僅需要強悍的體力和耐心作支撐，更重要的是有能力駕馭桀驁不馴的耕牛。小說中金達爸受傷后，金達嫂與慧嫂合作代替他耙田，這當然是意外，但也凸顯了農村婦女靈活干練的作風。其次，插秧客勞作之際，女主人在家忙活飯菜。進餐時，飯菜分兩份，主客分開，各自都無約束。在插秧之外的畫面中，我們看到了中國鄉村特有的交際模式及其包含的“人情味”。從勞動合作形式來看，主雇之間的合作有不成文的行事規則，某種意義上也有硬性要求，但同時又相對松散，兼及邊地鄉村社會的人情倫理，突顯了傳統農耕文化本色。

開掘邊地農村女性的人性美與人情美

事實上，閱讀《插秧季》的過程，始終伴隨著孫犁小說的閱讀記憶。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孫犁是寫女性的高手。當我們津津樂道現代名篇《荷花淀》，很少不為孫犁對北方農村婦女形象的細膩描寫而拍案叫絕的。《插秧季》同樣寫女性，寫廣西農村婦女灰色的生存與暗淡的命運。陶麗群對桂西南農村婦女的態度，不同于孫犁對革命戰爭環境下北方農村婦女所抱有的贊賞之情，但在人情美和人性美的書寫向度上卻驚人地一致。如果說孫犁寫水生嫂更多是樂觀主義的，是明朗的色調，在人性開掘方面基于一種家國意識，那么，陶麗群在直面她小說中的女主人公時，首要考慮的是邊地農村婦女日常生存的艱難，以及她們無奈又無望的現實處境，顯示出一種原始性和粗糲感。這是陶麗群鄉土敘事的重要特征。

好的小說歸根到底在于獨具個性的藝術形象。俗話說，三個女人一臺戲。《插秧季》中是“四人組合”，慧嫂、芳姐、水清嬸和“我”，都是個性鮮明的女性形象。她們來自不同的家庭，有各自的煩惱和苦楚，而綜合起來，又構成了桂西南農村婦女的整體生存圖景。從敘事線索來看，兩條線索交織并進。一方面是客觀化的農事描寫，近距離透視以水稻文化為根基的當代農業生產模式；另一方面是人事書寫，通過秧苗種植過程中社會組織運作來探究人情倫理，挖掘人性內涵。

藝術形式上，陶麗群著力在人物之間的對話中展現了女性的生存現實與個性特征。女性之間的家長里短和互相打趣是推動小說敘事的原動力。如果沒有這種打趣或自嘲式的聊天，插秧必定是機械乏味的生產勞作，如同現代工廠車間的流水線。從敘事機制來看，這種詼諧甚至略顯低俗的打情罵俏，恰好是桂西南農村婦女最本真的日常，因此也成為陶麗群農事書寫的重要依托。從這個意義上說，相較于陶麗群此前作品，《插秧季》是更顯煙火味和世俗氣的鄉土小說。

就人物形象來看，慧嫂是非常老練的職業插秧客，總是以熟稔的手法受到雇主青睞。這源于北岸貧窮的現實，她不得不依賴于替人插秧賺取外快，補貼家用。作為“四人組合”領頭人，田間勞作中她插秧速度驚人，而且常常伸出援手，照顧弱者。慧嫂樂于助人的作風體現北岸的鄉村倫理。小說中這樣寫道：對北岸人來說，他人今日之難就是自己明日之難。在艱苦的環境下，南屏北岸人深諳助人乃助己之道。芳姐在拔苗和插秧方面同樣是一把好手，不過她的身世似乎更顯傳奇。她憑借拔苗和插秧的麻利勁兒被雇主看上，經過媒人鴻雁傳書，很快就要做南岸的媳婦了。這個因插秧而結下姻緣的故事，也在南屏北岸村屯被傳為美談。

除了勤勞、善良和熱情的個性，堅韌而頑強的品格也是桂西南農村婦女重要的形象特征，更是這部小說的著力點。“插秧”看上去單調而機械，沒有多少技術含量，但卻是結結實實的苦力活兒。田地間艱辛勞作的畫面在小說中不斷出現，尤其是那些對女性來說不堪重負的勞動場面，給讀者很強的沖擊力：

水清嬸挑擔子的樣子顯得很吃力，她步子快，但人矮小，步伐不大，要跟上前面的慧嫂，幾乎是在小跑。而她又因為有孕，腰部可能比較沉，從后背看，她的雙腳一直在飛快移動，但她的腰部似乎總是在往后拽，她的腳步就顯得落地很沉、很吃力。

這是懷有身孕的水清嬸挑擔趕往秧田的鏡頭。作者精心營構一種不協調的畫面，突出了插秧客為了家而超負荷勞作的艱辛與無奈。在這種艱苦卓絕的勞作中，她們并不氣餒退縮，而是在苦熬中硬挺。這種精神無疑是值得贊許的。但需要強調的是，陶麗群沒有像“底層敘事”那樣一味渲染苦難，而是不遺余力挖掘農村婦女在團隊協作中所體現出的人性美與人情美。比如，水清嬸采摘野生白花菜，把擰出的汁液敷在“我”挑擔所留下的傷口上，消炎消腫，療效神奇。又如，慧嫂協助金達嫂完成男人才干得了的耙田任務，哪怕這是超出了本職的活計。農村婦女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不僅表現在女性之間不計得失的互相關懷上，更體現在面對嚴酷現實的堅韌意志上。應當說，《插秧客》中生產作業環境是相當惡劣的，但這對慧嫂她們來說卻習以為常——獸醫充當起接生婆、在田間吃爬滿螞蟻的飯菜、農田作業饑一餐飽一餐、在暴雨中憑慣性勞作等等，這樣的場景不免讓人想起劉恒《狗日的糧食》中關于糧食與性的粗糲化書寫。陶麗群把鄉村婦女還原成一種本真的生命形態，企圖在這種本真化書寫中探索人性的寬度與厚度：

大家又快活地笑起來，似乎并不在意此時勞作的惡劣條件，沒有任何怨言，而這又并非是被艱辛的生活折磨而導致的麻木，她們的笑是舒坦的，快樂是真實的，你能感覺到她們身上有種對于一切現實抱有一種強大的寬容接納姿態和力量。

作者把人物置于惡劣的勞動環境之下，展示了一種粗糲的生命色調。這樣看來，陶麗群對生活殘酷的正視，意在表現農村婦女負重而堅韌的生命力。而苦難環境中的人性之光是最動人的，是平淡無奇的農村生產生活中的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