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智涵，青年譯者，譯有《月球城市》《金色筆記》等

這趟旅途的開啟

至今還記得，我人生讀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是從表哥那里借來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那時的我不到十歲，但還是看完了整本書。我父母意識到我喜歡看書，于是給我買了非常多的外國文學名著，比如《簡愛》《傲慢與偏見》《小婦人》《呼嘯山莊》《悲慘世界》《霧都孤兒》《紅與黑》等等，我也一本接一本地看完了。因此，毫不夸張地說，我早年的語文經驗有一大半是由外國文學的譯文構成的。我青春時代的文學記憶也多與外國文學有關。當時的我并沒有意識到，我讀到的那些文字并不完完全全來自于奧斯汀、司湯達和伍爾夫，還有許許多多隱于其后的翻譯工作者們。

大學本科，我進入了國際政治系，自此純文學離我越來越遠，英文學術論文構成了我閱讀的主要內容，不過我偶爾還會翻看一些英文原著，有約翰·濟慈的詩歌和書信集，喬治·奧威爾的雜文，赫爾曼·梅爾維爾的《白鯨》，厄休拉·勒奎恩的“地海六部曲”，威廉·吉布森的《神經漫游者》等等。后來，“地海六部曲”和《神經漫游者》在中國推出了簡體中文版，這讓看過原著的我對譯文的品質有了較為直觀的體察——比如蔡美玲老師對《地海巫師》卷首詩歌《伊亞創世歌》的翻譯讓我銘記至今，原文為：“Only in silence the word,/only in dark the light,/only in dying life:/bright the hawk's flight,/ on the empty sky.”而蔡老師的譯文為：“惟靜默，生言語，/惟黑暗，成光明，/惟死亡，得再生，/鷹揚虛空，燦兮明兮。”蔡老師找到了英語與漢語之間共同的節奏、韻律與美學。

在我碩士畢業后申請博士的那一年，有幸獲得了在譯林出版社實習的機會，具體的工作內容是校對，于是時隔多年我又開始了一段與外國文學朝夕為伴的日子。在實習期間也承蒙編輯老師們的抬愛，詢問我是否對文學翻譯感興趣，我雖然有非常多的忐忑，但還是給出了肯定的答復。于是我開始了安迪·威爾的《月球城市》的翻譯工作。

《月球城市》在2020年出版。之后，譯林出版社的編輯老師又詢問我是否有興趣接手多麗絲·萊辛《金色筆記》的翻譯工作。當我開始閱讀《金色筆記》的英文原著，我很快就被萊辛的筆觸所吸引，這本書的字里行間洋溢著野性而不馴的生命力，而這本書所涉及的主題——無論是殖民主義、女性主義還是國際時局——彼此獨立又相互交映出令人目眩的光影。于是懷著興奮與忐忑，我接下了這個任務。《金色筆記》是本篇幅極長的小說，英文原文約有17萬單詞，因而翻譯本書自然也相當于一趟極其漫長的旅途。正如同所有的旅途都會給人帶來不同程度的成長，《金色筆記》的翻譯工作也給我帶來了進一步的蛻變。

“翻譯是生命與熱愛在燃燒”

在中國但凡談到翻譯，大多數人會想到“信、達、雅”三字。以我個人的理解，我認為此三者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關聯的，而且三者之間也并無境界上的高低，而是優先級的降序，也就是說“信”為最優先，“達”次之，“雅”為最末。以我對《金色筆記》的翻譯為例，萊辛在原文中使用過的一切語素，我要盡量做到在譯文中一個都不少，而她在原文中沒有使用過的，我也要盡量做到在譯文中一個都不多，而不能單純為了譯文的“文采”而任意增刪。

在能做到“信”的前提下，“達”也是譯者應當追求的，尤其是在翻譯文學作品時。開始翻譯《金色筆記》時，我時常把握不好是否應該保留萊辛原文的語序與句式，一位前輩講述了他的經驗：“關鍵還是要看這種遣詞造句到底是萊辛個人的文辭風格，還是英語作為一種語言本身的特點。”此番話讓我茅塞頓開。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說，現代英語雖然仍然是印歐語系的一員，但卻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褪去了像法語、德語、意大利語那樣的屈折語的底色，而具備了相當多的分析語的特征，再加上其主謂賓（SVO）的句式結構，因而與漢藏語系的漢語有了相當程度的共性，而這也給英語與漢語之間的翻譯帶來了諸多的便利。話雖如此，可按照英文原文的語序直譯時就會出現類似“機翻”的感覺：能看懂，但就是覺得哪里不太對。這里的“不太對”其實就是漢語與英語兩門語言本身的差異。

舉例來說，比如suppose在英文中是個較為常見的詞，在語感上要比漢語的“猜”這個字“虛”一點，《金色筆記》中有一段艾拉與她父親的對話，她父親在感嘆自己年邁了以后家庭、子女在他眼里都不再重要了，艾拉則追問，那在你眼里到底什么是重要的呢？她父親答道：“God,I suppose.”我并沒有把“I suppose”直譯為“我猜”，而是翻譯成了一個語氣詞“吧”：“上帝吧。”在漢語里“吧”這個字本身承擔著類似于“I suppose”這個詞在英語中的功能，即表推測。在我的翻譯實踐中，我基本只會在處理人物對話時采用這種“意譯”或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所謂的“歸化”的策略，因為我認為相對于其他部分，小說中的對話所體現的更大程度上是源語言的特點而非作者本人的文辭風格，而即便是我判斷需要采用“意譯”或是“歸化”的策略，我也會盡量做到“信”，即盡量保留原文的一切信息且不增加任何功能詞以外的語素。

至于“雅”，我非常贊同翻譯家郭宏安老師對“雅”的新詮釋：“雅者，文學性也，文學性者，當雅則雅當俗則俗也。”就我對《金色筆記》的翻譯來說，萊辛的遣詞造句其實是極其質樸且口語化的，因此譯文的文風也應當與她的這種“文學性”兩相對應而不是另辟蹊徑，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保持質樸也未嘗不是一種“雅”。

面對一個偉大的作家，譯者也可能被激發出好勝心來。適當的好勝心是好的，這可以激勵譯者跟隨作家的腳步；但過度的好勝心卻是不應該的，因為翻譯本質上只能是50%的創作。我認為，理想的翻譯應該讓讀者感覺不到譯者的存在，就像滋養了少時的我的那些譯文一樣。譯者，尤其是年輕譯者的修行，應該是一個放下自我的過程。譯者是創作者，更是服務者，譯者的創作應該為原著、為文學事業而服務。我要感謝那些偉大的作家和激勵過我的翻譯家們，是他們指引著我并讓我知道：翻譯是服務，翻譯是克己，翻譯是體察他人，翻譯是架設橋梁，翻譯是生命與熱愛在燃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