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現代文學館作為守護文學遺產、弘揚文化精神的國家級機構，始終肩負著傳承與活化文學資源的重要使命。2024年10月15日，由中國現代文學館領銜策劃、監制并深度參與的《中國現代文學家》紀念郵票及配套珍藏冊、首日封正式發行，將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六位文學巨匠的精神風貌與文學成就凝聚于方寸之間，實現了文學經典與郵票藝術的跨界共鳴。此次合作不僅展現了中國現代文學館在學術研究、資源整合與創新傳播中的作用，更以“國家名片”為載體，為文學精神的當代傳承開辟了新路徑。

文學經典是人類精神文明的結晶，文學家是時代靈魂的書寫者。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與曹禺，既是五四精神的火炬手，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他們的作品承載著民族情感的厚度與思想進步的力量，已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豐碑。如何讓這些文學巨匠的精神遺產跨越時空界限，以更輕盈的姿態融入當代生活？中國現代文學館以郵票為媒，交出了一份創新答卷：從選題論證到設計落地，從館藏活化到數字化賦能，文學館全程主導，將學術權威性與藝術創造力深度融合，最終使這套紀念郵品成為文學與藝術的“雙星合璧”。

“經典形象+文學符號”的郵票密碼

《中國現代文學家》紀念郵票的誕生，始于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學術倡議。2024年適逢巴金誕辰120周年，為系統梳理“五四”以來的文學脈絡，文學館聯合中國郵政提出以“魯郭茅巴老曹”群像為核心，策劃首套現代文學家主題郵票。作為監制方與學術指導，文學館提供了六位作家的生平檔案、手稿、照片等珍貴史料，組織專家團隊對每位文學家的精神特質進行深度解讀，確保郵票設計既有藝術感染力，又具歷史真實性。

在視覺呈現上，文學館主張以“經典形象+文學符號”為核心設計理念。這樣的設計方案使得這套郵票不僅具有極高的藝術審美價值，還深刻體現了每位文學家的獨特個性與精神追求。手繪肖像以細膩的筆觸和生動的表情，捕捉文學家們的神韻，讓人仿佛能夠穿越時空，與這些文學巨匠進行心靈的對話。背景中隱約浮現的作品書影，如同一部部微縮的文學史，將文學家的創作成就與精神追求巧妙地融入郵票之中，使得郵票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學記憶與傳承載體。

設計師趙建成先生（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畫筆賦予了這套紀念郵票以復古典雅的藝術基調，采用“中西合璧”的藝術語言，以傳統水墨勾勒人物輪廓，輔以立體光影造型，使六位文學家的形象既具東方意蘊，又顯現代質感。“在墨色的濃淡變換渲染中，展現出文學家的風姿神采。”如今呈現給大家的這六幅作家肖像，經過文學館策劃團隊、設計師與作家家屬無數次的雕琢與打磨。翻看當初的工作微信記錄，還留存著大家為人物神態、面部線條、動作視角等大大小小細節的“吹毛求疵”。“一萬個人心中有一萬個哈姆雷特”，同樣，這些文學大家在不同群體心目中的形象也不盡相同。比如魯迅，在公眾眼中，魯迅是“民族魂”，是“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凝重冷峭的形象，而家屬則希望能夠表現其“和藹”“慈祥”的一面，如何調和各方面的意見并精準“拿捏”文學大師們的精氣神，對于設計師來說確實是不小的挑戰。

實際上，每一幅作家手繪肖像皆是以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作家照片作為“原型”底片。如魯迅肖像的原型是選取1930年魯迅特意為五十歲生辰所攝照片，這是魯迅最為深入人心的形象：身著長衫，神情儼然。這大概也是魯迅最為喜歡的一張照片，曾送給馮雪峰等學生及友人。照片上有其親題“魯迅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九日照于上海，時年五十”的字樣。翻查魯迅日記，在1936年9月24日記：“今日為陰歷八月初三日，予五十歲生辰”，25日記：“午后同廣平攜海嬰往陽春堂照相”（《魯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照片上所題“九月二十九日”可能為取回照片后題字的時間。郭沫若肖像的原型則是選取了其晚年標準照，身著深色西裝，佩戴眼鏡，神情平和，氣質儒雅；茅盾肖像的原型是攝于1960年代初的照片，眼神深邃，神色泰然；巴金肖像的原型是晚年攝于1990年初笑意盈盈的照片，溫暖慈祥，極具感染力；老舍肖像的原型照片意氣風發、豪邁灑脫；曹禺的原型是一張晚年照片，雙手拄杖，面容莊重。

值得一提的是，郵票中的每一處細節都暗含深意，背景巧妙融入了每位文學家的代表性作品書影及書法元素。它們皆源自文學館的獨家館藏。這些設計不僅讓郵票成為微型文學史，更將文學館“守護文脈、活化資源”的職能體現得淋漓盡致。魯迅郵票的背景為《吶喊》《彷徨》的初版本書影和《無題·慣于長夜過春時》《自題小像》兩首書法作品；郭沫若則選用《女神》《屈原》《前茅》三作書影；茅盾郵票則選取《子夜》《蝕》的書影，還特別呈現了茅盾親題《小說月報》刊名封面——這份由他主編的刊物曾是新文學的重要陣地，標識其作為小說家與出版家的雙重身份；巴金郵票為《家》《寒夜》《第四病室》《滅亡》四作書影；老舍郵票為《茶館》《駱駝祥子》《四世同堂》三作書影；曹禺郵票則選用經典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曹禺戲劇集》中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三作書影和《膽劍篇》書影。在這些文學元素的選用上，盡量顧及作家的各個方面成就，與文學家的肖像相得益彰，共同構成了一幅幅生動的文學畫卷，使郵票不僅具有觀賞價值，更富含深厚的文化內涵。

首日封與珍藏冊：館藏資源的創新轉化

為拓展郵票的文化內涵，中國現代文學館進一步發揮資源優勢，主導設計了《中國現代文學家》首日封與珍藏冊。首日封上的六位作家故居手繪，均為文學館策劃監制。珍藏冊內頁展示了館藏珍稀文獻的高清影像，同時文學館學術團隊為每位文學家撰寫的生平簡介，融合了最新研究成果，使郵冊兼具收藏價值與學術深度，為讀者提供了全面了解文學大師及其作品的窗口，讓館藏資源以全新的形式得以傳承與創新。尤為重要的是，文學館通過數字化技術將沉睡的藏品轉化為郵品設計的靈感源泉。例如，《子夜》《四世同堂》等作家手稿的保管修復與高清掃描，均由文學館相關完成；珍藏冊中穿插的代表作書影，則來自館內數字化檔案庫。這種“學術+技術”的雙重賦能，讓郵票不再是靜態的圖案，而是動態的文化敘事。

首日封作為郵票發行的配套產品，往往以精美的設計和獨特的紀念意義而受到集郵愛好者的追捧。在首日封的設計上，不僅融入了郵票主題相關的文學元素，還巧妙地結合了發行日期等信息定制專屬郵戳，使得每一枚首日封都成為獨一無二的文學紀念品。別具匠心的是，策劃團隊為六位文學大家各自定制了專屬首日封，在首日封右側郵冊粘貼相應作家郵票，左側精心手繪了作家故居，分別為位于北京魯迅博物館內的“魯迅故居”、北京西城前海西街18號的“郭沫若故居”、北京東城后圓恩寺胡同的“茅盾故居”、上海武康路113號的“巴金故居”、北京東城豐富胡同19號的“老舍故居”（“丹柿小院”）、天津河北區民主道的“曹禺故居”，細膩地勾勒出六位文學大師的故居風貌。每一幅手繪都蘊含著對文學大師深深的敬意與懷念，將故居的獨特韻味與歷史沉淀展現得淋漓盡致。這也極大增添了首日封的收藏價值。這些首日封不僅記錄了郵票發行的歷史瞬間，更成為了文學精神傳承的重要載體。

郵票珍藏冊則是對郵票及首日封的全面收錄與展示。筆者作為特約撰稿人，參與了珍藏冊的設計與制作。實際上，郵冊的設計方案曾幾易其稿，最終決定以《新青年》雜志封面的版式作為設計靈感，巧妙地融入郵冊封面設計中，以復古的色調和簡潔的線條，賦予這本珍藏冊以歷史的厚重與文學的典雅，也以此向中國新文學的發源地致敬。郵冊內的每一頁都精心布局，內嵌三張大版票與六枚首日封，錯落有致，既展現了郵票的精美，又凸顯了首日封的獨特魅力。本人為每位文學家撰寫了詳細的文字介紹，尤為珍貴的是冊內印制了中國現代文學館所藏珍貴文學資料，如魯迅和郭沫若的書法作品、茅盾的《子夜》手稿（原名為《夕陽》）、老舍的《四世同堂》手稿等，講述郵票背后的文學故事，讓讀者在欣賞郵票的同時，也能深入了解文學作品及其作者的生平事跡，感受到文學精神的傳承與弘揚。

在收集整理材料時，筆者偶然看到了一枚發行于2000年5月23日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舍開館紀念》郵資封，并蓋有文學館“逗號”館徽的紀念郵戳。今年是中國現代文學館從萬壽寺遷至芍藥居的第25個年頭，也是文學館建館40周年。這枚郵資封的不期而遇，如同時光信使，將文學館的歷史與現在緊密相連，而《中國現代文學家》紀念郵票與郵品的發行，亦是中國現代文學館與郵票文化的“再續前緣”。

歷史回響：文學大師的“郵票因緣”

在這六位文學家中，魯迅與郵票的緣分最為深厚。中國最早發行的魯迅紀念郵票是1946年10月19日東北解放區旅大郵電總局發行的一套三枚《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采用偽滿郵票加蓋“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暫作壹圓”“暫作伍圓”“暫作拾圓”等字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首次發行紀念魯迅的專題郵票是1951年發行的一套兩枚“紀11”《魯迅逝世十五周年》。此后也多以誕辰、逝世周年為節點發行紀念郵票，如1961年發行的一套一枚“紀91”《紀念魯迅誕生八十周年》郵票、1966年發行的一套三枚“紀122”《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郵票、1976年發行的一套三枚“J.11”《紀念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郵票、1981年發行的一套兩枚“J.67”《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郵票。此外還有1991年魯迅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發行的“JF31”《中國新興版畫運動六十周年》紀念郵資封上所印制的李樺作《魯迅先生在木刻講習會》版畫。2024年10月15日發行的一套六枚《中國現代文學家》紀念郵票（志號2024-22），是魯迅時隔30余年后的再次“觸郵”，足見珍貴。

除魯迅外，郭沫若、茅盾、老舍也曾先后登上過“國家名片”，如1982年發行的一套兩枚“J.87”《郭沫若誕生九十周年》郵票、1986年發行的一套兩枚“J.129”《茅盾誕生九十周年》郵票。頗有意味的是，在“J.129”這套專屬紀念郵票前，茅盾的名字便以特別的方式出現在了“J.67”《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郵票上。1981年初“J.67”的設計師張克讓曾拜訪茅盾，請其為這套郵票題字。1981年1月27日，茅盾抱病題寫了“魯迅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年//茅盾//一九八一年九月”，其中“年”字寫了兩個，請設計者挑選，落款為九月，則是因為魯迅誕辰為九月的緣故。兩個月后，茅盾便與世長辭，印制在“J.67”郵票上的“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的字樣，是他一生最后的題字。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郵政曾于2019年2月3日發行過“JP245”一套一枚《老舍誕辰120周年》紀念郵資明信片，但《中國現代文學家》紀念郵票是巴金、老舍、曹禺三位現代作家形象首次以郵票形式呈現在公眾面前，對文學愛好者與集郵愛好者而言，無疑是一次難得的文化盛宴。此外，中國郵政還曾于1989年發行過一套兩枚“J.157”《瞿秋白同志誕生九十周年》郵票、2024年10月28日發行過一套1枚“JF153”《葉圣陶誕生130周年》紀念郵資信封。

《中國現代文學家》紀念郵票的文學家們的“郵票因緣”不僅是作為票面上的“主角”，他們本人大多也是“郵迷”。在以書信為主要通信方式的時代，郵票是生活中極為日常的存在，不僅是郵資的憑證，更是生活的趣味、審美的享受與情感的傳遞。據許廣平回憶，“魯迅自己沒有收集郵票的嗜好，但對愛好集郵的人，他是盡力給予方便的”，晚年因孩子海嬰熱衷集郵，魯迅也開始四處“搜羅”。因而在魯迅的日記、書信中，常有郵票的身影。有趣的是，魯迅曾為收集紀念郵戳，甚至想出給自己寄信的辦法：“國慶日休假。上午雨止。寄許季上信，又自寄一信，以欲得今日特別紀念郵局印耳。”（1913年10月10日日記，《魯迅全集》第15卷）再如同好友許壽裳的通信中，也常討論集郵事宜：“現在將《淑姿的信》一本，另行寄上，內附郵票一批，日本者多，滿郵只一枚，因該地無書出版，與內山絕少來往也。此外各國郵票，當隨時留心。”（1932年9月28日信），“郵票已托內山夫人再存下，便中呈寄。頃得滿郵一枚，便以附上”（1932年11月3日信），如此種種。

郭沫若與郵票的緣分也極深。《集郵》雜志創刊于1953年10月，是我國集郵史上的里程碑，1959年4月，郭沫若曾為該刊題寫刊名，沿用至今。同年，又為北京郵票廠題寫廠名。郭沫若的墨寶也曾多次出現在郵票上，如為1978年發行的一套兩枚“J.34”《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郵票題字“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不勝枚舉。根據一份檔案材料所示，郭沫若與茅盾也曾親自參與設計、審定過發行于1960年7月30日的一套兩枚“紀81”《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紀念郵票，茅盾在文件上簽批“同意郭老的意見”，“我贊成用花紋金石圖，有民族風味而且大方”，“花紋金石圖”的設計者便是郭沫若。

巴金和老舍更是資深集郵愛好者。巴金藏有眾多珍貴的郵票，也曾兩次陪同日本好友中島健藏在北京選購郵票，并悉心收集同友人往來信件所用郵票，甚至以兒子集郵為由請對方寄還，如1982年9月6日致日本島田恭子的信中寫：“昨天寄上一冊《序跋集》，請收下。這是最近在廣州出版的，有些序跋還是第一次選在集子內的。書到后，請將包封上面的中國郵票剪下寄回，因為我的兒子是一個集郵者”（《巴金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老舍愛好廣泛，集郵亦是其一，也熱心于集郵事業，曾在《集郵》雜志1958年第11期發表短文《我們的郵票》，1959年又為《集郵》雜志題打油詩一首：“集郵長知識，嗜愛頗高尚，切莫去居奇，賺錢代欣賞”，以倡導良好的集郵道德。

先生們曾孜孜于集郵的經歷，充滿了趣味與溫情。如今他們成為郵票的“主角”，被鐫刻于方寸之間流傳于世，為無數郵迷和文學愛好者所寶，若有知，定會感到欣慰。這不僅是集郵的樂趣，更是一種文化的承傳。

從策劃到首發：文學館的文化擔當

在郵票首發儀式的籌備中，中國現代文學館再次彰顯其文化影響力。北京首發儀式設于中國現代文學館內，各地云集響應，紹興、上海、桐鄉、潛江等郵政部門與當地作家故居聯動，于2024年10月15日同時舉辦了《中國現代文學家》紀念郵票的首發儀式，形成全國性的文化共振。600萬套的發行量、6個月的限時發售，豐富精美的配套郵品，讓這套紀念郵票成為“現象級”文化事件，不僅引發了郵迷們的熱烈追捧，更在文學界和文化領域掀起了廣泛討論。

中國現代文學館為首發儀式精心布置了活動現場，以服務廣大郵迷和文學愛好者。郵票設計師趙建成和珍藏冊、首日封設計師王國政為一大早慕名而來的郵迷們簽名。近水樓臺先得月，筆者也有幸收藏了首套由趙建成先生親筆簽名的紀念郵票。此外，文學館還特意策劃定制了首發日專屬紀念章、巴金手印章、郵資機戳、凸版明信片印刷機等，使得這套郵票的收藏價值倍增，吸引眾多愛好者爭相打卡。這次六位文學家以群像出現的紀念郵票，是中國現代文學同郵票的一次深刻互動，也是文化資源的多媒介轉化，文學館運用數字化方式讓原本沉寂的藏品煥發新生。那些鐫刻在方寸之間的文學記憶，終將在時光長河中熠熠生輝。

如今，郵票業已漸次褪去其基本功能，不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郵資憑證，而是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每一枚郵票都是一個故事，一段歷史的縮影，它們以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將文學、藝術、歷史等元素融為一體，讓人們在欣賞郵票的同時，也能夠領略到其中蘊含的文化內涵。這種文化使命的傳承，不僅讓郵票及郵品成為了一種具有收藏價值的藝術品，更讓其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依然保持著獨特魅力。隨著時代的發展，郵票的設計和制作也在不斷創新，但無論其形式如何變化，它承接文化傳承的使命始終如一。

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深度參與，使《中國現代文學家》紀念郵票及郵品超越了傳統集郵的范疇，成為一次文化傳承的“破圈”實驗。從學術指導到資源供給，從創意策劃到公眾教育，文學館始終是背后的核心推動者。中國現代文學館名譽館長巴金先生曾說，“把心交給讀者”，我想，收藏郵票，亦是收藏文學家的心。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編輯）